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圆圆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末端，也是距离人民群众最近的治理单元。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使社区更好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服务，能够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当前，社区治理面临“三不”困境。首先，随着商业化社区的迅速崛起，社区中的居住成员日益复杂化，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复杂化，社区居委会再沿用之前的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现实形式的需要，面临着“管不了”的困境。其次，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新兴事物不断产生，在社区治理中也面临着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需求，但是很多社区工作者在面对这些新兴事物时感觉无从下手，不会使用，面临着“跟不上”的困境。最后，随着社会管理事务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政府向社区居委会派遣的行政性事务日益繁重，很多社区都有加班加点也干不完的难题，面临着“背不动”的困境。
具体来说，社区治理面临如下一些问题：
社区居委会存在行政化倾向。首先，社区居委会自主权被削弱。目前，社区居委会在人、财、物、考核、运作等方面依赖于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缺少独立自主性。街道对社区居委会拥有领导权，街道在社区事务管理中经常出现干预过度以及“越位”的现象，导致社区居委会丧失了对社区事务的自主权。其次，社区居委会组织结构科层化。居委会委员的职位设置和街道办事处职能科室设置存在同一性。最后，社区居委会组织功能承担了过多的行政事务。许多社区中八九个工作人员有时要负责一二百项工作，其中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属于行政性事务，行政职能无边际向下转移，造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现状。
缺乏专业化的社工队伍。目前在社区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基本都是临时工，进入社区时没有经过相关专业的考试，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就从源头上造成了工作人员在工作能力上的良莠不齐。社工人员的工资大约在1500元，有些经济条件好的社区可能在2000元左右，而社区工作繁重，加班加点是常态，基本没有节假日。这种高强度、低工资的工作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强，同时也造成社工的人员流动性过大。人员的流动性大，社区就不会在他们的培训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金钱，进一步导致专业化社工队伍的缺乏。
社区治理经费紧张。目前，社区治理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主要来源于区和街道的拨款，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到其他政府部门的争取，大部分社区并没有自营项目，有些有自营项目的社区，因为当地政策原因统一由街道来管理这些自营项目，社区想干点事，必须报街道审批，街道同意了再拨付相应资金。同时，社区内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未落实，社区居委会承担着政府部门大大小小几十项工作任务，但是各个部门并没有拨付相应的经费予以支持，这就造成目前社区仅靠民政部门拨付的部分经费来维持运转，社区财政捉襟见肘。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创新基层治理，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内在要求。针对社区治理中的上述问题，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改善。
实现社区居委会的去行政化。要在基层政府与社区之间，进行两者权责的科学合理划分，政府更多负责社区治理方面的宏观事务，即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对社区自治组织的监督权；而对具体事务的管理决策权、协调权、监察权等，则交给社区居委会，使社区居委会真正变为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例如，重庆市南坪街道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处理社区行政性事务的社区公共事务中心工作站，从职能方面实现了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社区居委会只保留公共服务的提供的职能，让居委会真正的成为了居民的代言人。同时，理顺了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实现了社区自治权真正归还给社区居委会的目标，形成了“会站分离”“会街分离”“街站隶属”新型关系，大大降低了工作成本，提高了社区工作的工作效率。
建设专业化的社工治理队伍。首先，建立“选聘分离”的用人机制。社区居委会对社工的聘用有监督和弹劾的功能，政府通过给社工付酬，实际上是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而实现政府的社会化职能。其次，建立完善的社工培训机制。通过健全完善领导推进、人员选配、教育培训、社工义工联动四项工作机制，可以切实发挥社工人才在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可以依靠社会组织解决社工培育问题。例如，上海的社工是由一个劳务公司专门负责培养社会工作者，哪个社区要，哪个社区就来这个公司考察，考察好了这个公司就派遣这些社工到这个社区，如此既招到了高素质的社工，又解决了社工发展问题。
实现社区治理经费来源渠道的多元化。首先，健全以政府保障为主导、社会力量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的社区财政保障体制。社区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发展可考虑以下三点：一是在市、区两级设立社区建设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二是完善政府准入制度，坚持“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三是通过建立“1+N”区域党建，争取广大驻区单位的支持。其次，丰富社区税源，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虽然社区没有征税权，但可以以社区为划分单位，政府根据各个社区的纳税额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一定比例的税款，作为社区的自主性收入。最后，社区居委会应树立起市场意识，善于用市场杠杆解决问题。社区可以将自己的平台推向社会，与相关企业合作，实现社区和企业的双赢。
以先进体制机制提升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一方面，大力推进社区居委会的信息化建设。在很多社区建设比较发达的城市，信息化的硬件配置已经成为标配。比如上海市虹口区，将辖区内的社区集合在一起设立了“全岗通”管理平台，全市各政府办事服务网点实现信息共享，使居民办理公共事务突破地域限制，达到了“居民少跑路，信息多跑路”的目标。另一方面，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率。社区居委会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区事务，必须根据现实需要创新工作方法，不断提升工作效率。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末端，也是距离人民群众最近的治理单元。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使社区更好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服务，能够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当前，社区治理面临“三不”困境。首先，随着商业化社区的迅速崛起，社区中的居住成员日益复杂化，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复杂化，社区居委会再沿用之前的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现实形式的需要，面临着“管不了”的困境。其次，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新兴事物不断产生，在社区治理中也面临着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需求，但是很多社区工作者在面对这些新兴事物时感觉无从下手，不会使用，面临着“跟不上”的困境。最后，随着社会管理事务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政府向社区居委会派遣的行政性事务日益繁重，很多社区都有加班加点也干不完的难题，面临着“背不动”的困境。
具体来说，社区治理面临如下一些问题：
社区居委会存在行政化倾向。首先，社区居委会自主权被削弱。目前，社区居委会在人、财、物、考核、运作等方面依赖于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缺少独立自主性。街道对社区居委会拥有领导权，街道在社区事务管理中经常出现干预过度以及“越位”的现象，导致社区居委会丧失了对社区事务的自主权。其次，社区居委会组织结构科层化。居委会委员的职位设置和街道办事处职能科室设置存在同一性。最后，社区居委会组织功能承担了过多的行政事务。许多社区中八九个工作人员有时要负责一二百项工作，其中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属于行政性事务，行政职能无边际向下转移，造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现状。
缺乏专业化的社工队伍。目前在社区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基本都是临时工，进入社区时没有经过相关专业的考试，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就从源头上造成了工作人员在工作能力上的良莠不齐。社工人员的工资大约在1500元，有些经济条件好的社区可能在2000元左右，而社区工作繁重，加班加点是常态，基本没有节假日。这种高强度、低工资的工作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强，同时也造成社工的人员流动性过大。人员的流动性大，社区就不会在他们的培训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金钱，进一步导致专业化社工队伍的缺乏。
社区治理经费紧张。目前，社区治理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主要来源于区和街道的拨款，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到其他政府部门的争取，大部分社区并没有自营项目，有些有自营项目的社区，因为当地政策原因统一由街道来管理这些自营项目，社区想干点事，必须报街道审批，街道同意了再拨付相应资金。同时，社区内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未落实，社区居委会承担着政府部门大大小小几十项工作任务，但是各个部门并没有拨付相应的经费予以支持，这就造成目前社区仅靠民政部门拨付的部分经费来维持运转，社区财政捉襟见肘。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创新基层治理，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内在要求。针对社区治理中的上述问题，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改善。
实现社区居委会的去行政化。要在基层政府与社区之间，进行两者权责的科学合理划分，政府更多负责社区治理方面的宏观事务，即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对社区自治组织的监督权；而对具体事务的管理决策权、协调权、监察权等，则交给社区居委会，使社区居委会真正变为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例如，重庆市南坪街道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处理社区行政性事务的社区公共事务中心工作站，从职能方面实现了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社区居委会只保留公共服务的提供的职能，让居委会真正的成为了居民的代言人。同时，理顺了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实现了社区自治权真正归还给社区居委会的目标，形成了“会站分离”“会街分离”“街站隶属”新型关系，大大降低了工作成本，提高了社区工作的工作效率。
建设专业化的社工治理队伍。首先，建立“选聘分离”的用人机制。社区居委会对社工的聘用有监督和弹劾的功能，政府通过给社工付酬，实际上是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而实现政府的社会化职能。其次，建立完善的社工培训机制。通过健全完善领导推进、人员选配、教育培训、社工义工联动四项工作机制，可以切实发挥社工人才在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可以依靠社会组织解决社工培育问题。例如，上海的社工是由一个劳务公司专门负责培养社会工作者，哪个社区要，哪个社区就来这个公司考察，考察好了这个公司就派遣这些社工到这个社区，如此既招到了高素质的社工，又解决了社工发展问题。
实现社区治理经费来源渠道的多元化。首先，健全以政府保障为主导、社会力量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的社区财政保障体制。社区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发展可考虑以下三点：一是在市、区两级设立社区建设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二是完善政府准入制度，坚持“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三是通过建立“1+N”区域党建，争取广大驻区单位的支持。其次，丰富社区税源，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虽然社区没有征税权，但可以以社区为划分单位，政府根据各个社区的纳税额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一定比例的税款，作为社区的自主性收入。最后，社区居委会应树立起市场意识，善于用市场杠杆解决问题。社区可以将自己的平台推向社会，与相关企业合作，实现社区和企业的双赢。
以先进体制机制提升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一方面，大力推进社区居委会的信息化建设。在很多社区建设比较发达的城市，信息化的硬件配置已经成为标配。比如上海市虹口区，将辖区内的社区集合在一起设立了“全岗通”管理平台，全市各政府办事服务网点实现信息共享，使居民办理公共事务突破地域限制，达到了“居民少跑路，信息多跑路”的目标。另一方面，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率。社区居委会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区事务，必须根据现实需要创新工作方法，不断提升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