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敢当”前头加上“泰山”两个字,合称“泰山石敢当”,这是石敢当信仰与泰山招魂信仰在精神层面上合拍,从而结出的硕果……
当“石敢当”遇到“泰山”
2018-09-01
卢昱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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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城南湖公园的泰山石敢当雕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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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大夫石” |
■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
□ 本报记者 卢 昱
在山东各地,不论在繁华的城镇,还是在宁谧的农村,经常可以看到一块刻有“石敢当”或者“泰山石敢当”的石头,镶嵌在墙壁里或独立于墙下。
这种用于镇宅、压灾、驱邪的器物,或石质、木质,或砖质雕刻；有的上部勾勒有兽头,或狮或鬼或狗或人,大都面部狰狞可怕；字体也是五花八门,楷隶行草,还有歪歪扭扭石匠自刻的。
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的石头,不论取自哪块山头,放置在哪个巷口,都串联着人们的精神追求,寄托着他们在文化传统大潮中的价值取向……
灵石崇拜的遗俗
考究起来,“石敢当”的源起与石头崇拜有关。在第六版《辞源》中,“石敢当”有如下解释:旧时住家正门若正对桥梁、巷口,常立一小石碑,上刻“石敢当”三字,以为可以禁压不祥。《急就篇》卷一:“石敢当。”颜师古注:“敢当,言所当无敌也。”崔灏《通俗编·居处》引《继古丛编》:“吴民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本《急就篇》也。”又引《墨庄漫录》,谓得大历五年“石敢当”刻石,则此俗唐代已有。
《辞海》提及的《急就篇》,其实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记载“石敢当”的书籍。这《急就篇》本是教学童识字的课本,因首句有“急就”二字而得名,全书无一字重复,由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急就”有很快可以学会之寓意。
为《急就篇》作注释的有唐代颜师古和宋代王应麟两个版本。其中,颜师古在注解“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这一句时,有这样的见解:“卫有石碏、石买、石恶,郑有石癸、石楚、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言所向无敌也。”
颜师古指出“石”是古代就有的姓氏,并列举了姓石的几个名字。他对“敢当”作了解释,意思是能够勇敢地面对敌人,但没有说历史上有过“石敢当”其人。就像石敢当前一句出现的“师猛虎”一样,一方面是说师姓,同时也暗含像猛虎一样；“石敢当”也遵循此理,一方面指石姓,同时也可能含有石头敢当之意。
追溯到西汉乃至以前,“石敢当”尚未有具象。正如当代学者刘锡诚认为“石敢当是古代灵石崇拜的遗俗,与人无涉”,“石敢当”之语应解释为灵石可抵挡一切。
其实,围绕石头的崇拜早在石器时代,就已风行。当时的人们把外界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有生命、有意志的活物,觉得万物有灵。而在物我之间,更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连接着自己和群体。人们把天然的石块磨制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用于狩猎、宰杀禽兽、切割兽皮、砍树等。由此,原始人对石器怀有特殊的感情,死去时往往把石器作为随葬品。
灵石崇拜是古代先民一种信仰观念,石最坚硬,石可取火,石可通神。正如西方巨石阵的灵石崇拜,我国自古就有着很多的灵石崇拜故事,如早期的“女娲炼石补天”“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及祭祀高禖石等活动。在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所著《中国神话史》中,曾介绍山石崇拜的遗存。如在《述异记》上说:“桀时泰山山走石泣。”这就带着早期原始社会活物论神话的意味。《艺文类聚》引《随巢子》说:“禹产于昆石,启生于石。”《西游记》说孙悟空从花果山仙石中迸裂降生出来,这种“石头能生子”的传说也是该活物论时期神话思维的产物。唐代山东籍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说:“莱子国海上有石人,长一丈五尺,大十围。昔秦始皇遣石人追劳山不得,遂立于此。”灵石崇拜也出现在祭天地、祭山川、祭祖祈育等仪式中。在浙江、辽宁等地,还有用巨型石块做墓壁并封顶的石棚墓。
习俗在信仰的支配下,逐渐沉潜,数百上千年传承下来。在清人倪璠《庾子山集注》中,当注解南北朝文学家庾信《小园赋》之“镇宅神以埋石,厌山精而照镜”句时,引用西汉刘安《淮南毕万术》提及的“曰埋石四隅家无鬼”一语；与庾信同时代的《荆楚岁时记》亦言,“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都提及用石头镇宅的习俗。
石敢当,镇百鬼
历史文化学者崔广庆认为,至迟在唐宋时古人就把“石敢当”三字书写在石头上,来驱邪、抵冲、镇鬼,这和现今“泰山石敢当”的功能已无区别,惟一的差别就是“泰山”二字未曾使用。
现存最早的“石敢当”实物,是一块于福建省福州市郊高湖乡江边村发现的宋代石敢当。它高约80厘米,宽约53厘米,上面横书“石敢当”三字,其下直书:“奉佛弟子林进晖,时维绍兴载,命工砌路一条,求资考妣生天界。”从碑文可以得知,这是一个佛教俗家弟子林进晖在为死去的父母做功德,命工人修建道路,并在路边竖立了石敢当,旨在镇路护道,以超度父母往生天界。
在宋代,“石敢当”仍是一块镌刻着三个字的普通石头,而当石头有了人的属性,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便应运而生了。传说故事的大众化、地方化,使得石敢当信仰和习俗有了更强的传播力,愈发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在明代,曾任日照县知县的杨信民写了一本叫《姓源珠玑》的书,说“石敢当”是五代时的—个勇士,为保护后晋高祖石敬瑭,在格斗中死去。
查阅《旧五代史》可知,《姓源珠玑》说的是后唐皇帝愍帝因潞王李从珂造反而出逃,与当时担任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在卫州相遇。唐愍帝的左右想谋害石敬瑭,石敬瑭的心腹将领刘知远就派了一个叫“石敢当”的勇士,袖子里藏着铁锤,随侍在石敬瑭的后面。
果然,唐愍帝和石敬瑭议事中发生冲突,“石敢当”为保护石敬瑭与唐愍帝的左右侍卫格斗而死。后来刘知远带人拥入,杀光了唐愍帝的左右,并把唐愍帝软禁起来。若干年后,石敬瑭做了皇帝,就是历史上那个为了取得契丹的支持,自称“儿皇帝”的后晋高祖。
在正史中,涉及石敬瑭这段往事时,有如下记载:会愍帝出奔与晋高祖遇于途。遂俱入卫州泊于邮舍。愍帝左右谋害晋高祖,帝(指后汉高祖刘知远)密遣力士石敢袖槌立于晋高祖后。及有变,敢拥晋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门。敢寻死焉。帝率众尽杀愍帝左右,遂免晋高祖于难。
与《姓源珠玑》不同,这位勇士名叫“石敢”,而非“石敢当”。而为无耻的儿皇帝卖命而死的人,怎么会得到民间崇拜,奉为驱鬼避邪的神灵呢?由此可以断定,“石敢当”为五代的勇士之说,不可凭信。
而在晚清经学家俞樾的《茶香室续钞》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关于“石敢当”的资料——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新县治,得一石铭。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魇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今人家用碑石书曰“石敢当”三字镇于门,亦此风也。按此则“石敢当”三字刻石始于唐。
通过俞樾的记载可知,早在唐代的福建莆田就已经出土“石敢当”刻石,比五代石敢的事要早一百多年。这一方面证明了《姓源珠玑》所说的来历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信息:最初的“石敢当”刻石可能作为石铭被埋在地下。
在敦煌文献中,也可找到一些埋植刻石的记载。著名民俗学家高国藩在其《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中,对唐开元年间流行的镇宅石民俗有如此解释:“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人家居宅已来,数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辰地大吉。”
由此看来,埋植石头的风俗演变比较清晰:从西汉乃至以前,民间便在房屋四隅埋坚硬不易腐朽的石材,以达到镇宅避鬼的预期；后来慢慢演变发展为在石头上镌刻“石敢当”三字铭文,加强石头镇邪的声威。而最初是埋在地下,进而演变为制成石碑立于地上,在街巷家屋要冲之处,用来抵挡妖魔鬼怪。
“东岭山下大石即我”
从把“石敢”有意无意当成“石敢当”,再到把石头上的文字演绎成具体的人,有着民间文学的想象和创造。而在“石敢当”前头加上“泰山”两个字,合称“泰山石敢当”,这是石敢当信仰与泰山招魂信仰在精神层面上合拍,从而结出的硕果。
“泰山”与“石敢当”的强强联合,与泰山文化的传播是分不开的。汉代以来,民间就把泰山作为制鬼之山。在范晔所撰《后汉书·乌桓传》中,有如下记载:“使犬获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
在现存史料中,“泰山石敢当”之称呼最早见于明代中后期。明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杨慎在《升菴集》中言:石敢当本《急就章》中虚拟人名,本无其人也。俗立石于门,书“泰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皆虚辞戏说也。昧者相传久之,便谓真有其人矣。呜呼,不观《考工记》不知钟馗之讹；不观《急就章》不知石敢当之诞。
对于这两个词组为何在明代结合,有各种猜测。崔广庆认为,自元代以后,泰山在官方的地位不断下降,泰山不再是帝王们的专属品,尤其是洪武三年的诏书,使得“泰山”二字的使用进入寻常百姓家,“石敢当”与“泰山”开始结合,在明代中晚期开始出现“泰山石敢当”这种新的镇宅方式。
“尤其是明清以来泰山不再添加封号,皇帝也不再举行封禅大典。泰山在官方祭祀系统中的地位不断降低,而民间的习俗信仰就可以大胆使用‘泰山’来崇拜。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东岳大帝信仰的普及、泰山老奶奶信仰的普及和泰山香社的活跃。泰山的信仰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利用泰山来驱除邪患的方式当然也会流行,而历史上早就流行的‘石敢当’这种灵石崇拜方式,怎么能舍得‘泰山’这个既没有官方限制而又颇有灵验和神圣的名字?”崔广庆阐释道。
到清代,“泰山石敢当”五字的形式基本定型,如清初王士祯之《古夫于亭杂录》中记载:“齐鲁之俗多于邨落巷口立石刻‘太山石敢当’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
石头变成人,这种传说,在山东不乏流传。据章丘文史专家翟伯成介绍,在章丘东部有一山峰叫东岭山,在山西面鸡冠岭上有远近闻名的大夫石,其状如人像。慈眉善目,颇像一老者。
据《山东通志》载:“杈山亦名东岭,长白山迤南之高峰也。有石高丈余,化为人,行医于章丘。明嘉靖初,自号石大夫,假星命至渭南。见刘凤池即拜曰:‘我邑父母也’。刘果登第,令章丘。访之不得,石见(通‘现’)梦曰:‘东岭山下大石即我也’。凤池立庙祭之。病者往祷,辄托之梦寐,医无不愈。”
“泰山石敢当”的习俗,从幼年到少年,再到成年,已经发展了上千年。这么久的历史传承中,有着风水理论的推动。形状各异的石头,承载着驱邪避煞的任务。在泰安当地的传说中,“石敢当”也成了一位活灵活现的年轻人。
相传,石敢当住在泰山脚下的村子里,靠打柴过活。他同情弱者,力气过人,从师学习武术。有一天,他上街卖柴,看见王财主贴的告示:我家来了妖怪,谁能降伏就把女儿嫁给他。原来,王家一到晚上,就有一妖怪驾着狂风吆喝着抢王小姐。富有正义感的石敢当决心为民除害,当晚他持宝剑藏进王小姐的闺房。当妖怪来时,他挥起宝剑,大叫道:“泰山石敢当在此。”妖怪大吃一惊,一溜烟跑了。
后来,石敢当和王家小姐结了婚,过着幸福的日子。但逃走的妖怪又跑到别的村子做坏事去了。村民们听说石敢当能驱魔除怪,纷纷来请他,但当他赶到时,妖怪又逃到别处。
石敢当的妻子出主意说:“把你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立在村口人家的门前,不就可以赶走妖怪,保证那地方的安全了吗?石敢当马上把这个主意通知了各个村子,从此不管哪个村子都立起了写着“泰山石敢当”三个字的石碑,妖怪从此也就不见了。
偏偏泰山石敢挡
“石敢当”变成勇士或大夫,天生带着有求必应的属性,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数百年前,人们对某些自然社会现象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加上社会保障之不足,便信奉神灵,并将其幻化成人形,希冀他(她)们对人间的疾苦了如指掌,出手相助。
石敢当传说的版本很多,多在清代开始丰富起来。相传,康熙年间有位叫拜音达礼年的将军,他的住宅与佛寺相邻,感觉居住起来很别扭。后来他去江西,顺便到龙虎山求教。有个道士告诉他,这是住宅有凶煞的缘故,用文字镇之则吉。就在纸上写了“泰山石敢当”五个大字给他,题款是:“纯阳子书。”将军既惊又奇,连连道谢,却找不到道士踪影。后来,将军把这几个字勒石,嵌于庭院东廊上,日子从此就太平了。
上面的传说,与道教有关。还有一则更为离奇的传说,在上个世纪初叶出版的杂志上风行:康熙年间,广东徐闻县有几任知县,到任没有几个月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后来,来了一个姓黄的知县,他请了—位有名的风水先生来衙门察看。风水先生看过以后,说县城里的—座塔的影子正好落在知县的公座上,前几任知县都是顶不住宝塔的压力而死的。他建议在衙门的正面,建一座“泰山石敢当”的碑,以泰山之力抵抗宝塔的压力。知县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建了碑,此后果然平安无事地结束了任期。
在清代作家李斗所著奇书《扬州画舫录》中,有以下记载:“东折入河边,巷中旧多怪,每晚有碧衣人长四尺许,见人辄牵衣索生肉片,遇灯火则匿去,居人苦之。有道士乞缘,且言此怪易除也,命立‘泰山石敢当’,除夕日用生肉三片祭之。以法立石,怪遂帖然。”
以上三则故事,都是以石头的威力来震慑鬼怪。在泰安当地,却流传不同版本的传说。
第一个版本是“挚友说”。话说,泰山与石敢当原为同窗好友。泰山家庭富裕,学习刻苦,考中了举人。而石敢当不但落榜,还在外过流浪生活。有一次石敢当讨饭到泰山府,被泰山留住府上,以礼相待。数年后,泰山因公务外出,半年未归,石敢当自尊心很强,以为自己住的时间长了,泰山故意躲起来不见,便“永别了”。泰山办完公务回府后,听说石敢当死了,万分悲痛,也自尽了。因为泰山与石敢当情同一人,后人纪念他俩,将泰山与石敢当的名字合在一起,即“泰山石敢当”。
第二个版本则攀附上了皇帝。传说泰山石敢当确有其人,乃桥沟石氏家族。此人早已成为人们崇拜的神灵,汉武帝来泰山封禅时,正值大汶河洪水爆发,幸亏石敢当由仙界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
除了汉武帝,另外一位经常在山东传说中出现的皇帝也出马了。话说唐太宗骑马到泰山回马岭时,一看到马蹄盘,实在上不去了。他又好奇,非上不行,结果绕着道走,临走时说了一句:“我从长安来,逢山开路,遇水造桥,没有挡住我的,偏偏泰山石敢挡。”借这个音,便顺势有了“泰山石敢当”。
“泰山石敢当”的传说总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带有时代性。鸦片战争后,受西方科技文明的浸染,石敢当等民俗被视为迷信。“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其中论及石敢当等民间信仰:“惟中国尚为多神之俗……若夫木居士之一株,石敢当之一片,亦有无穷求福的人。”凡此皆应“立命有司,立行罢废”。
一百多年前,包括泰山祀典在内的自然神崇拜被政府废除。而在1933年作家易君左先生在所作《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中陈述泰山精神,特地举出“泰山石敢当”凝聚民族精神:“凡此赞仰泰山之伟大尊严者,其例甚多,如泰山北斗,示景仰人物之崇高……乃至‘泰山石敢当’之意义,亦以表示泰山为生民生活之保障。盖吾国国民数千年来,所拥戴之一大自然现象,厥为泰山。社会生活,心理信仰,咸系于此。”
□ 本报记者 卢 昱
在山东各地,不论在繁华的城镇,还是在宁谧的农村,经常可以看到一块刻有“石敢当”或者“泰山石敢当”的石头,镶嵌在墙壁里或独立于墙下。
这种用于镇宅、压灾、驱邪的器物,或石质、木质,或砖质雕刻；有的上部勾勒有兽头,或狮或鬼或狗或人,大都面部狰狞可怕；字体也是五花八门,楷隶行草,还有歪歪扭扭石匠自刻的。
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的石头,不论取自哪块山头,放置在哪个巷口,都串联着人们的精神追求,寄托着他们在文化传统大潮中的价值取向……
灵石崇拜的遗俗
考究起来,“石敢当”的源起与石头崇拜有关。在第六版《辞源》中,“石敢当”有如下解释:旧时住家正门若正对桥梁、巷口,常立一小石碑,上刻“石敢当”三字,以为可以禁压不祥。《急就篇》卷一:“石敢当。”颜师古注:“敢当,言所当无敌也。”崔灏《通俗编·居处》引《继古丛编》:“吴民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本《急就篇》也。”又引《墨庄漫录》,谓得大历五年“石敢当”刻石,则此俗唐代已有。
《辞海》提及的《急就篇》,其实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记载“石敢当”的书籍。这《急就篇》本是教学童识字的课本,因首句有“急就”二字而得名,全书无一字重复,由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急就”有很快可以学会之寓意。
为《急就篇》作注释的有唐代颜师古和宋代王应麟两个版本。其中,颜师古在注解“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这一句时,有这样的见解:“卫有石碏、石买、石恶,郑有石癸、石楚、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言所向无敌也。”
颜师古指出“石”是古代就有的姓氏,并列举了姓石的几个名字。他对“敢当”作了解释,意思是能够勇敢地面对敌人,但没有说历史上有过“石敢当”其人。就像石敢当前一句出现的“师猛虎”一样,一方面是说师姓,同时也暗含像猛虎一样；“石敢当”也遵循此理,一方面指石姓,同时也可能含有石头敢当之意。
追溯到西汉乃至以前,“石敢当”尚未有具象。正如当代学者刘锡诚认为“石敢当是古代灵石崇拜的遗俗,与人无涉”,“石敢当”之语应解释为灵石可抵挡一切。
其实,围绕石头的崇拜早在石器时代,就已风行。当时的人们把外界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有生命、有意志的活物,觉得万物有灵。而在物我之间,更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连接着自己和群体。人们把天然的石块磨制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用于狩猎、宰杀禽兽、切割兽皮、砍树等。由此,原始人对石器怀有特殊的感情,死去时往往把石器作为随葬品。
灵石崇拜是古代先民一种信仰观念,石最坚硬,石可取火,石可通神。正如西方巨石阵的灵石崇拜,我国自古就有着很多的灵石崇拜故事,如早期的“女娲炼石补天”“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及祭祀高禖石等活动。在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所著《中国神话史》中,曾介绍山石崇拜的遗存。如在《述异记》上说:“桀时泰山山走石泣。”这就带着早期原始社会活物论神话的意味。《艺文类聚》引《随巢子》说:“禹产于昆石,启生于石。”《西游记》说孙悟空从花果山仙石中迸裂降生出来,这种“石头能生子”的传说也是该活物论时期神话思维的产物。唐代山东籍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说:“莱子国海上有石人,长一丈五尺,大十围。昔秦始皇遣石人追劳山不得,遂立于此。”灵石崇拜也出现在祭天地、祭山川、祭祖祈育等仪式中。在浙江、辽宁等地,还有用巨型石块做墓壁并封顶的石棚墓。
习俗在信仰的支配下,逐渐沉潜,数百上千年传承下来。在清人倪璠《庾子山集注》中,当注解南北朝文学家庾信《小园赋》之“镇宅神以埋石,厌山精而照镜”句时,引用西汉刘安《淮南毕万术》提及的“曰埋石四隅家无鬼”一语；与庾信同时代的《荆楚岁时记》亦言,“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都提及用石头镇宅的习俗。
石敢当,镇百鬼
历史文化学者崔广庆认为,至迟在唐宋时古人就把“石敢当”三字书写在石头上,来驱邪、抵冲、镇鬼,这和现今“泰山石敢当”的功能已无区别,惟一的差别就是“泰山”二字未曾使用。
现存最早的“石敢当”实物,是一块于福建省福州市郊高湖乡江边村发现的宋代石敢当。它高约80厘米,宽约53厘米,上面横书“石敢当”三字,其下直书:“奉佛弟子林进晖,时维绍兴载,命工砌路一条,求资考妣生天界。”从碑文可以得知,这是一个佛教俗家弟子林进晖在为死去的父母做功德,命工人修建道路,并在路边竖立了石敢当,旨在镇路护道,以超度父母往生天界。
在宋代,“石敢当”仍是一块镌刻着三个字的普通石头,而当石头有了人的属性,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便应运而生了。传说故事的大众化、地方化,使得石敢当信仰和习俗有了更强的传播力,愈发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在明代,曾任日照县知县的杨信民写了一本叫《姓源珠玑》的书,说“石敢当”是五代时的—个勇士,为保护后晋高祖石敬瑭,在格斗中死去。
查阅《旧五代史》可知,《姓源珠玑》说的是后唐皇帝愍帝因潞王李从珂造反而出逃,与当时担任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在卫州相遇。唐愍帝的左右想谋害石敬瑭,石敬瑭的心腹将领刘知远就派了一个叫“石敢当”的勇士,袖子里藏着铁锤,随侍在石敬瑭的后面。
果然,唐愍帝和石敬瑭议事中发生冲突,“石敢当”为保护石敬瑭与唐愍帝的左右侍卫格斗而死。后来刘知远带人拥入,杀光了唐愍帝的左右,并把唐愍帝软禁起来。若干年后,石敬瑭做了皇帝,就是历史上那个为了取得契丹的支持,自称“儿皇帝”的后晋高祖。
在正史中,涉及石敬瑭这段往事时,有如下记载:会愍帝出奔与晋高祖遇于途。遂俱入卫州泊于邮舍。愍帝左右谋害晋高祖,帝(指后汉高祖刘知远)密遣力士石敢袖槌立于晋高祖后。及有变,敢拥晋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门。敢寻死焉。帝率众尽杀愍帝左右,遂免晋高祖于难。
与《姓源珠玑》不同,这位勇士名叫“石敢”,而非“石敢当”。而为无耻的儿皇帝卖命而死的人,怎么会得到民间崇拜,奉为驱鬼避邪的神灵呢?由此可以断定,“石敢当”为五代的勇士之说,不可凭信。
而在晚清经学家俞樾的《茶香室续钞》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关于“石敢当”的资料——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新县治,得一石铭。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魇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今人家用碑石书曰“石敢当”三字镇于门,亦此风也。按此则“石敢当”三字刻石始于唐。
通过俞樾的记载可知,早在唐代的福建莆田就已经出土“石敢当”刻石,比五代石敢的事要早一百多年。这一方面证明了《姓源珠玑》所说的来历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信息:最初的“石敢当”刻石可能作为石铭被埋在地下。
在敦煌文献中,也可找到一些埋植刻石的记载。著名民俗学家高国藩在其《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中,对唐开元年间流行的镇宅石民俗有如此解释:“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人家居宅已来,数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辰地大吉。”
由此看来,埋植石头的风俗演变比较清晰:从西汉乃至以前,民间便在房屋四隅埋坚硬不易腐朽的石材,以达到镇宅避鬼的预期；后来慢慢演变发展为在石头上镌刻“石敢当”三字铭文,加强石头镇邪的声威。而最初是埋在地下,进而演变为制成石碑立于地上,在街巷家屋要冲之处,用来抵挡妖魔鬼怪。
“东岭山下大石即我”
从把“石敢”有意无意当成“石敢当”,再到把石头上的文字演绎成具体的人,有着民间文学的想象和创造。而在“石敢当”前头加上“泰山”两个字,合称“泰山石敢当”,这是石敢当信仰与泰山招魂信仰在精神层面上合拍,从而结出的硕果。
“泰山”与“石敢当”的强强联合,与泰山文化的传播是分不开的。汉代以来,民间就把泰山作为制鬼之山。在范晔所撰《后汉书·乌桓传》中,有如下记载:“使犬获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
在现存史料中,“泰山石敢当”之称呼最早见于明代中后期。明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杨慎在《升菴集》中言:石敢当本《急就章》中虚拟人名,本无其人也。俗立石于门,书“泰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皆虚辞戏说也。昧者相传久之,便谓真有其人矣。呜呼,不观《考工记》不知钟馗之讹；不观《急就章》不知石敢当之诞。
对于这两个词组为何在明代结合,有各种猜测。崔广庆认为,自元代以后,泰山在官方的地位不断下降,泰山不再是帝王们的专属品,尤其是洪武三年的诏书,使得“泰山”二字的使用进入寻常百姓家,“石敢当”与“泰山”开始结合,在明代中晚期开始出现“泰山石敢当”这种新的镇宅方式。
“尤其是明清以来泰山不再添加封号,皇帝也不再举行封禅大典。泰山在官方祭祀系统中的地位不断降低,而民间的习俗信仰就可以大胆使用‘泰山’来崇拜。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东岳大帝信仰的普及、泰山老奶奶信仰的普及和泰山香社的活跃。泰山的信仰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利用泰山来驱除邪患的方式当然也会流行,而历史上早就流行的‘石敢当’这种灵石崇拜方式,怎么能舍得‘泰山’这个既没有官方限制而又颇有灵验和神圣的名字?”崔广庆阐释道。
到清代,“泰山石敢当”五字的形式基本定型,如清初王士祯之《古夫于亭杂录》中记载:“齐鲁之俗多于邨落巷口立石刻‘太山石敢当’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
石头变成人,这种传说,在山东不乏流传。据章丘文史专家翟伯成介绍,在章丘东部有一山峰叫东岭山,在山西面鸡冠岭上有远近闻名的大夫石,其状如人像。慈眉善目,颇像一老者。
据《山东通志》载:“杈山亦名东岭,长白山迤南之高峰也。有石高丈余,化为人,行医于章丘。明嘉靖初,自号石大夫,假星命至渭南。见刘凤池即拜曰:‘我邑父母也’。刘果登第,令章丘。访之不得,石见(通‘现’)梦曰:‘东岭山下大石即我也’。凤池立庙祭之。病者往祷,辄托之梦寐,医无不愈。”
“泰山石敢当”的习俗,从幼年到少年,再到成年,已经发展了上千年。这么久的历史传承中,有着风水理论的推动。形状各异的石头,承载着驱邪避煞的任务。在泰安当地的传说中,“石敢当”也成了一位活灵活现的年轻人。
相传,石敢当住在泰山脚下的村子里,靠打柴过活。他同情弱者,力气过人,从师学习武术。有一天,他上街卖柴,看见王财主贴的告示:我家来了妖怪,谁能降伏就把女儿嫁给他。原来,王家一到晚上,就有一妖怪驾着狂风吆喝着抢王小姐。富有正义感的石敢当决心为民除害,当晚他持宝剑藏进王小姐的闺房。当妖怪来时,他挥起宝剑,大叫道:“泰山石敢当在此。”妖怪大吃一惊,一溜烟跑了。
后来,石敢当和王家小姐结了婚,过着幸福的日子。但逃走的妖怪又跑到别的村子做坏事去了。村民们听说石敢当能驱魔除怪,纷纷来请他,但当他赶到时,妖怪又逃到别处。
石敢当的妻子出主意说:“把你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立在村口人家的门前,不就可以赶走妖怪,保证那地方的安全了吗?石敢当马上把这个主意通知了各个村子,从此不管哪个村子都立起了写着“泰山石敢当”三个字的石碑,妖怪从此也就不见了。
偏偏泰山石敢挡
“石敢当”变成勇士或大夫,天生带着有求必应的属性,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数百年前,人们对某些自然社会现象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加上社会保障之不足,便信奉神灵,并将其幻化成人形,希冀他(她)们对人间的疾苦了如指掌,出手相助。
石敢当传说的版本很多,多在清代开始丰富起来。相传,康熙年间有位叫拜音达礼年的将军,他的住宅与佛寺相邻,感觉居住起来很别扭。后来他去江西,顺便到龙虎山求教。有个道士告诉他,这是住宅有凶煞的缘故,用文字镇之则吉。就在纸上写了“泰山石敢当”五个大字给他,题款是:“纯阳子书。”将军既惊又奇,连连道谢,却找不到道士踪影。后来,将军把这几个字勒石,嵌于庭院东廊上,日子从此就太平了。
上面的传说,与道教有关。还有一则更为离奇的传说,在上个世纪初叶出版的杂志上风行:康熙年间,广东徐闻县有几任知县,到任没有几个月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后来,来了一个姓黄的知县,他请了—位有名的风水先生来衙门察看。风水先生看过以后,说县城里的—座塔的影子正好落在知县的公座上,前几任知县都是顶不住宝塔的压力而死的。他建议在衙门的正面,建一座“泰山石敢当”的碑,以泰山之力抵抗宝塔的压力。知县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建了碑,此后果然平安无事地结束了任期。
在清代作家李斗所著奇书《扬州画舫录》中,有以下记载:“东折入河边,巷中旧多怪,每晚有碧衣人长四尺许,见人辄牵衣索生肉片,遇灯火则匿去,居人苦之。有道士乞缘,且言此怪易除也,命立‘泰山石敢当’,除夕日用生肉三片祭之。以法立石,怪遂帖然。”
以上三则故事,都是以石头的威力来震慑鬼怪。在泰安当地,却流传不同版本的传说。
第一个版本是“挚友说”。话说,泰山与石敢当原为同窗好友。泰山家庭富裕,学习刻苦,考中了举人。而石敢当不但落榜,还在外过流浪生活。有一次石敢当讨饭到泰山府,被泰山留住府上,以礼相待。数年后,泰山因公务外出,半年未归,石敢当自尊心很强,以为自己住的时间长了,泰山故意躲起来不见,便“永别了”。泰山办完公务回府后,听说石敢当死了,万分悲痛,也自尽了。因为泰山与石敢当情同一人,后人纪念他俩,将泰山与石敢当的名字合在一起,即“泰山石敢当”。
第二个版本则攀附上了皇帝。传说泰山石敢当确有其人,乃桥沟石氏家族。此人早已成为人们崇拜的神灵,汉武帝来泰山封禅时,正值大汶河洪水爆发,幸亏石敢当由仙界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
除了汉武帝,另外一位经常在山东传说中出现的皇帝也出马了。话说唐太宗骑马到泰山回马岭时,一看到马蹄盘,实在上不去了。他又好奇,非上不行,结果绕着道走,临走时说了一句:“我从长安来,逢山开路,遇水造桥,没有挡住我的,偏偏泰山石敢挡。”借这个音,便顺势有了“泰山石敢当”。
“泰山石敢当”的传说总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带有时代性。鸦片战争后,受西方科技文明的浸染,石敢当等民俗被视为迷信。“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其中论及石敢当等民间信仰:“惟中国尚为多神之俗……若夫木居士之一株,石敢当之一片,亦有无穷求福的人。”凡此皆应“立命有司,立行罢废”。
一百多年前,包括泰山祀典在内的自然神崇拜被政府废除。而在1933年作家易君左先生在所作《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中陈述泰山精神,特地举出“泰山石敢当”凝聚民族精神:“凡此赞仰泰山之伟大尊严者,其例甚多,如泰山北斗,示景仰人物之崇高……乃至‘泰山石敢当’之意义,亦以表示泰山为生民生活之保障。盖吾国国民数千年来,所拥戴之一大自然现象,厥为泰山。社会生活,心理信仰,咸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