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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民德
山东运河始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山东境内开凿的菏水，沟通济水与泗水，以便与晋公会盟，称霸中原。其后齐国开淄济运河，东晋开洸汶运河、桓公渎，主要用于军事征伐与都城供给，这些运河不但距离较短，而且缺乏维护与修缮，使用时间较短。隋代开永济渠，流经山东境内的临清、武城等地，当时大量漕粮、士兵通过永济渠输往辽东前线。金代曾在德州运河畔置将陵仓，用以收贮沿河州县漕粮，此为山东运河有史记载的最早漕仓，对其后漕运文化、仓储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开凿京杭大运河，山东境内有济州河、会通河，并沿卫河、运河沿岸置馆陶仓、陵州仓，用以存贮漕粮，满足军事供给与京城需求，形成了初步的漕仓管理维护制度。
明清两朝，山东运河成为京杭运河的关键河段，不但有河道总督、北河工部分司、户部钞关、工部营缮分司驻扎，而且在德州、临清设置大型水次仓，派户部官员或粮道、地方官员管辖，其仓粮收支、管理运作、功能作用形成了完善的系统，对国家供需、山东区域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典型代表为德州仓、临清仓
中国漕运源远流长，是一项繁杂、严密的系统，其中漕仓系统中的管理体系对于保障漕仓的正常运转作用巨大，其官员设置自上而下分别有仓场总督、坐粮厅、各仓监督、大通桥监督等，沿河各大型水次仓则有户部主事等官员负责仓粮收兑、支放事宜，具体劳役人员有看守兵丁、收粮攒甲和运粮车夫等。
完整仓储体系的建立，在数百年发展演变中，形成了运河漕仓的管理制度与文化，这其中既包括官员设置空间结构、考核与任免体系，也包括奖惩制度、人际关系协调等，既反映了国家漕运政策影响下的山东漕仓的特色，也体现了仓储与山东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
山东运河漕仓的典型代表为明清时期的德州仓、临清仓，二仓几乎与明清王朝漕运相始终，其管理制度随着漕运现状与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充分体现了仓储文化变迁与国家策略之间的密切关系。
德州为南北通衢，水陆码头，早在金天会年间就曾在此置将陵仓，元至元三年（1337年）改将陵仓为陵州仓，收贮运河州县漕粮。明初德州为军事防御性城市，仓储主要用于军事供需，永乐初年会通河疏浚后，德州仓一跃成为运河五大水次仓之一，与天津、临清、徐州、淮安等仓齐名，为国家大型储备粮库。清中后期，受漕粮折征与战乱的影响，德州仓地位不断下降，存粮锐减，逐渐成为地方性仓储，与国家漕运的关系已然不大。
临清为山东咽喉之地，“河踞会通，水引漳卫，大堤绕其前，高阜枕其后，乃南北之襟喉，舟车之都会”（《肇域志》），为京师屏障与门户。洪武初年，明政府就在临清置仓，以便北伐蒙元残余势力及军事驻防，运河浚通后，临清仓收纳山东、河南及江淮、江南漕粮转运京师，存粮额最高一度达数百万石，为运河诸仓之冠。临清仓为仓储群，共分临清仓、广积仓、常盈仓三仓，仓厫数百间，有官军看守仓粮。清中后期，因王伦起义、太平天国北伐、捻军起义等战乱的影响，临清城市受到严重冲击，仓储几乎无粮可存，民国年间其基址成为省立十一中学驻地，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明清两朝，山东运河沿岸的临清、德州二仓经历了由国家大型官仓向地方性仓储的转变。在传统漕运占主导的情况下，漕仓存粮相对丰富，对于国家供给、军事需求、社会保障意义重大，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因素，所以管仓官员级别较高，遴选、奖惩制度严密，而随着漕运体系的废弛，加上运河淤塞、漕粮大规模改折、近代商品粮市场兴起、铁路与轮船的传入等，仓储存粮不断减少，管理级别逐渐降低，最后与传统漕运一起走向了历史的尽头。
刺激商埠形成
明清两朝的德州、临清二仓位居运河要埠，除对京城供给、官军需求、工程用粮发挥重要作用外，还对山东运河区域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
灾荒时，官府除发常平仓、预备仓、学仓、义仓存粮赈济外，漕仓因存粮丰富，可通过运河方便运输而备受重视，成为明清两朝山东运河区域重要的赈灾方式。如明成化八年（1472年）山东发生严重灾荒，民众流离失所，山东巡抚牟俸除发济南仓存粮10万石减价平粜，抑制粮价暴涨外，还发临清仓粟米10万石赈济灾民，安抚流亡。清朝建立后，因临清、德州仓存粮减少，其社会保障功能减弱，但仍有一些赈济之举。康熙后，漕粮直抵京师，沿河漕仓存储、转运作用几乎消失，德州、临清二仓的赈济作用也随之降低。
除赈济功能外，漕仓对区域社会粮食市场的丰富及农产品的商品化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明清两朝，大量纳漕民众及运军、水手前往德州、临清二仓纳粮，带来了大量商人、商货的聚集，这些南北物品齐聚山东运河市镇，促进了当地市场的繁荣与网络体系的建构，刺激了临清、济宁、聊城、德州、张秋镇等著名商埠的崛起，形成了全国闻名的东部运河经济圈。
在运河未贯通前，山东鲁西区域社会经济落后，农业生产以小农为主，运河的畅通使农产品商业化程度进一步加快，大量民众种植棉花、烟草、枣梨等经济作物，并将部分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了民众收入，甚至部分民众从事服务业、第三产业，逐渐脱离了农业生产，成为了手工业者、商人，强化了山东运河区域市场的活跃度与生命力。
漕仓文化的价值
没有山东运河数百年的通航及河政、漕运衙署的驻扎，就不会有漕仓文化的产生、丰富与发展，同时漕仓文化的历史演变也体现了运河与时代及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漕仓的管理、运作、功能发挥无不体现着社会现实对国家河政策略、漕运制度建构的影响，是当时社会现状的缩影与反映。
对山东漕仓文化的研究与探讨，对我们了解山东运河文化的丰富性、全面性、系统性具有一定价值，同时古代社会仓储的管理经验、弊端整顿对于我们今天的仓储文化建设也有启发意义。在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颁布《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今天，挖掘山东运河漕仓文化，传承其中的优秀部分，对于山东本省的运河旅游业规划、运河遗产保护、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是“鲁风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运河始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山东境内开凿的菏水，沟通济水与泗水，以便与晋公会盟，称霸中原。其后齐国开淄济运河，东晋开洸汶运河、桓公渎，主要用于军事征伐与都城供给，这些运河不但距离较短，而且缺乏维护与修缮，使用时间较短。隋代开永济渠，流经山东境内的临清、武城等地，当时大量漕粮、士兵通过永济渠输往辽东前线。金代曾在德州运河畔置将陵仓，用以收贮沿河州县漕粮，此为山东运河有史记载的最早漕仓，对其后漕运文化、仓储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开凿京杭大运河，山东境内有济州河、会通河，并沿卫河、运河沿岸置馆陶仓、陵州仓，用以存贮漕粮，满足军事供给与京城需求，形成了初步的漕仓管理维护制度。
明清两朝，山东运河成为京杭运河的关键河段，不但有河道总督、北河工部分司、户部钞关、工部营缮分司驻扎，而且在德州、临清设置大型水次仓，派户部官员或粮道、地方官员管辖，其仓粮收支、管理运作、功能作用形成了完善的系统，对国家供需、山东区域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典型代表为德州仓、临清仓
中国漕运源远流长，是一项繁杂、严密的系统，其中漕仓系统中的管理体系对于保障漕仓的正常运转作用巨大，其官员设置自上而下分别有仓场总督、坐粮厅、各仓监督、大通桥监督等，沿河各大型水次仓则有户部主事等官员负责仓粮收兑、支放事宜，具体劳役人员有看守兵丁、收粮攒甲和运粮车夫等。
完整仓储体系的建立，在数百年发展演变中，形成了运河漕仓的管理制度与文化，这其中既包括官员设置空间结构、考核与任免体系，也包括奖惩制度、人际关系协调等，既反映了国家漕运政策影响下的山东漕仓的特色，也体现了仓储与山东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
山东运河漕仓的典型代表为明清时期的德州仓、临清仓，二仓几乎与明清王朝漕运相始终，其管理制度随着漕运现状与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充分体现了仓储文化变迁与国家策略之间的密切关系。
德州为南北通衢，水陆码头，早在金天会年间就曾在此置将陵仓，元至元三年（1337年）改将陵仓为陵州仓，收贮运河州县漕粮。明初德州为军事防御性城市，仓储主要用于军事供需，永乐初年会通河疏浚后，德州仓一跃成为运河五大水次仓之一，与天津、临清、徐州、淮安等仓齐名，为国家大型储备粮库。清中后期，受漕粮折征与战乱的影响，德州仓地位不断下降，存粮锐减，逐渐成为地方性仓储，与国家漕运的关系已然不大。
临清为山东咽喉之地，“河踞会通，水引漳卫，大堤绕其前，高阜枕其后，乃南北之襟喉，舟车之都会”（《肇域志》），为京师屏障与门户。洪武初年，明政府就在临清置仓，以便北伐蒙元残余势力及军事驻防，运河浚通后，临清仓收纳山东、河南及江淮、江南漕粮转运京师，存粮额最高一度达数百万石，为运河诸仓之冠。临清仓为仓储群，共分临清仓、广积仓、常盈仓三仓，仓厫数百间，有官军看守仓粮。清中后期，因王伦起义、太平天国北伐、捻军起义等战乱的影响，临清城市受到严重冲击，仓储几乎无粮可存，民国年间其基址成为省立十一中学驻地，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明清两朝，山东运河沿岸的临清、德州二仓经历了由国家大型官仓向地方性仓储的转变。在传统漕运占主导的情况下，漕仓存粮相对丰富，对于国家供给、军事需求、社会保障意义重大，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因素，所以管仓官员级别较高，遴选、奖惩制度严密，而随着漕运体系的废弛，加上运河淤塞、漕粮大规模改折、近代商品粮市场兴起、铁路与轮船的传入等，仓储存粮不断减少，管理级别逐渐降低，最后与传统漕运一起走向了历史的尽头。
刺激商埠形成
明清两朝的德州、临清二仓位居运河要埠，除对京城供给、官军需求、工程用粮发挥重要作用外，还对山东运河区域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
灾荒时，官府除发常平仓、预备仓、学仓、义仓存粮赈济外，漕仓因存粮丰富，可通过运河方便运输而备受重视，成为明清两朝山东运河区域重要的赈灾方式。如明成化八年（1472年）山东发生严重灾荒，民众流离失所，山东巡抚牟俸除发济南仓存粮10万石减价平粜，抑制粮价暴涨外，还发临清仓粟米10万石赈济灾民，安抚流亡。清朝建立后，因临清、德州仓存粮减少，其社会保障功能减弱，但仍有一些赈济之举。康熙后，漕粮直抵京师，沿河漕仓存储、转运作用几乎消失，德州、临清二仓的赈济作用也随之降低。
除赈济功能外，漕仓对区域社会粮食市场的丰富及农产品的商品化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明清两朝，大量纳漕民众及运军、水手前往德州、临清二仓纳粮，带来了大量商人、商货的聚集，这些南北物品齐聚山东运河市镇，促进了当地市场的繁荣与网络体系的建构，刺激了临清、济宁、聊城、德州、张秋镇等著名商埠的崛起，形成了全国闻名的东部运河经济圈。
在运河未贯通前，山东鲁西区域社会经济落后，农业生产以小农为主，运河的畅通使农产品商业化程度进一步加快，大量民众种植棉花、烟草、枣梨等经济作物，并将部分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了民众收入，甚至部分民众从事服务业、第三产业，逐渐脱离了农业生产，成为了手工业者、商人，强化了山东运河区域市场的活跃度与生命力。
漕仓文化的价值
没有山东运河数百年的通航及河政、漕运衙署的驻扎，就不会有漕仓文化的产生、丰富与发展，同时漕仓文化的历史演变也体现了运河与时代及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漕仓的管理、运作、功能发挥无不体现着社会现实对国家河政策略、漕运制度建构的影响，是当时社会现状的缩影与反映。
对山东漕仓文化的研究与探讨，对我们了解山东运河文化的丰富性、全面性、系统性具有一定价值，同时古代社会仓储的管理经验、弊端整顿对于我们今天的仓储文化建设也有启发意义。在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颁布《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今天，挖掘山东运河漕仓文化，传承其中的优秀部分，对于山东本省的运河旅游业规划、运河遗产保护、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是“鲁风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