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2010年世界经济，各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并不平衡：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复苏中一马当先，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步伐相对较慢，复苏之路颠簸崎岖。欧洲主权债务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年底呈现蔓延之势；美国经济复苏疲态尽显。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逐步退潮，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军红
2010年主要国家政策当局的“名人名言”，似乎反映了本年度世界经济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充满权力博弈的实态。
美日引燃货币战争烽火
7月下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会上院银行委员会上语出惊人，称“美国经济前景充满‘异常的不确定性’”，一改以往“景气缓慢复苏”的基本判断，瞬间，“二次探底”成为全球的共同语言。8月，伯南克在金融巨头演讲会上进一步阐述了拟通过“非传统手段”实施追加性金融缓和政策的用意，提前预告了美联储将执行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QE2），引发市场形成了美元贬值预期。随之，美国股市活跃上扬，提前上演了“QE2行情”。
而10月上旬，在美联储尚未执行 QE2前，日本银行（央行）总裁白川方明抢先发言，称“日本银行是金融缓和政策的前台”，并创造性地使用了“总括型缓和”这个词儿，给伯南克“打了一个提前量”，抢占了量化宽松政策的先机。
美日竞相渲染通货紧缩险情，启动超常规的货币总量放宽政策，引发货币贬值竞争加剧。在此背景下，巴西财长曼德加惊呼“我们正处在货币战争烽火中”。而针对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应对热钱的“浴池理论”，让世界游资云里雾里找不到北。
通货紧缩对阵泡沫通胀
最令人困惑的是，在美日缓和、新兴国紧张的背景下，11 月上旬，欧洲央行总裁特里谢却发言称，“我们的量化宽松政策是暂时的措施”，“12月的政策会议会有决断”，流露出要先于美日提前退出的意向。
显然，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群体，美日欧的金融政策倾向不一，发达国家与新兴国的政策难以协调，构成了2010年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风险。事实上，各国货币领袖的不同声音，反映了各国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结构，及其背后的国际货币体制变革趋势的不同认识。
2010年时值雷曼兄弟倒闭两周年，世界经济在迪拜债务余波中开年，旋即跌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重重漩涡；二次探底悬念不断，货币战线风高浪急。 从政策上看，发达国家苦于通货紧缩，而新兴经济体则愁于泡沫通胀。2010年的世界经济可谓在失衡中缓慢复苏，又在复苏中再现新失衡。在此过程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成为左右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主线，其背后折射着美日欧深层货币矛盾，堪称世界经济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火药桶。
美国金融危机→欧洲财政危机
去年11月，中东迪拜债务风波乍起，世界市场便预测将波及欧洲债务结构，引发债务连锁反应。当2010年的新年钟声余音未尽，希腊主权债务问题便已曝光，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多米诺危机。自此，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演变为欧洲为主战场的财政危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暴露了欧元的结构缺陷，表现为欧元危机。理由是，作为支撑欧元信用的底线，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例大大超出了设计的3% ，欧元信用难以得到政府的保证。一时间，欧元陷入急剧贬值的动荡中。美元危机逆转为欧元危机。
1999年，欧元诞生，但成员国的财政部仍旧各自为政，并各自发行自己的国债，形成了金融与财政的“错配”，货币与政府信用的“混搭”，即“一个央行，多个财政部”；“一个货币，多种国债”。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欧元制度设计的不周，而实质上反映了欧洲权力结构的失衡。作为欧元区最具技术、制造和出口实力的德国夺取了世界最大出口国地位。而以希腊为代表的南欧各国潜在生产率低下，产业结构落后，贸易、财政赤字双扩大。而鉴于欧元区并未建立统一的社保制度，“人员移动的自由化”并未带来“劳动力自由转移”，结果导致区内相互投资不充分，产业结构失衡，内部矛盾暴露。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金融危机前，在虚拟的金融产业大发展背景下，世界资金涌入欧洲，形成了“欧元、银行和房地产三大泡沫”。而金融危机爆发，欧洲的三大泡沫同时破裂，累计债务演变为银行不良资产，欧洲金融系统功能失调。这又与靠借贷消费形成的财政赤字结合，进一步演变为难以调和的债务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堪称欧洲的产业结构、财政结构、货币结构，以及金融系统的复合危机。
从年初到年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现了三波连锁发作特征，沉重打击了欧洲的金融系统，令银行不敢放贷，企业融资萎缩，资金外溢，欧元贬值，国际货币地位面临美日联手挤压。美日欧货币矛盾上升为后危机时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主要矛盾。
而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政策挤出的资金，充斥新兴国和资源国，引发资源、能源、农产品乃至农业生产资料等涨价。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牵动力量，新兴国和资源国货币升值与资产泡沫并发，而发达国家则出现了货币贬值与资产缩水同在的非对称型失衡。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了“ 全球政策失调” 本质，折射着危机后全球生产结构巨变与权力板块漂移的深层博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军红
2010年主要国家政策当局的“名人名言”，似乎反映了本年度世界经济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充满权力博弈的实态。
美日引燃货币战争烽火
7月下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会上院银行委员会上语出惊人，称“美国经济前景充满‘异常的不确定性’”，一改以往“景气缓慢复苏”的基本判断，瞬间，“二次探底”成为全球的共同语言。8月，伯南克在金融巨头演讲会上进一步阐述了拟通过“非传统手段”实施追加性金融缓和政策的用意，提前预告了美联储将执行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QE2），引发市场形成了美元贬值预期。随之，美国股市活跃上扬，提前上演了“QE2行情”。
而10月上旬，在美联储尚未执行 QE2前，日本银行（央行）总裁白川方明抢先发言，称“日本银行是金融缓和政策的前台”，并创造性地使用了“总括型缓和”这个词儿，给伯南克“打了一个提前量”，抢占了量化宽松政策的先机。
美日竞相渲染通货紧缩险情，启动超常规的货币总量放宽政策，引发货币贬值竞争加剧。在此背景下，巴西财长曼德加惊呼“我们正处在货币战争烽火中”。而针对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应对热钱的“浴池理论”，让世界游资云里雾里找不到北。
通货紧缩对阵泡沫通胀
最令人困惑的是，在美日缓和、新兴国紧张的背景下，11 月上旬，欧洲央行总裁特里谢却发言称，“我们的量化宽松政策是暂时的措施”，“12月的政策会议会有决断”，流露出要先于美日提前退出的意向。
显然，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群体，美日欧的金融政策倾向不一，发达国家与新兴国的政策难以协调，构成了2010年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风险。事实上，各国货币领袖的不同声音，反映了各国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结构，及其背后的国际货币体制变革趋势的不同认识。
2010年时值雷曼兄弟倒闭两周年，世界经济在迪拜债务余波中开年，旋即跌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重重漩涡；二次探底悬念不断，货币战线风高浪急。 从政策上看，发达国家苦于通货紧缩，而新兴经济体则愁于泡沫通胀。2010年的世界经济可谓在失衡中缓慢复苏，又在复苏中再现新失衡。在此过程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成为左右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主线，其背后折射着美日欧深层货币矛盾，堪称世界经济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火药桶。
美国金融危机→欧洲财政危机
去年11月，中东迪拜债务风波乍起，世界市场便预测将波及欧洲债务结构，引发债务连锁反应。当2010年的新年钟声余音未尽，希腊主权债务问题便已曝光，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多米诺危机。自此，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演变为欧洲为主战场的财政危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暴露了欧元的结构缺陷，表现为欧元危机。理由是，作为支撑欧元信用的底线，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例大大超出了设计的3% ，欧元信用难以得到政府的保证。一时间，欧元陷入急剧贬值的动荡中。美元危机逆转为欧元危机。
1999年，欧元诞生，但成员国的财政部仍旧各自为政，并各自发行自己的国债，形成了金融与财政的“错配”，货币与政府信用的“混搭”，即“一个央行，多个财政部”；“一个货币，多种国债”。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欧元制度设计的不周，而实质上反映了欧洲权力结构的失衡。作为欧元区最具技术、制造和出口实力的德国夺取了世界最大出口国地位。而以希腊为代表的南欧各国潜在生产率低下，产业结构落后，贸易、财政赤字双扩大。而鉴于欧元区并未建立统一的社保制度，“人员移动的自由化”并未带来“劳动力自由转移”，结果导致区内相互投资不充分，产业结构失衡，内部矛盾暴露。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金融危机前，在虚拟的金融产业大发展背景下，世界资金涌入欧洲，形成了“欧元、银行和房地产三大泡沫”。而金融危机爆发，欧洲的三大泡沫同时破裂，累计债务演变为银行不良资产，欧洲金融系统功能失调。这又与靠借贷消费形成的财政赤字结合，进一步演变为难以调和的债务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堪称欧洲的产业结构、财政结构、货币结构，以及金融系统的复合危机。
从年初到年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现了三波连锁发作特征，沉重打击了欧洲的金融系统，令银行不敢放贷，企业融资萎缩，资金外溢，欧元贬值，国际货币地位面临美日联手挤压。美日欧货币矛盾上升为后危机时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主要矛盾。
而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政策挤出的资金，充斥新兴国和资源国，引发资源、能源、农产品乃至农业生产资料等涨价。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牵动力量，新兴国和资源国货币升值与资产泡沫并发，而发达国家则出现了货币贬值与资产缩水同在的非对称型失衡。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了“ 全球政策失调” 本质，折射着危机后全球生产结构巨变与权力板块漂移的深层博弈。
本版主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