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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钩
但是,仁宗的这个处分决定,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强烈反对。王拱辰上书说:“赏罚者,朝廷之所以令天下也。此柄一失,则善恶不足以惩劝。今滕宗谅在边,盗用公使钱,不俟具狱,止削一官,皆以谓所坐太轻,未合至公。”又说,如果不对滕宗谅严肃处理,他就辞职不干了,“臣所以不避而固争者,诚恐来者相效,而陛下之法遂废矣。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赐责降一小郡,以戒妄言”。
王拱辰可是一个招惹不得的人物,以前他向宋仁宗提意见,仁宗未答应,他情急之下便扯住皇帝的衣裾不放,“极论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纳其说”。现在他要求朝廷对滕宗谅施以重责,而仁宗未听,王拱辰真的就辞职不干了,“即家居,求自贬”。
其他御史也“执坚奏劾宗谅不已”。最后,宋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份重新下诏,“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
北宋时,岳州(今湖南岳阳)差不多就是一个蛮荒之地。不过,滕宗谅到底是豪爽之人,不会太计较穷山恶水。他上任不久,便决定重新修葺岳州的岳阳楼。
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采用了类似“众筹”的办法——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债款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滕宗谅自己掌管这笔巨款,“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按王拱辰的说法,滕宗谅从中捞到了不少油水,“自入者亦不鲜焉”,可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滕宗谅显然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其操守也不必怀疑,但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也是一个藐视制度的人。一些人很欣赏他,如范仲淹、欧阳修；另一些人则很看不惯他,如杜衍、王拱辰。
岳阳楼建成,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淹写了那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又请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刻于石碑；再请著名篆书家邵觫为《岳阳楼记》石碑“篆额”,时人将滕楼、范记、苏书、邵篆合称为“天下四绝”。
苏舜钦与进奏院案
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时,正值他因“进奏院案”被朝廷罢官未久。
苏舜钦也是范仲淹赏识的一名才俊,自小就“慷慨有大志”,后经范仲淹推荐,在庆历初年(1041年)参加制科考试,“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他的岳丈,则是与范仲淹私交很好的杜衍。
庆历四年(1044年),枢密使杜衍拜相,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他们领导的“庆历新政”正在展开。支持新政的苏舜钦此时也意气风发。
这一年九月,京师官民又迎来一个狂欢节——秋季赛神会。按宋人惯例,这一天,京师各机关单位都会准备酒馔,“吏史列坐,合乐终日”。苏舜钦也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了几贯钱,邀请进奏院的同僚以及几位有交情的文友,到酒楼喝酒联欢,还叫了几名官妓歌舞弹奏,陪饮助兴。
宋代的进奏院,负责刊印中央政府的朝报,然后分发给各地方政府,因而一年积下来,废报纸很多。不过,旧报纸也值不了几个钱,鬻卖所得的公款不足消费,大家又凑份子补足,苏舜钦自己掏了十贯钱助席,其他“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换成现在的话,就是“众筹”一场酒席。
当时恰好有一个叫作李定的官员(与王安石弟子、熙宁变法小将李定并非同一人),得知进奏院要“众筹”宴席,便兴致勃勃地跑过来说,他也想参加联欢会。但苏舜钦大概觉得李定这个人很俗气,一直瞧他不上,便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