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讨薪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随着国家近年来在农民工工资清欠治理上的不断“加码”，此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农民工工资前清后欠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当建筑工程项目已进入尾声或竣工时段，尾款欠薪更成为一些地方久拖不决和难以落地的老大难。亦或是如挤牙膏一般，挤一点给一点，最终引发欠薪案件。
避免“尾款怪象”，既需要讨薪者依法维权，也需要监管部门执法到位。
相较于建筑工程前期，为保工程进度而保工资到账的及时和顺利，工程款结算或工程快要竣工的后期，常常会暴露出各类矛盾纠纷，导致包括农民工工资在内的最后一笔工程款的长期“不落地”。由于建设资金有限，建筑领域垫资施工几成常态。部分建筑商垫资施工后，也会向各类分包公司赊账，而作为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劳务分包公司，大多也会选择预先垫付工资的办法推进工程建设。而到了工程收尾、资金结算之时，开发商与承包商、承包商与分包公司之间，就会纠纷频现，导致工程款延迟支付。
正所谓“上头打架，下头遭殃”，处于关系链条末端的农民工，就成为迟迟拿不到薪酬的“牺牲品”。
农民工工资拖欠现象屡禁不止，还缘于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意识薄弱。
鉴于就业信息不畅和务工渠道有限，农民外出打工往往靠亲戚带亲戚、 老乡带老乡。这层关系网也构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生存的依赖资源，并导致发生工钱拖欠后的不当心理：或是碍于“老乡”面子而选择隐忍，不好意思走诉讼维权之路；或是出于对“熟人”的信赖，未及时拿到薪酬或少拿些工钱，也愿意缓一缓、等一等。这无异于对农民工讨薪遭遇“尾款怪象”的姑息和默许。
劳有所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支付农民工薪酬不能像“挤牙膏”，要“竹筒倒豆子”。
从2004年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等 16 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意见》，到去年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家不乏欠薪治理的针对性文件。破除“尾款怪象”，关键是要政策真落地、法规“长牙齿”。这就需要在已有联合治理机制基础上明确职责，做到“谁用工谁治理，谁主管谁负责”；相关部门要强化事前监管，落实分账管理、分账拨付办法，监督企业将劳务费单独拨付到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发现未分开、未按月支付等异常情况，立即介入，调查问责，确保从源头降低欠薪风险。
规避“挤牙膏”清欠，农民工不能当看客。要抓住为期1年的仲裁时效期，一旦发现工资被拖欠情况，就立即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及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也应当将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重点，切实为其提供方便快捷的依法维权通道。
张玉胜
避免“尾款怪象”，既需要讨薪者依法维权，也需要监管部门执法到位。
相较于建筑工程前期，为保工程进度而保工资到账的及时和顺利，工程款结算或工程快要竣工的后期，常常会暴露出各类矛盾纠纷，导致包括农民工工资在内的最后一笔工程款的长期“不落地”。由于建设资金有限，建筑领域垫资施工几成常态。部分建筑商垫资施工后，也会向各类分包公司赊账，而作为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劳务分包公司，大多也会选择预先垫付工资的办法推进工程建设。而到了工程收尾、资金结算之时，开发商与承包商、承包商与分包公司之间，就会纠纷频现，导致工程款延迟支付。
正所谓“上头打架，下头遭殃”，处于关系链条末端的农民工，就成为迟迟拿不到薪酬的“牺牲品”。
农民工工资拖欠现象屡禁不止，还缘于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意识薄弱。
鉴于就业信息不畅和务工渠道有限，农民外出打工往往靠亲戚带亲戚、 老乡带老乡。这层关系网也构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生存的依赖资源，并导致发生工钱拖欠后的不当心理：或是碍于“老乡”面子而选择隐忍，不好意思走诉讼维权之路；或是出于对“熟人”的信赖，未及时拿到薪酬或少拿些工钱，也愿意缓一缓、等一等。这无异于对农民工讨薪遭遇“尾款怪象”的姑息和默许。
劳有所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支付农民工薪酬不能像“挤牙膏”，要“竹筒倒豆子”。
从2004年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等 16 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意见》，到去年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家不乏欠薪治理的针对性文件。破除“尾款怪象”，关键是要政策真落地、法规“长牙齿”。这就需要在已有联合治理机制基础上明确职责，做到“谁用工谁治理，谁主管谁负责”；相关部门要强化事前监管，落实分账管理、分账拨付办法，监督企业将劳务费单独拨付到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发现未分开、未按月支付等异常情况，立即介入，调查问责，确保从源头降低欠薪风险。
规避“挤牙膏”清欠，农民工不能当看客。要抓住为期1年的仲裁时效期，一旦发现工资被拖欠情况，就立即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及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也应当将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重点，切实为其提供方便快捷的依法维权通道。
张玉胜
本版主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