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伟
俗话说,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水浒传》刚一开篇,便交待了“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全过程,仿佛是这句俗语的解读:京师闹瘟疫,钦差洪太尉洪信去请张天师祈禳,到了天师住处,胆小怕事、无能而又趾高气扬的洪太尉不仅没有请到天师,还在游山的时候受好奇心驱使放走了前代祖师锁住的妖魔——一百零八个魔军,住持解释说,“若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洪信害怕天子知道后责骂他,就隐瞒了实情而装作没事人一般,照旧做他的官,拿他的俸禄。就这儿提到的一百零八个妖魔而言,很显然指的就是后来的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如果说这一百零八位好汉是霍乱时世的妖魔的话,那么放走这些妖魔的才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洪太尉无能不听劝谏而擅自行动,这些作乱者是不可能自己逃出来惹事的。这足以说明,乱自上作,没有上面的人胡作非为,下面的人即使有作乱之心也不可能为之。
宋徽宗淫乱昏庸,不理朝政,因此高俅等佞恶之人才得以专权,高俅的发迹史就足以说明一切。高俅、童贯等奸佞之臣横行霸道,作恶多端,那些贪官污吏就适应上梁的领导而应运而生,如年年耕种的庄稼,周而复始代代不息,才有了官僚的腐败和搜刮民脂民膏的小吏们的猖獗,才有了世事的混乱,生灵的惨遭涂炭,以致于有田虎和王庆的反抗,方腊的作乱,才让当时的宋王朝各项指标直线下降,最后一败涂地,导致亡国的悲剧结局。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宋徽宗能够像唐太宗李世民一样清正廉明,一样治国利民,就不会有高俅等人的独揽大权,就能够让那些想为国为民出力谋幸福的人们真正的做事,譬如宿太尉,他不敢轻易地讲话,不敢轻易地反驳高俅等上司,而只能剑走偏锋,只能独辟奇径,帮助梁山好汉也只能战战兢兢。梁山好汉们在这样的境况下,也只能忍气吞声,指望建功立业而不成,望洋兴叹,战死疆场。他们在疆场的拼杀,恰恰被坏人利用,作为剿灭他们最好的时机和手段,而皇帝的昏庸无能也正好迎合了奸臣们的心意,好汉们征战一生的结果却是被排挤,被毒酒毒死而心甘情愿,在这样的上梁领导和统治下,他们的结局是必然的,整个社会的走势也是他们左右不了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据论语记载,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上”指国君,他的意思是说凡是法律制度推行不了的,都是由于国君违犯了它。商鞅变法,起初反对的人很多,包括太子也犯了法,商鞅不便将太子治罪,于是严惩了太子的老师,这样一来秦国人就都遵守法令了。
我们在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电影时总会发现这样的镜头:遇到难攻克的山头时,共产党这边的指挥官总是喊:“同志们,跟我来。”而敌军那边的领导就喊:“兄弟们,给我冲。”这就是区别,导致最后的执行效果截然相反。
俗话说,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水浒传》刚一开篇,便交待了“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全过程,仿佛是这句俗语的解读:京师闹瘟疫,钦差洪太尉洪信去请张天师祈禳,到了天师住处,胆小怕事、无能而又趾高气扬的洪太尉不仅没有请到天师,还在游山的时候受好奇心驱使放走了前代祖师锁住的妖魔——一百零八个魔军,住持解释说,“若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洪信害怕天子知道后责骂他,就隐瞒了实情而装作没事人一般,照旧做他的官,拿他的俸禄。就这儿提到的一百零八个妖魔而言,很显然指的就是后来的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如果说这一百零八位好汉是霍乱时世的妖魔的话,那么放走这些妖魔的才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洪太尉无能不听劝谏而擅自行动,这些作乱者是不可能自己逃出来惹事的。这足以说明,乱自上作,没有上面的人胡作非为,下面的人即使有作乱之心也不可能为之。
宋徽宗淫乱昏庸,不理朝政,因此高俅等佞恶之人才得以专权,高俅的发迹史就足以说明一切。高俅、童贯等奸佞之臣横行霸道,作恶多端,那些贪官污吏就适应上梁的领导而应运而生,如年年耕种的庄稼,周而复始代代不息,才有了官僚的腐败和搜刮民脂民膏的小吏们的猖獗,才有了世事的混乱,生灵的惨遭涂炭,以致于有田虎和王庆的反抗,方腊的作乱,才让当时的宋王朝各项指标直线下降,最后一败涂地,导致亡国的悲剧结局。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宋徽宗能够像唐太宗李世民一样清正廉明,一样治国利民,就不会有高俅等人的独揽大权,就能够让那些想为国为民出力谋幸福的人们真正的做事,譬如宿太尉,他不敢轻易地讲话,不敢轻易地反驳高俅等上司,而只能剑走偏锋,只能独辟奇径,帮助梁山好汉也只能战战兢兢。梁山好汉们在这样的境况下,也只能忍气吞声,指望建功立业而不成,望洋兴叹,战死疆场。他们在疆场的拼杀,恰恰被坏人利用,作为剿灭他们最好的时机和手段,而皇帝的昏庸无能也正好迎合了奸臣们的心意,好汉们征战一生的结果却是被排挤,被毒酒毒死而心甘情愿,在这样的上梁领导和统治下,他们的结局是必然的,整个社会的走势也是他们左右不了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据论语记载,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上”指国君,他的意思是说凡是法律制度推行不了的,都是由于国君违犯了它。商鞅变法,起初反对的人很多,包括太子也犯了法,商鞅不便将太子治罪,于是严惩了太子的老师,这样一来秦国人就都遵守法令了。
我们在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电影时总会发现这样的镜头:遇到难攻克的山头时,共产党这边的指挥官总是喊:“同志们,跟我来。”而敌军那边的领导就喊:“兄弟们,给我冲。”这就是区别,导致最后的执行效果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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