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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薄克国
本报通讯员 冯文波
“这张照片是我在南极长城站站区拍摄的，每个站区都有地标，标注了与著名城市的距离，像长城站距离北京17502公里，虽然说距离非常远，但是感觉我们的心和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千里万里，祖国在心里。”又是一年国庆节，看着电脑里的照片，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刘惠荣教授向记者讲起了自己与极地的故事。
作为极地社科专家和中国第33次南极科考第二批科考队员，2017年1月5日从北京起飞，刘惠荣历经多日的行程，一路向南。首次登陆南极，刘惠荣肩负的科考项目是“南极活动行政管理现场执法评估考察”。“该项目的开展，有助于规范和完善我国南极活动现场管理执法制度，为我国南极活动的科学立法奠定理论和实证基础。”刘惠荣说。
刘惠荣对极地的研究，始于2007年，那时北极法律体系及北极治理研究逐渐受到各国重视。受原国家海洋局委托，刘惠荣主持了我国首个北极战略研究专项课题“国际北极法律对我国极地开发与科考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
当时国内极地社科研究领域几近空白，一切需要从零做起，相当于摸着石头过河。“受命研究压力大，我们团队由十几个年轻人组成，大家从最基础的翻译入手，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刘惠荣回忆说。最终，团队提交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报告和我国第一部有关北极的专题法律法规汇编，研究报告中关于我国极地战略特别是国际法视角下开展国际合作的策略，成为我国极地考察“十二五”规划相关部分的重要参考。
2013年，“登极”梦圆。作为我国2013年第四批北极科学考察队员，刘惠荣远赴中国北极黄河站进行科考。在黄河站，她对站里的管理制度、后勤保障和周边环境保护情况等进行了详细调研，最终形成了详实的考察报告。
在刘惠荣的书架上，陈列着一套她主编的《北极地区发展报告》。从编纂2014卷开始，到现在的2019卷，该报告已经连续出版了六卷。发展报告又称“北极蓝皮书”，不仅被国内的相关学者广泛学习，国外的北极研究者也纷纷将其作为深入研究和探索北极事务的重要工具。
连续跟踪研究北极地区事务以及编撰和发布《北极地区发展报告》以来，刘惠荣深切地感受到，围绕着气候变化，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北极事务的命运共同体。
这个假期，刘惠荣打算利用这个“整块儿”的休息时间，安静地开展课题研究：一是仔细研究一下智利刚刚通过的南极法规，分析其对南极条约体系产生的影响；二是为下一卷“北极蓝皮书”的选题组稿作些准备工作。
刘惠荣说，10多年过去了，如今极地研究不仅从冷门变得逐渐热门起来，极地事业更让她真切体会到了家国情怀所饱含的深刻内涵。“极地事业是国家的大事，更是值得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这个事业，尚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等待我们探索，去为中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增强自己的话语权贡献智库力量！”刘惠荣说。
本报通讯员 冯文波
“这张照片是我在南极长城站站区拍摄的，每个站区都有地标，标注了与著名城市的距离，像长城站距离北京17502公里，虽然说距离非常远，但是感觉我们的心和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千里万里，祖国在心里。”又是一年国庆节，看着电脑里的照片，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刘惠荣教授向记者讲起了自己与极地的故事。
作为极地社科专家和中国第33次南极科考第二批科考队员，2017年1月5日从北京起飞，刘惠荣历经多日的行程，一路向南。首次登陆南极，刘惠荣肩负的科考项目是“南极活动行政管理现场执法评估考察”。“该项目的开展，有助于规范和完善我国南极活动现场管理执法制度，为我国南极活动的科学立法奠定理论和实证基础。”刘惠荣说。
刘惠荣对极地的研究，始于2007年，那时北极法律体系及北极治理研究逐渐受到各国重视。受原国家海洋局委托，刘惠荣主持了我国首个北极战略研究专项课题“国际北极法律对我国极地开发与科考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
当时国内极地社科研究领域几近空白，一切需要从零做起，相当于摸着石头过河。“受命研究压力大，我们团队由十几个年轻人组成，大家从最基础的翻译入手，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刘惠荣回忆说。最终，团队提交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报告和我国第一部有关北极的专题法律法规汇编，研究报告中关于我国极地战略特别是国际法视角下开展国际合作的策略，成为我国极地考察“十二五”规划相关部分的重要参考。
2013年，“登极”梦圆。作为我国2013年第四批北极科学考察队员，刘惠荣远赴中国北极黄河站进行科考。在黄河站，她对站里的管理制度、后勤保障和周边环境保护情况等进行了详细调研，最终形成了详实的考察报告。
在刘惠荣的书架上，陈列着一套她主编的《北极地区发展报告》。从编纂2014卷开始，到现在的2019卷，该报告已经连续出版了六卷。发展报告又称“北极蓝皮书”，不仅被国内的相关学者广泛学习，国外的北极研究者也纷纷将其作为深入研究和探索北极事务的重要工具。
连续跟踪研究北极地区事务以及编撰和发布《北极地区发展报告》以来，刘惠荣深切地感受到，围绕着气候变化，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北极事务的命运共同体。
这个假期，刘惠荣打算利用这个“整块儿”的休息时间，安静地开展课题研究：一是仔细研究一下智利刚刚通过的南极法规，分析其对南极条约体系产生的影响；二是为下一卷“北极蓝皮书”的选题组稿作些准备工作。
刘惠荣说，10多年过去了，如今极地研究不仅从冷门变得逐渐热门起来，极地事业更让她真切体会到了家国情怀所饱含的深刻内涵。“极地事业是国家的大事，更是值得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这个事业，尚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等待我们探索，去为中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增强自己的话语权贡献智库力量！”刘惠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