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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为政之本

——解读墨子之四

2021-04-06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张庆军

  尚贤,崇尚贤人,以贤人为上,即今言重视人才。
  “尚贤”,是墨子最重要的思想主张之一。墨子以“兼爱”为核心,以利益为驱动,以“尚贤”为关键,以“尚同”为组织原则,以科技为手段,以“非攻”为实践,以“兴利除害”为目的,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尚贤”正是墨子思想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墨子》十五卷,历代版本都把《尚贤》篇放在卷二,为墨子十大主张之首,可见历代文人对墨子尚贤思想的重视。
  “贤人”是墨家推行、实践墨子思想的关键。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否则,就会社稷“倾覆”。所以,当政的王公大人之要务,就在于发现人才(举贤)、培养人才(众贤)、使用人才(授政)。“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儒家也重视人才。哀公问政,孔子讲“为政在人”(《中庸》)、“政在选贤”(《韩非子·难三》)。可同时,孔子更重视“礼”,认为“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礼记·哀公问》)因为孔子的着眼点在春秋末年的“礼崩乐坏”,所以提倡“克己复礼”,首在恢复礼治。贤者是恢复礼治的工具人。而墨家着眼点在民不聊生:“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兼相爱”,重在与民以利,落脚点在“利”。利由贤出,尚贤是实现“百姓人民之利”的关键,所以墨子讲“尚贤为政之本”。
  墨子眼中的“贤良之士”有什么标准呢?墨子认为“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厚乎德行”,是贤人的德行标准。贤人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秉兼爱之心,行利人之事。墨子重视“贤人”的奉献精神:“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强调要爱人、利人。墨家重视利,认为“义,利也”,要“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意思是:(兼爱)行义,就是与民以利,要立志把天下的事当成自己的分内之事,去兼利万民。
  “辩乎言谈”,是贤人的知行能力标准。贤人要思维敏捷,逻辑能力强,表达能力出众。能“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辨析事理逻辑清晰,说服力强,影响力大,才能推行墨子学说,贯彻“兼爱”主张,实现利人之旨。墨子对言谈之辩的重视异乎寻常,为此专门创立了“墨辩逻辑学”,成为我国古代最为完善的古典逻辑体系。这与墨家当时处于弱势有关。其时儒学一家独大,墨子非儒立墨,需要与儒者争鸣;其所代表的平民阶层本身就文化水平低,需要游说国君贵族才能行利人之事。《墨子》里记载了许多墨子与儒者公孟子、巫马子、程子等辩论的小故事,开启了百家争鸣的先河。
  “博乎道术”是贤人的知识技术标准。“博乎道术”,这里的“道术”,我认为是“技艺”之意,广博精通各种技艺,是救世利人的能力和保证。所以无怪乎《墨经》包罗万象,容纳百科。孔子开创私学,有教无类,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开启了民智。他和他的拥趸培养了一代代治世贤才,为封建王朝的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其伟大自不必说。墨子继承了孔子的教育传统,教育对象范围更为扩大,而且因为生活生产的需要,以及军事守御技术的需要,墨家在教育内容上进一步扩大、完善,也拓展了“有教无类”的内涵。依据所从事的行业,墨家的教育内容包括农、工、商、军、士等行业知识,甚至包括培养官员。依据不同的学科,墨家的教育内容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力学、光学、工程技术学等诸多学科。墨子的教育内容的“有教无类”,使民族的科技知识、生活生产知识、军事守御知识有了系统的传承。墨子被称为“职业教育的鼻祖”,名副其实。
  墨子讲求“志功合一”,认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贤良之能和贤良之义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能够称得上贤良的基本素质,必须是“德行厚”和“道术博”的统一。
  如何选才,墨子自有主张。其时,完全是贵族世袭的时代,政权完全掌握在王公贵族手里。为官为奴完全在国君一念之间。而墨子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他提倡选拔人才,各个阶层、士农工商不分亲疏贵贱,以贤能为标准。他认为,国家各级政府中的官职,应该平等地、无条件地向农夫和手工业者等一般平民开放,只要他们符合贤能标准。墨子还有句名言:“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意思是:做官的不能永远富贵,而民众也不会永远贫贱。对有才能的人就举拔他们,对没有才能的人就撤下来。墨子主张把那些世袭的无才无德的贵族换下来,将符合“贤”的标准的人士选拔上去。墨子选才的方式方法是开拓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完全超越了时代。
  人才如何使用,墨子首先主张量才而用。墨子主张“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墨子根据弟子“从事”“说书”“谈辩”等各自的不同的能力,使“谈辩”者游说从政,“说书”者传播学说,使“从事”者或生产、或百工,各人都从事自己所擅长的技艺。其次,在具体事情上分工合作:“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墨子·耕柱》)。再者,对贤人要放手大胆使用:“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这样才能使百姓既敬又信又畏。最后,对能“爱利万民”的贤人,重奖重赏,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千金买马骨,才能集聚天下贤才。
  尚贤作为墨子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其目的是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与国家管理。墨子在那个时代提出了“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反对以血缘、地位、裙带关系来用官任职,主张“尚贤”,对贤才“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即贤才要根据德行任官,根据官职授权,根据功劳定赏,衡量各人功劳而分予禄位。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对如今的国家治理和人才战略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副主任)
  □ 张庆军

  尚贤,崇尚贤人,以贤人为上,即今言重视人才。
  “尚贤”,是墨子最重要的思想主张之一。墨子以“兼爱”为核心,以利益为驱动,以“尚贤”为关键,以“尚同”为组织原则,以科技为手段,以“非攻”为实践,以“兴利除害”为目的,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尚贤”正是墨子思想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墨子》十五卷,历代版本都把《尚贤》篇放在卷二,为墨子十大主张之首,可见历代文人对墨子尚贤思想的重视。
  “贤人”是墨家推行、实践墨子思想的关键。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否则,就会社稷“倾覆”。所以,当政的王公大人之要务,就在于发现人才(举贤)、培养人才(众贤)、使用人才(授政)。“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儒家也重视人才。哀公问政,孔子讲“为政在人”(《中庸》)、“政在选贤”(《韩非子·难三》)。可同时,孔子更重视“礼”,认为“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礼记·哀公问》)因为孔子的着眼点在春秋末年的“礼崩乐坏”,所以提倡“克己复礼”,首在恢复礼治。贤者是恢复礼治的工具人。而墨家着眼点在民不聊生:“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兼相爱”,重在与民以利,落脚点在“利”。利由贤出,尚贤是实现“百姓人民之利”的关键,所以墨子讲“尚贤为政之本”。
  墨子眼中的“贤良之士”有什么标准呢?墨子认为“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厚乎德行”,是贤人的德行标准。贤人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秉兼爱之心,行利人之事。墨子重视“贤人”的奉献精神:“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强调要爱人、利人。墨家重视利,认为“义,利也”,要“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意思是:(兼爱)行义,就是与民以利,要立志把天下的事当成自己的分内之事,去兼利万民。
  “辩乎言谈”,是贤人的知行能力标准。贤人要思维敏捷,逻辑能力强,表达能力出众。能“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辨析事理逻辑清晰,说服力强,影响力大,才能推行墨子学说,贯彻“兼爱”主张,实现利人之旨。墨子对言谈之辩的重视异乎寻常,为此专门创立了“墨辩逻辑学”,成为我国古代最为完善的古典逻辑体系。这与墨家当时处于弱势有关。其时儒学一家独大,墨子非儒立墨,需要与儒者争鸣;其所代表的平民阶层本身就文化水平低,需要游说国君贵族才能行利人之事。《墨子》里记载了许多墨子与儒者公孟子、巫马子、程子等辩论的小故事,开启了百家争鸣的先河。
  “博乎道术”是贤人的知识技术标准。“博乎道术”,这里的“道术”,我认为是“技艺”之意,广博精通各种技艺,是救世利人的能力和保证。所以无怪乎《墨经》包罗万象,容纳百科。孔子开创私学,有教无类,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开启了民智。他和他的拥趸培养了一代代治世贤才,为封建王朝的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其伟大自不必说。墨子继承了孔子的教育传统,教育对象范围更为扩大,而且因为生活生产的需要,以及军事守御技术的需要,墨家在教育内容上进一步扩大、完善,也拓展了“有教无类”的内涵。依据所从事的行业,墨家的教育内容包括农、工、商、军、士等行业知识,甚至包括培养官员。依据不同的学科,墨家的教育内容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力学、光学、工程技术学等诸多学科。墨子的教育内容的“有教无类”,使民族的科技知识、生活生产知识、军事守御知识有了系统的传承。墨子被称为“职业教育的鼻祖”,名副其实。
  墨子讲求“志功合一”,认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贤良之能和贤良之义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能够称得上贤良的基本素质,必须是“德行厚”和“道术博”的统一。
  如何选才,墨子自有主张。其时,完全是贵族世袭的时代,政权完全掌握在王公贵族手里。为官为奴完全在国君一念之间。而墨子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他提倡选拔人才,各个阶层、士农工商不分亲疏贵贱,以贤能为标准。他认为,国家各级政府中的官职,应该平等地、无条件地向农夫和手工业者等一般平民开放,只要他们符合贤能标准。墨子还有句名言:“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意思是:做官的不能永远富贵,而民众也不会永远贫贱。对有才能的人就举拔他们,对没有才能的人就撤下来。墨子主张把那些世袭的无才无德的贵族换下来,将符合“贤”的标准的人士选拔上去。墨子选才的方式方法是开拓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完全超越了时代。
  人才如何使用,墨子首先主张量才而用。墨子主张“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墨子根据弟子“从事”“说书”“谈辩”等各自的不同的能力,使“谈辩”者游说从政,“说书”者传播学说,使“从事”者或生产、或百工,各人都从事自己所擅长的技艺。其次,在具体事情上分工合作:“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墨子·耕柱》)。再者,对贤人要放手大胆使用:“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这样才能使百姓既敬又信又畏。最后,对能“爱利万民”的贤人,重奖重赏,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千金买马骨,才能集聚天下贤才。
  尚贤作为墨子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其目的是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与国家管理。墨子在那个时代提出了“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反对以血缘、地位、裙带关系来用官任职,主张“尚贤”,对贤才“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即贤才要根据德行任官,根据官职授权,根据功劳定赏,衡量各人功劳而分予禄位。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对如今的国家治理和人才战略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