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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房贤刚 报道
浙江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服务。 |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付玉婷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2017年提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已凝结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加了投资创业的加速度和便捷度。
截至2017年底,浙江全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现率、满意率分别达87.9%、94.7%。以此再塑体制机制新优势,浙江成为最具发展活力的省份之一,全省在册市场主体达到593.4万户,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507家。
市场驱动改革,
为新事物成长铺路搭桥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对“放管服”改革有很大需求。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注册处副处长傅国堂分析,民营经济按市场化运作,要求快速审批,正是这种强烈需求推进了改革创新。
没有收银员,不用排队结账,东西拿了就能走。作为一种新业态,去年阿里巴巴在全国首推无人零售店。今年以来,杭州市多家企业也想开办无人零售实体店,但面临一个问题:审批目录上没有这种新业态。杭州没有因为文件上没有而止步,目前几个部门正研究制订方案,近期内有望解决。
上世纪90年代末,马云想注册阿里巴巴,跑了很多地方,却因工商注册里没有互联网企业这一类别而被拒。杭州高新区开了个“小口子”,为他专门增设这个新类别。傅国堂说:“我们会为了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的企业遇到的问题诉求去研究,把一道道墙扒开。商事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扒掉阻碍企业的制度壁垒。”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制度、规则是“生命线”,浙江尊重它,但同时也会灵活地根据市场需要‘敢于’去调整规则。一言以蔽之,浙江尊重的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由此派生的新事物。“这个敢于改革的‘敢’字正是当前山东最迫切需要的一种力量。”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周云平说。
副市长局长“陪跑”,
精准改进服务
不动产登记历来群众办件量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涉及国土、房管、税务等多个部门,群众办事经常需要跑完这个窗口再跑那个窗口,材料也要反复提交。而在杭州,群众进门后只需要到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基本上一个小时就能办完业务。”现场一位办事群众说。
杭州市民之家不动产登记窗口负责人傅佳卿告诉记者:“我们窗口人员每人都有个‘小红本本’,群众有要求都要记下来。”去年4月,不动产登记已经实现“一窗受理”、“一小时办结”,但是有群众提出:在一个窗口,同样的材料为什么要提供三套呢?“我们原来觉得很合理,房管归档要用纸质材料,税务审查也要纸质材料,但是既然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就要解决。”傅佳卿说,三个相关部门坐在一起,最后通过合并同类项的办法实现了群众的诉求。
浙江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服务。这种导向自上而下一以贯之。据了解,杭州市委书记、市长经常开会听取汇报改革情况,一位常务副市长具体靠上抓,将改革内容落实落细落小,到窗口暗访、为办事群众“陪跑”,找到服务的不足之处。杭州市房管局长通过“陪跑”,提出老百姓取号后要同时给一张审批流程单,告诉群众一步步如何走。面向“两代表一委员”征集问题,从网站论坛上老百姓的牢骚中找问题……杭州建立起一套问题发现—反馈—整改—落实的机制。
部门数据“无条件归集,有条件使用”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是杭州“最多跑一次”成功的重要原因。
有些部门不愿意把数据共享,这样的困难,杭州也遇到过。杭州市编办体制改革处处长鲍剑光告诉记者,部门不愿共享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一旦共享对部门数据准确性、完整性要求比较高,数据拿出来为老百姓服务,一旦错漏,老百姓有意见,部门压力就会很大；另一个方面,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拿数据就是动部门利益。
杭州市政府主要领导对此非常关注,亲自抓这项工作,并提出一个理念,数据要“无条件归集,有条件使用”。多年未新设政府工作部门的杭州,去年成立杭州数据资源局。“有些地方即便设这样的机构,也是政府部门的二级事业单位,杭州数据资源局在全国是独一家,在整个浙江,我们力度也是最大的。”鲍剑光说。
杭州限购,原来办理购房手续需要开具缴纳社保年限等多个证明,现在都不需要群众去跑腿,民政部门把婚姻登记数据、法院把判决离婚数据、社保部门把社保数据都拿出来共享。在数据打通基础上,杭州再把各部门业务系统打通,相当于畅通了审批的“主动脉”和“毛细血管”。
数据共享,让一些看似无解的问题找到了突破口。国务院要求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天,杭州与正在推进这项改革的山东情况类似,改革关口“卡”在银行,在目前企业开办普遍需要一二十天的时间中,银行开户环节就占去一半时间。“银行让企业填各种表,根本上就是抓取企业的基本数据,通过数据进行事中事后监管。那我们无偿提供给你,让银行开户、税务发票、社保登记等各流程环节同时并联审批,自然压缩时间,数据共享让很多难题迎刃而解。”傅国堂说。
“学习之后,心中‘浙江为何能做到’的问号拉直了,现在又多了一个问号,同一片蓝天下,浙江能做到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要增强改革紧迫感,在解放思想上来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奋勇直追。”省编办主任刘维寅说。
付玉婷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2017年提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已凝结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加了投资创业的加速度和便捷度。
截至2017年底,浙江全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现率、满意率分别达87.9%、94.7%。以此再塑体制机制新优势,浙江成为最具发展活力的省份之一,全省在册市场主体达到593.4万户,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507家。
市场驱动改革,
为新事物成长铺路搭桥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对“放管服”改革有很大需求。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注册处副处长傅国堂分析,民营经济按市场化运作,要求快速审批,正是这种强烈需求推进了改革创新。
没有收银员,不用排队结账,东西拿了就能走。作为一种新业态,去年阿里巴巴在全国首推无人零售店。今年以来,杭州市多家企业也想开办无人零售实体店,但面临一个问题:审批目录上没有这种新业态。杭州没有因为文件上没有而止步,目前几个部门正研究制订方案,近期内有望解决。
上世纪90年代末,马云想注册阿里巴巴,跑了很多地方,却因工商注册里没有互联网企业这一类别而被拒。杭州高新区开了个“小口子”,为他专门增设这个新类别。傅国堂说:“我们会为了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的企业遇到的问题诉求去研究,把一道道墙扒开。商事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扒掉阻碍企业的制度壁垒。”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制度、规则是“生命线”,浙江尊重它,但同时也会灵活地根据市场需要‘敢于’去调整规则。一言以蔽之,浙江尊重的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由此派生的新事物。“这个敢于改革的‘敢’字正是当前山东最迫切需要的一种力量。”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周云平说。
副市长局长“陪跑”,
精准改进服务
不动产登记历来群众办件量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涉及国土、房管、税务等多个部门,群众办事经常需要跑完这个窗口再跑那个窗口,材料也要反复提交。而在杭州,群众进门后只需要到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基本上一个小时就能办完业务。”现场一位办事群众说。
杭州市民之家不动产登记窗口负责人傅佳卿告诉记者:“我们窗口人员每人都有个‘小红本本’,群众有要求都要记下来。”去年4月,不动产登记已经实现“一窗受理”、“一小时办结”,但是有群众提出:在一个窗口,同样的材料为什么要提供三套呢?“我们原来觉得很合理,房管归档要用纸质材料,税务审查也要纸质材料,但是既然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就要解决。”傅佳卿说,三个相关部门坐在一起,最后通过合并同类项的办法实现了群众的诉求。
浙江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服务。这种导向自上而下一以贯之。据了解,杭州市委书记、市长经常开会听取汇报改革情况,一位常务副市长具体靠上抓,将改革内容落实落细落小,到窗口暗访、为办事群众“陪跑”,找到服务的不足之处。杭州市房管局长通过“陪跑”,提出老百姓取号后要同时给一张审批流程单,告诉群众一步步如何走。面向“两代表一委员”征集问题,从网站论坛上老百姓的牢骚中找问题……杭州建立起一套问题发现—反馈—整改—落实的机制。
部门数据“无条件归集,有条件使用”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是杭州“最多跑一次”成功的重要原因。
有些部门不愿意把数据共享,这样的困难,杭州也遇到过。杭州市编办体制改革处处长鲍剑光告诉记者,部门不愿共享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一旦共享对部门数据准确性、完整性要求比较高,数据拿出来为老百姓服务,一旦错漏,老百姓有意见,部门压力就会很大；另一个方面,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拿数据就是动部门利益。
杭州市政府主要领导对此非常关注,亲自抓这项工作,并提出一个理念,数据要“无条件归集,有条件使用”。多年未新设政府工作部门的杭州,去年成立杭州数据资源局。“有些地方即便设这样的机构,也是政府部门的二级事业单位,杭州数据资源局在全国是独一家,在整个浙江,我们力度也是最大的。”鲍剑光说。
杭州限购,原来办理购房手续需要开具缴纳社保年限等多个证明,现在都不需要群众去跑腿,民政部门把婚姻登记数据、法院把判决离婚数据、社保部门把社保数据都拿出来共享。在数据打通基础上,杭州再把各部门业务系统打通,相当于畅通了审批的“主动脉”和“毛细血管”。
数据共享,让一些看似无解的问题找到了突破口。国务院要求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天,杭州与正在推进这项改革的山东情况类似,改革关口“卡”在银行,在目前企业开办普遍需要一二十天的时间中,银行开户环节就占去一半时间。“银行让企业填各种表,根本上就是抓取企业的基本数据,通过数据进行事中事后监管。那我们无偿提供给你,让银行开户、税务发票、社保登记等各流程环节同时并联审批,自然压缩时间,数据共享让很多难题迎刃而解。”傅国堂说。
“学习之后,心中‘浙江为何能做到’的问号拉直了,现在又多了一个问号,同一片蓝天下,浙江能做到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要增强改革紧迫感,在解放思想上来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奋勇直追。”省编办主任刘维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