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花事件，映射真实学术标准的弱化

　　□ 朱子钰 李梦馨

　　近日，因为博士学位涉嫌水分，陈春花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北大解除了对其的聘任。针对此事，网上对陈春花一片痛斥之声。但大家也许打假心急，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使陈春花博士学历是假的，但从她多年的学术表现来看，就算不完全排除有学问外的功夫，其实际能力远远高于通常的博士生，与绝大多数博士生导师相比，其实力是完全配得上这个职位的。对一个学者来说，我们是更看重学养，还是学历这样的僵化指标呢？
　　也许有人会辩解：对陈春花，惩罚的是她的学术欺诈行为。这当然成立。但既然陈春花后来有惊艳的表现，那说明她的欺诈所针对的那个标准，其实并非那么重要和必不可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规定的合理性，直接决定着违规者作假的恶劣程度，甚至足以使标准反转。木兰从军，谁能说她不是违反标准浑水摸鱼？但最后却成了美谈。
　　以学历进行学术评价，正是这样一个合理性很差的标准。那些最优秀的学术人才，往往恰好是最不在意学历等硬指标的，比方说陈寅恪，游学欧洲却一个博士学位也不去争取；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在专利局做小职员时，朋友让他写点儿应景论文去混一个大学教职，他回答：自己只对上帝怎么造这个世界感兴趣；休谟则干脆说：从教授那里你学不到任何东西，书里自有一切。正因为卓越人士这个特性，所以使用就需要不拘一格。以这次解聘陈春花的北大为例，梁漱溟报考大学，校长蔡元培让他直接当教授；陈独秀仅仅是个前清秀才，却被直接聘用执掌北大文科。事实上，人们对这种传奇也往往津津乐道，可见对刻板看重学历的做法也是反感的。
　　分析一下，学术单位都有学历、学力等硬杠杠，应该是这样的出发点：人才与岗位间海选式的互相选择成本过高，所以确定一定门槛，是为了在尽可能保证底线的同时，变海选为精选。但在实际运行中，学历一旦成了生杀予夺的最重要标准，就说明发生了喧宾夺主的异化。道理很简单，学历成为最重要标准，只能意味着学术标准弱化。
　　一家工厂招人，招考成绩最好的员工，如果工作不胜任，工厂炒他的鱿鱼，是理所应当；而如果不合条件的某人，以某种手段蒙混过关，但在后来工作中成绩非常突出，估计多数人也会赞成厂方采用变通手法给予宽宥。为什么对一个工厂和对一个学术单位的标准要求不一样呢？很大的原因，是人们认同工厂效益标准才是最关键标准，在这个标准下别的都相对不那么重要。而对学术单位却并非如此，反证了学术单位没有形成这样的运行机制、因此也就没有形成这样的标准。
　　讨论陈春花事件，这里无意对她的学术不诚信问题应怎样追究进行过多的探讨，因为比起指责，反思学术标准的弱化和如何让它强起来，才更有建设意义。怎样才能让学术标准真正强起来呢？这需要全社会的配套：要有相对独立自主的学术运行体系、清晰的学术目标与责权确定等。而做到这些的前提，是使学术单位处于激烈的竞争中。只要有竞争压力，学术单位就只有拿出最有效的、最体现人才价值的标准来，而对其他标准置于其次，这时学术本位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三国时曹操的唯才是举，今日还被传为美谈，其实做到他这点并不很难，只要使之面临激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