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丹
几千年前儒家提倡:“礼乐教化通行天下,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这是我国古典“礼乐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所在。《乐记》把中国的民族音乐五声调式的五调音命名为“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怙滞之音矣” 。“礼”天地之序也,“乐”天地之和也。社会要有秩序,更要有谐和,这就是中国儒家,道家所提倡的。
作为“乐”的主要载体的民族乐器走过漫长的发展历程。我国河南舞阳县出土的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吹奏乐器,将中国音乐文化推进至距今约9000年。西周时期,由于乐器种类繁多,我国人民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分类法——乐器按照制作材质进行科学分类的八音分类法,标志着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开始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八音”是先秦时期华夏民族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本土乐器群,比如琴、筝、筑、笙、埙等。自古以来中华文明都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和广阔的胸襟,对于民族乐器及器乐的发展也不例外,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搭建起古代东西方世界相连的桥梁,大量外来乐器传入中国与本土乐器相互共存,随着传承发展相互融合,外来乐器“入乡随俗”,经过我国人民的改造乐器形制上产生变化,演奏方式与乐曲表达更加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要求,像从西域传入中原的琵琶在隋唐时候采用横抱拨弹的演奏方式,随着历史的长河逐渐发展为竖抱指弹的演奏方式,其艺术表现力大大提高,最终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汉族传统民族乐器。著名古琴曲《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汉末被匈奴虏获时隔多年被赎归汉时根据西域胡人的管乐器笳的曲调而写的琴曲。第十八拍中明确写出:“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通过汉族弹拨乐器古琴与西域胡人的民族曲调碰撞结合,其艺术形式生动地体现了我国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与汉初的鼓吹乐同样是中原汉族音乐与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相融合的产物,《汉书·叙传》云:“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旧唐书·乐志》中也载有:“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鼓吹乐被统治者作为宫廷音乐和军队音乐使用的同时在民间也广泛流传,我国现代民间鼓吹乐和吹打乐都与汉代的鼓吹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鼓吹乐和吹打乐中常用的主奏乐器唢呐是我国极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高音唢呐高亢嘹亮,低音唢呐深沉古朴。古文献记载明代王圻编《三才图会》云:“唢呐,其制如喇叭,七孔,首尾以铜为之,管则用木,不知起于何代,当是军中之乐也。今民间多用之。”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至于喇叭、唢呐之流,并其器皆金、元遗物矣。”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武备志》云:“凡掌号笛,即是吹唢呐。”我们可以确定唢呐从西域传入我国后明代就以广泛在军中和民间使用,并与民族乐器在民间组合演奏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器乐乐种,像鲁西南鼓吹乐、河北吹歌、晋北鼓吹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组织专家在全国开展挖掘整理民族民间音乐。我们所熟知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唢呐曲《百鸟朝凤》等很多代表作品都是这个时期挖掘整理后被社会所认识。一九五二年,新中国第一支专业民族乐队在上海诞生以来,历经几代人风风雨雨的探索寻求民族器乐的交响化。华夏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源头,囊括了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古蜀文化等诸子百家文化而形成,兼收并蓄,百花齐放,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音乐同样也是兼收并蓄,百花齐放。中国民族器乐能够在这漫长的五千多年的进化和演变中得以延绵发展至今,是因为它有着博大的包容性,吐故纳新的情怀,善变不离的定情。将外来乐器为我所用,为我所变,为我所适,极大丰富了民族器乐的演奏形式,让民族乐器的音色多样,使每一件乐器都保留着个性但又能相互融合,相互碰撞传声出美轮美奂的音响色彩,这也为建立民族乐团交响化提供了器乐种类的保障。我国民族乐团的编配和体制是学习借鉴西洋交响乐团创分为五个声部,即:管乐声部、弹拨乐声部、拉弦乐声部、打击乐声部、低音声部,是世界上唯一把本土的民族乐器组建成交响化乐团的国家。用欧洲“大小调”理论体系结合我国民族音乐的五声、六声、七声调式去探求中国民族音乐的理论依据,用欧洲的“旋律学”去寻求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旋律的发展规律,研究欧洲的复调音乐是为了让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天然产生多线条并进的旋律有理论上的出处,正是有几代人的探索逐渐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民族音乐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科学规范的去挖掘整理,创作民族民间音乐。
从上古民族乐器及民族音乐能让天地人和,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成为全人类的音乐瑰宝。“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发展民族音乐要认清文化理解与传承的关系,思想的惰性和钝性会拖延民族音乐的发展,不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丝毫不能改,博物馆的文物在诉说历史,民族音乐也必须跟上新时代脚步去奔跑,不应当墨守成规,只有不断守正创新,民族音乐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让音乐民族化的思潮深深照在每位中华儿女心中。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几千年前儒家提倡:“礼乐教化通行天下,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这是我国古典“礼乐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所在。《乐记》把中国的民族音乐五声调式的五调音命名为“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怙滞之音矣” 。“礼”天地之序也,“乐”天地之和也。社会要有秩序,更要有谐和,这就是中国儒家,道家所提倡的。
作为“乐”的主要载体的民族乐器走过漫长的发展历程。我国河南舞阳县出土的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吹奏乐器,将中国音乐文化推进至距今约9000年。西周时期,由于乐器种类繁多,我国人民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分类法——乐器按照制作材质进行科学分类的八音分类法,标志着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开始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八音”是先秦时期华夏民族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本土乐器群,比如琴、筝、筑、笙、埙等。自古以来中华文明都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和广阔的胸襟,对于民族乐器及器乐的发展也不例外,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搭建起古代东西方世界相连的桥梁,大量外来乐器传入中国与本土乐器相互共存,随着传承发展相互融合,外来乐器“入乡随俗”,经过我国人民的改造乐器形制上产生变化,演奏方式与乐曲表达更加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要求,像从西域传入中原的琵琶在隋唐时候采用横抱拨弹的演奏方式,随着历史的长河逐渐发展为竖抱指弹的演奏方式,其艺术表现力大大提高,最终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汉族传统民族乐器。著名古琴曲《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汉末被匈奴虏获时隔多年被赎归汉时根据西域胡人的管乐器笳的曲调而写的琴曲。第十八拍中明确写出:“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通过汉族弹拨乐器古琴与西域胡人的民族曲调碰撞结合,其艺术形式生动地体现了我国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与汉初的鼓吹乐同样是中原汉族音乐与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相融合的产物,《汉书·叙传》云:“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旧唐书·乐志》中也载有:“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鼓吹乐被统治者作为宫廷音乐和军队音乐使用的同时在民间也广泛流传,我国现代民间鼓吹乐和吹打乐都与汉代的鼓吹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鼓吹乐和吹打乐中常用的主奏乐器唢呐是我国极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高音唢呐高亢嘹亮,低音唢呐深沉古朴。古文献记载明代王圻编《三才图会》云:“唢呐,其制如喇叭,七孔,首尾以铜为之,管则用木,不知起于何代,当是军中之乐也。今民间多用之。”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至于喇叭、唢呐之流,并其器皆金、元遗物矣。”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武备志》云:“凡掌号笛,即是吹唢呐。”我们可以确定唢呐从西域传入我国后明代就以广泛在军中和民间使用,并与民族乐器在民间组合演奏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器乐乐种,像鲁西南鼓吹乐、河北吹歌、晋北鼓吹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组织专家在全国开展挖掘整理民族民间音乐。我们所熟知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唢呐曲《百鸟朝凤》等很多代表作品都是这个时期挖掘整理后被社会所认识。一九五二年,新中国第一支专业民族乐队在上海诞生以来,历经几代人风风雨雨的探索寻求民族器乐的交响化。华夏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源头,囊括了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古蜀文化等诸子百家文化而形成,兼收并蓄,百花齐放,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音乐同样也是兼收并蓄,百花齐放。中国民族器乐能够在这漫长的五千多年的进化和演变中得以延绵发展至今,是因为它有着博大的包容性,吐故纳新的情怀,善变不离的定情。将外来乐器为我所用,为我所变,为我所适,极大丰富了民族器乐的演奏形式,让民族乐器的音色多样,使每一件乐器都保留着个性但又能相互融合,相互碰撞传声出美轮美奂的音响色彩,这也为建立民族乐团交响化提供了器乐种类的保障。我国民族乐团的编配和体制是学习借鉴西洋交响乐团创分为五个声部,即:管乐声部、弹拨乐声部、拉弦乐声部、打击乐声部、低音声部,是世界上唯一把本土的民族乐器组建成交响化乐团的国家。用欧洲“大小调”理论体系结合我国民族音乐的五声、六声、七声调式去探求中国民族音乐的理论依据,用欧洲的“旋律学”去寻求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旋律的发展规律,研究欧洲的复调音乐是为了让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天然产生多线条并进的旋律有理论上的出处,正是有几代人的探索逐渐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民族音乐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科学规范的去挖掘整理,创作民族民间音乐。
从上古民族乐器及民族音乐能让天地人和,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成为全人类的音乐瑰宝。“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发展民族音乐要认清文化理解与传承的关系,思想的惰性和钝性会拖延民族音乐的发展,不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丝毫不能改,博物馆的文物在诉说历史,民族音乐也必须跟上新时代脚步去奔跑,不应当墨守成规,只有不断守正创新,民族音乐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让音乐民族化的思潮深深照在每位中华儿女心中。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