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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我正在树立的先例被证明是消极的。以前没有哪个首相夫人有过全职工作，也没有哪个首相夫人有学龄儿童在家。
自从尤安出生后，我就扮演着两个角色：妈妈和律师。现在我有 3个角色，玩3个球和玩2个球完全不一样。首相夫人的角色可能不是官方的，这点我从来不准忘记，但这角色很耗时间，也很重要，我不想让托尼失望。在这个角色里，我们是一体的。
我问“花园女孩”（因为她们的办公室在一楼，俯瞰着花园）能否帮助我。她们拒绝了。我才想起她们是专门为首相办公室服务的，又问能否给我一些唐宁街的信纸。她们同意给我，但抬头必须是“来自御用大律师切丽·布莱尔夫人的办公室”，而不是“来自御用大律师切丽·布斯夫人的办公室”。在唐宁街，我就是布莱尔夫人，“花园女孩”主管解释说。
“同意，”我说，“但我不是御用大律师切丽·布莱尔。你可以拿放大镜去找找，英国律师编年史里根本没有这个名字。”最后我们达成了协议：我用官方地址，但不用官方署名。如果我硬要署名，就必须写布莱尔夫人。外交部也有同样的规矩，事实上，在我这么多年碰到过的领导夫人当中，超过一半的人都使用自己的原名。
接下来的10年中，我不再感到有必要说服别人赞成自己的观点。但 1997年我几乎看不到自己的存在了。我正进入一种体制，它似乎在宣称：“你什么也不是，你只是首相的一个附庸。”
我刚把带有唐宁街抬头（去掉了官方署名）的回信寄出，《每日邮报》就刊登了奥尔加·梅特兰夫人的日记片段，说我太荒谬了，竟然称自己为“御用大律师切丽·布斯”，而不是“切丽·布莱尔”。
“难道她自己没有丈夫吗？”菲奥娜问。
“花园女孩”不准帮助我，即使她们想，也不太可能有空。出奇操劳的通信部也不可能对我伸出援手。梅杰当首相时，每年写给他的信大概只有 5000封。托尼当首相后，细流变成了汪洋，通信部根本应付不过来。压力如此之大，偶尔出点差错毫不奇怪。
比如一封来自聋人学校的信，问托尼能否去看望他们。信是孩子们亲手写的，但得到的是两行标准的回复：“谢谢你的来信，但首相无法亲自回复。”当时人们都知道我对特殊学校很感兴趣，校长就写信给我，内附孩子们的原信和唐宁街的回复。虽然我们承认首相很忙，她说，但既然孩子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写信，唐宁街也许应该给个更好的回复。我极为赞同。
我意识到自己能帮上这个忙。于是从那时起便形成了默契，只要是孩子们的来信都转到我办公室，所以即使托尼没空亲自回复，孩子们至少能收到我的回复。结果来信一大堆，我很快发现，你回复的越多，回复你的也越多。
大概在几周之内，我们就第一次参加了一个国际首脑会议：七国峰会。1997年轮到美国做东道主。于是，丹佛成了托尼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的城市。
一切都充满了美式风范。举国上下出来欢迎我们，还奉上一场西方音乐会。杰出人士都云集在丹佛，开幕式开始了，各国首脑和夫人按照仪式依次上台。首脑按照执政时间先后上台，然后是他的政府官员。托尼最新执政，所以最后一个上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阁下和切丽·布莱尔夫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聚光灯聚焦在我们身上，我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台去。这完全是超现实的体验，几个小时前我们从协和式飞机上下来时，欢迎乐队也奏起了《天佑女王》(译者注：英国国歌)。
七国峰会(现在是八国峰会了，因为俄罗斯新加入了)是所有峰会中与众不同的一个，因为一定要携带夫人(或丈夫)，有一个并行不悖的配偶们的活动，由东道主的夫人主持。由于第二年会轮到英国（伯明翰）主办七国峰会，我们就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它如何运作。托尼和他的班子在一起，我和菲奥娜在一起，虽然她讨厌坐飞机，也舍不得丢下初学走路的女儿格蕾斯。安德烈也跟着我，但阿拉斯泰尔明令他的行动要受到严格的约束，甚至不准他和我同坐一架飞机。然而正是安德烈否决我下机时穿牛仔裙、流苏靴和戴牛皮帽。
自从尤安出生后，我就扮演着两个角色：妈妈和律师。现在我有 3个角色，玩3个球和玩2个球完全不一样。首相夫人的角色可能不是官方的，这点我从来不准忘记，但这角色很耗时间，也很重要，我不想让托尼失望。在这个角色里，我们是一体的。
我问“花园女孩”（因为她们的办公室在一楼，俯瞰着花园）能否帮助我。她们拒绝了。我才想起她们是专门为首相办公室服务的，又问能否给我一些唐宁街的信纸。她们同意给我，但抬头必须是“来自御用大律师切丽·布莱尔夫人的办公室”，而不是“来自御用大律师切丽·布斯夫人的办公室”。在唐宁街，我就是布莱尔夫人，“花园女孩”主管解释说。
“同意，”我说，“但我不是御用大律师切丽·布莱尔。你可以拿放大镜去找找，英国律师编年史里根本没有这个名字。”最后我们达成了协议：我用官方地址，但不用官方署名。如果我硬要署名，就必须写布莱尔夫人。外交部也有同样的规矩，事实上，在我这么多年碰到过的领导夫人当中，超过一半的人都使用自己的原名。
接下来的10年中，我不再感到有必要说服别人赞成自己的观点。但 1997年我几乎看不到自己的存在了。我正进入一种体制，它似乎在宣称：“你什么也不是，你只是首相的一个附庸。”
我刚把带有唐宁街抬头（去掉了官方署名）的回信寄出，《每日邮报》就刊登了奥尔加·梅特兰夫人的日记片段，说我太荒谬了，竟然称自己为“御用大律师切丽·布斯”，而不是“切丽·布莱尔”。
“难道她自己没有丈夫吗？”菲奥娜问。
“花园女孩”不准帮助我，即使她们想，也不太可能有空。出奇操劳的通信部也不可能对我伸出援手。梅杰当首相时，每年写给他的信大概只有 5000封。托尼当首相后，细流变成了汪洋，通信部根本应付不过来。压力如此之大，偶尔出点差错毫不奇怪。
比如一封来自聋人学校的信，问托尼能否去看望他们。信是孩子们亲手写的，但得到的是两行标准的回复：“谢谢你的来信，但首相无法亲自回复。”当时人们都知道我对特殊学校很感兴趣，校长就写信给我，内附孩子们的原信和唐宁街的回复。虽然我们承认首相很忙，她说，但既然孩子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写信，唐宁街也许应该给个更好的回复。我极为赞同。
我意识到自己能帮上这个忙。于是从那时起便形成了默契，只要是孩子们的来信都转到我办公室，所以即使托尼没空亲自回复，孩子们至少能收到我的回复。结果来信一大堆，我很快发现，你回复的越多，回复你的也越多。
大概在几周之内，我们就第一次参加了一个国际首脑会议：七国峰会。1997年轮到美国做东道主。于是，丹佛成了托尼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的城市。
一切都充满了美式风范。举国上下出来欢迎我们，还奉上一场西方音乐会。杰出人士都云集在丹佛，开幕式开始了，各国首脑和夫人按照仪式依次上台。首脑按照执政时间先后上台，然后是他的政府官员。托尼最新执政，所以最后一个上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阁下和切丽·布莱尔夫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聚光灯聚焦在我们身上，我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台去。这完全是超现实的体验，几个小时前我们从协和式飞机上下来时，欢迎乐队也奏起了《天佑女王》(译者注：英国国歌)。
七国峰会(现在是八国峰会了，因为俄罗斯新加入了)是所有峰会中与众不同的一个，因为一定要携带夫人(或丈夫)，有一个并行不悖的配偶们的活动，由东道主的夫人主持。由于第二年会轮到英国（伯明翰）主办七国峰会，我们就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它如何运作。托尼和他的班子在一起，我和菲奥娜在一起，虽然她讨厌坐飞机，也舍不得丢下初学走路的女儿格蕾斯。安德烈也跟着我，但阿拉斯泰尔明令他的行动要受到严格的约束，甚至不准他和我同坐一架飞机。然而正是安德烈否决我下机时穿牛仔裙、流苏靴和戴牛皮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