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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两件彩绘陶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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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蚌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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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部分刻画符号 |
2008年,安徽省蚌埠市双墩村发现的双墩一号墓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一个原本极为普通的村落,开始得到专家们的关注。然而,早在1991年,这里就有一次考古发现,同样惊心动魄,双墩村里隐藏的秘密,以及它身上的历史密码还远远没有被破译。
□1985年夏天,正值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期,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徐大立等人,来到双墩村进行普查工作。这是双墩村第一次迎接考古工作者。在这个貌似平静的村子里,徐大立打听出,这里居然有一块禁地,不许任何人进入,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所谓的禁地,实际上就是村北一块高出地面3米的台地,当地人称之为乱尸岗。
刚一走近禁地,徐大立就惊呆了。地表上到处都是破碎的陶片和蚌壳,还有不少动物的骨骼散落其中。他们当时就确定这是一个早期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
文物普查结束后,蚌埠市博物馆便于1986年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之后,1991年与199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进行了两次正式发掘。三次发掘面积共375平方米。
徐大立介绍:发掘面积不大,但是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数量相当惊人。
考古人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蚌器和骨角器,经过检测,这些文物竟然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这让考古人员异常兴奋,因为在淮河中游地区,这是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遗址。大家谁也没想到,双墩村居然在7000年前,就开始有远古人类的活动了。
在出土的所有文物中,一个7厘米高的陶塑人头像最为特殊,因为只此一件,所以格外引人注目。
它的塑造手法粗犷、简练,五官雕刻细致入微,写实中透着夸张,让人很难想象7000年前的双墩人是如何将它造就。
陶塑人头像的额头上雕刻着两个同心圆,嘴角微微上翘,让人感觉似笑非笑。与它对视,任何人都会感觉到它透着的神秘,也会惊叹于7000年前双墩人那精湛的雕刻技艺。
在双墩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两件陶塑品也同样令人称奇。
一件是一头陶塑野猪。长长的猪嘴、圆圆的猪眼,样子憨态可掬。身体的线条流畅、简练,各部位比例协调,充分体现了古双墩人敏锐的观察力。
根据它下端的短柄,专家猜测,它可能是某个器物上的一个把手,主要起着装饰的作用。
还有一件牛型托盘。古双墩人巧妙地利用了牛身的空间,将之设计成一件放置物品的器皿,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其聪明才智可见一斑。
在双墩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这些陶器基本分为三大类:贮藏器、炊煮器和饮食器,造型各异、种类繁多。
徐大立介绍:这么丰富的陶器组合,在一个遗址里面出现,表明双墩遗址的先民们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生活是比较稳定的,只有在稳定的生活状态下,他们才能有时间和能力来做各种各样不同的炊煮器和食器。
还有一件陶器,有四个流口,被称为四流器,只出土了一件。可以看出,它不同于一般的实用型陶器,造型非常独特,目前在其他古文化遗址中还未被发现。
在双墩遗址中,还出土了这样几件特殊的陶器,它的形状酷似男根,被专家称为陶祖。
徐大立介绍:它是三个支架,支腿埋在土里,上面支锅放上去,然后底下加火可以烧。
徐大立说:7000年左右的部落氏族一般还处在母系氏族阶段,在这个氏族阶段大部分出土的东西,应该都以女性的特征为主,但是这个遗址恰恰出土了一批以男性特征为主的文物。
虽然双墩遗址没有出土带有女性特征的器物,但并不表示它不是母系氏族的社会。由于三次挖掘的总面积较小,没有发现古双墩人的墓葬区、居住区和祭祀区,所以双墩部落到底是母系还是父系氏族,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像这种7000年前的新石器遗址,应该会出土大量的石器,但恰恰相反,双墩遗址出土的石器非常少,而且有一件石器让所有参观过的人都惊呼不已。
这是一件直径20厘米、厚3厘米左右的石圆饼。它厚薄均匀、表面光滑润洁,微微泛出石头的光泽,猛一看上去,会让人联想到田径比赛中的铁饼。考古学家都不敢想象,当时的人会有这么高的技艺水平,能把这个圆饼做得这么规范,厚度均匀,磨得非常光滑。
石圆饼的出土让考古学家看到了古双墩人的智慧,这种智慧让现代人错愕、惊奇,问题也随之而来,古双墩人倾心费力地打磨这个圆饼,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徐大立介绍:一个比较通行的猜测认为,它是一个制作陶器的慢轮。这里出土的陶器、陶碗都非常规整,而且器形很一致。
实际上,双墩遗址没有出土大量的石器并不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在后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许多蚌器,对于居住在淮河岸边的古双墩人来说,蚌类食物丰富,对蚌壳的打磨显然比对石器的打磨要容易很多。
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非常精美的蚌器,它的一边是锯齿,另一边是刀刃,两种功能复合在同一件器物上,这又是古双墩人聪明智慧的另一体现。
除了蚌器外,由动物骨头制作的骨器也大量发现。一种酷似靴子的鹿角勾形器在遗址中出土最多。专家推断它应该是采集工具。
□7000多年前,古双墩人就是利用这些劳动工具和生活器物,在淮河流域生息繁衍。他们不仅制作了让现代人惊叹的劳动工具,同时还留下了一个旷世之谜,那就是遗址中出土的600多个刻画符号,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这在我国目前的考古发现中还是第一次。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符号几乎都出现在同一个部位,那就是陶器的底部,并且都刻画在直径8厘米左右的食用碗底上。
为什么所有的符号都刻画在同样大小的碗底呢?这个谜无人知晓。为了研究它们,蚌埠市博物馆的徐大立辞去了馆长的职务,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了这些符号身上。十几年来,他每天都与陶片对话,试图解析其中的含义。
徐大立介绍:双墩遗址的刻画符号所反映的内容、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狩猎、种植、采集、编织、住房,还有一些是记录水文和天气情况的。这些符号一部分是象形的,一部分是几何类符号,但都是可以会意的。
在徐大立看来,这些刻画符号就像是一个原始社会的“档案馆”,带领着他去探寻7000年前古双墩人的生活原貌。
破解符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徐大立却乐此不疲。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从符号中发现了古双墩人居住的房屋。
这种建筑被专家称为杆栏式建筑,对于生活在淮河岸边的古双墩人来说,这种杆栏式建筑与地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可以很好地隔离潮湿、保持干燥。
在依水而居的古双墩人眼中,水,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对于水纹的刻画明显多于其他。徐大立发现,在刻画水势大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用弧线线条的多少来表现,从一条到五条,形象地展现了洪灾泛滥的过程,也表明古双墩人已经有了数的概念。
徐大立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刻画符号除了单体符号外,还有许多组合型符号,比如四叶花与三角,还有渔网与弓箭的搭配,形象地表明了双墩部落是一个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社会。
在研究的过程中,徐大立还发现,这600多个符号中有动物、有植物、有抽象的几何符号,但惟独没有人的形象。后来经过研读和分析,徐大立恍然大悟:这些符号所表现的内容和场景,都是用人的目光去注视的,它主要表现人对物的关系,观察社会、自然等这些现象中所记录下来的东西。基于这样的理解,徐大立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实际具备的真正功能应该是教育,也就是教导部落里的人如何狩猎、如何捕鱼、如何观察天象等。所以,它们会被刻画在大小相同的碗底上,就像一本本规格标准一致的图书。
□对于大多数看过双墩刻画符号的人来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符号看起来自成体系,会不会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呢?
在学术界,国际上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至于它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一直是专家们探索的重要课题。现在,双墩遗址出土的这600多个刻画符号,由于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因此成为专家们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最佳切入点。
那么一种古老的符号,如何才能知道它是否记录了语言呢?
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介绍:那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这个符号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出现,它往往会有一种成组的符号,这种符号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我们可以反推,一般成组按顺序排列的符号,往往会形成一个表达系列的意思,前后有一个连接,当然这个连接完全是从语音上和语言能对应上,那么它就是成熟的文字符号体系。
除此之外,要判断一种古老的符号能否成为文字,还有其它一些衡量标准。
黄德宽介绍:首先有没有城市出现,这个城市的规模有多大,一般要五千人以上才叫一个城市。就是有相当数量的人,聚集形成了固定的居住点。而城市当然就得有建筑,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有没有大型的仪式性建筑,比如祭祀性的建筑出现,说明它的意识形态就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层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文字符号在遗址中出现,同时所在的遗址有大量的建筑物,也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就可综合判断。
显然,对于双墩遗址来说,由于发掘面积很小,而且没有发现居住区与墓葬区,缺失的信息太多,因此给专家判断双墩刻画符号是否为远古文字,增添了一定的难度。不过,仅就刻画符号本身而言,专家认为这些符号显然已经具备了简单的记事功能,并且在离双墩遗址30公里的侯家寨遗址中也有发现,说明双墩刻画符号在当时已经在淮河中游地区流传,具备了文字社会性的特点。但是还不能说,它已经发展到一种文字系统,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一点。
这些神秘的刻画符号像一部远古的天书,让专家们捉摸不透。在中国,除了甲骨文外,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中发现数量最多的符号,那么这些刻画符号究竟和甲骨文有没有关系呢?
徐大立介绍:我们不可能把七千年前的符号一下子和三千年前的符号文字连起来,只能说双墩刻画符号的这些文字特征,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之一。
看来,要想判断双墩刻画符号最后的性质,还需要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不过,即便它们不是真正的文字,单从艺术的角度而言,这些简单的线条,也让我们充分领略了7000年前古双墩人的聪明与智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600多个刻画符号所记载的远古信息,必将会穿越时空,让现代人了解与洞悉,围绕在双墩村里的历史密码也必将会被后人所破译。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
□1985年夏天,正值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期,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徐大立等人,来到双墩村进行普查工作。这是双墩村第一次迎接考古工作者。在这个貌似平静的村子里,徐大立打听出,这里居然有一块禁地,不许任何人进入,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所谓的禁地,实际上就是村北一块高出地面3米的台地,当地人称之为乱尸岗。
刚一走近禁地,徐大立就惊呆了。地表上到处都是破碎的陶片和蚌壳,还有不少动物的骨骼散落其中。他们当时就确定这是一个早期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
文物普查结束后,蚌埠市博物馆便于1986年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之后,1991年与199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进行了两次正式发掘。三次发掘面积共375平方米。
徐大立介绍:发掘面积不大,但是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数量相当惊人。
考古人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蚌器和骨角器,经过检测,这些文物竟然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这让考古人员异常兴奋,因为在淮河中游地区,这是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遗址。大家谁也没想到,双墩村居然在7000年前,就开始有远古人类的活动了。
在出土的所有文物中,一个7厘米高的陶塑人头像最为特殊,因为只此一件,所以格外引人注目。
它的塑造手法粗犷、简练,五官雕刻细致入微,写实中透着夸张,让人很难想象7000年前的双墩人是如何将它造就。
陶塑人头像的额头上雕刻着两个同心圆,嘴角微微上翘,让人感觉似笑非笑。与它对视,任何人都会感觉到它透着的神秘,也会惊叹于7000年前双墩人那精湛的雕刻技艺。
在双墩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两件陶塑品也同样令人称奇。
一件是一头陶塑野猪。长长的猪嘴、圆圆的猪眼,样子憨态可掬。身体的线条流畅、简练,各部位比例协调,充分体现了古双墩人敏锐的观察力。
根据它下端的短柄,专家猜测,它可能是某个器物上的一个把手,主要起着装饰的作用。
还有一件牛型托盘。古双墩人巧妙地利用了牛身的空间,将之设计成一件放置物品的器皿,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其聪明才智可见一斑。
在双墩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这些陶器基本分为三大类:贮藏器、炊煮器和饮食器,造型各异、种类繁多。
徐大立介绍:这么丰富的陶器组合,在一个遗址里面出现,表明双墩遗址的先民们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生活是比较稳定的,只有在稳定的生活状态下,他们才能有时间和能力来做各种各样不同的炊煮器和食器。
还有一件陶器,有四个流口,被称为四流器,只出土了一件。可以看出,它不同于一般的实用型陶器,造型非常独特,目前在其他古文化遗址中还未被发现。
在双墩遗址中,还出土了这样几件特殊的陶器,它的形状酷似男根,被专家称为陶祖。
徐大立介绍:它是三个支架,支腿埋在土里,上面支锅放上去,然后底下加火可以烧。
徐大立说:7000年左右的部落氏族一般还处在母系氏族阶段,在这个氏族阶段大部分出土的东西,应该都以女性的特征为主,但是这个遗址恰恰出土了一批以男性特征为主的文物。
虽然双墩遗址没有出土带有女性特征的器物,但并不表示它不是母系氏族的社会。由于三次挖掘的总面积较小,没有发现古双墩人的墓葬区、居住区和祭祀区,所以双墩部落到底是母系还是父系氏族,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像这种7000年前的新石器遗址,应该会出土大量的石器,但恰恰相反,双墩遗址出土的石器非常少,而且有一件石器让所有参观过的人都惊呼不已。
这是一件直径20厘米、厚3厘米左右的石圆饼。它厚薄均匀、表面光滑润洁,微微泛出石头的光泽,猛一看上去,会让人联想到田径比赛中的铁饼。考古学家都不敢想象,当时的人会有这么高的技艺水平,能把这个圆饼做得这么规范,厚度均匀,磨得非常光滑。
石圆饼的出土让考古学家看到了古双墩人的智慧,这种智慧让现代人错愕、惊奇,问题也随之而来,古双墩人倾心费力地打磨这个圆饼,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徐大立介绍:一个比较通行的猜测认为,它是一个制作陶器的慢轮。这里出土的陶器、陶碗都非常规整,而且器形很一致。
实际上,双墩遗址没有出土大量的石器并不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在后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许多蚌器,对于居住在淮河岸边的古双墩人来说,蚌类食物丰富,对蚌壳的打磨显然比对石器的打磨要容易很多。
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非常精美的蚌器,它的一边是锯齿,另一边是刀刃,两种功能复合在同一件器物上,这又是古双墩人聪明智慧的另一体现。
除了蚌器外,由动物骨头制作的骨器也大量发现。一种酷似靴子的鹿角勾形器在遗址中出土最多。专家推断它应该是采集工具。
□7000多年前,古双墩人就是利用这些劳动工具和生活器物,在淮河流域生息繁衍。他们不仅制作了让现代人惊叹的劳动工具,同时还留下了一个旷世之谜,那就是遗址中出土的600多个刻画符号,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这在我国目前的考古发现中还是第一次。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符号几乎都出现在同一个部位,那就是陶器的底部,并且都刻画在直径8厘米左右的食用碗底上。
为什么所有的符号都刻画在同样大小的碗底呢?这个谜无人知晓。为了研究它们,蚌埠市博物馆的徐大立辞去了馆长的职务,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了这些符号身上。十几年来,他每天都与陶片对话,试图解析其中的含义。
徐大立介绍:双墩遗址的刻画符号所反映的内容、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狩猎、种植、采集、编织、住房,还有一些是记录水文和天气情况的。这些符号一部分是象形的,一部分是几何类符号,但都是可以会意的。
在徐大立看来,这些刻画符号就像是一个原始社会的“档案馆”,带领着他去探寻7000年前古双墩人的生活原貌。
破解符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徐大立却乐此不疲。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从符号中发现了古双墩人居住的房屋。
这种建筑被专家称为杆栏式建筑,对于生活在淮河岸边的古双墩人来说,这种杆栏式建筑与地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可以很好地隔离潮湿、保持干燥。
在依水而居的古双墩人眼中,水,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对于水纹的刻画明显多于其他。徐大立发现,在刻画水势大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用弧线线条的多少来表现,从一条到五条,形象地展现了洪灾泛滥的过程,也表明古双墩人已经有了数的概念。
徐大立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刻画符号除了单体符号外,还有许多组合型符号,比如四叶花与三角,还有渔网与弓箭的搭配,形象地表明了双墩部落是一个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社会。
在研究的过程中,徐大立还发现,这600多个符号中有动物、有植物、有抽象的几何符号,但惟独没有人的形象。后来经过研读和分析,徐大立恍然大悟:这些符号所表现的内容和场景,都是用人的目光去注视的,它主要表现人对物的关系,观察社会、自然等这些现象中所记录下来的东西。基于这样的理解,徐大立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实际具备的真正功能应该是教育,也就是教导部落里的人如何狩猎、如何捕鱼、如何观察天象等。所以,它们会被刻画在大小相同的碗底上,就像一本本规格标准一致的图书。
□对于大多数看过双墩刻画符号的人来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符号看起来自成体系,会不会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呢?
在学术界,国际上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至于它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一直是专家们探索的重要课题。现在,双墩遗址出土的这600多个刻画符号,由于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因此成为专家们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最佳切入点。
那么一种古老的符号,如何才能知道它是否记录了语言呢?
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介绍:那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这个符号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出现,它往往会有一种成组的符号,这种符号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我们可以反推,一般成组按顺序排列的符号,往往会形成一个表达系列的意思,前后有一个连接,当然这个连接完全是从语音上和语言能对应上,那么它就是成熟的文字符号体系。
除此之外,要判断一种古老的符号能否成为文字,还有其它一些衡量标准。
黄德宽介绍:首先有没有城市出现,这个城市的规模有多大,一般要五千人以上才叫一个城市。就是有相当数量的人,聚集形成了固定的居住点。而城市当然就得有建筑,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有没有大型的仪式性建筑,比如祭祀性的建筑出现,说明它的意识形态就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层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文字符号在遗址中出现,同时所在的遗址有大量的建筑物,也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就可综合判断。
显然,对于双墩遗址来说,由于发掘面积很小,而且没有发现居住区与墓葬区,缺失的信息太多,因此给专家判断双墩刻画符号是否为远古文字,增添了一定的难度。不过,仅就刻画符号本身而言,专家认为这些符号显然已经具备了简单的记事功能,并且在离双墩遗址30公里的侯家寨遗址中也有发现,说明双墩刻画符号在当时已经在淮河中游地区流传,具备了文字社会性的特点。但是还不能说,它已经发展到一种文字系统,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一点。
这些神秘的刻画符号像一部远古的天书,让专家们捉摸不透。在中国,除了甲骨文外,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中发现数量最多的符号,那么这些刻画符号究竟和甲骨文有没有关系呢?
徐大立介绍:我们不可能把七千年前的符号一下子和三千年前的符号文字连起来,只能说双墩刻画符号的这些文字特征,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之一。
看来,要想判断双墩刻画符号最后的性质,还需要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不过,即便它们不是真正的文字,单从艺术的角度而言,这些简单的线条,也让我们充分领略了7000年前古双墩人的聪明与智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600多个刻画符号所记载的远古信息,必将会穿越时空,让现代人了解与洞悉,围绕在双墩村里的历史密码也必将会被后人所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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