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阳
运用底线思维推进金融开放,不能固步自封,而是应在明确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基础上,探讨何种方式的金融开放有助于深化改革,从而在工作中勇于推进实施。
2018年4月以来,中国金融开放加速推进,体现在市场准入、业务放宽、金融基础设施放开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此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我们把新时代的新精神与新理念落实到金融领域,意味着金融开放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
底线与底线思维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简单地说,底线是指不能突破的红线,一旦突破则可能发生质变,因此可以理解为是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底线思维则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指导行动的方针,即在明确底线是什么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去作为,在确保不发生质变的同时争取最大的红利。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底线不应该是静止、机械和一成不变的,依据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底线的认识也应该动态调整。从当前国情出发,所谓质变的一种情形就是经济危机。区别于以往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性质的危机,现代经济危机大多与金融因素有关。从国外的教训来看,因为金融开放措施不当诱发经济危机的情形并不少见。
金融开放的底线,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把防控风险作为2018—2020年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互动中都有较为明显的表现,虽然整体可控并且尚未形成系统性风险,但仍有必要高度关注并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妥善应对。我国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体系是我国金融稳定的基石。银行在面临不良贷款提升、过剩产能行业风险暴露、深入参与非传统信贷业务以及资产负债表多元化配置之后,信用风险持续累积,期限错配的管理难度提升,资产负债匹配更加困难,“资产荒”和“负债荒”同时出现,将使银行在流动性管理上面临巨大困难,进而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风险。
从更加宏观和开放的视角看,我国存在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相互强化的可能性,这也符合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从外部环境来看,除了全球复苏基础不牢、英国脱欧加息、大型经济体政策分化以及美国政府行为不稳定等风险外,溢出效应最显著的当属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从危机模式转向正常模式,加息和缩表并举,美元可能重新获得相对强势并给世界经济带来冲击——阿根廷货币危机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10年前的次贷危机,是美国在长时间低利率之后进入加息周期,从而刺破房地产次级贷款泡沫所引发的。在市场相对出清之后,美国股票市场已经连续上涨,但其经济增长及创新能力是否足以支撑处于高位的股市,现在看来存在较大的疑问。如果发生意外的“黑天鹅”或者“灰犀牛”事件,将会触发国外风险资产下跌螺旋。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我国来说最关键的还是先做好内部的事情,以自身稳定与发展化解各种外部不利因素。
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运用底线思维推进金融开放,不能固步自封,而是应在明确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基础上,探讨何种方式的金融开放有助于深化改革,从而在工作中勇于推进实施。金融开放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作为一种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行业的开放,二是作为资本与资金属性的开放。在金融开放过程中,要鼓励的是中长期的竞争,防范的是短期的流动,目标是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着眼点是真实的经济活动。因此,对于第一种形式的金融开放应该持积极的态度,对第二种形式的开放则应持审慎的态度。
作出上述判断的背后,还有两方面道理。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东道国市场有很重要的动机是追随本国企业,或者其进入后有助于吸引更多本国非金融企业的进入,这些都具有经济活动的真实成分,对于东道国创造就业、增加税收和技术改造升级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符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会产生显著的鲶鱼效应,能够强化本地市场竞争和提高服务效率。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有必要借助开放的外力。
回顾我国金融开放的历程,基本秉持了上述思路和原则。近期我国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在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竞争压力的同时,对市场制度建设、金融监管体系、宏观经济稳定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制度建设包括对内外资金融机构的统一监管要求,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规则,银行间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交易制度等,即通过制度规范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金融监管改革如何把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理念落到实处,通过机构改革与合理的部门设置化解此前的监管空白、监管重叠等问题,在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下协调处理好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更深入的探索和尝试。
总之,宏观经济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根本所在,这要求货币政策操作以及与宏观审慎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合方面,能够形成根据新形势适时调整的机制。只有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做好这些方面的配套工作,才能为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包括资本项目放开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打好基础,把金融开放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运用底线思维推进金融开放,不能固步自封,而是应在明确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基础上,探讨何种方式的金融开放有助于深化改革,从而在工作中勇于推进实施。
2018年4月以来,中国金融开放加速推进,体现在市场准入、业务放宽、金融基础设施放开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此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我们把新时代的新精神与新理念落实到金融领域,意味着金融开放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
底线与底线思维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简单地说,底线是指不能突破的红线,一旦突破则可能发生质变,因此可以理解为是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底线思维则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指导行动的方针,即在明确底线是什么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去作为,在确保不发生质变的同时争取最大的红利。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底线不应该是静止、机械和一成不变的,依据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底线的认识也应该动态调整。从当前国情出发,所谓质变的一种情形就是经济危机。区别于以往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性质的危机,现代经济危机大多与金融因素有关。从国外的教训来看,因为金融开放措施不当诱发经济危机的情形并不少见。
金融开放的底线,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把防控风险作为2018—2020年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互动中都有较为明显的表现,虽然整体可控并且尚未形成系统性风险,但仍有必要高度关注并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妥善应对。我国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体系是我国金融稳定的基石。银行在面临不良贷款提升、过剩产能行业风险暴露、深入参与非传统信贷业务以及资产负债表多元化配置之后,信用风险持续累积,期限错配的管理难度提升,资产负债匹配更加困难,“资产荒”和“负债荒”同时出现,将使银行在流动性管理上面临巨大困难,进而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风险。
从更加宏观和开放的视角看,我国存在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相互强化的可能性,这也符合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从外部环境来看,除了全球复苏基础不牢、英国脱欧加息、大型经济体政策分化以及美国政府行为不稳定等风险外,溢出效应最显著的当属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从危机模式转向正常模式,加息和缩表并举,美元可能重新获得相对强势并给世界经济带来冲击——阿根廷货币危机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10年前的次贷危机,是美国在长时间低利率之后进入加息周期,从而刺破房地产次级贷款泡沫所引发的。在市场相对出清之后,美国股票市场已经连续上涨,但其经济增长及创新能力是否足以支撑处于高位的股市,现在看来存在较大的疑问。如果发生意外的“黑天鹅”或者“灰犀牛”事件,将会触发国外风险资产下跌螺旋。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我国来说最关键的还是先做好内部的事情,以自身稳定与发展化解各种外部不利因素。
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运用底线思维推进金融开放,不能固步自封,而是应在明确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基础上,探讨何种方式的金融开放有助于深化改革,从而在工作中勇于推进实施。金融开放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作为一种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行业的开放,二是作为资本与资金属性的开放。在金融开放过程中,要鼓励的是中长期的竞争,防范的是短期的流动,目标是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着眼点是真实的经济活动。因此,对于第一种形式的金融开放应该持积极的态度,对第二种形式的开放则应持审慎的态度。
作出上述判断的背后,还有两方面道理。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东道国市场有很重要的动机是追随本国企业,或者其进入后有助于吸引更多本国非金融企业的进入,这些都具有经济活动的真实成分,对于东道国创造就业、增加税收和技术改造升级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符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会产生显著的鲶鱼效应,能够强化本地市场竞争和提高服务效率。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有必要借助开放的外力。
回顾我国金融开放的历程,基本秉持了上述思路和原则。近期我国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在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竞争压力的同时,对市场制度建设、金融监管体系、宏观经济稳定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制度建设包括对内外资金融机构的统一监管要求,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规则,银行间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交易制度等,即通过制度规范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金融监管改革如何把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理念落到实处,通过机构改革与合理的部门设置化解此前的监管空白、监管重叠等问题,在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下协调处理好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更深入的探索和尝试。
总之,宏观经济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根本所在,这要求货币政策操作以及与宏观审慎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合方面,能够形成根据新形势适时调整的机制。只有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做好这些方面的配套工作,才能为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包括资本项目放开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打好基础,把金融开放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