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贫家庭走出,驰骋于浩瀚学海,季羡林所依凭的乃是一个“勤”字。“勤”助他克服时艰、学有所成,也帮他老骥伏枥,频结硕果。季羡林晚年学术助手、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回忆与季羡林的交往,讲述季羡林的求学之路、治学态度和乡土情怀。
季羡林:毕生钻研多缘“勤”
2018-10-12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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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贵(左)和季羡林。 |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鲍青
初秋九月,天气渐凉,夏绿虽然依旧葱茏,空气中却已能嗅到秋意丝丝。
沿经十路东行,可至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院图书馆建于校区中央,莘莘学子在此学海泛舟、汲取营养。
一场“季羡林教我们如何治学”的讲座在图书馆举行,许多师生前来受教聆听。在季羡林晚年学术助手、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的勾勒下,率真自然、治学严谨的季羡林形象活灵活现、跃然眼前。
讲座结束后,蔡德贵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回忆了自己与季羡林的交往和感悟。
乡村少年 命运攸关
2008年7月,病榻中的季羡林亲笔修书,邀请蔡德贵担任自己口述历史的记录者。蔡德贵随即北上赴约,和季羡林历时十月先后交谈75次,所言话题几乎涉及季羡林的一生,“既是交谈,也是受教”。
对蔡德贵而言,季羡林亦师亦友,交往良久。“1965年我考取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在新生大会上,给我们讲话的就是系主任季羡林。”1982年,蔡德贵赴北京大学查验编纂书籍所需资料,在外文楼前巧遇季羡林。虽然10多年未谋面,季羡林却立刻叫出了他的姓名,“当时我非常惊讶,惊叹于他还记得我。”此后两人互动频繁,蔡德贵撰写一部《季羡林传》,并得到季羡林肯定。
谈及季羡林,蔡德贵直言“季老故去虽九载,当年形貌却犹在眼前”。季羡林令他感触最深的,便是求学的艰辛坚韧,治学的客观严谨。“我的高中时代,每周六下午放学需要5小时步行25公里回家,周日再背着14斤地瓜面步行5个多小时返校。自己吃过求学的苦,就能和季老在这方面有共鸣。”
季羡林出生在鲁西北的临清,那时是清廷即将分崩离析的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
此时的清王朝,内忧外患不断,经受着革命急风骤雨的荡涤,统治危机日重、衰暮之气日深。从年初开始,一个个“坏”消息就接踵而来。先是1月,东三省爆发的“肺鼠疫”失控,数万人接连丧生,关外百姓惊慌失措；接着4月,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72位烈士抛洒热血,震撼国人；再到5月,清廷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激起全国抗议浪潮,四川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敲响了清廷覆灭的丧钟。
而在偏僻闭塞的鲁西北,似乎没有受到时代浪潮的波及。人们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只是动荡不安的局势,让他们生计日蹇,食不果腹,时时为饥寒而愁苦。
季羡林的故乡叫康庄镇官庄。“康庄”之名,有“康庄大道”之意,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但心中祈愿常与残酷现实迥异:康庄并不“小康”,“官庄”也不出高官。这里是鲁西北最贫穷的地方,而尤以官庄村南的季家最为贫苦。
季家陷入过“贫富循环”的怪圈。“季家早先寒素,兄弟数人曾结伴闯关东,却全部客死异乡,结局极为悲惨。”蔡德贵说。
到季羡林的父辈时,叔叔季嗣诚因偶然购买湖北水灾奖券中头奖而乍富。靠着这笔飞来横财,季家盖起堂皇高屋,购置带井良田,一跃而为豪奢之家。但兄长季嗣廉既不善理财,又素来豪爽,最是喜欢请人挥霍吃喝。他的“义气”声名远播四郊,慕名前来者络绎不绝,而他又一概来者不拒。很快,季家坐吃山空、重回败落,曾拥有的60多亩良田全部易主他人,只剩下半亩多的救命田。
生活艰辛,首在食饮。鲁西北的广阔平原上,高粱种植在清初就超过其他作物。口感较差的高粱成为主食,昭示民食趋向恶化。
返贫之后的季家,每日所食就是用红高粱面做的饼子。对小小的季羡林而言,白面粉做的饼子,是犹如龙肝凤髓般的美味。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季羡林如果一直寄居乡间、终日为饥寒困苦,此生想必也就浑浑噩噩度过。但在6岁时,父亲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
“季嗣诚膝下只有一女。季嗣廉知道儿子居乡,大概不会有什么出息,他决定把孩子过继给弟弟抚养。”蔡德贵说。“这是影响季羡林一生的决定。季嗣诚曾读过济南武备学堂,在黄河内务局工作过,眼界要开阔得多。”
1917年春节前夕,瑟瑟寒风劲吹,大地萧然一片。稚嫩的季羡林在父亲陪伴下,骑着毛驴,走了两天,逶迤行到了济南。在这里,他头一次看到了城市模样,看到了山丘、看到了高楼。他虽年齿尚幼,却也知晓即将栖身一个陌生的家,心中惊奇惶恐交杂,一时难以名状。
初到济南,离开至亲,季羡林曾伤心得痛哭一夜。还未适应新生活,厄运就袭击了懵懂的乡村少年。因叔父一时疏忽,没有及时给季羡林接种牛痘,让他染上了天花。天花在当时是非常凶险的传染病。虽然经过几个月救治照料,季羡林虽然性命无虞,全身却留下麻子。“这对季羡林早期性格影响很大。叔父后来督促他读书,他却因自卑而逃学,反而喜欢捉鸟抓虫,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蔡德贵说。
日后享誉学界的国学大师,此时还找不到清晰的影子。
因“荣”读书 因“勤”精进
城市毕竟与乡村不同,叔父眼界到底高过父亲。季嗣诚虽没接受过正式教育,却靠自身毅力学会写作,还通晓不少古书典籍。他深知读书重要,对侄儿抱有很高期望,矢志培养他成才。他先送季羡林入私塾开蒙,跟随塾师学“三百千”(旧时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后来又送他入山东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攻读。
当时的一师校长王祝晨兼任附小校长。王祝晨绰号“王大牛”,脾气虽然倔强,但思想新锐,眼界开阔。他大刀阔斧在一师搞改革,引进新思想、倡导新理念,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来办讲座。而在附小,王祝晨同样引风气之先,推行白话文、废弃文言文。一师附小里的孩子,不用念深奥晦涩的文言文,代之以简明晓畅的白话文。
季羡林虽对王祝晨的主张一知半解,却欣喜课本少了“之乎者也”的古文,多了“幽默有趣”的故事。但不久,思想保守的叔父发现附小的“荒唐”做法,恼怒之下竟将季羡林迅速转学至新育小学。
新风潮虽初兴即止,但“求新”的种子却已植根萌芽。
小学毕业后,季羡林顺利考入正谊中学。叔父不仅精心编选了一本《课侄选文》,而且经常亲自讲解授课。在完成学校正课外,季羡林还要参加古文学习班,学《左传》《战国策》和《史记》。当时每日课业很重,季羡林经常要到晚上10点才能回家。但他如饥似渴收获知识,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初中毕业后,季羡林接着在正谊中学读高中,半年后转入刚成立的山东大学附属中学。
当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是清末状元王寿彭。他为了勉励学子求学热情,曾当众承诺:如果有学生能连续两学期拿到甲等第一名且平均分超过九十五分,自己就为他题写字帖和扇面。王寿彭古文功底扎实,书法也名冠当时,更是前朝“文曲星”,学生们自然趋之若鹜。
季羡林的“虚荣心”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学习上。“季羡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时候称是虚荣心,有时称之为荣誉感,反正都逃不脱一个荣字。”蔡德贵说。
“因荣而学,因勤而进”,季羡林努力攻读,真的连续两个学期成绩超过95分,位列甲等第一名。
不久,王寿彭兑现此前承诺。他为季羡林题写了一副“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的对联,还有一件摘录清代诗人厉鹗作品的扇面,而两件书法作品的题头,则是“羡林老弟雅察”。
称年纪轻轻的季羡林为“老弟”,晚清状元的肯定褒奖,令季羡林受宠若惊。为了维持这份“荣誉感”,他完全放弃了玩乐,将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季羡林后来回忆道:“王状元的这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对我的影响万分巨大,这看似出人意料,实际上却在意料之中,虚荣心恐怕人人都有一点的,我自问自己的虚荣心不比任何人小……”
求学之路虽有欣喜,却也坎坷不断。1928年,日军为了阻止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出兵占领济南,并制造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时局动荡下,山大附中也被迫停办,季羡林停学一年。在济南大街上,季羡林曾遭到日本士兵盘查,被怀疑为反日者,他因机警而脱身。
次年,经过国际斡旋,日军撤出济南。不久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季羡林得以继续学业。
先后在两个高中读书,接受了王昆玉、董秋芳、胡也频等恩师的教诲,季羡林开始长大。
高中毕业后,季羡林一时间无所适从,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他曾想谋取一个铁饭碗,养家糊口,回报家人。但他虽然报考邮政局,却不幸名落孙山。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到了报考大学。
授业解惑 受益终身
季羡林和同学结伴来到北平,他选了最好的两所大学报考。当年清华国文试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学生基本都没来过北京,更别提游览清华园,所以只能凭借幻想腾飞,依靠文笔驰骋,杜撰一篇文章。季羡林文字功底扎实,写得倒是非常顺手。
相较清华试题“四平八稳”,北大国文试题“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则让考生们手足无措。英文试题更加奇特,除了作文试题外,加一段汉译英。题目是南唐后主李煜《清平乐》词的上半阕,“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对一般高中生来说,即使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也颇有难度。
成绩张榜公布,季羡林同时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一时传为佳话。因为希望能出国“镀金”,他选择了出国更便利的清华。
大学期间,季羡林选的是西洋文学系。
西洋文学系教授多是外国人,上课都用英文教学。课程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莎士比亚、西洋通史等。
叶公超教授的基础英文课,让季羡林大开眼界。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谈及叶公超教材用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小说《傲慢与偏见》,教法更是离奇罕见。叶公超既不讲授,也不解释,只是按学生座次从第一排右手起,要求每人念一段小说原文。学生念到某处,叶公超会喊“stop”。此时叶公超会问“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邻座学生继续念下去。有一次,有同学提出疑问。而叶公超的回应则是狮子怒吼:“查字典去!”全堂愕然肃然,再也没人提问题。
季羡林接着选择主修德文。德文专业有三位教授,其中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不过吊诡的是,虽是德文课,中国老师却说汉语,德国老师说英语。所以季羡林虽然学了四年德语,却只是个能阅读而无法听说的“聋哑德语”。
因为教学方法奇异,必修课中几乎没有一门让学生满意。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自己选修和旁听的朱光潜“文艺心理学”、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可以说让季羡林受益终身,影响着他的学术方向。”蔡德贵说。
朱光潜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职授课。那时,季羡林因为母亲过世,心绪非常低落。一开始他听得糊里糊涂,直到后来才抛下忧伤,认真听课。
朱光潜介绍了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许多新理论,令季羡林受益匪浅。后来季羡林在《悼念朱光潜先生》中道:“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
陈寅恪开设“佛经翻译文学”,对季羡林影响同样巨大。季羡林虽然只是旁听,却成为他从事佛教史、佛教梵语研究的缘起。
陈寅恪课程所用参考书是《六祖坛经》。为了找到它,季羡林曾专门到寺庙淘书。
陈寅恪讲课先在黑板写材料,然后根据材料解释、考证、分析、综合。陈寅恪分析材料细如毫发,如剥竹笋,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但他从不武断下结论,不歪曲材料,不断章取义。
事无巨细的分析和严谨的作风,对季羡林的影响至深。1945年,陈寅恪因医治眼疾赴英国任教。人在德国的季羡林得知后,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汇报自己十年来学习情况,并将他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上。
没想到,陈寅恪很快给他回信,而且也是一封长信。陈寅恪告诉季羡林,自己不久将回国,并拟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等推荐他前往任教。季羡林喜出望外,立即回信表示感谢。
从“煞割令”引出《糖史》
季羡林早年勤于求学,而在人生暮年,仍勤于治学,频结硕果。“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的地方,季羡林从一个单词、一纸残卷,引出一部七十多万字的《糖史》,足见他勤于思考,勤于研究。”蔡德贵说。
季羡林不是自然科学家,对科技来说也算是个门外汉。他也直率地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
其实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时,便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欧美许多国家语言中,表示“糖”的单词,都是外来语,而其根源则是梵文。
到了1981年,一张曾被法国学者伯希和带走的敦煌残卷,辗转到了季羡林手中。这张残卷的奇特之处,在于纸张背面所记录,并非是佛经典故。
敦煌残卷一般都是佛经抄录本,这份残卷却记录了与佛经截然不同的文字。
残卷字数不过数百,字迹基本清楚,但有错别字,也漏写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难解之处,很难通读其意。
季羡林对残卷爱不释手,甚至到了昼思夜想的地步。他通过不断咀嚼体会,逐渐认识到:残卷释读关键在“煞割令”这个怪词上。如果这个词能成功解读,通篇文字就焕然冰释。
经过无数次品味思考,季羡林终于破解顿悟,原来“煞割令”就是梵文中的“糖”。
季羡林顺着这条线一路解读,所有疑难迎刃而解。他立刻撰写《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
文章解读了这张敦煌残卷的内容,原来是一篇介绍制糖的科技文献:其中有印度的甘蔗种类；造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与煞割令的区别；甘蔗酿酒；甘蔗种植法等。
季羡林从这张敦煌残卷线索,通过大量考证,得出确凿结论:中国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但起初制作技术不如印度精美。
所以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赴印度学习制糖技术。经过中国匠人实验改进,所造糖“色味逾西域远甚”,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此后,季羡林详细搜集有关“糖”的传播资料,了解背后的文化交流。1993到1994年,季羡林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查阅中国古籍和国外资料,把有关“糖”的资料挑选出来,再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撰写出七十多万字的《糖史》。
《糖史》用大量事实描绘了古代文化交流史:一千多年来,糖和制糖术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
《糖史》还勾勒出了交流的大致路线,考证出交流年代,集散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如何提高,糖的种类得到丰富,白砂糖和冰糖得以出现。
季羡林讲求“言必有据,无征不信”,为了求真,他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证据。
仅是《糖史·国内篇》,他选用资料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等十九种。季羡林自述道:“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作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
“正是这种治学态度,让季羡林得以老骥伏枥,相继撰写出《糖史》《弥勒会见记》等重要著作。”蔡德贵在讲座上,频频向师生谈及季羡林的治学态度。
桑榆晚景 心系乡情
蔡德贵统计过,季羡林75次“口述历史”,其中有9次是回故乡临清的回忆。
季羡林6岁离开父母到济南投奔叔父,此去即是三年。9岁时他为奔大奶奶丧事,第一次回到临清老家。大奶奶的亲孙夭折得早,对季羡林视若己出,百般宠溺。季羡林有时喊上一声“奶奶”,她就把手伸进宽大袖子,掏出半个馒头。这对季羡林来说,绝对是最高级的物质享受。
1925年,正在济南上中学的季羡林第二次回家乡看望病重的父亲。此前,父亲生活多靠叔父接济,常来济南看望季羡林。两人同住北屋,有时还同睡一张床。父子虽然相隔疏远,却皆有思念之心。为了医治父亲,他亲自赶着牛车请医生、送大夫,却仍然没有等来父亲的好转。不久父亲亡故,季羡林第三次回临清奔丧。
1933年,在清华读书的季羡林收到“母病危归”电报。他心急如焚,忐忑不安,急忙向学校请假,连夜坐火车往家赶。待到叔父家中才知晓,母亲已过世。他一度万念俱灰,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沾。当天深夜,他为母亲守灵,心中满是凄苦。
因为父母亡故,季羡林许久没回故乡。到了1973年,季羡林渐觉身躯老迈,非常思念家乡,遂携家眷返乡。当时交通不便,通行状况恶劣,乡亲们为他准备了地排车和自行车。季羡林骑自行车从县城赶回官庄。他一路感慨地说:“别人都说近乡情更怯,我回到老家一点都不感到陌生,就好像没有离开过一样。”后来他又数次返乡,每每感慨不已。
2001年,90岁的季羡林从北京乘火车回到临清,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季羡林来到父母坟前,执意给父母磕头,并告慰母亲:“我以后一定回来陪你。”
蔡德贵介绍,自己有时会给季羡林带点济南的特色小吃油旋,“他看到这些,总是很高兴,因为让他想起了故乡”。
“季羡林对故乡几乎是有求必应,倾注了深厚乡情。季羡林在他临终前一天晚上,还题写了5幅字,其中有三幅就是专门给山东所写的。”蔡德贵说。
□ 本报记者 鲍青
初秋九月,天气渐凉,夏绿虽然依旧葱茏,空气中却已能嗅到秋意丝丝。
沿经十路东行,可至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院图书馆建于校区中央,莘莘学子在此学海泛舟、汲取营养。
一场“季羡林教我们如何治学”的讲座在图书馆举行,许多师生前来受教聆听。在季羡林晚年学术助手、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的勾勒下,率真自然、治学严谨的季羡林形象活灵活现、跃然眼前。
讲座结束后,蔡德贵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回忆了自己与季羡林的交往和感悟。
乡村少年 命运攸关
2008年7月,病榻中的季羡林亲笔修书,邀请蔡德贵担任自己口述历史的记录者。蔡德贵随即北上赴约,和季羡林历时十月先后交谈75次,所言话题几乎涉及季羡林的一生,“既是交谈,也是受教”。
对蔡德贵而言,季羡林亦师亦友,交往良久。“1965年我考取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在新生大会上,给我们讲话的就是系主任季羡林。”1982年,蔡德贵赴北京大学查验编纂书籍所需资料,在外文楼前巧遇季羡林。虽然10多年未谋面,季羡林却立刻叫出了他的姓名,“当时我非常惊讶,惊叹于他还记得我。”此后两人互动频繁,蔡德贵撰写一部《季羡林传》,并得到季羡林肯定。
谈及季羡林,蔡德贵直言“季老故去虽九载,当年形貌却犹在眼前”。季羡林令他感触最深的,便是求学的艰辛坚韧,治学的客观严谨。“我的高中时代,每周六下午放学需要5小时步行25公里回家,周日再背着14斤地瓜面步行5个多小时返校。自己吃过求学的苦,就能和季老在这方面有共鸣。”
季羡林出生在鲁西北的临清,那时是清廷即将分崩离析的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
此时的清王朝,内忧外患不断,经受着革命急风骤雨的荡涤,统治危机日重、衰暮之气日深。从年初开始,一个个“坏”消息就接踵而来。先是1月,东三省爆发的“肺鼠疫”失控,数万人接连丧生,关外百姓惊慌失措；接着4月,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72位烈士抛洒热血,震撼国人；再到5月,清廷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激起全国抗议浪潮,四川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敲响了清廷覆灭的丧钟。
而在偏僻闭塞的鲁西北,似乎没有受到时代浪潮的波及。人们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只是动荡不安的局势,让他们生计日蹇,食不果腹,时时为饥寒而愁苦。
季羡林的故乡叫康庄镇官庄。“康庄”之名,有“康庄大道”之意,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但心中祈愿常与残酷现实迥异:康庄并不“小康”,“官庄”也不出高官。这里是鲁西北最贫穷的地方,而尤以官庄村南的季家最为贫苦。
季家陷入过“贫富循环”的怪圈。“季家早先寒素,兄弟数人曾结伴闯关东,却全部客死异乡,结局极为悲惨。”蔡德贵说。
到季羡林的父辈时,叔叔季嗣诚因偶然购买湖北水灾奖券中头奖而乍富。靠着这笔飞来横财,季家盖起堂皇高屋,购置带井良田,一跃而为豪奢之家。但兄长季嗣廉既不善理财,又素来豪爽,最是喜欢请人挥霍吃喝。他的“义气”声名远播四郊,慕名前来者络绎不绝,而他又一概来者不拒。很快,季家坐吃山空、重回败落,曾拥有的60多亩良田全部易主他人,只剩下半亩多的救命田。
生活艰辛,首在食饮。鲁西北的广阔平原上,高粱种植在清初就超过其他作物。口感较差的高粱成为主食,昭示民食趋向恶化。
返贫之后的季家,每日所食就是用红高粱面做的饼子。对小小的季羡林而言,白面粉做的饼子,是犹如龙肝凤髓般的美味。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季羡林如果一直寄居乡间、终日为饥寒困苦,此生想必也就浑浑噩噩度过。但在6岁时,父亲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
“季嗣诚膝下只有一女。季嗣廉知道儿子居乡,大概不会有什么出息,他决定把孩子过继给弟弟抚养。”蔡德贵说。“这是影响季羡林一生的决定。季嗣诚曾读过济南武备学堂,在黄河内务局工作过,眼界要开阔得多。”
1917年春节前夕,瑟瑟寒风劲吹,大地萧然一片。稚嫩的季羡林在父亲陪伴下,骑着毛驴,走了两天,逶迤行到了济南。在这里,他头一次看到了城市模样,看到了山丘、看到了高楼。他虽年齿尚幼,却也知晓即将栖身一个陌生的家,心中惊奇惶恐交杂,一时难以名状。
初到济南,离开至亲,季羡林曾伤心得痛哭一夜。还未适应新生活,厄运就袭击了懵懂的乡村少年。因叔父一时疏忽,没有及时给季羡林接种牛痘,让他染上了天花。天花在当时是非常凶险的传染病。虽然经过几个月救治照料,季羡林虽然性命无虞,全身却留下麻子。“这对季羡林早期性格影响很大。叔父后来督促他读书,他却因自卑而逃学,反而喜欢捉鸟抓虫,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蔡德贵说。
日后享誉学界的国学大师,此时还找不到清晰的影子。
因“荣”读书 因“勤”精进
城市毕竟与乡村不同,叔父眼界到底高过父亲。季嗣诚虽没接受过正式教育,却靠自身毅力学会写作,还通晓不少古书典籍。他深知读书重要,对侄儿抱有很高期望,矢志培养他成才。他先送季羡林入私塾开蒙,跟随塾师学“三百千”(旧时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后来又送他入山东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攻读。
当时的一师校长王祝晨兼任附小校长。王祝晨绰号“王大牛”,脾气虽然倔强,但思想新锐,眼界开阔。他大刀阔斧在一师搞改革,引进新思想、倡导新理念,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来办讲座。而在附小,王祝晨同样引风气之先,推行白话文、废弃文言文。一师附小里的孩子,不用念深奥晦涩的文言文,代之以简明晓畅的白话文。
季羡林虽对王祝晨的主张一知半解,却欣喜课本少了“之乎者也”的古文,多了“幽默有趣”的故事。但不久,思想保守的叔父发现附小的“荒唐”做法,恼怒之下竟将季羡林迅速转学至新育小学。
新风潮虽初兴即止,但“求新”的种子却已植根萌芽。
小学毕业后,季羡林顺利考入正谊中学。叔父不仅精心编选了一本《课侄选文》,而且经常亲自讲解授课。在完成学校正课外,季羡林还要参加古文学习班,学《左传》《战国策》和《史记》。当时每日课业很重,季羡林经常要到晚上10点才能回家。但他如饥似渴收获知识,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初中毕业后,季羡林接着在正谊中学读高中,半年后转入刚成立的山东大学附属中学。
当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是清末状元王寿彭。他为了勉励学子求学热情,曾当众承诺:如果有学生能连续两学期拿到甲等第一名且平均分超过九十五分,自己就为他题写字帖和扇面。王寿彭古文功底扎实,书法也名冠当时,更是前朝“文曲星”,学生们自然趋之若鹜。
季羡林的“虚荣心”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学习上。“季羡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时候称是虚荣心,有时称之为荣誉感,反正都逃不脱一个荣字。”蔡德贵说。
“因荣而学,因勤而进”,季羡林努力攻读,真的连续两个学期成绩超过95分,位列甲等第一名。
不久,王寿彭兑现此前承诺。他为季羡林题写了一副“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的对联,还有一件摘录清代诗人厉鹗作品的扇面,而两件书法作品的题头,则是“羡林老弟雅察”。
称年纪轻轻的季羡林为“老弟”,晚清状元的肯定褒奖,令季羡林受宠若惊。为了维持这份“荣誉感”,他完全放弃了玩乐,将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季羡林后来回忆道:“王状元的这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对我的影响万分巨大,这看似出人意料,实际上却在意料之中,虚荣心恐怕人人都有一点的,我自问自己的虚荣心不比任何人小……”
求学之路虽有欣喜,却也坎坷不断。1928年,日军为了阻止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出兵占领济南,并制造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时局动荡下,山大附中也被迫停办,季羡林停学一年。在济南大街上,季羡林曾遭到日本士兵盘查,被怀疑为反日者,他因机警而脱身。
次年,经过国际斡旋,日军撤出济南。不久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季羡林得以继续学业。
先后在两个高中读书,接受了王昆玉、董秋芳、胡也频等恩师的教诲,季羡林开始长大。
高中毕业后,季羡林一时间无所适从,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他曾想谋取一个铁饭碗,养家糊口,回报家人。但他虽然报考邮政局,却不幸名落孙山。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到了报考大学。
授业解惑 受益终身
季羡林和同学结伴来到北平,他选了最好的两所大学报考。当年清华国文试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学生基本都没来过北京,更别提游览清华园,所以只能凭借幻想腾飞,依靠文笔驰骋,杜撰一篇文章。季羡林文字功底扎实,写得倒是非常顺手。
相较清华试题“四平八稳”,北大国文试题“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则让考生们手足无措。英文试题更加奇特,除了作文试题外,加一段汉译英。题目是南唐后主李煜《清平乐》词的上半阕,“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对一般高中生来说,即使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也颇有难度。
成绩张榜公布,季羡林同时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一时传为佳话。因为希望能出国“镀金”,他选择了出国更便利的清华。
大学期间,季羡林选的是西洋文学系。
西洋文学系教授多是外国人,上课都用英文教学。课程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莎士比亚、西洋通史等。
叶公超教授的基础英文课,让季羡林大开眼界。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谈及叶公超教材用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小说《傲慢与偏见》,教法更是离奇罕见。叶公超既不讲授,也不解释,只是按学生座次从第一排右手起,要求每人念一段小说原文。学生念到某处,叶公超会喊“stop”。此时叶公超会问“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邻座学生继续念下去。有一次,有同学提出疑问。而叶公超的回应则是狮子怒吼:“查字典去!”全堂愕然肃然,再也没人提问题。
季羡林接着选择主修德文。德文专业有三位教授,其中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不过吊诡的是,虽是德文课,中国老师却说汉语,德国老师说英语。所以季羡林虽然学了四年德语,却只是个能阅读而无法听说的“聋哑德语”。
因为教学方法奇异,必修课中几乎没有一门让学生满意。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自己选修和旁听的朱光潜“文艺心理学”、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可以说让季羡林受益终身,影响着他的学术方向。”蔡德贵说。
朱光潜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职授课。那时,季羡林因为母亲过世,心绪非常低落。一开始他听得糊里糊涂,直到后来才抛下忧伤,认真听课。
朱光潜介绍了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许多新理论,令季羡林受益匪浅。后来季羡林在《悼念朱光潜先生》中道:“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
陈寅恪开设“佛经翻译文学”,对季羡林影响同样巨大。季羡林虽然只是旁听,却成为他从事佛教史、佛教梵语研究的缘起。
陈寅恪课程所用参考书是《六祖坛经》。为了找到它,季羡林曾专门到寺庙淘书。
陈寅恪讲课先在黑板写材料,然后根据材料解释、考证、分析、综合。陈寅恪分析材料细如毫发,如剥竹笋,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但他从不武断下结论,不歪曲材料,不断章取义。
事无巨细的分析和严谨的作风,对季羡林的影响至深。1945年,陈寅恪因医治眼疾赴英国任教。人在德国的季羡林得知后,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汇报自己十年来学习情况,并将他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上。
没想到,陈寅恪很快给他回信,而且也是一封长信。陈寅恪告诉季羡林,自己不久将回国,并拟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等推荐他前往任教。季羡林喜出望外,立即回信表示感谢。
从“煞割令”引出《糖史》
季羡林早年勤于求学,而在人生暮年,仍勤于治学,频结硕果。“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的地方,季羡林从一个单词、一纸残卷,引出一部七十多万字的《糖史》,足见他勤于思考,勤于研究。”蔡德贵说。
季羡林不是自然科学家,对科技来说也算是个门外汉。他也直率地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
其实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时,便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欧美许多国家语言中,表示“糖”的单词,都是外来语,而其根源则是梵文。
到了1981年,一张曾被法国学者伯希和带走的敦煌残卷,辗转到了季羡林手中。这张残卷的奇特之处,在于纸张背面所记录,并非是佛经典故。
敦煌残卷一般都是佛经抄录本,这份残卷却记录了与佛经截然不同的文字。
残卷字数不过数百,字迹基本清楚,但有错别字,也漏写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难解之处,很难通读其意。
季羡林对残卷爱不释手,甚至到了昼思夜想的地步。他通过不断咀嚼体会,逐渐认识到:残卷释读关键在“煞割令”这个怪词上。如果这个词能成功解读,通篇文字就焕然冰释。
经过无数次品味思考,季羡林终于破解顿悟,原来“煞割令”就是梵文中的“糖”。
季羡林顺着这条线一路解读,所有疑难迎刃而解。他立刻撰写《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
文章解读了这张敦煌残卷的内容,原来是一篇介绍制糖的科技文献:其中有印度的甘蔗种类；造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与煞割令的区别；甘蔗酿酒；甘蔗种植法等。
季羡林从这张敦煌残卷线索,通过大量考证,得出确凿结论:中国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但起初制作技术不如印度精美。
所以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赴印度学习制糖技术。经过中国匠人实验改进,所造糖“色味逾西域远甚”,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此后,季羡林详细搜集有关“糖”的传播资料,了解背后的文化交流。1993到1994年,季羡林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查阅中国古籍和国外资料,把有关“糖”的资料挑选出来,再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撰写出七十多万字的《糖史》。
《糖史》用大量事实描绘了古代文化交流史:一千多年来,糖和制糖术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
《糖史》还勾勒出了交流的大致路线,考证出交流年代,集散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如何提高,糖的种类得到丰富,白砂糖和冰糖得以出现。
季羡林讲求“言必有据,无征不信”,为了求真,他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证据。
仅是《糖史·国内篇》,他选用资料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等十九种。季羡林自述道:“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作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
“正是这种治学态度,让季羡林得以老骥伏枥,相继撰写出《糖史》《弥勒会见记》等重要著作。”蔡德贵在讲座上,频频向师生谈及季羡林的治学态度。
桑榆晚景 心系乡情
蔡德贵统计过,季羡林75次“口述历史”,其中有9次是回故乡临清的回忆。
季羡林6岁离开父母到济南投奔叔父,此去即是三年。9岁时他为奔大奶奶丧事,第一次回到临清老家。大奶奶的亲孙夭折得早,对季羡林视若己出,百般宠溺。季羡林有时喊上一声“奶奶”,她就把手伸进宽大袖子,掏出半个馒头。这对季羡林来说,绝对是最高级的物质享受。
1925年,正在济南上中学的季羡林第二次回家乡看望病重的父亲。此前,父亲生活多靠叔父接济,常来济南看望季羡林。两人同住北屋,有时还同睡一张床。父子虽然相隔疏远,却皆有思念之心。为了医治父亲,他亲自赶着牛车请医生、送大夫,却仍然没有等来父亲的好转。不久父亲亡故,季羡林第三次回临清奔丧。
1933年,在清华读书的季羡林收到“母病危归”电报。他心急如焚,忐忑不安,急忙向学校请假,连夜坐火车往家赶。待到叔父家中才知晓,母亲已过世。他一度万念俱灰,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沾。当天深夜,他为母亲守灵,心中满是凄苦。
因为父母亡故,季羡林许久没回故乡。到了1973年,季羡林渐觉身躯老迈,非常思念家乡,遂携家眷返乡。当时交通不便,通行状况恶劣,乡亲们为他准备了地排车和自行车。季羡林骑自行车从县城赶回官庄。他一路感慨地说:“别人都说近乡情更怯,我回到老家一点都不感到陌生,就好像没有离开过一样。”后来他又数次返乡,每每感慨不已。
2001年,90岁的季羡林从北京乘火车回到临清,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季羡林来到父母坟前,执意给父母磕头,并告慰母亲:“我以后一定回来陪你。”
蔡德贵介绍,自己有时会给季羡林带点济南的特色小吃油旋,“他看到这些,总是很高兴,因为让他想起了故乡”。
“季羡林对故乡几乎是有求必应,倾注了深厚乡情。季羡林在他临终前一天晚上,还题写了5幅字,其中有三幅就是专门给山东所写的。”蔡德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