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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这两天,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苏湛“火了”,起因是他用文言文写了一封成绩公告。苏教授在公告中写道:“凡今抄袭者,一经查实,不问考勤,皆黜落。”而他“黜落”的方式是,给22位期末作品涉嫌抄袭的学生直接打了0分。苏教授的“严格”在网上引发讨论。不少网友都对老师坚持原则的态度表示支持,但也有人认为,一门选修课给0分是否太过较真?(9月16日《北京青年报》)
一门选修课,平时考勤占60分,期末文章占40分,意味着平时只要做到全勤,那怕混日子也能“躺着及格”,偏偏让22名抄袭者,生生为自己挣了个大大的零分。这样的结果在为师者的预料中,却在22名学生的意料之外,通常来说,文章被定性为抄袭,大不了此考试科目不得分,并不影响其他分数的评判,“一票否决”在成绩单上留下一个零分,也成了信用档案中挥之不去的污点。
本次抄袭事件暴露出三个问题:一是学生的虚荣心在作祟。尽管有及格兜底的制度设计,但一些人人却并不满足于低分数,但自身又无获取高分的能力,只得采取弄虚作假的方式；二是涉事学生缺乏对诚信的敬畏。三是相应的约束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学生主观的过错固然值得深究,但外部约束机制的失灵,甚至存在某种纵容性误导,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是在制度设计与执行上,做到对抄袭行为“零容忍”,则泛滥的抄袭行为肯定会得到遏制。
“凡抄袭者皆黜落”体现了为师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其行为值得充分肯定。若放诸现实中看,则具有更加突出的标本意义。严的反面是松,也正是有了对抄袭行为的纵容与默许的大环境作为衬托,才使得“22个零分”的个案更加鲜明。国内媒体接连曝光了各类学术论文抄袭事件,有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等国内知名高校的硕士论文全盘照抄,还有中石油高管的博士论文70%的雷同；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学生网络道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87%的大学生承认在网络上抄袭或借鉴过他人的论文。
抄袭现象之所以泛滥成灾、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就在于抄袭行为的风险与获利之间不成正比,往往是获利的边际效益极高,而风险极小甚至没有成本。抄袭作为一个世界难题,在国外同样无以避免,但在处理上却泾渭分明。比如东京大学调查发现,知名细胞生物学家渡边嘉典有5篇论文学术造假,在学校还没有开展调查之前,渡边嘉典实验室成员就已全部离职,倒不是涉事人员有着高度的“道德耻感”和“行为准则”,而是忌于严格的约束机制而形成了自觉行为。诸如2011年,人气颇高的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暴露出“论文剽窃”的丑闻,尽管有时任总理默克尔的保护,但依然被学校剥夺博士学位,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舆论声中选择辞职。正是对于抄袭等不诚信行为达到了全民的“零容忍”,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和行为习惯,才使得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例外者。
彻底整治抄袭风,就必须将“凡抄袭者皆黜落”个体坚守凝聚成群体共识,并升华成刚性的制度约束,有了“制度管人、制度管事”的基础支撑,“做事先做人”的人格塑造才能扎实落地。
这两天,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苏湛“火了”,起因是他用文言文写了一封成绩公告。苏教授在公告中写道:“凡今抄袭者,一经查实,不问考勤,皆黜落。”而他“黜落”的方式是,给22位期末作品涉嫌抄袭的学生直接打了0分。苏教授的“严格”在网上引发讨论。不少网友都对老师坚持原则的态度表示支持,但也有人认为,一门选修课给0分是否太过较真?(9月16日《北京青年报》)
一门选修课,平时考勤占60分,期末文章占40分,意味着平时只要做到全勤,那怕混日子也能“躺着及格”,偏偏让22名抄袭者,生生为自己挣了个大大的零分。这样的结果在为师者的预料中,却在22名学生的意料之外,通常来说,文章被定性为抄袭,大不了此考试科目不得分,并不影响其他分数的评判,“一票否决”在成绩单上留下一个零分,也成了信用档案中挥之不去的污点。
本次抄袭事件暴露出三个问题:一是学生的虚荣心在作祟。尽管有及格兜底的制度设计,但一些人人却并不满足于低分数,但自身又无获取高分的能力,只得采取弄虚作假的方式；二是涉事学生缺乏对诚信的敬畏。三是相应的约束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学生主观的过错固然值得深究,但外部约束机制的失灵,甚至存在某种纵容性误导,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是在制度设计与执行上,做到对抄袭行为“零容忍”,则泛滥的抄袭行为肯定会得到遏制。
“凡抄袭者皆黜落”体现了为师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其行为值得充分肯定。若放诸现实中看,则具有更加突出的标本意义。严的反面是松,也正是有了对抄袭行为的纵容与默许的大环境作为衬托,才使得“22个零分”的个案更加鲜明。国内媒体接连曝光了各类学术论文抄袭事件,有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等国内知名高校的硕士论文全盘照抄,还有中石油高管的博士论文70%的雷同；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学生网络道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87%的大学生承认在网络上抄袭或借鉴过他人的论文。
抄袭现象之所以泛滥成灾、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就在于抄袭行为的风险与获利之间不成正比,往往是获利的边际效益极高,而风险极小甚至没有成本。抄袭作为一个世界难题,在国外同样无以避免,但在处理上却泾渭分明。比如东京大学调查发现,知名细胞生物学家渡边嘉典有5篇论文学术造假,在学校还没有开展调查之前,渡边嘉典实验室成员就已全部离职,倒不是涉事人员有着高度的“道德耻感”和“行为准则”,而是忌于严格的约束机制而形成了自觉行为。诸如2011年,人气颇高的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暴露出“论文剽窃”的丑闻,尽管有时任总理默克尔的保护,但依然被学校剥夺博士学位,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舆论声中选择辞职。正是对于抄袭等不诚信行为达到了全民的“零容忍”,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和行为习惯,才使得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例外者。
彻底整治抄袭风,就必须将“凡抄袭者皆黜落”个体坚守凝聚成群体共识,并升华成刚性的制度约束,有了“制度管人、制度管事”的基础支撑,“做事先做人”的人格塑造才能扎实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