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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没有留下照片,这幅画像是比照弟弟模样绘制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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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曾为杨明斋故居修缮丈量尺寸,但是迟迟不见动工。杨明斋故居倾颓,杨九国对此十分惋惜。 |
很多人对他并不熟悉。但提到他的学生,却无人不晓:刘少奇、邓小平、任弼时、蒋经国等,都曾听他亲自授课。他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之一,更是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人物。李大钊曾评价——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7月8日中午,烈日炎炎。平度市马戈庄村,杨九国、董淑芹夫妇拎一把铁锨,把记者带到马戈庄村514号。
和周边的民宅迥然不同,眼前这个院落破败不堪,荒草堵住了院门。推开门,满院半人高的荒草。夫妇两人挥动铁锨,趟开荒草,勉强清理出一条通往屋门的通道。破旧的门楣上有一块斑驳的木牌,上书“杨明斋故居”。
“六月连阴天,一下雨,房子就塌了。”杨九国指着房屋塌陷的一角,脸上全是惋惜。地方有关部门曾许诺修缮,一直未见动静。这是杨明斋先生在此生活留下的唯一遗迹。
万里拓荒 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杨明斋是谁?
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提到他的学生,却无人不晓:刘少奇、邓小平、任弼时、蒋经国等,都曾听他亲自授课。李大钊曾评价杨明斋“万里拓荒,一身是胆。”他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之一,更是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人物。
杨九国是杨明斋的侄孙,马戈庄村一名普通农民。他带记者来看的三间破民房,正是杨明斋脚步出发的地方。
1882年,杨明斋出生在平度县马戈庄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15岁读完“四书五经”。16岁时受生活所迫而辍学,19岁踏上闯关东之路,跋涉千里,穿越国境,到达目的地海参崴。杨明斋个子魁梧,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在海参崴万千华工中,他与众不同之处是曾接受过教育,常常利用晚上教工人识字、读书。几年后,他结交了一批工人朋友,学会了俄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杨明斋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的反战运动,被推选为华侨工人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
杨明斋被安插在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十月革命后,他在动员华工参加红军、支援前线、保卫后方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局势渐趋稳定后,他被组织保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红色信使 推动中共建党
今年83岁的平度党史工作者张升善,研究并整理了杨明斋一生活动的史料。他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批文要寻找杨明斋故里,因此才成立了平度县党史办。
回顾杨明斋的一生,波澜起伏的革命生涯伴随始终。
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引起了俄共党组织的极大关注。次年1月,一支工作小组以共产国际工作组的名义来到中国。
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成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佐娃、马迈耶夫等人。此时,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以“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为中心,正积极筹划建党事宜。
共产国际工作组一行首先到达北京,杨明斋先与李大钊见面,安排他与维经斯基的会谈。李大钊了解了杨明斋的经历,大加称赞。双方会谈由杨明斋作翻译,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同一些进步青年座谈。
随后,杨明斋又积极向维经斯基建议南下上海见陈独秀。持李大钊介绍信,双方于5月份见面。杨明斋这时在上海,帮助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包括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
1921年,杨明斋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并于次年参加了中共二大。
李达在1959年的回忆文章中还原了杨明斋这个人物的色彩。“有一个情况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有一个同志叫杨明斋,山东人,那时就有40多岁(实为38岁)……维经斯基来中国后就由他翻译。他翻译时很有意思,维经斯基的话也好,我们的话也好,他认为不对的全不翻。”
在李达印象中,这个同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但却是个好人。“后来他出去谋职业,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忠厚长者 扶共青团摇篮
事实并不完全像李达回忆的那样。杨明斋往返于中俄两国之间,留下的线索断断续续,造成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
杨明斋来华,并非仅仅是维经斯基的翻译。从掌握的历史材料来看,杨明斋是热心中国革命的活动家。他经手租赁了上海渔阳里6号,创办中俄通讯社,任通讯社社长。通讯社在国内发了大量稿子,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
1920年9月至10月,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一版的广告,记录了杨明斋在上海的行踪。
这是一则《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
这则广告的联系人就是杨明斋。杨明斋住在渔阳里6号的亭子间里。由他任校长的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祥地。据当年学员曹靖华的回忆文章记录,所谓“外国语学校”,只授俄语一种语言。教师只有一位:杨明斋。
“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满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举止稳重得像泰山一样。”
中国革命先有团,后有党。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杨明斋住所渔阳里6号成立。曹靖华来到渔阳里6号时,“那里已经有许多人。”来自湖南省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来自浙江省的有俞秀松、王一飞等约有三四十个人。“我在这个外国语学社学习,既没交学费,也没交饭费和宿费,全是S.Y.包了。”
在这个红色摇篮里,学校的学生过的是公社式的集体生活,实际上是进步青年的聚集点。白天大家会合在一起学习,晚上分散开来居住,一般同省的人住在一起。“在学校里,我们还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革命斗争活动。如‘五一’节到黄浦江边向码头工人散发传单,号召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在当时是冒险行为。”曹靖华回忆。学生最多时,达到50至60人。
杨明斋主持的外国语学校,是党最早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他还助推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新型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的发起与成立。渔阳里6号实际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工作部,杨明斋则是这个工作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性情耿直 与陈独秀大闹一场
革命的道路绝非一片坦途。1920年底,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厅长,维经斯基回国,共产党人的活动有所减少,无政府主义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
杨明斋继续留在上海,他和董必武成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输送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到苏联接受教育。
1920年冬至1921年春,派去苏联学习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彭述之、罗亦农、任作民、曹靖华等。
1921年9月,杨明斋与陈独秀、包会僧、高君曼(陈独秀妻子)一起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来自共产国际的荷兰人马林请了一位法国律师,一天半后将陈独秀以5万元保释。杨明斋和其他人又关了几天,以5000元(共产国际经费)保释。据党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说,1923-1924年,杨明斋与他们断绝联系,后来情况不得而知。
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杨明斋最初对国共合作极为反对。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说:“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为反对国共合作“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与陈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
据党史工作者研究,事实上,杨明斋并未去甘肃。他先是在上海整理出版了他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假利券》(1922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在北京居住,担任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编委和劳动通讯社编委。
在京期间,杨明斋生活窘迫,撰写了《评中西文化观》一书。写书过程中,他住在一座喇嘛寺,身染疾病,一面熬汤药一面坚持著述,生活异常清简。书成文后,出版时遇到经济困难。他拿出自己的储蓄,加上党内同志资助,终于在北京前门外找到一家印刷厂,于1924年6月印刷出版。
此书问世,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很激动了‘最高学府’的玄学空气”(罗章龙回忆)。书中观点是对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东方文化论的批判,李维汉对此高度评价。
悉心关怀 送国共两党干部留学
1925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苏联大批顾问到达广州,国共合作开辟了新的局面。杨明斋随之到达广州,接受党的安排,任苏联顾问团翻译。翻译室由张太雷任负责人,沟通中苏共产党组织的联系,推动国共合作。
是年,孙中山逝世。为纪念孙中山,苏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设立一所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杨明斋负责选派干部赴苏学习。
1925年10月下旬,杨明斋在上海送走第一批学员后,又与周达文亲率第二批学员从上海乘船去苏联。这批学员共百余人,他们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吴亮平等。杨明斋全权照管这些初离祖国的年轻人。
“我们可以享受白面包,咖啡和可可,而这些对与我们身份相对的俄国人则是不供应的。”曾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盛岳回忆。杨明斋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负责总务处。当时俄国经济情况还不那么好,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被照料得比俄国学生好得多。
刘少奇、邓小平、蒋经国等人,都曾在这个学校学习。杨明斋关照他们的衣食住行,并教授俄语。他和学生相处得很好,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近60年后,1982年左右,邓小平还念念不忘寻找杨明斋故里。
1927年夏,学生们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很大的避暑地特拉索夫卡时,杨明斋也到这个地方,和学友们告别。
是年夏天,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此时中山大学拉狄克校长被撤职,亲斯大林的米夫任校长,杨明斋与之思想分歧。经共产国际批准,杨明斋再次踏上回国归程。
隐居平津 不忘仗义执言
回国后,杨明斋并未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重用。
“我听说他到上海后,中央审查了他的履历……指派他到天津去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工作。这是我所能够知道的关于他的最后的消息。”盛岳在回忆文章中提到。
杨明斋从上海到平津一带,先是居住在北平一座只有一门一窗的狭窄屋子里。目睹了中国大革命兴衰,他仍旧力图“找出个明了的社会进化程序”,“改造中国社会”,拯救多灾多难的中华。1928年10月,他完成了5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此时北平的反共空气紧张,杨明斋的工作转为地下。他被安排到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完成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下卷的写作。
书中,杨明斋主张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入手,以西方文化的精华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过时的部分,用科学社会之一原理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见解和主张,在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中公开发表,颇具胆识。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对此,杨明斋认为开除陈独秀党籍处理过重。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共产国际也应负有一定领导责任。1930年,杨明斋在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辞去丰润县车轴山中学的教职。
此后,杨明斋行踪一度不明。
穿越国境 客死异国他乡
杨明斋的学生曹靖华曾提到,他在和周恩来的谈话中获悉,上世纪30年代杨明斋病故在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后经党史工作者寻访证明,杨明斋离开车轴山中学后,冒险私越国境,进入西伯利亚,准备专程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有关陈独秀及中国革命的情况。杨明斋到了伯力即被扣留,所写80页的长篇报告书几经周折转送到共产国际。
报告书对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失误,对中共党内连续出现“左”倾路线提出批评。他强调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农民组织。由于对共产国际提出异议,杨明斋受到了牵连和打击。1931年,杨明斋被当做“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当勤杂工。
流放期间,他仍然关注中国革命的形势,想著书系统地阐发意见,考虑书名定为《社会生存本义》,或《伟大革命和伟大创作》,或《伟大破坏和伟大建设》。
期间,杨明斋写信给张国焘:“现在第三国际公开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军生活了。因此,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里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
张国焘此时已经回国,而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或者第三国际的其他负责人,都没有理会杨明斋的这一要求。只有在西伯利亚内务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师哲一人看望过他。1934年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回到莫斯科,在工人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
1938年,斯大林的血腥清洗运动达到顶点。2月,杨明斋被共产国际以“偷越国境、擅离革命岗位”等罪名逮捕。5月26日被杀,死在异国他乡。
1988年,杨明斋被追认为烈士。他的尸骨却永远留在了前苏联。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7月8日中午,烈日炎炎。平度市马戈庄村,杨九国、董淑芹夫妇拎一把铁锨,把记者带到马戈庄村514号。
和周边的民宅迥然不同,眼前这个院落破败不堪,荒草堵住了院门。推开门,满院半人高的荒草。夫妇两人挥动铁锨,趟开荒草,勉强清理出一条通往屋门的通道。破旧的门楣上有一块斑驳的木牌,上书“杨明斋故居”。
“六月连阴天,一下雨,房子就塌了。”杨九国指着房屋塌陷的一角,脸上全是惋惜。地方有关部门曾许诺修缮,一直未见动静。这是杨明斋先生在此生活留下的唯一遗迹。
万里拓荒 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杨明斋是谁?
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提到他的学生,却无人不晓:刘少奇、邓小平、任弼时、蒋经国等,都曾听他亲自授课。李大钊曾评价杨明斋“万里拓荒,一身是胆。”他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中国人之一,更是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人物。
杨九国是杨明斋的侄孙,马戈庄村一名普通农民。他带记者来看的三间破民房,正是杨明斋脚步出发的地方。
1882年,杨明斋出生在平度县马戈庄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15岁读完“四书五经”。16岁时受生活所迫而辍学,19岁踏上闯关东之路,跋涉千里,穿越国境,到达目的地海参崴。杨明斋个子魁梧,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在海参崴万千华工中,他与众不同之处是曾接受过教育,常常利用晚上教工人识字、读书。几年后,他结交了一批工人朋友,学会了俄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杨明斋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的反战运动,被推选为华侨工人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
杨明斋被安插在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十月革命后,他在动员华工参加红军、支援前线、保卫后方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局势渐趋稳定后,他被组织保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红色信使 推动中共建党
今年83岁的平度党史工作者张升善,研究并整理了杨明斋一生活动的史料。他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批文要寻找杨明斋故里,因此才成立了平度县党史办。
回顾杨明斋的一生,波澜起伏的革命生涯伴随始终。
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引起了俄共党组织的极大关注。次年1月,一支工作小组以共产国际工作组的名义来到中国。
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成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佐娃、马迈耶夫等人。此时,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以“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为中心,正积极筹划建党事宜。
共产国际工作组一行首先到达北京,杨明斋先与李大钊见面,安排他与维经斯基的会谈。李大钊了解了杨明斋的经历,大加称赞。双方会谈由杨明斋作翻译,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同一些进步青年座谈。
随后,杨明斋又积极向维经斯基建议南下上海见陈独秀。持李大钊介绍信,双方于5月份见面。杨明斋这时在上海,帮助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包括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
1921年,杨明斋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并于次年参加了中共二大。
李达在1959年的回忆文章中还原了杨明斋这个人物的色彩。“有一个情况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有一个同志叫杨明斋,山东人,那时就有40多岁(实为38岁)……维经斯基来中国后就由他翻译。他翻译时很有意思,维经斯基的话也好,我们的话也好,他认为不对的全不翻。”
在李达印象中,这个同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但却是个好人。“后来他出去谋职业,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忠厚长者 扶共青团摇篮
事实并不完全像李达回忆的那样。杨明斋往返于中俄两国之间,留下的线索断断续续,造成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
杨明斋来华,并非仅仅是维经斯基的翻译。从掌握的历史材料来看,杨明斋是热心中国革命的活动家。他经手租赁了上海渔阳里6号,创办中俄通讯社,任通讯社社长。通讯社在国内发了大量稿子,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
1920年9月至10月,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一版的广告,记录了杨明斋在上海的行踪。
这是一则《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
这则广告的联系人就是杨明斋。杨明斋住在渔阳里6号的亭子间里。由他任校长的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祥地。据当年学员曹靖华的回忆文章记录,所谓“外国语学校”,只授俄语一种语言。教师只有一位:杨明斋。
“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满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举止稳重得像泰山一样。”
中国革命先有团,后有党。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杨明斋住所渔阳里6号成立。曹靖华来到渔阳里6号时,“那里已经有许多人。”来自湖南省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来自浙江省的有俞秀松、王一飞等约有三四十个人。“我在这个外国语学社学习,既没交学费,也没交饭费和宿费,全是S.Y.包了。”
在这个红色摇篮里,学校的学生过的是公社式的集体生活,实际上是进步青年的聚集点。白天大家会合在一起学习,晚上分散开来居住,一般同省的人住在一起。“在学校里,我们还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革命斗争活动。如‘五一’节到黄浦江边向码头工人散发传单,号召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在当时是冒险行为。”曹靖华回忆。学生最多时,达到50至60人。
杨明斋主持的外国语学校,是党最早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他还助推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新型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的发起与成立。渔阳里6号实际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工作部,杨明斋则是这个工作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性情耿直 与陈独秀大闹一场
革命的道路绝非一片坦途。1920年底,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厅长,维经斯基回国,共产党人的活动有所减少,无政府主义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
杨明斋继续留在上海,他和董必武成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输送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到苏联接受教育。
1920年冬至1921年春,派去苏联学习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彭述之、罗亦农、任作民、曹靖华等。
1921年9月,杨明斋与陈独秀、包会僧、高君曼(陈独秀妻子)一起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来自共产国际的荷兰人马林请了一位法国律师,一天半后将陈独秀以5万元保释。杨明斋和其他人又关了几天,以5000元(共产国际经费)保释。据党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说,1923-1924年,杨明斋与他们断绝联系,后来情况不得而知。
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杨明斋最初对国共合作极为反对。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说:“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为反对国共合作“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与陈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
据党史工作者研究,事实上,杨明斋并未去甘肃。他先是在上海整理出版了他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假利券》(1922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在北京居住,担任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编委和劳动通讯社编委。
在京期间,杨明斋生活窘迫,撰写了《评中西文化观》一书。写书过程中,他住在一座喇嘛寺,身染疾病,一面熬汤药一面坚持著述,生活异常清简。书成文后,出版时遇到经济困难。他拿出自己的储蓄,加上党内同志资助,终于在北京前门外找到一家印刷厂,于1924年6月印刷出版。
此书问世,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很激动了‘最高学府’的玄学空气”(罗章龙回忆)。书中观点是对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东方文化论的批判,李维汉对此高度评价。
悉心关怀 送国共两党干部留学
1925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苏联大批顾问到达广州,国共合作开辟了新的局面。杨明斋随之到达广州,接受党的安排,任苏联顾问团翻译。翻译室由张太雷任负责人,沟通中苏共产党组织的联系,推动国共合作。
是年,孙中山逝世。为纪念孙中山,苏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设立一所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杨明斋负责选派干部赴苏学习。
1925年10月下旬,杨明斋在上海送走第一批学员后,又与周达文亲率第二批学员从上海乘船去苏联。这批学员共百余人,他们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吴亮平等。杨明斋全权照管这些初离祖国的年轻人。
“我们可以享受白面包,咖啡和可可,而这些对与我们身份相对的俄国人则是不供应的。”曾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盛岳回忆。杨明斋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负责总务处。当时俄国经济情况还不那么好,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被照料得比俄国学生好得多。
刘少奇、邓小平、蒋经国等人,都曾在这个学校学习。杨明斋关照他们的衣食住行,并教授俄语。他和学生相处得很好,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近60年后,1982年左右,邓小平还念念不忘寻找杨明斋故里。
1927年夏,学生们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很大的避暑地特拉索夫卡时,杨明斋也到这个地方,和学友们告别。
是年夏天,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此时中山大学拉狄克校长被撤职,亲斯大林的米夫任校长,杨明斋与之思想分歧。经共产国际批准,杨明斋再次踏上回国归程。
隐居平津 不忘仗义执言
回国后,杨明斋并未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重用。
“我听说他到上海后,中央审查了他的履历……指派他到天津去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工作。这是我所能够知道的关于他的最后的消息。”盛岳在回忆文章中提到。
杨明斋从上海到平津一带,先是居住在北平一座只有一门一窗的狭窄屋子里。目睹了中国大革命兴衰,他仍旧力图“找出个明了的社会进化程序”,“改造中国社会”,拯救多灾多难的中华。1928年10月,他完成了5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此时北平的反共空气紧张,杨明斋的工作转为地下。他被安排到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完成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下卷的写作。
书中,杨明斋主张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入手,以西方文化的精华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过时的部分,用科学社会之一原理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见解和主张,在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中公开发表,颇具胆识。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对此,杨明斋认为开除陈独秀党籍处理过重。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共产国际也应负有一定领导责任。1930年,杨明斋在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辞去丰润县车轴山中学的教职。
此后,杨明斋行踪一度不明。
穿越国境 客死异国他乡
杨明斋的学生曹靖华曾提到,他在和周恩来的谈话中获悉,上世纪30年代杨明斋病故在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后经党史工作者寻访证明,杨明斋离开车轴山中学后,冒险私越国境,进入西伯利亚,准备专程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有关陈独秀及中国革命的情况。杨明斋到了伯力即被扣留,所写80页的长篇报告书几经周折转送到共产国际。
报告书对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失误,对中共党内连续出现“左”倾路线提出批评。他强调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农民组织。由于对共产国际提出异议,杨明斋受到了牵连和打击。1931年,杨明斋被当做“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当勤杂工。
流放期间,他仍然关注中国革命的形势,想著书系统地阐发意见,考虑书名定为《社会生存本义》,或《伟大革命和伟大创作》,或《伟大破坏和伟大建设》。
期间,杨明斋写信给张国焘:“现在第三国际公开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军生活了。因此,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里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
张国焘此时已经回国,而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或者第三国际的其他负责人,都没有理会杨明斋的这一要求。只有在西伯利亚内务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师哲一人看望过他。1934年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回到莫斯科,在工人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
1938年,斯大林的血腥清洗运动达到顶点。2月,杨明斋被共产国际以“偷越国境、擅离革命岗位”等罪名逮捕。5月26日被杀,死在异国他乡。
1988年,杨明斋被追认为烈士。他的尸骨却永远留在了前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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