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因明宪宗贪欲而出现的传奉官制度,不仅消耗了国家的财政赋税,也冲击了传统的科举用人制度。在科举出身大臣的持续抗议下,传奉官群体日益缩减,影响力也不断弱化。
传奉官:因非正途而遭群臣反对
2018-07-11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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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丛兰是明孝宗时期赫赫有名的谏官。他曾向孝宗提出过许多改进朝纲的意见,其中就有请求罢免日益泛滥的“传奉官”。孝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开始逐步削减传奉官数量。
但作为根基深厚的传奉官,经过数代大臣的抗议反对,才慢慢衰落消失。但作为独特的用人制度,传奉官的出现依旧导致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传奉官自明宪宗登基不久开始出现。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农历二月十七,宪宗即位第26天,司礼监太监牛玉就“传奉圣旨”:升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这是明代第一位既不由吏部选任,也不经大臣举荐,更不是皇帝简选,而是通过宦官“传奉圣旨”方式任命的官员。“传奉官”之名由此而来。
文思院是工部下属机构,掌管制造金银工艺品等装饰物。该机构品级很低,此次传升并未引起多少关注。但不久宦官再度“传旨”,为太医院多人升官加俸。
慢慢的,宪宗尝到了传奉官的甜头。传奉官可以通过各项技能,帮助宪宗实现个人喜好,达成个人目的。而对传奉官而言,通过宪宗开辟的传奉新途,获得了在原有科举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出仕愿望,提高了自己社会地位,并荫及子孙后代。传奉之途对两方都是利多弊少,所以日益兴盛。
诸多道士僧侣乃至工匠富户,都通过进献方术珍宝取得宪宗欢心,得旨传奉为官。京城传奉官数量日益增加,甚至吏部尚书尹旻“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吏部尚书形同吏曹而已。到了成化晚期,传奉官数量竟然达到了3600多人。
传奉官群体的壮大,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明代额定京官人数不足1200人,相应的赋税薪俸皆依照此数目征收分配。宪宗时各类传奉官数量,大大超过正常京官编制。若按官俸最低正九品六十六石俸禄计算,政府额外官俸需要近十万石。明廷正常的赋税无法满足俸禄所需,就横征暴敛于民间。百姓为此承受了极大的负担,引起民心不稳,地方问题频发。
更重要的是,传奉官非出身科举,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在宪宗之前,明代不论通过荐举、科举还是举贡、吏员等途径获得出身,都只是取得了任职资格。如果想出仕为官,还需经过一系列复杂筛选才能得到实际职位。这一系列程序被统称为“铨选”。明代文职官员铨选归吏部掌管,由文选司具体负责。
在正常选官条件下,获官必备两个条件:首先获得出身资格,然后进入铨选。传奉官没通过科举考试,没有获得出身资格,自然没有资格进入铨选,在吏部选官条件下不可能获官。
但他们通过传奉,凭借进献珍玩等途径,绕过吏部程序,直接由皇帝任命为官。但朝廷官位毕竟有限,传奉者占据政府官职,导致传统的科举之路受到冲击,“事文墨,执戈矛者,艰苦万状,皓首而不获沾一命之荣”。
通过传奉进入仕途的官员,还会得到皇帝的特别关爱,甚至成为干预朝政的权臣。《明史·佞幸传》记载术士传奉官李孜省“渐干预政事”,他构罪吏部尚书尹旻及其子侍讲尹龙,又假扶鸾术干扰朝廷用人,导致朝野侧目。
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朝廷大臣极大反感。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一傍晚,发生了明朝开国以来罕见的陨石雨“星变”。星变引起朝野上下恐慌,宪宗不得已下诏求直言。应诏言事的吏、礼、兵、工四部及六科十三道,竟然不约而同将矛头全部对准了传奉官,称其为“招天变之甚者”。宪宗受形势所迫,被迫革除了部分传奉官的官职。
但宪宗的个人欲求,终究还是导致传奉官再度兴盛。不久,星变恐慌还未完全消散,就有传奉官“进言”,表示陕西等处发生灾荒,星变已在灾民身上得到应验,皇帝不必再为此担忧。这位传奉官的奏疏,极大地迎合了宪宗的心思,他竟被迅速升迁为礼部右侍郎,成为位居二品的重臣。此后,被罢免的传奉官陆续被起用,降职的也大多恢复原职。此外,宪宗还传升了一批新的传奉官,授官势头甚至比星变前更为迅猛。
到了孝宗即位,传奉官泛滥情况才有所缓解。丛兰等一大批言官上奏,对宪宗朝整个传奉官群体提出革罢要求。在朝臣的反对声浪中,孝宗对宪宗朝吏部、礼部、工部、兵部政府四部门中的所有传奉官作了黜退、降职等处理。
孝宗虽对宪宗朝传奉官群体有所抑制,但并未完全消除所有传奉官。宪宗朝喧嚣二十余年的传奉官暂时销声匿迹,但三年后,皇帝传旨升御医为太医院院判,孝宗朝的传奉复起。
明武宗即位后,有御史言官上疏谈论传奉官的危害:“朝廷用人之途有限,小人欲进之心无穷,幸门一开,则希恩求进更相援引,而传乞之事多矣!圣明之朝岂宜有此。”许多大臣见状,也联名上疏请求罢免传奉官。迫于朝臣对传奉官的不利舆论,武宗对孝宗朝近1500名传奉官进行了部分革除。
朝堂重臣为了清除传奉官群体,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传奉官渐渐成为“非美事”的选择,陆续不再被世人所重视。到了武宗朝,传奉官被再度裁减至五百余人。而到了明熹宗天启年间,传奉官已经屈指可数,发展势头被全面遏制。
丛兰是明孝宗时期赫赫有名的谏官。他曾向孝宗提出过许多改进朝纲的意见,其中就有请求罢免日益泛滥的“传奉官”。孝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开始逐步削减传奉官数量。
但作为根基深厚的传奉官,经过数代大臣的抗议反对,才慢慢衰落消失。但作为独特的用人制度,传奉官的出现依旧导致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传奉官自明宪宗登基不久开始出现。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农历二月十七,宪宗即位第26天,司礼监太监牛玉就“传奉圣旨”:升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这是明代第一位既不由吏部选任,也不经大臣举荐,更不是皇帝简选,而是通过宦官“传奉圣旨”方式任命的官员。“传奉官”之名由此而来。
文思院是工部下属机构,掌管制造金银工艺品等装饰物。该机构品级很低,此次传升并未引起多少关注。但不久宦官再度“传旨”,为太医院多人升官加俸。
慢慢的,宪宗尝到了传奉官的甜头。传奉官可以通过各项技能,帮助宪宗实现个人喜好,达成个人目的。而对传奉官而言,通过宪宗开辟的传奉新途,获得了在原有科举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出仕愿望,提高了自己社会地位,并荫及子孙后代。传奉之途对两方都是利多弊少,所以日益兴盛。
诸多道士僧侣乃至工匠富户,都通过进献方术珍宝取得宪宗欢心,得旨传奉为官。京城传奉官数量日益增加,甚至吏部尚书尹旻“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吏部尚书形同吏曹而已。到了成化晚期,传奉官数量竟然达到了3600多人。
传奉官群体的壮大,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明代额定京官人数不足1200人,相应的赋税薪俸皆依照此数目征收分配。宪宗时各类传奉官数量,大大超过正常京官编制。若按官俸最低正九品六十六石俸禄计算,政府额外官俸需要近十万石。明廷正常的赋税无法满足俸禄所需,就横征暴敛于民间。百姓为此承受了极大的负担,引起民心不稳,地方问题频发。
更重要的是,传奉官非出身科举,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在宪宗之前,明代不论通过荐举、科举还是举贡、吏员等途径获得出身,都只是取得了任职资格。如果想出仕为官,还需经过一系列复杂筛选才能得到实际职位。这一系列程序被统称为“铨选”。明代文职官员铨选归吏部掌管,由文选司具体负责。
在正常选官条件下,获官必备两个条件:首先获得出身资格,然后进入铨选。传奉官没通过科举考试,没有获得出身资格,自然没有资格进入铨选,在吏部选官条件下不可能获官。
但他们通过传奉,凭借进献珍玩等途径,绕过吏部程序,直接由皇帝任命为官。但朝廷官位毕竟有限,传奉者占据政府官职,导致传统的科举之路受到冲击,“事文墨,执戈矛者,艰苦万状,皓首而不获沾一命之荣”。
通过传奉进入仕途的官员,还会得到皇帝的特别关爱,甚至成为干预朝政的权臣。《明史·佞幸传》记载术士传奉官李孜省“渐干预政事”,他构罪吏部尚书尹旻及其子侍讲尹龙,又假扶鸾术干扰朝廷用人,导致朝野侧目。
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朝廷大臣极大反感。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一傍晚,发生了明朝开国以来罕见的陨石雨“星变”。星变引起朝野上下恐慌,宪宗不得已下诏求直言。应诏言事的吏、礼、兵、工四部及六科十三道,竟然不约而同将矛头全部对准了传奉官,称其为“招天变之甚者”。宪宗受形势所迫,被迫革除了部分传奉官的官职。
但宪宗的个人欲求,终究还是导致传奉官再度兴盛。不久,星变恐慌还未完全消散,就有传奉官“进言”,表示陕西等处发生灾荒,星变已在灾民身上得到应验,皇帝不必再为此担忧。这位传奉官的奏疏,极大地迎合了宪宗的心思,他竟被迅速升迁为礼部右侍郎,成为位居二品的重臣。此后,被罢免的传奉官陆续被起用,降职的也大多恢复原职。此外,宪宗还传升了一批新的传奉官,授官势头甚至比星变前更为迅猛。
到了孝宗即位,传奉官泛滥情况才有所缓解。丛兰等一大批言官上奏,对宪宗朝整个传奉官群体提出革罢要求。在朝臣的反对声浪中,孝宗对宪宗朝吏部、礼部、工部、兵部政府四部门中的所有传奉官作了黜退、降职等处理。
孝宗虽对宪宗朝传奉官群体有所抑制,但并未完全消除所有传奉官。宪宗朝喧嚣二十余年的传奉官暂时销声匿迹,但三年后,皇帝传旨升御医为太医院院判,孝宗朝的传奉复起。
明武宗即位后,有御史言官上疏谈论传奉官的危害:“朝廷用人之途有限,小人欲进之心无穷,幸门一开,则希恩求进更相援引,而传乞之事多矣!圣明之朝岂宜有此。”许多大臣见状,也联名上疏请求罢免传奉官。迫于朝臣对传奉官的不利舆论,武宗对孝宗朝近1500名传奉官进行了部分革除。
朝堂重臣为了清除传奉官群体,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传奉官渐渐成为“非美事”的选择,陆续不再被世人所重视。到了武宗朝,传奉官被再度裁减至五百余人。而到了明熹宗天启年间,传奉官已经屈指可数,发展势头被全面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