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谏官,他遇事必言,敢于发表看法观点。对待宦官,他或劾或救,秉承公理公心相待。守护边关,他心细如丝,劳心劳力不留遗憾。
丛兰:谏言不惧险,守边护民安
2018-07-11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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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兰画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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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文登丛氏祠堂外景 鲍青 摄 |
■ 政德镜鉴
□ 本报记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张 斌
6月的夏阳炙烤着胶东大地,远山外传来淡淡海洋气息。燥热的海味萦绕鼻尖,久久不散。丛氏研讨会秘书长丛松坡站在屋檐下,仔细打量着丛氏宗祠的一砖一瓦。他平和却认真地说:“我们的老祖宗丛兰,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苦读不辍,最后走出当时闭塞的胶东,走向自己的人生旅程。”
丛兰是明朝孝宗、武宗年间的朝廷重臣。这座祠堂兴修于清代光绪年间。如今每逢重要日子,丛氏后人都要来到这座祠堂,祭奠缅怀丛兰等先人。
为谏臣“遇事必言,言则必尽”
明代胶东还是一片较为荒芜的僻土。这里人口稀疏,文教落后,应试中举者更是寥寥可数。丛兰考中进士,对当时的丛氏家族意义非凡。
丛兰祖父丛实荣为人厚道,父亲丛春老实巴交。丛家上慈下孝,家庭和睦,是当地人缘颇佳的积善之家。
丛家世代务农,家境颇为贫寒。沿海地区无处买书,丛兰就自己动手抄录,往往夜读到凌晨才休息。功夫不负有心人,丛兰“日异其能,岁增其智”,终成腹有诗书的饱学之士。
明宪宗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27岁的丛兰考中山东乡试举人。次年春闱虽然遗憾落第,他却趁着赴京的机会,挤出多余盘缠购置书籍。还乡再攻读七年,丛兰终于考中明孝宗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三甲同进士,授官户科给事中。
入仕为官,意味着一种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体验。从前苦读诗书,追求至善至美的儒家真理；如今宦海浮沉,直面复杂诡谲的现实处境。丛兰的难得,在于始终秉承初心良善,不随意屈从现实。
弘治五年,明孝宗令光禄寺花费巨资制造一批祭祀器皿。这在皇帝看来,是缅怀和效仿父亲宪宗最好的方式。光禄寺官员却趁此机会,中饱私囊侵吞大量金银。
明宪宗成化朝的弊政之一就是宠幸僧侣道士。宪宗不仅沉迷祭祀法事,还对丹药方术情有独钟。在宪宗皇权的庇护下,方术之士慢慢在朝堂占据重要位置。他们收受巨额贿赂,干预人事决策,将朝纲搅得乌烟瘴气。一些正直官员愤然上疏,却因触怒帝王而祸及自身。
宪宗驾崩后,大臣为避免重蹈覆辙,极为警惕祭祀诸事。御史彭程上疏,抗议孝宗建造祭祀器皿。他认为:“皇坛者,先帝(宪宗)修斋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类废斥俱尽,何复有皇坛置器之事?”他还质疑,光禄寺的金银都是百姓膏血,即使支出得当,也要担心百姓是否因而饥寒,何况如今用于无稽之事。
彭程奏疏出于公心,却戳中了孝宗内心禁区。他认为彭氏奏疏恶意宣扬先皇过错,丑化先皇形象。如果不加严厉惩治,更多臣子将有恃无恐。盛怒的孝宗不顾群臣反对,执意将彭程下锦衣卫诏狱审讯。
诏狱是特务机构锦衣卫特有的刑狱,独立于国家监狱体制之外。一般的监狱建在地面上,诏狱则建在看不见阳光的地方。监狱内条件恶劣,阴暗潮湿,透着一股凉意,“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囹圄”。诏狱大门开在地上,后门开在墙下,只能一个人趴着穿过。沿着大门是一段很长的台阶,下行许久才能看到诏狱的真实模样。诏狱四面没有窗户,墙壁很厚,隔绝外界声音和光线,只剩下烛光和惨叫声。诏狱审讯不受国家司法体系束缚,可以任意使用酷刑,“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
诏狱是明代臣子的噩梦。进了诏狱,如果不改派到刑部大牢,往往九死一生。
丛兰看到彭程死在旦夕,不顾自身安危,立即奏疏孝宗,为他呐喊求情。丛兰奏疏情感充沛,直斥朝政之弊,“崇尚异教,为先朝遗弊,当亟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宪宗年间得到宠幸的道士李孜省等人,利用皇帝希望延年益寿的心理,散布歪理邪说,惑乱朝廷大纲。如今两人自身都遭报应,可见祸患自来,他们岂能福寿他人?他建议宽宥彭程,治光禄寺卿的罪过。最终孝宗对光禄寺卿多位官员罚俸,彭程也从诏狱送往刑部大牢。
光禄寺法器事件后,丛兰接连上疏讨论朝廷弊政。他认为圣旨朝令夕改,缺乏权威。比如此前诏书要求军营勤加训练,不再派遣杂务,可诏书下达不久,又调用兵卒八千人修筑壕沟,这令军营左右为难。丛兰质疑,如果一再言而无信,朝廷如何向天下人显示威信?
丛兰还谏言要宽待稍犯错误的官员,建议对因礼仪失范被弹劾受罚的官员,免送诏狱关押。他要求厘正“贫者役多,富者逃役”的不正常现象。
奏疏结尾,丛兰提醒孝宗不能沉迷一时的歌舞升平,“今日之务,在惜人才、慎举措、惜畿民、抚边戍、警怠玩、杜贪残”。
丛兰的频繁上疏,不仅没有令孝宗生厌,反而令其觉得丛兰是“直言之臣”。孝宗令各部衙门参考丛兰奏疏,拿出针对性的改进意见。
丛兰任言官十余年,“遇事必言,言则必尽”,渐渐成为孝宗倚重的能臣。
对宦官“或劾或救,出公理公心”
同是批帝王逆鳞,丛兰平安无事,彭程下狱拷问。机敏的朝臣和宦官意识到,这个资历尚浅的小官,似乎格外受帝王青睐。他们纷纷“屈尊降贵”,主动结交丛兰。
献殷勤的群体中,尤以宦官最为急迫。孝宗与父亲宪宗不同:他非常倚重文臣,对宦官较为疏远,宦官地位今非昔比。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权势,宦官乐于结交朝廷中有前途的官员。
对宦官伸来的橄榄枝,丛兰疏淡相待,不逾规矩,保持距离。若涉及朝堂重事,他秉承原则行事,从不为宦官左右。
宪宗朝的宦官梁芳、陈喜、汪直、韦兴等人早先因获罪而被贬往外地。后来他们靠着攀附权贵,竟然获得赦免。他们还四处活动,酝酿着重新回到皇帝身边。丛兰深忧宦官干政重演,所以借清宁宫火灾事件,上《清宁宫六事疏》,重点提及宦官此前罪行。奏疏呈递不久,允许宦官回京的诏令作废,朝臣们惊讶不已。
与许多有身份优越感的士大夫不同,丛兰不歧视身躯残缺的宦官。对奸诈阴险的宦官,他嗤之以鼻,横眉冷对；对正直良善的宦官,他尊敬钦佩,以礼相待。
孝宗身边有一位叫何文鼎的宦官,早先是举人出身,壮年才因生活所迫阉割入宫。他看不惯外戚勋贵的作威作福,曾上疏弹劾张皇后兄弟“抢夺良民庄田,纵容家奴行凶”。何文鼎奏疏言辞激烈,所言皆是事实,却忤逆了张皇后。孝宗将何文鼎关押在诏狱,令人拷问其背后主谋者。何文鼎临刑不屈,高声言其主谋乃“孔子孟子也”。
丛兰感叹“外戚擅权天下有,内官抗疏古今无”,心内极为钦佩。他联合多位大臣上疏营救何文鼎。没想到一些政敌攻击他结交内臣,犯了朝廷的大忌。孝宗又把丛兰罢官下狱。何文鼎事件查明后,丛兰才得以走出监狱。
明武宗时期,太监刘瑾迷惑君王,把持朝政。他横征暴敛,残害朝臣,朝野胆战心惊,苦不堪言。
当时的指挥佥事安国,按例要提拔成指挥使。刘瑾向他索要贿赂,安国家境贫寒,多方借债也没凑齐贿银。刘瑾竟将他免官,编入士卒行伍。刘瑾还告诫边将,禁止安国擅自归乡,若边关有军情,定要安国冲锋陷阵,意欲置他于死地。安国在边疆心惊胆战,朝夕等死,绝望中向朝臣写信求救。大臣多畏惧忌惮刘瑾的权势,没有人敢替安国说公道话。时任御史的丛兰上疏请求收用安国,引起刘瑾的忌恨。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刘瑾奏派御史到各地清理屯田。御史们多迎合虚报,伪增屯田数百顷,令其出租收租。征收来的租金,用来向刘瑾行贿。边关士兵权益受损,怨愤不已,士气大受挫伤。
负责清理(陕西)延绥屯田的丛兰,却利用这个机会查访民情,了解边疆形势。他上奏《清查延绥条议》,指出当时边关形势危如累卵,“人多不安……沿边土多未耕种,人皆缺食,自救不瞻。而乃催征粮草急如星火,是迫之逃窜也”。针对边疆乱象,丛兰提出“发粮草、免赋税、赏军功”等措施,消弭近在眼前的祸乱。
丛兰的担忧很快成为现实。驻藩安化(今甘肃庆阳县)的藩王朱寘鐇,利用士卒不满情绪起兵谋反。丛兰立刻奏陈十事,其中直指刘瑾实行的各种弊政:“文武官罚米者,鬻产不能偿。朝臣谪戍,刑官妄引新例锻炼成狱,没其家资。校尉遍行边塞,势焰薰灼,人不自保。”
刘瑾看到丛兰奏疏后,大为愤恨。他一面假传圣旨严厉谴责丛兰,一面唆使给事中张瓚、御史汪赐等人弹劾丛兰。大祸临头的丛兰静静等待刘瑾的报复。幸运的是,边疆形势吃紧,刘瑾忙得焦头烂额,暂时无暇顾及丛兰。不久,刘瑾因失宠被武宗诛杀,丛兰逃过一劫,升任通政使。
守边关“所虑长远,心细如丝”
弘治十四年,蒙古部落首领小王子率军侵犯大同。次年,丛兰受命经略紫荆、倒马诸关塞。
丛兰上任后,立刻堵塞联通外界的隧道一百余处。他根据巡查情况,写成著名的《预防边患事》。
在这道奏疏中,丛兰客观分析了紫荆关的重要战略地位,“内护京畿,外邻边塞,逼近大同宣府,俱为重地,尤为紧要”。他发现当地有一条宽阔的大河,河岸一侧能绕过关隘直通各地。
丛兰万分诧异此前驻守官员的昏昧,“有此河,虽有此关,其如无有何异?”他还发现,河流一侧地势平坦高亢,如果敌军占据此处,可以轻易俯视关隘,虚实强弱一览无余。
丛兰还查验得知,早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骑兵曾经由河岸一侧迂回攻陷关隘,当时镇守太监、御史和指挥使全部殉难,内城百姓哭声震天。丛兰建议朝廷立即在河岸一侧建起箭楼,并增添士卒,选派能将,加固防御力量。丛兰对山麓如何凿平、箭楼如何建设、台阶如何设计、木桩如何摆放,全部详细说明,可谓心细如丝。
正德五年,54岁的丛兰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并督理陕西三边军饷事务。
当时陕西三边局势棘手复杂,各地叛乱风起云涌。他们或攻击巡抚衙署,或劫掠百姓民居,陕西巡抚蓝章无力稳定局势。
鉴于陕西形势恶化,蓝章决定将巡抚衙门迁到汉中,陕西西北顿时防守空虚。明武宗令丛兰在料理军饷之余,兼管陕西固靖等处的防务。
丛兰认为粮饷充足是稳定局面的前提,遂上奏请求革除运粮的积弊。以前陕西起运粮草一般由大户承运,他们往往侵吞。丛兰上奏应改由官兵押送。他还建议,每个边镇预先拨发内帑银数万两购置粮草,这样能减少细枝末节,节约经费开支。
在输血之余,丛兰也积极为边疆造血。他建议放宽当地盐法限制,令商人购买粮食献于军营,换取食盐销售指标。军士应得的军粮,按例折成银两发放。为保证军士得到足额军饷,丛兰要求此前的粮草主管者回避,选派临近官府衙役分发实物,避免从中克扣,谋取私利。丛兰的建议均被朝廷采纳照办,陕西军队乏食问题随即圆满解决。
丛兰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史载“所筹虑皆百年固守计,边人赖之”。
民受惠“全活者众,立起生祠”
不久,华北地区因旱灾歉收,民心浮动,朝廷派丛兰前往赈济。
丛兰接旨后,立即从西北赶赴华北。当时河北、河南、安徽和江苏都遭灾荒,一些地方几乎颗粒无收。丛兰还未到任,华北即因地方官救灾不力而爆发民变。混乱形势中,一些山匪强人趁势而起。他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为害地方。官军前去进剿,却往往损兵折将,一再败北。
不久,淮河流域的盗贼从江苏宿迁南渡淮河,威胁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中都凤阳。皇帝急令丛兰迅速巡视庐州、凤阳、滁州、和州(皆在今安徽省)等地,全面负责平叛和赈济工作。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不仅凤阳遭遇威胁,河南一带也不平静。盗匪头目自称宋王,在归德一带大肆抢掠。
丛兰一边马不停蹄地拨运粮草赈济灾民,一边急派指挥使石监会同知州张思齐,围剿盗贼。他到达安徽霍邱时,看到逃亡者成群结队,沿途互为践踏,落水者不计其数。丛兰见状为之泣涕,他立刻召集富户和贫户共同商量对策。他请求官府出资之余,富户拿出部分资财,用来赈济贫户并加固城墙。贫户则为富户劳作并充任筑墙的民工。很快,霍邱城池修葺一新,而贫户也得到救济。叛军前来攻打霍邱,见城池坚固也无奈撤退。霍邱百姓感激丛兰的恩惠,集资建起丛公生祠,夏冬祭祀不断。
霍邱安定后,丛兰开始筹划如何迅速平息叛乱。他采取攻心之策,对落草为寇的灾民既往不咎,并且“拨口粮,发耕牛良种,令还乡耕种”。在他的感召下,平贼行动极为顺利,很快“赈济所全活者两万六千八百余口,抚释胁从男、妇六百人”。
动乱迅速结束了,明武宗特令吏部添注名额,让丛兰顺利赴任户部侍郎。
正德七年,边镇大同烽烟再起。朝廷委派丛兰巡察居庸、龙泉等处关隘。不久又令他兼督宣府、大同等边关的军饷。
丛兰赴任后,努力招募壮勇,严格训练士卒。但在军事力量日渐雄厚的同时,当地水源日渐短缺,军士饮水出现困难。
为了水源,丛兰带人登高寻找。他发现一处洼地,令军士掘地三尺,清水突然如泉涌,一时边军奔走相告。后人将这座泉命名为“丛泉”。
丛兰按照他当年守紫荆关的办法,关隘布防、内筑碉堡,敌来可固守,敌退可出击。很快,蒙古骑兵五万人趋向边关,又有三万骑兵入侵。丛兰指挥若定,击退了敌军,保证了边关安宁。
正德九年,丛兰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并继续总督边地军务。当时他已年近六旬,身体不复强健,多次上疏请求辞职,但都未被批准。皇帝勉励他,虽为老臣,却是边防柱石。丛兰自此无复他言,一心守边拒敌、稳定西边。
丛兰在边地加固城池、挖掘壕沟,加强防御、守住要害。他还选派精锐机巧的将士刺探敌情,根据敌军动向相机出战,往往胜多负少。在一次遭遇战中,丛兰指挥部队声东击西,采取埋伏战术,重创蒙古部落首领小王子的军队。一贯骁勇善战、威震北边的小王子右臂负伤,狼狈逃窜。西北军心大振,朝野称颂。
不久,蒙古可汗率军南侵,气势汹汹,“联营境外数十万”。敌军重兵压境,边关再度危急。丛兰以骄兵诱敌之计,一举击败入侵敌军。自此,蒙古骑兵胆寒,“不敢复南牧矣”。
正德十年,丛兰奉旨自边塞还朝。边疆将士设千羊宴祝贺庆功,边疆百姓扶老携幼相送。
至暮年“平宁王乱,急流勇退”
正德十年,守边数年的丛兰改任漕运总督,并兼巡抚江北。
当时宦官刘允奉命迎取乌思藏(今西藏)活佛。丛兰闻讯数次上疏,谏阻迎取活佛,认为有害无益,徒增民怨。明武宗听不进众臣意见,一意孤行派宦官前往,并准备盛大仪仗队伍。
仪仗队走水路南下,途经漕运总督丛兰驻地。刘允前往拜谒丛兰,丛兰避而不见。刘允又向丛兰借大舟五百余艘、役夫万余人,丛兰一面严词拒绝,一面写就奏疏极陈其害。丛兰斥责佛老无益,扰乱民生,恳请止行。
正德十四年,丛兰因触怒权臣被解除漕运总督职务,专任江北巡抚。当年宁王朱宸濠谋反,名臣王守仁起兵平叛。为响应王守仁,丛兰将巡抚驻地移往镇江瓜州。他积极调军平叛,因功升任南京工部尚书。
宁王叛乱平定不久,明武宗却因落水染病而亡。明武宗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帝位由堂兄弟继承。
新帝即位是中央权力大洗牌的关键时期。丛兰此前触怒的权臣再度唆使御使弹劾丛兰依附宦官。
其实,丛兰对太监并无歧视和攀附之心。他总是依理而行,既弹劾过汪直、刘瑾等权阉,也营救过何文鼎等直宦。而在被人弹劾前不久,他还上疏朝廷,为得罪太监获罪的官员王銮鸣不平。
嘉靖帝认为丛兰平生清正谨慎,政绩昭然,未予理睬他人的攻讦。但丛兰此时年事已高,多年军旅生涯又让他身心疲惫,所以顺势上书请求退休。嘉靖帝挽留数次,最后批准他回乡休养。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丛兰在家乡故居优老堂溘然长逝。朝廷闻讯,赠其太子少保。
丛兰病故后,后人将他曾经的奏疏编为《丰山奏议》,供后人参鉴。到了明末,朝政日益朽坏,名士陈子龙痛感国事日非、虚学日盛,愤然作《皇明经世文编》。书中收录明代大臣诸多经世致用的文章,其中就有丛兰关于漕运、守边和屯田的数篇文章。
□ 本报记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张 斌
6月的夏阳炙烤着胶东大地,远山外传来淡淡海洋气息。燥热的海味萦绕鼻尖,久久不散。丛氏研讨会秘书长丛松坡站在屋檐下,仔细打量着丛氏宗祠的一砖一瓦。他平和却认真地说:“我们的老祖宗丛兰,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苦读不辍,最后走出当时闭塞的胶东,走向自己的人生旅程。”
丛兰是明朝孝宗、武宗年间的朝廷重臣。这座祠堂兴修于清代光绪年间。如今每逢重要日子,丛氏后人都要来到这座祠堂,祭奠缅怀丛兰等先人。
为谏臣“遇事必言,言则必尽”
明代胶东还是一片较为荒芜的僻土。这里人口稀疏,文教落后,应试中举者更是寥寥可数。丛兰考中进士,对当时的丛氏家族意义非凡。
丛兰祖父丛实荣为人厚道,父亲丛春老实巴交。丛家上慈下孝,家庭和睦,是当地人缘颇佳的积善之家。
丛家世代务农,家境颇为贫寒。沿海地区无处买书,丛兰就自己动手抄录,往往夜读到凌晨才休息。功夫不负有心人,丛兰“日异其能,岁增其智”,终成腹有诗书的饱学之士。
明宪宗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27岁的丛兰考中山东乡试举人。次年春闱虽然遗憾落第,他却趁着赴京的机会,挤出多余盘缠购置书籍。还乡再攻读七年,丛兰终于考中明孝宗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三甲同进士,授官户科给事中。
入仕为官,意味着一种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体验。从前苦读诗书,追求至善至美的儒家真理；如今宦海浮沉,直面复杂诡谲的现实处境。丛兰的难得,在于始终秉承初心良善,不随意屈从现实。
弘治五年,明孝宗令光禄寺花费巨资制造一批祭祀器皿。这在皇帝看来,是缅怀和效仿父亲宪宗最好的方式。光禄寺官员却趁此机会,中饱私囊侵吞大量金银。
明宪宗成化朝的弊政之一就是宠幸僧侣道士。宪宗不仅沉迷祭祀法事,还对丹药方术情有独钟。在宪宗皇权的庇护下,方术之士慢慢在朝堂占据重要位置。他们收受巨额贿赂,干预人事决策,将朝纲搅得乌烟瘴气。一些正直官员愤然上疏,却因触怒帝王而祸及自身。
宪宗驾崩后,大臣为避免重蹈覆辙,极为警惕祭祀诸事。御史彭程上疏,抗议孝宗建造祭祀器皿。他认为:“皇坛者,先帝(宪宗)修斋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类废斥俱尽,何复有皇坛置器之事?”他还质疑,光禄寺的金银都是百姓膏血,即使支出得当,也要担心百姓是否因而饥寒,何况如今用于无稽之事。
彭程奏疏出于公心,却戳中了孝宗内心禁区。他认为彭氏奏疏恶意宣扬先皇过错,丑化先皇形象。如果不加严厉惩治,更多臣子将有恃无恐。盛怒的孝宗不顾群臣反对,执意将彭程下锦衣卫诏狱审讯。
诏狱是特务机构锦衣卫特有的刑狱,独立于国家监狱体制之外。一般的监狱建在地面上,诏狱则建在看不见阳光的地方。监狱内条件恶劣,阴暗潮湿,透着一股凉意,“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囹圄”。诏狱大门开在地上,后门开在墙下,只能一个人趴着穿过。沿着大门是一段很长的台阶,下行许久才能看到诏狱的真实模样。诏狱四面没有窗户,墙壁很厚,隔绝外界声音和光线,只剩下烛光和惨叫声。诏狱审讯不受国家司法体系束缚,可以任意使用酷刑,“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
诏狱是明代臣子的噩梦。进了诏狱,如果不改派到刑部大牢,往往九死一生。
丛兰看到彭程死在旦夕,不顾自身安危,立即奏疏孝宗,为他呐喊求情。丛兰奏疏情感充沛,直斥朝政之弊,“崇尚异教,为先朝遗弊,当亟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宪宗年间得到宠幸的道士李孜省等人,利用皇帝希望延年益寿的心理,散布歪理邪说,惑乱朝廷大纲。如今两人自身都遭报应,可见祸患自来,他们岂能福寿他人?他建议宽宥彭程,治光禄寺卿的罪过。最终孝宗对光禄寺卿多位官员罚俸,彭程也从诏狱送往刑部大牢。
光禄寺法器事件后,丛兰接连上疏讨论朝廷弊政。他认为圣旨朝令夕改,缺乏权威。比如此前诏书要求军营勤加训练,不再派遣杂务,可诏书下达不久,又调用兵卒八千人修筑壕沟,这令军营左右为难。丛兰质疑,如果一再言而无信,朝廷如何向天下人显示威信?
丛兰还谏言要宽待稍犯错误的官员,建议对因礼仪失范被弹劾受罚的官员,免送诏狱关押。他要求厘正“贫者役多,富者逃役”的不正常现象。
奏疏结尾,丛兰提醒孝宗不能沉迷一时的歌舞升平,“今日之务,在惜人才、慎举措、惜畿民、抚边戍、警怠玩、杜贪残”。
丛兰的频繁上疏,不仅没有令孝宗生厌,反而令其觉得丛兰是“直言之臣”。孝宗令各部衙门参考丛兰奏疏,拿出针对性的改进意见。
丛兰任言官十余年,“遇事必言,言则必尽”,渐渐成为孝宗倚重的能臣。
对宦官“或劾或救,出公理公心”
同是批帝王逆鳞,丛兰平安无事,彭程下狱拷问。机敏的朝臣和宦官意识到,这个资历尚浅的小官,似乎格外受帝王青睐。他们纷纷“屈尊降贵”,主动结交丛兰。
献殷勤的群体中,尤以宦官最为急迫。孝宗与父亲宪宗不同:他非常倚重文臣,对宦官较为疏远,宦官地位今非昔比。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权势,宦官乐于结交朝廷中有前途的官员。
对宦官伸来的橄榄枝,丛兰疏淡相待,不逾规矩,保持距离。若涉及朝堂重事,他秉承原则行事,从不为宦官左右。
宪宗朝的宦官梁芳、陈喜、汪直、韦兴等人早先因获罪而被贬往外地。后来他们靠着攀附权贵,竟然获得赦免。他们还四处活动,酝酿着重新回到皇帝身边。丛兰深忧宦官干政重演,所以借清宁宫火灾事件,上《清宁宫六事疏》,重点提及宦官此前罪行。奏疏呈递不久,允许宦官回京的诏令作废,朝臣们惊讶不已。
与许多有身份优越感的士大夫不同,丛兰不歧视身躯残缺的宦官。对奸诈阴险的宦官,他嗤之以鼻,横眉冷对；对正直良善的宦官,他尊敬钦佩,以礼相待。
孝宗身边有一位叫何文鼎的宦官,早先是举人出身,壮年才因生活所迫阉割入宫。他看不惯外戚勋贵的作威作福,曾上疏弹劾张皇后兄弟“抢夺良民庄田,纵容家奴行凶”。何文鼎奏疏言辞激烈,所言皆是事实,却忤逆了张皇后。孝宗将何文鼎关押在诏狱,令人拷问其背后主谋者。何文鼎临刑不屈,高声言其主谋乃“孔子孟子也”。
丛兰感叹“外戚擅权天下有,内官抗疏古今无”,心内极为钦佩。他联合多位大臣上疏营救何文鼎。没想到一些政敌攻击他结交内臣,犯了朝廷的大忌。孝宗又把丛兰罢官下狱。何文鼎事件查明后,丛兰才得以走出监狱。
明武宗时期,太监刘瑾迷惑君王,把持朝政。他横征暴敛,残害朝臣,朝野胆战心惊,苦不堪言。
当时的指挥佥事安国,按例要提拔成指挥使。刘瑾向他索要贿赂,安国家境贫寒,多方借债也没凑齐贿银。刘瑾竟将他免官,编入士卒行伍。刘瑾还告诫边将,禁止安国擅自归乡,若边关有军情,定要安国冲锋陷阵,意欲置他于死地。安国在边疆心惊胆战,朝夕等死,绝望中向朝臣写信求救。大臣多畏惧忌惮刘瑾的权势,没有人敢替安国说公道话。时任御史的丛兰上疏请求收用安国,引起刘瑾的忌恨。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刘瑾奏派御史到各地清理屯田。御史们多迎合虚报,伪增屯田数百顷,令其出租收租。征收来的租金,用来向刘瑾行贿。边关士兵权益受损,怨愤不已,士气大受挫伤。
负责清理(陕西)延绥屯田的丛兰,却利用这个机会查访民情,了解边疆形势。他上奏《清查延绥条议》,指出当时边关形势危如累卵,“人多不安……沿边土多未耕种,人皆缺食,自救不瞻。而乃催征粮草急如星火,是迫之逃窜也”。针对边疆乱象,丛兰提出“发粮草、免赋税、赏军功”等措施,消弭近在眼前的祸乱。
丛兰的担忧很快成为现实。驻藩安化(今甘肃庆阳县)的藩王朱寘鐇,利用士卒不满情绪起兵谋反。丛兰立刻奏陈十事,其中直指刘瑾实行的各种弊政:“文武官罚米者,鬻产不能偿。朝臣谪戍,刑官妄引新例锻炼成狱,没其家资。校尉遍行边塞,势焰薰灼,人不自保。”
刘瑾看到丛兰奏疏后,大为愤恨。他一面假传圣旨严厉谴责丛兰,一面唆使给事中张瓚、御史汪赐等人弹劾丛兰。大祸临头的丛兰静静等待刘瑾的报复。幸运的是,边疆形势吃紧,刘瑾忙得焦头烂额,暂时无暇顾及丛兰。不久,刘瑾因失宠被武宗诛杀,丛兰逃过一劫,升任通政使。
守边关“所虑长远,心细如丝”
弘治十四年,蒙古部落首领小王子率军侵犯大同。次年,丛兰受命经略紫荆、倒马诸关塞。
丛兰上任后,立刻堵塞联通外界的隧道一百余处。他根据巡查情况,写成著名的《预防边患事》。
在这道奏疏中,丛兰客观分析了紫荆关的重要战略地位,“内护京畿,外邻边塞,逼近大同宣府,俱为重地,尤为紧要”。他发现当地有一条宽阔的大河,河岸一侧能绕过关隘直通各地。
丛兰万分诧异此前驻守官员的昏昧,“有此河,虽有此关,其如无有何异?”他还发现,河流一侧地势平坦高亢,如果敌军占据此处,可以轻易俯视关隘,虚实强弱一览无余。
丛兰还查验得知,早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骑兵曾经由河岸一侧迂回攻陷关隘,当时镇守太监、御史和指挥使全部殉难,内城百姓哭声震天。丛兰建议朝廷立即在河岸一侧建起箭楼,并增添士卒,选派能将,加固防御力量。丛兰对山麓如何凿平、箭楼如何建设、台阶如何设计、木桩如何摆放,全部详细说明,可谓心细如丝。
正德五年,54岁的丛兰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并督理陕西三边军饷事务。
当时陕西三边局势棘手复杂,各地叛乱风起云涌。他们或攻击巡抚衙署,或劫掠百姓民居,陕西巡抚蓝章无力稳定局势。
鉴于陕西形势恶化,蓝章决定将巡抚衙门迁到汉中,陕西西北顿时防守空虚。明武宗令丛兰在料理军饷之余,兼管陕西固靖等处的防务。
丛兰认为粮饷充足是稳定局面的前提,遂上奏请求革除运粮的积弊。以前陕西起运粮草一般由大户承运,他们往往侵吞。丛兰上奏应改由官兵押送。他还建议,每个边镇预先拨发内帑银数万两购置粮草,这样能减少细枝末节,节约经费开支。
在输血之余,丛兰也积极为边疆造血。他建议放宽当地盐法限制,令商人购买粮食献于军营,换取食盐销售指标。军士应得的军粮,按例折成银两发放。为保证军士得到足额军饷,丛兰要求此前的粮草主管者回避,选派临近官府衙役分发实物,避免从中克扣,谋取私利。丛兰的建议均被朝廷采纳照办,陕西军队乏食问题随即圆满解决。
丛兰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史载“所筹虑皆百年固守计,边人赖之”。
民受惠“全活者众,立起生祠”
不久,华北地区因旱灾歉收,民心浮动,朝廷派丛兰前往赈济。
丛兰接旨后,立即从西北赶赴华北。当时河北、河南、安徽和江苏都遭灾荒,一些地方几乎颗粒无收。丛兰还未到任,华北即因地方官救灾不力而爆发民变。混乱形势中,一些山匪强人趁势而起。他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为害地方。官军前去进剿,却往往损兵折将,一再败北。
不久,淮河流域的盗贼从江苏宿迁南渡淮河,威胁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中都凤阳。皇帝急令丛兰迅速巡视庐州、凤阳、滁州、和州(皆在今安徽省)等地,全面负责平叛和赈济工作。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不仅凤阳遭遇威胁,河南一带也不平静。盗匪头目自称宋王,在归德一带大肆抢掠。
丛兰一边马不停蹄地拨运粮草赈济灾民,一边急派指挥使石监会同知州张思齐,围剿盗贼。他到达安徽霍邱时,看到逃亡者成群结队,沿途互为践踏,落水者不计其数。丛兰见状为之泣涕,他立刻召集富户和贫户共同商量对策。他请求官府出资之余,富户拿出部分资财,用来赈济贫户并加固城墙。贫户则为富户劳作并充任筑墙的民工。很快,霍邱城池修葺一新,而贫户也得到救济。叛军前来攻打霍邱,见城池坚固也无奈撤退。霍邱百姓感激丛兰的恩惠,集资建起丛公生祠,夏冬祭祀不断。
霍邱安定后,丛兰开始筹划如何迅速平息叛乱。他采取攻心之策,对落草为寇的灾民既往不咎,并且“拨口粮,发耕牛良种,令还乡耕种”。在他的感召下,平贼行动极为顺利,很快“赈济所全活者两万六千八百余口,抚释胁从男、妇六百人”。
动乱迅速结束了,明武宗特令吏部添注名额,让丛兰顺利赴任户部侍郎。
正德七年,边镇大同烽烟再起。朝廷委派丛兰巡察居庸、龙泉等处关隘。不久又令他兼督宣府、大同等边关的军饷。
丛兰赴任后,努力招募壮勇,严格训练士卒。但在军事力量日渐雄厚的同时,当地水源日渐短缺,军士饮水出现困难。
为了水源,丛兰带人登高寻找。他发现一处洼地,令军士掘地三尺,清水突然如泉涌,一时边军奔走相告。后人将这座泉命名为“丛泉”。
丛兰按照他当年守紫荆关的办法,关隘布防、内筑碉堡,敌来可固守,敌退可出击。很快,蒙古骑兵五万人趋向边关,又有三万骑兵入侵。丛兰指挥若定,击退了敌军,保证了边关安宁。
正德九年,丛兰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并继续总督边地军务。当时他已年近六旬,身体不复强健,多次上疏请求辞职,但都未被批准。皇帝勉励他,虽为老臣,却是边防柱石。丛兰自此无复他言,一心守边拒敌、稳定西边。
丛兰在边地加固城池、挖掘壕沟,加强防御、守住要害。他还选派精锐机巧的将士刺探敌情,根据敌军动向相机出战,往往胜多负少。在一次遭遇战中,丛兰指挥部队声东击西,采取埋伏战术,重创蒙古部落首领小王子的军队。一贯骁勇善战、威震北边的小王子右臂负伤,狼狈逃窜。西北军心大振,朝野称颂。
不久,蒙古可汗率军南侵,气势汹汹,“联营境外数十万”。敌军重兵压境,边关再度危急。丛兰以骄兵诱敌之计,一举击败入侵敌军。自此,蒙古骑兵胆寒,“不敢复南牧矣”。
正德十年,丛兰奉旨自边塞还朝。边疆将士设千羊宴祝贺庆功,边疆百姓扶老携幼相送。
至暮年“平宁王乱,急流勇退”
正德十年,守边数年的丛兰改任漕运总督,并兼巡抚江北。
当时宦官刘允奉命迎取乌思藏(今西藏)活佛。丛兰闻讯数次上疏,谏阻迎取活佛,认为有害无益,徒增民怨。明武宗听不进众臣意见,一意孤行派宦官前往,并准备盛大仪仗队伍。
仪仗队走水路南下,途经漕运总督丛兰驻地。刘允前往拜谒丛兰,丛兰避而不见。刘允又向丛兰借大舟五百余艘、役夫万余人,丛兰一面严词拒绝,一面写就奏疏极陈其害。丛兰斥责佛老无益,扰乱民生,恳请止行。
正德十四年,丛兰因触怒权臣被解除漕运总督职务,专任江北巡抚。当年宁王朱宸濠谋反,名臣王守仁起兵平叛。为响应王守仁,丛兰将巡抚驻地移往镇江瓜州。他积极调军平叛,因功升任南京工部尚书。
宁王叛乱平定不久,明武宗却因落水染病而亡。明武宗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帝位由堂兄弟继承。
新帝即位是中央权力大洗牌的关键时期。丛兰此前触怒的权臣再度唆使御使弹劾丛兰依附宦官。
其实,丛兰对太监并无歧视和攀附之心。他总是依理而行,既弹劾过汪直、刘瑾等权阉,也营救过何文鼎等直宦。而在被人弹劾前不久,他还上疏朝廷,为得罪太监获罪的官员王銮鸣不平。
嘉靖帝认为丛兰平生清正谨慎,政绩昭然,未予理睬他人的攻讦。但丛兰此时年事已高,多年军旅生涯又让他身心疲惫,所以顺势上书请求退休。嘉靖帝挽留数次,最后批准他回乡休养。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丛兰在家乡故居优老堂溘然长逝。朝廷闻讯,赠其太子少保。
丛兰病故后,后人将他曾经的奏疏编为《丰山奏议》,供后人参鉴。到了明末,朝政日益朽坏,名士陈子龙痛感国事日非、虚学日盛,愤然作《皇明经世文编》。书中收录明代大臣诸多经世致用的文章,其中就有丛兰关于漕运、守边和屯田的数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