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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年志
自明代后期泇河开通后，京杭运河南自台儿庄流入山东境，北至德州桑园镇进入直隶境。以德州、临清、聊城、济宁为代表的一批运河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这些沿运的城市直接受惠于运河的开通，商贾云集，“四方百货，倍于往时”，成为南来北往的商贸重镇。
临清和济宁是山东运河上的南北两大重镇，它们一个位于北段，一个位于南段，而且都处在运河工程的重要位置上，到清代时它们都曾设立直隶州，在全国也是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它们的城市结构功能十分相似，其商业社区的空间结构也大体相同。就城市规模和商业繁华程度来说，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以前，临清远远超过了济宁，成为山东运河沿线规模最大的商业城市，是跨区域的大型商品集散地，其商业流通范围覆盖了山东及附近的几个省市。
明代前期，临清因会通河的开通成为南北水陆要冲，漕船必经之地，商品经济迅速繁荣，“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到隆庆、万历年间进入鼎盛时期，成为闻名全国的北方商业都会。活跃于临清市场的商人既有本地土著，也有外来客籍。“游宦侨商日渐繁衍”，“四方之人就食日滋。”临清城内的商贩日渐增多，而且还争立“商籍”，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商业社区。各地商人商帮的大量涌入，加速了商业文化的传播和融合，重商逐利之风日渐盛行。
元代济宁城伴随着济州河的开凿和漕运的发展，特别是大运河的全线通航而建造了城池，形成了城市，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到明代中期济宁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商业性都会。其间店铺林立，“居民之鳞集而托处者不下数万家，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江淮、吴楚之货，毕集其中。”随着商品贸易的不断发展，各地旅居济宁开业经营者与日俱增，不仅沟通了南北、东西之间的物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不同省区文化的相互传播与渗透。据不完全统计，至道光年间济宁城区会馆达30多个。这些会馆从建筑年代、建筑规模、商业影响等方面都颇具典型，也反映出济宁商业文化的繁荣。
与明清时期山东运河上的南北重镇临清、济宁相比，聊城、德州、张秋、台儿庄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要逊色一些，但是运河的贯通同样为它们注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使之成为区域性商品集散中心。
聊城是一座因水而成名的城市。明永乐九年（1411年）重新疏浚会通河以后，聊城成为运河上南北往来的交通重地，史称“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运河两岸，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街巷纵横交错，商品琳琅满目，一派百业兴盛景象。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固有的传统消费观念发生变化，“服食器用竞崇鲜华”。社会风俗由“重义轻利”转向“不贱商贾、民逐末利”。
德州段运河原为隋唐之永济渠，宋代改称御河。元代陵县（今德州）“为神京之门户”，是运河上的重要枢纽。运河上“帆樯如林，百货山积”，运河两岸“市肆绵亘数十里”，城内“大聚四方之俗探奇货于游市，号为百商之渊”。
张秋镇位于会通河与大清河交汇处，历史上曾称张秋口、景德镇、安平镇。它居于运河重镇济宁和临清之间，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因此，虽行政建制仅为镇，但地位和繁华程度不亚于当时的府县，民间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说法。万历初年，张秋镇的规模较之同一时期的泰安府还要大，为漕河重镇。张秋经商的商人来自各地，其中以晋商居多。镇西南隅修建有山西会馆。福建商人也修建了天后宫。后因运河不再经过张秋，张秋镇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繁荣。
台儿庄是山东运河最南端的商业城镇，作为明清以来重要的水运码头与漕防重镇，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历来为国家与地方所重视。清康乾年间，台儿庄运河漕运进入鼎盛时期。康、乾二帝各曾下江南巡视，每经水路，必在台儿庄停泊登岸下榻或巡游。乾隆在第四次南巡经过台儿庄时，留下了“天下第一庄”的御笔。同时，台儿庄还是鲁南苏北一带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直到民国初年。
除了上述主要的商业城镇外，山东运河沿线还有为数众多，分布密集的小城镇。它们原来大都是农业村落，在运河畅通后迅速兴起，成为商业性城镇，主要承担着周边大小不同的经济区域内商品集散的功能，是某一县乃至数县对外商贸往来的枢纽。这些小城镇大都驻有府县政府派出的管理运河或漕运的机构，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它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消费功能，加强了它们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例如，运河自临清向北至德州的卫运河沿线经过渡口驿、武城（老城镇）、甲马营、四女寺等地，是夏津、武城、恩县、陵县、平原等出入运河的重要通道，其商业发达程度虽不及会通河沿线的城镇，但也曾繁华一时，超过了附近的一般县城。渡口驿为夏津巨镇，设有码头、驿站、漕仓等，夏津古八景之一“卫河古渡”即是此地。四女寺建有运河上重要的水利工程，包括船闸、减水闸等。庙会文化与商业贸易亦曾繁荣一时。
城镇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运河区域的城镇格局及城镇经济特点构成了运河物质文化的鲜明特色。而城市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点，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的创造与传播中心。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世界历史，即城市的历史。一部运河的历史，也是运河两岸的城市发展史。城市在广阔的空间中沿着运河的脉络展开，而运河文明的基因也顺着流淌的河水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末梢，使得每一座城市都被深深地打上了运河的烙印。大运河与运河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运河不仅催生和承载了伟大的中华文明，而且其本身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展示中华文化的亮丽名片。
自明代后期泇河开通后，京杭运河南自台儿庄流入山东境，北至德州桑园镇进入直隶境。以德州、临清、聊城、济宁为代表的一批运河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这些沿运的城市直接受惠于运河的开通，商贾云集，“四方百货，倍于往时”，成为南来北往的商贸重镇。
临清和济宁是山东运河上的南北两大重镇，它们一个位于北段，一个位于南段，而且都处在运河工程的重要位置上，到清代时它们都曾设立直隶州，在全国也是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它们的城市结构功能十分相似，其商业社区的空间结构也大体相同。就城市规模和商业繁华程度来说，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以前，临清远远超过了济宁，成为山东运河沿线规模最大的商业城市，是跨区域的大型商品集散地，其商业流通范围覆盖了山东及附近的几个省市。
明代前期，临清因会通河的开通成为南北水陆要冲，漕船必经之地，商品经济迅速繁荣，“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到隆庆、万历年间进入鼎盛时期，成为闻名全国的北方商业都会。活跃于临清市场的商人既有本地土著，也有外来客籍。“游宦侨商日渐繁衍”，“四方之人就食日滋。”临清城内的商贩日渐增多，而且还争立“商籍”，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商业社区。各地商人商帮的大量涌入，加速了商业文化的传播和融合，重商逐利之风日渐盛行。
元代济宁城伴随着济州河的开凿和漕运的发展，特别是大运河的全线通航而建造了城池，形成了城市，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到明代中期济宁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商业性都会。其间店铺林立，“居民之鳞集而托处者不下数万家，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江淮、吴楚之货，毕集其中。”随着商品贸易的不断发展，各地旅居济宁开业经营者与日俱增，不仅沟通了南北、东西之间的物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不同省区文化的相互传播与渗透。据不完全统计，至道光年间济宁城区会馆达30多个。这些会馆从建筑年代、建筑规模、商业影响等方面都颇具典型，也反映出济宁商业文化的繁荣。
与明清时期山东运河上的南北重镇临清、济宁相比，聊城、德州、张秋、台儿庄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要逊色一些，但是运河的贯通同样为它们注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使之成为区域性商品集散中心。
聊城是一座因水而成名的城市。明永乐九年（1411年）重新疏浚会通河以后，聊城成为运河上南北往来的交通重地，史称“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运河两岸，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街巷纵横交错，商品琳琅满目，一派百业兴盛景象。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固有的传统消费观念发生变化，“服食器用竞崇鲜华”。社会风俗由“重义轻利”转向“不贱商贾、民逐末利”。
德州段运河原为隋唐之永济渠，宋代改称御河。元代陵县（今德州）“为神京之门户”，是运河上的重要枢纽。运河上“帆樯如林，百货山积”，运河两岸“市肆绵亘数十里”，城内“大聚四方之俗探奇货于游市，号为百商之渊”。
张秋镇位于会通河与大清河交汇处，历史上曾称张秋口、景德镇、安平镇。它居于运河重镇济宁和临清之间，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因此，虽行政建制仅为镇，但地位和繁华程度不亚于当时的府县，民间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说法。万历初年，张秋镇的规模较之同一时期的泰安府还要大，为漕河重镇。张秋经商的商人来自各地，其中以晋商居多。镇西南隅修建有山西会馆。福建商人也修建了天后宫。后因运河不再经过张秋，张秋镇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繁荣。
台儿庄是山东运河最南端的商业城镇，作为明清以来重要的水运码头与漕防重镇，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历来为国家与地方所重视。清康乾年间，台儿庄运河漕运进入鼎盛时期。康、乾二帝各曾下江南巡视，每经水路，必在台儿庄停泊登岸下榻或巡游。乾隆在第四次南巡经过台儿庄时，留下了“天下第一庄”的御笔。同时，台儿庄还是鲁南苏北一带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直到民国初年。
除了上述主要的商业城镇外，山东运河沿线还有为数众多，分布密集的小城镇。它们原来大都是农业村落，在运河畅通后迅速兴起，成为商业性城镇，主要承担着周边大小不同的经济区域内商品集散的功能，是某一县乃至数县对外商贸往来的枢纽。这些小城镇大都驻有府县政府派出的管理运河或漕运的机构，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它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消费功能，加强了它们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例如，运河自临清向北至德州的卫运河沿线经过渡口驿、武城（老城镇）、甲马营、四女寺等地，是夏津、武城、恩县、陵县、平原等出入运河的重要通道，其商业发达程度虽不及会通河沿线的城镇，但也曾繁华一时，超过了附近的一般县城。渡口驿为夏津巨镇，设有码头、驿站、漕仓等，夏津古八景之一“卫河古渡”即是此地。四女寺建有运河上重要的水利工程，包括船闸、减水闸等。庙会文化与商业贸易亦曾繁荣一时。
城镇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运河区域的城镇格局及城镇经济特点构成了运河物质文化的鲜明特色。而城市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点，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的创造与传播中心。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世界历史，即城市的历史。一部运河的历史，也是运河两岸的城市发展史。城市在广阔的空间中沿着运河的脉络展开，而运河文明的基因也顺着流淌的河水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末梢，使得每一座城市都被深深地打上了运河的烙印。大运河与运河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运河不仅催生和承载了伟大的中华文明，而且其本身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展示中华文化的亮丽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