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荧与山大的一段交集

　　□ 本报记者 卢 昱
　　 本报通讯员 张洪刚

　　作为著名美学家，吕荧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场“美学大讨论”中，与蔡仪、朱光潜、李泽厚分持不同观点，各自“领衔主演”。他将对美的理性思考凝聚为美学的探讨，提出并论证了美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主观评价，是人的一种观念。相比其他三派的代表人物，吕荧先生的美学论文不多，但观点鲜明，逻辑自洽，独树一帜，无愧于“一派之代表”的学界评价。
　　吕荧与山东大学曾有短暂交集。在百廿山东大学人文学术的天幕上，闪耀着众多明亮的星辰，吕荧是其中令人仰望而又难以忘怀的一颗。
“听课的学生很多，
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1950年8月，吕荧先生由孙思白教授引荐、应华岗校长邀请，到山东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此时，我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俄文专修科，入学后成了吕荧先生的文艺学课代表，其间和吕荧先生多有接触，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山东大学教授赵洪太回忆道。
　　吕荧原名何佶，老家安徽天长。之所以选“吕荧”之名，源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想法。回溯他的人生轨迹，可清楚地看到他追求进步的脚印。他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在读书期间即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抗战爆发后，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9年到昆明西南联大复读，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群社”，并开始翻译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1949年4月，经由香港去北京参加了首届全国文代会，之后到大连作协从事工人文艺活动。他精通俄、英、德文，对普希金、高尔基等作家及苏联文学史、文艺理论和美学等均有很深的研究。
　　吕荧到山大中文系之后，除了担任系主任之外，还主讲两门课：给一、二年级开文艺学，给三、四年级开俄苏文学史。这两门课当时都无章可循，要现编讲义，可够忙活的。另外，他还不断有论文在报刊发表。到任不久，他指导同学们成立了一个“新文学研究会”，以便推动课外的文艺习作和钻研。他讲授的文艺学不但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又结合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给予评点阐发，启人思考又引人入胜，系内外的听讲者越来越多。
　　“吕荧先生身材细高，脸庞白皙而清癯，戴着一副近视镜。他给山大中文、外文、历史系学生上文艺学课。他上课是在一个大教室，听课的学生很多，过道上都站满了人。他身体虚弱，讲课声音很低，给他配备过扩音器。由于扩音器不稳定，效果不好，就不再用了。他每堂课都准备讲稿，我是外文系文艺学的课代表，同学们的作业由我收齐后送到他金口路的家中，等批完后我再取回发给同学们。”赵洪太回忆。
　　“文艺理论课上，吕荧先生常以俄罗斯文学作品为例，给大家讲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正是在吕先生的课上，我意识到，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中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曾回忆。
　　“他不止一次提到希腊的两则神话，一是大力神安泰的故事，一是魔床的故事。他说：搞创作的人要记住安泰的教训，安泰不能离了土地，作家不能离了生活；创作只能从生活出发，不能从理论出发。搞文艺批评的人要以魔床为戒，千万不能把批评弄成死框框，到处硬套，像魔床那样，把人家按到床上，短了硬拉长，长了就砍短。”曾担任文艺理论学课代表的吕家乡回忆道。
　　“他讲课言简意赅，条理分明，像他的论著，高度概括，很少水分，如浓缩的结晶品，但又绝不枯燥，让你明白地把握到原理，并能引起你举一反三去联想。他讲授的文艺学，在当时就已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贯穿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例证、分析都出自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已有的文艺理论教材中难得见到的。”多年后，中文系文艺学课代表李希凡回忆道。
　　1951年9月，吕荧要赴京参加文代会，他的课没有人能代。那时正讲到文学典型问题，临行时，他在课堂上布置了就典型问题写学习报告的任务，“可选择名著中的典型人物进行分析，加以论述。”但他没有硬性规定，同学们可以自己决定。李希凡旁征博引，很用心地写了一篇学习报告。
　　“一天，吕先生叫我到系办公室去，说你这篇学习报告写得不错，有自己掌握的资料，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升曙梦是日本的大批评家，你对他关于典型问题的错误看法，抓住了要害。做学问就要广纳深收。这篇报告我想在《文史哲》上发表一下，也给华校长看了，他也很称赞。我听了自然很高兴。因为《文史哲》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学术刊物之一，发行十几万册，是老师们和学术界专家学者们发表学术论著的园地。这是第一次发表学生的文章，在当时自然是件新鲜事。”李希凡回忆道。
离开山大，再也未去大学执教
　　1951年3月，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校，仍命名为山东大学。当时原华大中文系的学生较多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知识，革命性强，政治嗅觉敏锐。有人对吕荧讲授的文艺学课程内容有意见。导火索是1951年11月的《文艺报》（第5卷第2期）发表了中文系资料员张祺的文章《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一文。
“我看了张祺的文章，却很反感。第一个反应，是张祺所讲的‘证据’，有好多是我笔记中都没有的。批评与实际不符。而文艺学是基础理论课程，不能按照张祺那种方案来讲课。可是，当时只要中央报刊一发出批评声音，在地方就会引起一场小运动。吕先生已经不上课了。”李希凡在回忆录中写道。
　　此后，文艺报发表了山大一些学生代表写的读者来信，批评吕荧在文艺理论教学中有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倾向。此时，全国正在进行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文系要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文艺学教学座谈会，对吕先生的教学提意见。“我写的意见书，是一篇最没意思的文章，虽然我尽量避免张祺那些不实之词，但仍是违心的，真正‘教条主义’的，对吕先生是不公正的，很多年我都心有愧疚。如果说有‘教条主义’，那不是吕先生，而是我们这些张祺的附和者。”对于历史，李希凡也曾自愧。
　　性格耿直倔强的吕荧，对《文艺报》的批评难以接受，给《文艺报》发去一信，作了说明并列出已向教育部上报的文艺学讲授大纲，发表在《文艺报》读者来信栏目。
　　“我受到团组织委托，曾劝说吕荧先生放下面子，作个自我批评，哪怕象征性的也好，他却非常激动地说：‘我怎么能随便检讨？维护真理能含糊吗？这不是爱面子，我有读者呀，我得对读者负责！’”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吕家乡回忆道。
　　吕荧于1952年初离开山大。其实当时学校对他还是多方挽留的。“我也隐隐感到华岗校长对批评吕荧有所保留，他在全系大会上的讲话，根本没提吕荧的错误，只是谈些‘要跟上新时代’‘注意思想改造’等原则性意见。”吕家乡回忆。“据后来所知，老校长华岗同志曾几次劝说吕先生，只要作一点自我批评，就可以继续上课了。但吕先生坚持自己没有错误，决不能作违心的检查……这次批评，深深伤害了吕先生作为师长的心，终其一生，再也未去大学执教。”李希凡回忆道。
　　吕荧离开时，请赵洪太晚上帮忙送他去火车站。他要带一个很大的柳条编的箱子，里面装的全是书，非常重。赵洪太当时觉得挺奇怪，便说：“吕先生，您休假带这么多书干吗？”
　　“我这些书从来随身不离。”吕荧回道，也没详细讲要到哪里去。“一大箱子书太重了，我怕行李箱弄坏了，拿绳子把行李箱捆了又捆，办好了托运，把吕先生送走了。”赵洪太回忆道。
与山大依然保持联系
　　“1953年以后，我逐渐听到了一些内部情况。吕先生是才子型的学者，心高气傲，身为系主任，说话做事，不留情面，对张祺他是很看不上眼的。中文系的老师们也未必对他的领导作风没有意见，其中还混杂着原来华大和山大的干部中间也有不和谐的因素。总之，促成这场莫须有‘批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不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却是虚构的。”李希凡曾回忆道。
　　吕荧离职后在上海的朋友家寄居，以卖文为生。他曾一度回到山大，旋又离开。华岗校长只好帮他安排工作，让他去北京找冯雪峰，在冯雪峰任社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任高级翻译员。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文艺界正在进行的美学大讨论，并卓然成为“主观派”美学代表人物。
　　此后，吕荧与山大学人依然保持联系。1953年夏，吕荧到青岛避暑，学校给他在信号山路安排了一间房子。这一年，赵洪太在山大毕业并留校任教，就住在文学馆二楼（与历史系办公室斜对门）。一天中午，赵洪太外出了，下午回到学校，刚上楼，臧乐源（当时华大与山大合并后在历史系任辅导员）看见赵洪太便说：“吕荧先生来找你，你不在，他在历史系办公室看报纸等你一个多小时，走了。”随后，赵洪太去找吕荧，两人一起到东方菜市的小餐馆吃了饭。
　　这年夏天，作家萧军应山东大学外文系方未艾邀请来青岛休假。有一次，方未艾、萧军和赵洪太约吕荧先生到海水浴场散步。赵洪太到吕荧住处去请他时，发现他正在给自己针灸，全身扎了很多针。“他针灸完收好针，换了衣服，还拿着件风衣，衣服兜里特意装了一个小寒暑表。他身体很虚弱，需看着温度表穿衣服，温度低就赶紧披上风衣，温度高就把风衣脱下来搭在手臂上，我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海边散步后，我们几人一起到小餐馆吃了饭。”赵洪太说。
　　1964年春，吕家乡在济南市一所中学教书，忽然接到吕荧的一封挂号信，是用毛笔所写，信封的下端醒目地写着“北京吕荧”四个字。吕家乡拆开信封，里面有一本在山大听吕先生所讲《文艺学》的课堂笔记。当年，吕荧跟吕家乡要了去，一是想着订正，二是要作为参考，准备把讲稿加以整理，正式出版。当时，这计划已成泡影。吕荧在信中说自己这些年“乏善足陈”，估计吕家乡“在思想和学业上定有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