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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波
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28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推动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大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基地的统筹布局和优化。”“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鼓励我国科学家发起和组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中央和省委高度重视“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规划实施。今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提出了我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工作任务与期望要求。3月,国务院印发《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我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正式开启。5月15日,省委书记刘家义召开座谈会指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争取国家级大科学中心,规划实施好省级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是面向科学重大问题挑战、面向人类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重大任务而布局的,聚焦经济社会深层次科学技术问题、聚焦产生重大科技原创性成果、聚焦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科学研究活动
1961年7月,美国核物理学家、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负责人阿尔文·温伯格,在《科学》杂志发表了《美国大科学的影响》一文,首次使用了“大科学”的概念,用于描述美国“曼哈顿计划”这样的科学工程组织体制机制。1963年,美国科学学家德里克·普赖斯将其以科学计量学研究美国二战前后科学发展的报告,汇编为《小科学,大科学》一书出版。通常认为,所谓大科学研究,主要表现为投资强度高、多学科交叉、配置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施(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特征。2000年以来,世界科学研究呈现出更加复杂性、更大开放性、更多交叉性的复杂巨系统特征,由此进入了“大科学”涌现时代。
大科学计划是大科学研究活动的具体载体和抓手,大科学装置则是大科学工程的物化科学研究条件和科学实验设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往往以大科学装置为载体推进组织实施。
大科学的概念内涵也是不断延伸和动态变化的,其影响日益明显、日益突出、日益重要。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是面向科学重大问题挑战、面向人类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重大任务而布局的,聚焦经济社会深层次科学技术问题、聚焦产生重大科技原创性成果、聚焦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科学研究活动,它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对生活的感知,引起了一次次基础性科技革命和全域性产业变革,塑造着人类的新时代、新生活、新未来。
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基础是否雄厚、科技水平是否领先的核心指标,有利于集聚世界知名科学家,形成引领全球创新发展的重大科技成果,从而带来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层面的丰硕回报
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均投入几十亿美元,组织实施大科学研究计划,建设了各类大科学装置,集聚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形成了众多引领全球创新发展的重大科技成果,带来了科学上的丰硕回报,包括近年来广为人知的希格斯粒子的发现、引力波的发现等。另外,哈勃望远镜、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美国的引力波实验装置(LIGO)、日本的超级神冈中微子探测器等大科学工程,也对它们各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有重点地选择参与了国际大洋发现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国际地球观测组织和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一些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从国家层面吹响了我国进军大科学研究的号角。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三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这为我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建设指明了战略方向与总体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是人类开拓知识前沿、探索未知世界和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是一个国家科学基础是否雄厚、科技前沿是否领先的核心指标。如近年来我国“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使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奠定了我国在未来信息安全中的核心地位；被称为“天眼”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诺亚方舟”—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与英国千年种子库、挪威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等齐名的世界生物科学重大工程。
以大科学装置建设来看,我国已建成大科学装置22个,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遥感卫星地面站、上海神光装置、贵州FAST望远镜、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等。目前国家正在围绕海洋科学与海洋监测、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新能源与核能、天文观测、未来网络、生命科学等领域推进大科学布局。
山东必须抓住国家“大科学”建设机遇,努力争取将我省在超级计算、海洋科学、高端制造、医养健康等领域的优势特色,转化为国家战略布局,上升为国家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对山东来说,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是引领我省科技颠覆性突破的孵化器,是推动我省经济产业变革性跃升的力量源。国家组织实施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对我省来说既是重大历史发展机遇,也是重大历史挑战。山东必须抓住此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努力争取将我省在超级计算、海洋科学、高端制造、医养健康等领域的优势特色,转化为国家战略布局,上升为国家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目前,北京、上海、合肥已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山东正处在创建创新型省份的关键期、攻坚期,迫切需要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强有力支撑,以取得突破性成果,提升我省科技创新的整体实力和水平,打造山东科技创新品牌。同时,今年是我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元年,迫切需要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引爆带动,以培养引进战略性新动能,推动涌现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模式,加快塑造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现代金融和实体经济协同的现代经济体系,打造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源力量。最后,我省人才强省建设已进入突破期,迫切需要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大载体支撑,以吸引国际高层次科技人才,汇聚全球创新创业的高端智力资源。
通过实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推动我省面向全球吸引和集聚高端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批国际同行认可的领军科学家、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实现我省院士级别人才的大提升
具体来说,我省组织实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高度重视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建设发展。大科学研究是体现全球科技最前沿、汇聚全球最高端科学家群体,并且代表全球科学研究活动组织管理最先进、体制机制最科学的一种形式。1999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注册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测定全部序列的1%,并于2003年提前高质量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中所承担的测序任务,就表明中国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我们一定要革新观念、创新思维、敢于争取,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实施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这样不但能提高科学家们的科研实力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而且还能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更重要的是可直接支撑我省十大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如2014年借助上海光源的光,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包信和院士团队探索出天然气直接转化利用的有效方法,被德国巴斯夫集团副总裁穆勒评价为一项“即将改变世界”的新技术。
科学谋划国家大科学装置的落地建设。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大科学装置以独具的科研条件资源,能吸引全球科学家开展合作研究,成为全球领军人才的聚集地、全球重大原创科技成果的诞生地和解决全球大科学问题的平台。2016年我国已正式启动了大科学装置专项计划,在已经建成和计划建立的国家大科学装置中,合肥依托中国科学院等载体拿到了9个,上海拥有6个。我省目前拥有国家超算中心这一大科学装置(目前全国仅4个),应该大力支持推进围绕大科学装置E级计算机(新一代超算)启动“自主超算生态”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并以国家超算中心海洋大数据—大科学工程为支撑,尽快提出依托青岛海洋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国家深潜基地和中科院等国家平台力量的经略海洋国家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山东的海洋科研力量占全国半壁江山,但科技力量群山无峰,缺少在国际上具有领军优势的科研影响力,而且我省海洋产业多是海洋养殖、海洋加工和浅海工程等传统产业。国家海洋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落地,将有望扭转这一局面。
充分发挥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人才集聚作用。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催生了至少7个诺贝尔奖；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依托欧洲核子中心,发起领导了阿尔法磁谱仪项目。作为当今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首家综合性大科学装置,2015年7月正式建成的上海蛋白质中心,已经吸引了国内外近200家单位、1.3万多人次科学家,开展了2000多项重大前沿创新课题研究。2017年8月,从哈佛大学归来的八位博士,告别波士顿,扎根安徽合肥“科学岛”,原因即在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中心坐落于此。可以看出,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有利于面向全球吸引和集聚高端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批国际同行认可的领军科学家、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短缺问题突出,在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落地之际,必须尽快启动我省的国家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实现我省院士级别人才的大提升。
(作者系山东省科学院创新办副主任、山东软科学研究会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28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推动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大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基地的统筹布局和优化。”“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鼓励我国科学家发起和组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中央和省委高度重视“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规划实施。今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提出了我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工作任务与期望要求。3月,国务院印发《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我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正式开启。5月15日,省委书记刘家义召开座谈会指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争取国家级大科学中心,规划实施好省级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是面向科学重大问题挑战、面向人类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重大任务而布局的,聚焦经济社会深层次科学技术问题、聚焦产生重大科技原创性成果、聚焦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科学研究活动
1961年7月,美国核物理学家、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负责人阿尔文·温伯格,在《科学》杂志发表了《美国大科学的影响》一文,首次使用了“大科学”的概念,用于描述美国“曼哈顿计划”这样的科学工程组织体制机制。1963年,美国科学学家德里克·普赖斯将其以科学计量学研究美国二战前后科学发展的报告,汇编为《小科学,大科学》一书出版。通常认为,所谓大科学研究,主要表现为投资强度高、多学科交叉、配置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施(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特征。2000年以来,世界科学研究呈现出更加复杂性、更大开放性、更多交叉性的复杂巨系统特征,由此进入了“大科学”涌现时代。
大科学计划是大科学研究活动的具体载体和抓手,大科学装置则是大科学工程的物化科学研究条件和科学实验设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往往以大科学装置为载体推进组织实施。
大科学的概念内涵也是不断延伸和动态变化的,其影响日益明显、日益突出、日益重要。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是面向科学重大问题挑战、面向人类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重大任务而布局的,聚焦经济社会深层次科学技术问题、聚焦产生重大科技原创性成果、聚焦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科学研究活动,它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对生活的感知,引起了一次次基础性科技革命和全域性产业变革,塑造着人类的新时代、新生活、新未来。
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基础是否雄厚、科技水平是否领先的核心指标,有利于集聚世界知名科学家,形成引领全球创新发展的重大科技成果,从而带来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层面的丰硕回报
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均投入几十亿美元,组织实施大科学研究计划,建设了各类大科学装置,集聚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形成了众多引领全球创新发展的重大科技成果,带来了科学上的丰硕回报,包括近年来广为人知的希格斯粒子的发现、引力波的发现等。另外,哈勃望远镜、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美国的引力波实验装置(LIGO)、日本的超级神冈中微子探测器等大科学工程,也对它们各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有重点地选择参与了国际大洋发现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国际地球观测组织和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一些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从国家层面吹响了我国进军大科学研究的号角。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三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这为我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建设指明了战略方向与总体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是人类开拓知识前沿、探索未知世界和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是一个国家科学基础是否雄厚、科技前沿是否领先的核心指标。如近年来我国“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使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奠定了我国在未来信息安全中的核心地位；被称为“天眼”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诺亚方舟”—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与英国千年种子库、挪威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等齐名的世界生物科学重大工程。
以大科学装置建设来看,我国已建成大科学装置22个,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遥感卫星地面站、上海神光装置、贵州FAST望远镜、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等。目前国家正在围绕海洋科学与海洋监测、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新能源与核能、天文观测、未来网络、生命科学等领域推进大科学布局。
山东必须抓住国家“大科学”建设机遇,努力争取将我省在超级计算、海洋科学、高端制造、医养健康等领域的优势特色,转化为国家战略布局,上升为国家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对山东来说,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是引领我省科技颠覆性突破的孵化器,是推动我省经济产业变革性跃升的力量源。国家组织实施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对我省来说既是重大历史发展机遇,也是重大历史挑战。山东必须抓住此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努力争取将我省在超级计算、海洋科学、高端制造、医养健康等领域的优势特色,转化为国家战略布局,上升为国家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目前,北京、上海、合肥已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山东正处在创建创新型省份的关键期、攻坚期,迫切需要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强有力支撑,以取得突破性成果,提升我省科技创新的整体实力和水平,打造山东科技创新品牌。同时,今年是我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元年,迫切需要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引爆带动,以培养引进战略性新动能,推动涌现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模式,加快塑造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现代金融和实体经济协同的现代经济体系,打造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源力量。最后,我省人才强省建设已进入突破期,迫切需要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大载体支撑,以吸引国际高层次科技人才,汇聚全球创新创业的高端智力资源。
通过实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推动我省面向全球吸引和集聚高端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批国际同行认可的领军科学家、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实现我省院士级别人才的大提升
具体来说,我省组织实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高度重视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建设发展。大科学研究是体现全球科技最前沿、汇聚全球最高端科学家群体,并且代表全球科学研究活动组织管理最先进、体制机制最科学的一种形式。1999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注册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测定全部序列的1%,并于2003年提前高质量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中所承担的测序任务,就表明中国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我们一定要革新观念、创新思维、敢于争取,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实施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这样不但能提高科学家们的科研实力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而且还能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更重要的是可直接支撑我省十大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如2014年借助上海光源的光,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包信和院士团队探索出天然气直接转化利用的有效方法,被德国巴斯夫集团副总裁穆勒评价为一项“即将改变世界”的新技术。
科学谋划国家大科学装置的落地建设。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大科学装置以独具的科研条件资源,能吸引全球科学家开展合作研究,成为全球领军人才的聚集地、全球重大原创科技成果的诞生地和解决全球大科学问题的平台。2016年我国已正式启动了大科学装置专项计划,在已经建成和计划建立的国家大科学装置中,合肥依托中国科学院等载体拿到了9个,上海拥有6个。我省目前拥有国家超算中心这一大科学装置(目前全国仅4个),应该大力支持推进围绕大科学装置E级计算机(新一代超算)启动“自主超算生态”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并以国家超算中心海洋大数据—大科学工程为支撑,尽快提出依托青岛海洋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国家深潜基地和中科院等国家平台力量的经略海洋国家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山东的海洋科研力量占全国半壁江山,但科技力量群山无峰,缺少在国际上具有领军优势的科研影响力,而且我省海洋产业多是海洋养殖、海洋加工和浅海工程等传统产业。国家海洋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落地,将有望扭转这一局面。
充分发挥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人才集聚作用。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催生了至少7个诺贝尔奖；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依托欧洲核子中心,发起领导了阿尔法磁谱仪项目。作为当今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首家综合性大科学装置,2015年7月正式建成的上海蛋白质中心,已经吸引了国内外近200家单位、1.3万多人次科学家,开展了2000多项重大前沿创新课题研究。2017年8月,从哈佛大学归来的八位博士,告别波士顿,扎根安徽合肥“科学岛”,原因即在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中心坐落于此。可以看出,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有利于面向全球吸引和集聚高端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批国际同行认可的领军科学家、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短缺问题突出,在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落地之际,必须尽快启动我省的国家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实现我省院士级别人才的大提升。
(作者系山东省科学院创新办副主任、山东软科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