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聊城的运河印记

　　□ 郑民德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贯穿聊城，带来了大量的人流、物流、商品流，使聊城繁华异常，号称“江北一都会”，有“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之誉，为畿南重埠。当时运河之中帆樯林立、两岸货物山积，城中肩摩毂击、车水马龙，一派兴旺发达景象。
　　聊城是京杭大运河上的河政中心，便利的运河交通促进了聊城商业市场网络的形成及物流转输速度的加快，吸聚了南北商帮与客货，使聊城成为华北著名的商埠与码头。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城市的饮食业、服务业都深受运河文化的影响，具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融会贯通的特点，深刻凸显了明清聊城运河名城的历史地位。
河政中枢，水工要地
　　聊城段运河属会通河，该河始凿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完全为人工开挖，在京杭运河中以治理难度大、船闸众多、水源匮乏而著称，号称“闸河”或“泉河”，是中央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明朝时期曾在聊城张秋镇设北河工部分司衙门，派遣工部郎中担任主官，负责济宁至天津段运河的管理、治理及漕运事务。清代又置河东河道总督于济宁，管理山东、河南黄运两河的防洪抢险、工程建设、水道疏浚等事宜，其属官包括山东运河道、兖沂曹济道等道员，张秋厅、捕河厅、泉河厅、上河厅、下河厅等管河通判，其中张秋厅驻聊城张秋镇、上河厅驻聊城县。
　　聊城河政中枢地位的形成与其水陆交通优势明显、水利工程众多密不可分。元代之前，聊城并无水陆优势，交通闭塞，境内的徒骇河、马颊河不具备航运条件，民众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受水患、旱蝗影响严重。会通河开凿后，特别是明初工部尚书宋礼疏浚山东运河，拓宽水道，运河通行效率提高，商货往来频繁，聊城等沿河城市随之兴起。明清王朝为维护好京杭大运河这一交通要道与经济命脉，保障漕粮按时入京，在聊城运河段设置了大量的管河官员，并通过一系列的水利工程以控制水源，维持漕船的通行。
　　明初浚会通河，自济宁至临清置15闸，加上元代所建，达30余座，呈梯级分布，通过复合闸的形式提高通行效率，聊城境内有张秋荆门上下闸、阿城上下闸、七级上下闸、周家店闸等十余座船闸，是漕船航行的关键区域。清初期，为进一步完善河政建制，设上河厅驻聊城，主官为正六品的通判，管辖聊城、堂邑、博平、清平、临清等处河道270余里，另兼管馆陶县卫河180里。
　　明清河政官员的设置及相关水利工程，对于聊城运河的长期通行具有重要意义，其梯级船闸技术，对于今天的航运设施建设也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保留下来的古船闸属大运河重要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运河史研究、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弥足珍贵。
经济中心，商业名埠
　　明清京杭大运河为聊城带来了繁荣，其商业发展水平在山东，乃至华北都位列前茅。会通河初浚，因商货络绎不绝，商贾往来频繁，经山东巡抚陈济建言，于聊城、临清、德州等处设置税关，征收商税，以裕国库。当时聊城的知名产品有棉花、梨枣等，大量南北商人聚集聊城，收购土产，然后通过运河销往四方，获取利益。聊城土著民众也受经商文化影响，不再局限于农业生产，“逐时营殖”，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日常用度，竞崇鲜华，民有恒产者众多。万历年间，聊城经济达到鼎盛，四方商贾云集，店肆林立，客商远自辽海、岭南诸地，或于聊城置店经营，或以聊城为转运枢纽，通过运河、官道售货全国各地。
　　清朝建立后，聊城商业进一步发展。大量外地商人前来聊城经营，建立了山陕会馆、苏州会馆、江西会馆、赣江会馆、武林会馆等商业会馆，从事粮食、典当、棉花、布匹、茶叶等行业，并通过会馆联络乡情，强化竞争，融入当地社会。在诸商中尤以晋商实力最为雄厚，“东郡商贾云集，西商十居七八”，这些商人非常善于经营，南北转运博弈，巨者营业额达数十万两白银，仅修建的山陕会馆就耗费白银6万余两，形成了占地3000余平方米，包括山门、过楼、戏楼、左右夹楼、钟鼓二楼、南北看楼、关帝大殿、春秋阁的庞大建筑群。
　　明清时期运河对聊城商业影响巨大，运河兴则商业兴，运河衰则商业衰，充分体现了运河与城市发展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关系。运河不但为聊城带来了商贾、客货，而且也促进了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城市商业空间布局的合理，对于民众物质生活的提高与精神生活的丰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名人辈出，文化圣地
　　明清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涌现了一大批仕宦家族与文化名人。明清聊城的书院有东林书院、龙湾书院、光岳书院、阳平书院、启文书院、摄西书院等，这些书院一般由知名学者或致仕的官员讲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兼涉百家之学，一时文运大开，士子云集，“科目鼎盛，贤士辈出”，培养了一大批学者，从而为仕宦家族的出现及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在深厚运河文化熏陶下，明代聊城出现了监察御史丁志方、工部侍郎王汝训、按察副使傅光宅、东阁大学士朱延禧等，清代则有开国状元傅以渐、刑部侍郎任克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邓钟岳、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等，这些官员一方面展现自己的治国才能，同时又传承家学，造福桑梓，为聊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聊城文化的繁荣也体现在刻书业、木版年画业、饮食业等方面。聊城刻书业最早起源于明代中后期，至清嘉庆、道光时达到鼎盛，其中知名者有书业德、有益堂、宝兴堂、善成堂等20余家，大者甚至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号，这些刻书店铺既负责刻书，同时也出售所刻书籍，产品沿运河销往十余省。刻书业的兴盛也刺激了藏书业的发达，聊城海源阁为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所建，与“铁琴铜剑楼”“皕宋楼”“八千卷楼”并称四大藏书楼，有藏书20余万卷，其中宋元刻本颇多。
　　除刻书业外，聊城的木版年画也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明清时期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于运河区域。聊城木版年画源于张秋镇，后传播至东昌府、堂邑县等地，最初由山陕商人经营，后本地民众经营者也颇多，产品人物朴实、线条流畅，主要以神灵、戏曲人物、童子、耕织农作、历史故事为主，反映了古代的民俗文化与农耕文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销往晋冀鲁豫与东三省，有着较高的知名度。
　　明清两朝聊城的饮食文化也兼收并蓄，丰富异常，除铁公鸡、熏枣等知名品牌外，其他茶点、海味、小吃也是不计其数。较大的酒店有运河畔的蛤蟆楼、天一坊、福聚园、会贤楼等，每天都聚集大量南北客商，热闹异常，其他一般的茶铺、肉铺、饼铺也是数量众多，适合普通百姓消费。
　　运河促进了聊城文化的繁荣，影响了地方社会数百年之久。大量文化名人的精神财富传承至今，成为聊城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而其他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着重要的价值，成为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造福着聊城人民，生生不息，代代流传。
（作者系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