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数不胜数的寺庙中,法海寺是一个宛如扫地僧般的存在。
说起来,它只是个规模与建制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玲珑小寺”,但它却珍藏着“可与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与敦煌莫高窟齐名”的壁画。
红得发紫到隐身林泉
法海寺始建于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据“法海禅寺碑”上的碑文记载,此寺是英宗的近侍太监李童倡议,由工部派出的木匠、瓦匠、石匠、妆銮匠、雕銮匠、漆匠等百余人,历时四年零八个月修建完成的。整座寺院坐北朝南,依山势逐级建有三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藏经楼,两翼对称建有钟鼓二楼、珈蓝祖师二堂以及僧房、廊庑、厨库等,又于山口处修远门,开坦途以通寺内。建成后,英宗取“佛法广大难测,譬之以海”之意,命名为法海寺。
李童在英宗一朝的太监中颇具资格,他侍奉过明成祖朱棣,在成祖北征死于榆木川之后是护送其遗体秘密回京的亲随之一,之后在仁宗和宣宗两朝亦被信任并委以重任,英宗登基后,他已经名列内廷最有地位的太监。明清两朝,一个太监的“成功标志”就是有能力承建寺院,李童亦是如此。为了修建法海寺,他不惜血本,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处处精心,这集中体现在整个寺院最重要的大雄宝殿内,除了请当时顶级的宫廷画匠绘制壁画外,还用金丝楠木雕塑了三世佛像和十八罗汉像,更在大雄宝殿的天顶设计了深一米、分三层逐级上升且无比精美的藻井,再加上英宗赐予的高1.75米,重达1065公斤、在钟口莲花瓣上铸以浪花纹饰的青铜佛钟悬于殿外,无论是白日里的翘角重檐、金碧辉煌,抑或是日暮后的青灯古佛、钟鸣如涛,都给襟怀宽厚的西山平添了几分法相庄严。
法海寺在正统景泰年间曾经很“红”,第一代住持福寿、第二代住持嵩严书圆寂后,墓塔前立有皇帝谕祭碑,第三代住持慧义任职僧录寺左善世,这个职位是主管全国僧务的第一把交椅。明孝宗弘治末年,不知为何突然走向衰败。
康熙二十一年,朝廷再次重修法海寺。但此后二百六十七年间,清朝皇帝不仅从来没有涉足于此,更没有表示过对这座京西小寺的任何关注,哪怕是《日下旧闻考》这样以内容丰富、考据详实、收录全面的旧京风物书籍,对法海寺也只谈到明碑、佛幢等等,对大雄宝殿内的雕塑和壁画只字未提。至此,法海寺完成了其历史文化意义上的遁形,哪怕是在康乾盛世,也隐身林泉,默默无闻,也许对于一座寺院而言,香火隆盛是喜闻乐见之事,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小众或者无名,反而成为了自保的最佳方式,否则,以乾隆皇帝对文物——尤其是书画的痴迷和爱好,保不齐就想方设法在壁画上盖下自己的大章了。
穿越时空的艺术之旅
看壁画,需穿上鞋套,手持电筒。十几个人鱼贯而入,殿门随即关闭,把所有的光线彻底隔绝在室外。
在讲解员的指导下,我们打开电筒,十几道圆形的光柱在墙上投射出一片黄澄澄的光斑,墙上的壁画约略能看出菩萨、力士、祥云、奇花异卉和飞禽走兽,但并不惊艳。正在我有些失望时,讲解员将参观者们引到离壁画较近的地方细细讲解起来:烘染数层的莲花活色生香；狐狸的耳朵在光线正面照射时竟能看出毛细血管；神仙所驾之云皆是首尾俱全且鳞爪可辨的飞龙；所有的动物——哪怕金毛吼都蠢萌可爱,是因为它们的眼睛被匠心独运地描绘成小鸟的形状；还有面如满月、慈祥端坐的水月观音,薄如蝉翼的披纱花纹精细,仿佛在随风拂动……讲解员一边讲一边将手中的电筒从正面、侧面、下面照射着壁画的细节,通过光线的调整,让参观者看出那些立体的、生动的、宛如浮雕般凸出墙壁的画面,完完全全是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法实现的“裸眼3D”。
重彩设色的传统技法和沥粉贴金的装饰技法、明暗相间让线条更具层次感的工艺、壁画中运用了卷轴画的技巧、被西方艺术家引以为豪的透视画法在这里不仅领先百年且随处可见……在门窗紧闭的黑暗殿堂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穿越时空投射至今而愈发璀璨夺目的光芒!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国宝级的壁画能够被保存至今且基本完好无损,后面还有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七颗钉子与一把斧头
北平刚刚解放时,有部队驻扎在法海寺,有个小战士为了晾晒衣服,在大雄宝殿的墙壁上钉了七颗钉子,被来这里参观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叶浅予发现,立刻报告给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徐悲鸿又上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郑振铎一纸公函递到文化部,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文化部部长茅盾给北京市政府发公函要求“请即查勘”,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保护好壁画!当事的那位小战士被批评,部队很快就撤出了法海寺。
当法海寺壁画真正面临“生死考验”时,挺身而出的是一位名叫吴效鲁的人(另有一说叫吴效祖)。
吴效鲁早年在荣宝斋当学徒,耳濡目染,具有相当的艺术鉴赏才能,1945年他来到法海寺做勤杂工,由于勤劳和认真,被委派掌管大雄宝殿的钥匙,他深知那些壁画的价值,不仅不轻易让外人进入大殿,而且还在壁画周围用小荆条编织起了一道护板。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一伙儿学生要冲进大雄宝殿毁掉壁画,年近七十的吴效鲁拿了把斧头挡在殿门口,谁敢进去就跟谁玩儿命,学生们人多势众,他一个老头子不可能挡多久,这时就有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学者陆波在《北京的隐秘角落》中说的,老头子打开大殿门锁,冲进去“二话不说就砸佛像、砸罗汉,后来他告诉别人,佛像砸了还可以再造,画毁了就很难再恢复了”。学生们一看吴大爷突然变成了跟自己一头的,笑了,一通稀里哗啦乱砸之后就作鸟兽散；还有一种说法来自李武魁先生在《京都胜迹》一书中的撰文,说吴效鲁平时爱下象棋,想起了一招“舍车保帅”的妙计,他找出几条大井绳说:“破四旧,得从山门开始,先破这些把门的泥胎大汉!”学生们拎起绳子拴泥胎,奈何年轻力单,拽倒两个就筋疲力尽、汗流浃背,扔下大绳回家了,因而壁画丝毫没有受到破坏。
吴效鲁于七十年代初去世,生前嘱托家人,把自己葬在法海寺附近,死后也要看守着这座小小的寺庙和寺里的壁画。
这时也许应该写一写那些绘制了法海寺壁画的艺术大师们了,在寺里一经幢,立于正统九年(1444年),上刻有他们的名字:捏塑官陆贵、许祥,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要等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所完成的艺术品一样,应该得到千秋万代的尊崇和膜拜……
(文/呼延云 来源:《北京晚报》)
说起来,它只是个规模与建制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玲珑小寺”,但它却珍藏着“可与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与敦煌莫高窟齐名”的壁画。
红得发紫到隐身林泉
法海寺始建于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据“法海禅寺碑”上的碑文记载,此寺是英宗的近侍太监李童倡议,由工部派出的木匠、瓦匠、石匠、妆銮匠、雕銮匠、漆匠等百余人,历时四年零八个月修建完成的。整座寺院坐北朝南,依山势逐级建有三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藏经楼,两翼对称建有钟鼓二楼、珈蓝祖师二堂以及僧房、廊庑、厨库等,又于山口处修远门,开坦途以通寺内。建成后,英宗取“佛法广大难测,譬之以海”之意,命名为法海寺。
李童在英宗一朝的太监中颇具资格,他侍奉过明成祖朱棣,在成祖北征死于榆木川之后是护送其遗体秘密回京的亲随之一,之后在仁宗和宣宗两朝亦被信任并委以重任,英宗登基后,他已经名列内廷最有地位的太监。明清两朝,一个太监的“成功标志”就是有能力承建寺院,李童亦是如此。为了修建法海寺,他不惜血本,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处处精心,这集中体现在整个寺院最重要的大雄宝殿内,除了请当时顶级的宫廷画匠绘制壁画外,还用金丝楠木雕塑了三世佛像和十八罗汉像,更在大雄宝殿的天顶设计了深一米、分三层逐级上升且无比精美的藻井,再加上英宗赐予的高1.75米,重达1065公斤、在钟口莲花瓣上铸以浪花纹饰的青铜佛钟悬于殿外,无论是白日里的翘角重檐、金碧辉煌,抑或是日暮后的青灯古佛、钟鸣如涛,都给襟怀宽厚的西山平添了几分法相庄严。
法海寺在正统景泰年间曾经很“红”,第一代住持福寿、第二代住持嵩严书圆寂后,墓塔前立有皇帝谕祭碑,第三代住持慧义任职僧录寺左善世,这个职位是主管全国僧务的第一把交椅。明孝宗弘治末年,不知为何突然走向衰败。
康熙二十一年,朝廷再次重修法海寺。但此后二百六十七年间,清朝皇帝不仅从来没有涉足于此,更没有表示过对这座京西小寺的任何关注,哪怕是《日下旧闻考》这样以内容丰富、考据详实、收录全面的旧京风物书籍,对法海寺也只谈到明碑、佛幢等等,对大雄宝殿内的雕塑和壁画只字未提。至此,法海寺完成了其历史文化意义上的遁形,哪怕是在康乾盛世,也隐身林泉,默默无闻,也许对于一座寺院而言,香火隆盛是喜闻乐见之事,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小众或者无名,反而成为了自保的最佳方式,否则,以乾隆皇帝对文物——尤其是书画的痴迷和爱好,保不齐就想方设法在壁画上盖下自己的大章了。
穿越时空的艺术之旅
看壁画,需穿上鞋套,手持电筒。十几个人鱼贯而入,殿门随即关闭,把所有的光线彻底隔绝在室外。
在讲解员的指导下,我们打开电筒,十几道圆形的光柱在墙上投射出一片黄澄澄的光斑,墙上的壁画约略能看出菩萨、力士、祥云、奇花异卉和飞禽走兽,但并不惊艳。正在我有些失望时,讲解员将参观者们引到离壁画较近的地方细细讲解起来:烘染数层的莲花活色生香；狐狸的耳朵在光线正面照射时竟能看出毛细血管；神仙所驾之云皆是首尾俱全且鳞爪可辨的飞龙；所有的动物——哪怕金毛吼都蠢萌可爱,是因为它们的眼睛被匠心独运地描绘成小鸟的形状；还有面如满月、慈祥端坐的水月观音,薄如蝉翼的披纱花纹精细,仿佛在随风拂动……讲解员一边讲一边将手中的电筒从正面、侧面、下面照射着壁画的细节,通过光线的调整,让参观者看出那些立体的、生动的、宛如浮雕般凸出墙壁的画面,完完全全是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法实现的“裸眼3D”。
重彩设色的传统技法和沥粉贴金的装饰技法、明暗相间让线条更具层次感的工艺、壁画中运用了卷轴画的技巧、被西方艺术家引以为豪的透视画法在这里不仅领先百年且随处可见……在门窗紧闭的黑暗殿堂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穿越时空投射至今而愈发璀璨夺目的光芒!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国宝级的壁画能够被保存至今且基本完好无损,后面还有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七颗钉子与一把斧头
北平刚刚解放时,有部队驻扎在法海寺,有个小战士为了晾晒衣服,在大雄宝殿的墙壁上钉了七颗钉子,被来这里参观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叶浅予发现,立刻报告给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徐悲鸿又上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郑振铎一纸公函递到文化部,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文化部部长茅盾给北京市政府发公函要求“请即查勘”,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保护好壁画!当事的那位小战士被批评,部队很快就撤出了法海寺。
当法海寺壁画真正面临“生死考验”时,挺身而出的是一位名叫吴效鲁的人(另有一说叫吴效祖)。
吴效鲁早年在荣宝斋当学徒,耳濡目染,具有相当的艺术鉴赏才能,1945年他来到法海寺做勤杂工,由于勤劳和认真,被委派掌管大雄宝殿的钥匙,他深知那些壁画的价值,不仅不轻易让外人进入大殿,而且还在壁画周围用小荆条编织起了一道护板。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一伙儿学生要冲进大雄宝殿毁掉壁画,年近七十的吴效鲁拿了把斧头挡在殿门口,谁敢进去就跟谁玩儿命,学生们人多势众,他一个老头子不可能挡多久,这时就有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学者陆波在《北京的隐秘角落》中说的,老头子打开大殿门锁,冲进去“二话不说就砸佛像、砸罗汉,后来他告诉别人,佛像砸了还可以再造,画毁了就很难再恢复了”。学生们一看吴大爷突然变成了跟自己一头的,笑了,一通稀里哗啦乱砸之后就作鸟兽散；还有一种说法来自李武魁先生在《京都胜迹》一书中的撰文,说吴效鲁平时爱下象棋,想起了一招“舍车保帅”的妙计,他找出几条大井绳说:“破四旧,得从山门开始,先破这些把门的泥胎大汉!”学生们拎起绳子拴泥胎,奈何年轻力单,拽倒两个就筋疲力尽、汗流浃背,扔下大绳回家了,因而壁画丝毫没有受到破坏。
吴效鲁于七十年代初去世,生前嘱托家人,把自己葬在法海寺附近,死后也要看守着这座小小的寺庙和寺里的壁画。
这时也许应该写一写那些绘制了法海寺壁画的艺术大师们了,在寺里一经幢,立于正统九年(1444年),上刻有他们的名字:捏塑官陆贵、许祥,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要等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所完成的艺术品一样,应该得到千秋万代的尊崇和膜拜……
(文/呼延云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