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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帆
回想上个世纪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虽未明确“人文精神”的核心，影响力也有限，但从侧面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人文精神”面临危机。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普及，代之而起的是对物质与利益的追逐与沉迷。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个人，而是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并受到推崇，甚至纯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也开始与市场相联系。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存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趋势下，大众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也逐步加深，尤其体现在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机制上。
大众文化
对文学生产的影响
在早期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中，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后期产生的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商品，带有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功能，是没有美学价值的，并且大众在接受这类文化时，毫无创造性可言，是完全被动的，这是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认识而提出的。大众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基于文化工业产生的具有消费性质的文化，具有商品性。
受大众文化的影响，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也趋向于市场导向并与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联。如１９９３年贾平凹的《废都》，开启了一种“炒作”的营销方式。一方面作者在书中多处以“（此处作者删去××字）”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与阅读兴趣，进行写作的内在造势，另一方面出版商及书商借此进行外在炒作及宣传，刺激消费，使《废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行量。再如余秋雨，可谓被包装得最成功的文化明星，这可以称之为一种“拼装”。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拼装”是部落中人的日常实践，他们创造性地组合手边现有的材料与资源，制造出一些可以满足当下需要的物件、符号或仪式。这是一种非科学的工程，是一种最典型的“权且利用”（ｍａｋｉｎｇ ｄｏ）的作为。余氏散文异乎寻常地大卖，《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引发了一股“散文热”，这里面既包含作家对散文文体的革新与开拓，也离不开书商的助推。我们打开电视也会看到他作为评委出席比赛，以及各种关于他的访谈，余秋雨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又如网络文学这一文学形式，相较于精英文学，如今其势头一浪高过一浪，是当下一种受众较广的文学形式。网络文学特殊的现代化传播媒介，使得读者的阅读喜好可以通过点击率或阅读量等大数据快速直观地体现出来，同时作者的收益与其作品统计数据直接关联，因此作者的写作更投读者所好。而另一方面，伴随着读者审美水平的整体提升，为了获取更多的读者，网络文学作者也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和作品质量。而出版方也会瞄准其中的优秀作品结集出版，如《鬼吹灯》《盗墓笔记》等作品。
文学生产的市场化无疑是为了扩大影响力，开辟更大的利润空间。出版方试图通过策划引领读者的阅读导向，而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左右着出版方和作者的文学生产，这是双方的一种博弈。现行的作品出版发行机制，不可避免地使文学与市场发生联系，与大众相作用。
大众文化
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随着大众消费社会在更大更广范围内的形成，当代意识形态出现了深刻变化。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使商品消费成为了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大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开始成为大众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约翰·费斯克产生了一套与传统认识相悖的观点。在他看来，大众文化是大众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与日常生活的交界面上创造出来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或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费斯克以一种平民化、乐观的新视野，超越了传统的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态度。
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看法与法兰克福学派有所不同，但在文化产业的意义上来谈大众文化，其唯一宗旨就是消费。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谈到，大众文化的某些商品或文本之所以会流行，并不仅仅因为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社会相关意义，传递这些商品的媒介也必须具备可以适应于日常生活实践的特征。看电视、听唱片以及读书等实践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在不同的时间里承载了不同的意义，因此可以生产出形形色色的快感。可见，为了让文化获得最大限度的消费，使潜藏价值得到最大挖掘，可以换用不同的消费模式对其进行阐释。现如今，一部具有一定受众的作品，不仅拥有文学文本，还会有影视改编版权，以及伴有游戏的开发。由文学语言到视觉图像的转变，通过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弥补了文本表现上的不足，尤其在当前“粉丝经济”盛行的现状下，演员或偶像所带来的“流量”的增加，提升了作品的热度，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再配以相关游戏的开发，通过第一人称角色扮演等模式，弥补了文学文本和视觉图像欠缺代入感的不足。三种形式相辅相成，使文化产品得到了更大限度的消费与传播。
费斯克认为，文化工业的商品要成为大众的，就必须不仅仅具有潜在的多元意义，也就是说，能够生产出多元的意义与快感；它们还必须经由媒体来传播，而媒体被消费的模式也是开放的、灵活的。处在文化产业中的文学消费，也借助媒体来传播造势，各种排行榜、必读书目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从报纸、书本到电视、电影，大众的注意力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及文本的相关点，而是进一步延伸到选择传递文本的媒体，以及最适合“消费者的”社会文化位置与需求的消费模式。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