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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玲/摄影
刘真骅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 |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为纪念著名作家、曾创作出《铁道游击队》《红嫂》等脍炙人口作品的刘知侠诞辰100周年,本报记者赴青岛采访了刘知侠夫人、知名作家刘真骅女士。刘真骅与刘知侠相识、相知、相爱的曲折故事,让人感慨。而刘真骅近30年来不遗余力地做着刘知侠未竟的事业,让更多人了解、欣赏、记住知侠,着实让人敬佩。进入耄耋之年,刘真骅不忘知侠,活出自己,织就出绚丽的一道彩虹。
4月28日,约好上午9点半,拜访刘真骅老师,却因记者的疏忽耽误了半小时,刘老师已在小区大门口站着等候,季春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我内心的不安稍减。
刘真骅走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哪像个82岁的肝癌患者呢。她的名言浮现在我脑海:“心里不长皱纹,就永远年轻”“把82岁活成28岁”……难怪50年前知侠第一面第一句话是:你终于来了!
灵魂深处的声音,撬开了
她的心扉
刘知侠和刘真骅的爱情可谓当代传奇。刘知侠的前妻刘苏1967年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留下6个孩子,大的16岁,小的只有6岁。1968年,正是“文革”最乱的时期,刘真骅和刘知侠先后被不同的人介绍见面,但刘真骅都回绝了。后来一位老领导又给她介绍对象,事先没说是谁,刘真骅说不见,约好了上午九点直拖到下午四点,刘真骅赶去老领导家致歉,认为那个人早走了。没想到,一进门,碰到一个人,那人穿的中山装跟炸油条的似的,已经看不出衣服的本色了,裤子上还有洞。他一个箭步冲到刘真骅面前说:你终于来了!很多人介绍的都是你,就是你啦!旁若无人地径直把刘真骅拉到破沙发上坐下,扒了一个橘子塞给她。当时的刘真骅脑子一片空白坐在那里,她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人跟赫赫有名、叱咤风云的名作家刘知侠联系起来。
“在送我回工厂的路上,他说:你以后不会孤独了,有人陪你一起走。见我定定地望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认同感,他坚定地望着我；并把手放在我扶自行车的手上(等于刹车)说,我只要你记住一句话:知侠是个好人!”
忆当年,刘真骅清晰如昨,“50年的生前身后结结实实地验证了:刘知侠真是个大写的好人!”
刘真骅对刘知侠的爱,是从硬如砖头的坚冰开始,一点点加温化开的。毋庸讳言,开头是可怜他,当时刘知侠真的在“走麦城”:蹲牛棚,挨批斗,家里还有6个未成年的孩子!
刘真骅对记者说,虽然与你倾心而谈后心情应该舒畅很多,但半个世纪的往事却是:揭一次伤疤流一次血……
刘真骅透露了一个多年的秘密,她最终决定嫁给刘知侠,缘于知侠的中篇小说《一次战地采访》,那是解放战争的故事。知侠在一次战役后,发现了一个国民党电台台长的日记本,知侠在日记里看到了一个厌恶战争的进步青年的心迹,后来,他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把这个国民党兵救了。
刘真骅说:“我俩在1968年相识后,我们的关系若即若离将近一年没有进展,我在看他的作品时,对小说里写的人和事与他探讨,他绘声绘色地讲述,我对他灵魂深处自然流露的人性产生了强烈的‘崇拜’!这是我义无反顾地答应嫁给他的很重要的原因。”
记者查到,刘真骅1970年1月22日在致刘知侠的信中说:“这几天我一直在读你的《一次战地采访》,在你的所有作品里,我最喜欢这篇文章……你为了救一个有才华的走错了路的国民党电台台长,冒着敌人疯狂的飞机轰炸去找他,救了他的命,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我真感动!联想到我自己,你也是在我绝望的时候救了我。”
1970年2月2日晚,知侠回信说:“你对《一次战地采访》的偏爱,你说我‘挽救’了你垂危的生命的比喻,这一切都会引起我的沉思的。因此,我爱你和接受你的爱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的。”
灵魂深处的声音,撬开了她关闭了多年的心扉。
翻看着刘知侠和刘真骅三年恋爱的情书选《黄昏雨》,这些滚烫的,炽热的,汪洋恣肆的文字,是无法复制,也无法重写的。它把记者带入那个异样的年代。理解了为什么刘知侠说: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深爱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爱着一个人。
知侠逝世20周年时,刘真骅写了四句诗:“当年锋火驰风云,江山不负壮士心,而今岁月悄然过,天地犹存知侠魂。”
刘真骅说有个想把《一次战地采访》改编成电影的计划,“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对本是同根生的两岸同胞兄弟的故事,展示的是美好的人性,是一段很好的佳话。”
“侠哥”的红色情结
刘真骅说,知侠,早年他的战友都叫他“侠哥”。刘知侠原名叫刘兆麟,自幼家贫,跟随父亲在村边道清(河南省滑县道口镇－博爱县清化镇)铁路打工、捡煤核,跟随母亲在外祖母家放猪。刘知侠11岁那年才开始上半工半读学校,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卫辉一中。
1937年夏,他从报纸上得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约合了三个同学一起奔赴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他们同学4人一路步行风餐露宿,半路上有两个实在受不了了,中途退出,只剩下他和颜正兴,历尽千难万苦,狼狈不堪,终于在1938年2月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由办事处送往延安。到达延安时已是1938年的3月初,为了不连累家人必须改名换姓,刘知侠给自己改了个‘痴侠’。他跟颜正兴说:你这个人太中规中矩,就改成颜红吧。后来,颜红成了福州军区的副政委。”刘真骅说。
刘知侠有很浓重的红色情节。《红嫂》就不用说了,《铁道游击队》《铺草集》《沂蒙山故事集》《一次战地采访》《芳林嫂》等,传递的都是红色基因。
刘真骅说:“刘知侠到延安时,不到二十岁,他就把兆麟名字改成痴侠,痴,痴迷,痴心,有点儿傻,一根筋,但是很侠义。后来就一直延用这个名字。有一次他在《山东文化》油印版的小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刊物出来后刘知侠发现署名改成了知侠,就去找编辑问:你怎么给我改名了?编辑说:我把你那个病字旁去了,你既不傻又没病。从此就成了知侠。”
1991年9月3日,青岛市政协召开老干部国际形势座谈会,刘知侠发言时,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局势忧心如焚,慷慨陈词。
知侠当时讲话很激动,他去拿杯子,拿了两把没拿着,有位老同志说,知侠你别这么激动,咱们还有群众哪!刘知侠说,对!群众!群众!结果突发脑溢血……
“我赶回来时,抓住他的手说,知侠,你不是说还要和我再过二十年吗?他气若游丝了,我攥着他的手,他捏了我一下,虽然很无力,但是我能感受得到……”刘真骅讲述着,眼里有了泪光。
王元化慧眼“识”知侠
在访谈中,刘真骅多次深情地提到王元化先生。她说:“没有王元化,就没有《铁道游击队》。”
1953年,刘知侠写完《铁道游击队》,送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们看了以后,准备给刘知侠退稿。当时王元化先生是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
刘真骅说:“刘知侠生前多次跟我讲,王元化同志过问《铁道游击队》那个稿怎么样了。编辑说,这是一堆素材,故事不完整。王元化说,拿来我看看。他看了以后,说,太好了!这部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就出版了。一个好编辑,对一本书来说,多么重要啊。”
学者罗银胜先生在《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中有这样的表述:“对艺术有着敏锐感觉的王元化多次与刘知侠交流,探讨作品的修改。谈到写作的表现力问题,他打比方说,写作要讲究技巧,木工还有粗细活之分,把人物写活了,作品就成功了。王元化先生还为《铁道游击队》落实了责任编辑,请刘金(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学报》总编辑)担任。后来通过加工处理,那些过于繁琐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余下的则有所加强。《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元月出版,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当年即再版。《铁道游击队》使刘知侠一举成名……”
《侦察兵》被剥夺署名权
电影《侦察兵》,记者小时候不知看了多少遍,一些经典台词都能背诵。
刘真骅说:“你知道吗?这是根据知侠的小说《一支神勇的侦察兵》改编的。”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电影制片厂鼓励大家抓剧本拍故事片,摄影出身的李文化常去资料室翻小说。一次,凑巧从乱书堆里翻出了“文革”前出版的刘知侠的小说《一支神勇的侦察兵》。李文化看了觉得不错,马上动手改编,当剧本定稿时,署了原作者刘知侠的名。
刘真骅回忆:“大概是七十年代初期吧,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李文化同志,带着电影《侦察兵》(未上映前)找到了我,当时知侠去王村的一个劳改农场去采访了。李文化急切地需要找到刘知侠,一定要让他看看这部电影,说已经约好了省委宣传部的王众音部长当天晚上一起看这部片子。我很着急啊,又没有车,当天下午找到一个小伙子,用摩托车带着我奔跑了一百多里赶到王村,那天下大雨,我们浑身淋得像落汤鸡,好容易找到劳改农场,农场领导让吃了饭再走,我说领导还在等着哪,又急着往回赶,农场领导给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们。晚上,我们在电影公司看完后,李文化问知侠,感觉如何。知侠说,还行吧。李文化说,很抱歉,电影不能署你的名字,有关人士不让。知侠说,那就待判决吧。你把我的孩子抱了去,你怎么打扮我不管,但是孩子是我的。”
写这篇专访时,记者又看了一遍电影《侦察兵》,像见到了40多年前的老友。如果重拍,希望一定把知侠的名字加上。
电影《红嫂》与
谭启龙墨宝“蒙山情”
“《红嫂》这个故事是李子超同志1960年秋和刘知侠到苏联去在路上讲的。知侠就问,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故事呢,李子超说,沂蒙山人是很封建的,你叫人家小媳妇直接给伤员喂奶,那还了得!”刘真骅说。
其实,早在1939年底,刘知侠随抗大一分校千里东迁,融入如火如荼的沂蒙抗战热潮,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妇女“识字班”,就是他在《大众日报》报道的。“红嫂”形象,早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李子超的故事,激出了他的灵感。
红嫂的形象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知侠功不可没!诚如贺敬之为刘真骅的题字:“知侠不朽,红嫂永生。”
记者看到,刘真骅客厅里挂着山东省委原书记谭启龙的书法“蒙山情”。
刘真骅说,“蒙山情”这幅字,是1995年她搞电影《红嫂》的时候,请谭启龙题写的。
“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被毛主席评价‘玲珑剔透’,然后说,如果拍成电影,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多好,结果电影制作者领会成把《红云岗》京剧舞台剧直接搬上了银幕。”刘真骅说,“事实上《红云岗》一直就没有拍成真正的电影。知侠去世后,我一直有这个心愿,京剧搞了,电视剧搞了,我想改成一部真正的电影。后来请谭启龙书记给我写个片名。谭书记就给我写了‘沂蒙情’三个字。”
刘真骅还讲起谭启龙关心刘知侠的一些细节。刘真骅第一次见谭启龙、严永洁夫妇是在1987年盛夏,在青岛。她和知侠听说谭启龙从成都回来在济南定居,现在青岛八大关一座小楼休养。他们就赶去拜访。谈话中,谭启龙说起刘知侠在“文革”中与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严永洁一起游街示众、被批判的事情,谭启龙一挥手,仿佛与往事告别,话锋一转说:“这些年耗费了我们多少不该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说这才是最大的损失和遗憾。”又拍拍知侠的肩膀说:“你还年轻,趁精力还来得及一定要多留点作品给后人。”
刘知侠猝然离去后,刘真骅在《文艺报》发表了《我的太阳》悼念文章,谭启龙夫妇看后很激动,专门写信问候,并邀请刘真骅到济南见面。
悲痛欲绝的刘真骅在痛苦和沉落了很长时间后,重新站了起来,开始整理和出版知侠的文集。八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知侠文集》五卷的选编,谭启龙同志非常关心《知侠文集》的出版情况,最后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1995年刘真骅又从她和知侠泣泪泣血共同写成的160万字的“两地书”中,选编出了46万字的《黄昏雨》。
当初许多人把《黄昏雨》都理解成黄昏恋。谭启龙看后说:“一个不到48岁,一个不到30岁,哪来的黄昏恋?没文化!她是借用李清照的词《声声慢》中的句子,‘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谭启龙书记很重视文化,从他关心知侠这一点就看得出来。
谈到两地书《黄昏雨》,刘真骅说:“身、心,都面对四壁,没有人可以对话、没有人可以安慰,没有人可以诉说,那孤寂比死更难受!写信、读信是当时维持生命的空气……”
忍骨裂之痛,替知侠报恩
知侠临终前轻轻的“那一捏”,是嘱托。刘真骅说:他给了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余生回报他。除了编辑出版《知侠文集》五卷、拍摄电影《红嫂》外,还出版了知侠封笔之作《战地日记》,参与电视剧《刘知侠与芳林嫂》创作、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多版重拍、《小小飞虎队》等等播出……
“知侠有个恩人,就是他小时候的一个学校的校长,叫李祥芝。知侠当年家里穷,他想考中学,父亲不让,但是这个李校长竭力支持他考,结果考上了,也就是现在的卫辉一中,全县他考了第一名,但是他没钱上学,是李校长帮助了刘知侠两年。两年后李校长因病去世,刘知侠失学、失业。现在想来没有这个好老师,就没有知侠。没有这两年的中学,刘知侠也写不了《铁道游击队》。全国解放后,刘知侠将李校长的女儿李云珠接到济南上学直到大学毕业,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如亲人般往来。1995年,全国征文大赛,我写了篇《刘知侠当年的希望工程》,就是写的这个事,还获得了一等奖呢。”
刘真骅是青岛红十字会“微尘基金”的监督委员,也是“微尘之星”的获得者。2013年5月15日,刘真骅向青岛红十字会表示,要向卫辉一中捐赠10万元稿费和《铁道游击队》著作权,以报答母校当年的培养之恩,效仿李校长的资助之举。微尘基金会的理事们也随同刘真骅一起向卫辉一中捐助了10万元,成立“微尘·真知”基金,以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刘真骅说:“我们去河南,来回的费用都是自己拿,不给人家添乱。不巧的是,在我联系这个事儿的一个礼拜,脚崴了,骨裂,我谁都没告诉。我坐着轮椅到了飞机场。好容易上了飞机,飞机有故障,让我们另换飞机,折腾了4个多小时,到新郑机场已是半夜一点多了。第二天,参加仪式,我打着石膏,坐着轮椅,在会上我讲述了当年刘知侠接受资助的故事。好多人听着都掉泪了。”
“这些年我做的许多事也许不被别人理解,但我乐此不疲,在很多场合我也说自己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但我必须坚强!为了完成对刘知侠的承诺,我必须坚强!”
一缕青丝伴君眠
刘知侠在刘真骅眼里,是高山仰止的。1969年11月14日深夜,她写给知侠的信中说:“你已经在我心里放了一把火,这火在燃烧,很旺……”一点不夸张,知侠点燃了真骅。
刘真骅,一点点变得坚强起来。去年得了癌症。要做消融手术。“针打进去,像电气焊一样,把病灶烧焦,那个大夫说因为很痛,给你全麻醉吧。我说能疼死人吧?医生笑了。我说我不全麻,因为我还得写东西,全麻后,我脑子两三天过不来。那个期间脑子里还在打腹稿呢。最后,痛得不行的时候,牙咬得那么响,旁边大夫抓着我的手,我说我给你捏碎了啊。绝对不是夸张,当时我一直一个劲儿地想,想那些先烈们,当时叫敌人弄去了,严刑拷打,我能不能经受了?我想我能不能叛变?我想我不会变节,绝对不会出卖别人……”
这就是刘真骅!一个15岁就参加革命的叛逆女孩,血管里让知侠灌注了红色基因,变得有了坚定信仰。
就凭着对知侠的“信仰”,在刘知侠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她为刘知侠组织了一场高规格的“刘知侠作品研讨会”。
在刘知侠逝世两周年的日子里,她多次往返山东、河南联系刘知侠的骨灰安放。她先是将刘知侠的骨灰安放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让他和先他而逝的老战友们相聚,后又将他和前妻刘苏的骨灰一起合葬在河南刘知侠的故土。
值得一提的是,刘真骅将自己的长发剪了一缕,也与知侠的骨灰一起入土。并用宣纸写下了:我心我情都已随你而去,今后的日子都是多余的,什么人也不能取代,我的灵魂与你同在。
刘真骅是个大女人,心大,格局大。她说,我骨子里的行侠仗义常常不被人看好,也就是不按常规出牌,江湖人称“二哥”。她甚至笑着谈到遗嘱,骨灰将撒大海,只取一点埋葬在青岛百花园刘知侠雕塑象背后:我永远是刘知侠身后的那个女人。
一年又一年,年年念知侠,今年是刘知侠百年诞辰,她正在忙着出版《痴侠》百年诞辰纪念册,将刘知侠逝世后许多老战友的回忆、悼念文章收集入册。
刘真骅,不是真正的“痴侠”吗?
为纪念著名作家、曾创作出《铁道游击队》《红嫂》等脍炙人口作品的刘知侠诞辰100周年,本报记者赴青岛采访了刘知侠夫人、知名作家刘真骅女士。刘真骅与刘知侠相识、相知、相爱的曲折故事,让人感慨。而刘真骅近30年来不遗余力地做着刘知侠未竟的事业,让更多人了解、欣赏、记住知侠,着实让人敬佩。进入耄耋之年,刘真骅不忘知侠,活出自己,织就出绚丽的一道彩虹。
4月28日,约好上午9点半,拜访刘真骅老师,却因记者的疏忽耽误了半小时,刘老师已在小区大门口站着等候,季春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我内心的不安稍减。
刘真骅走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哪像个82岁的肝癌患者呢。她的名言浮现在我脑海:“心里不长皱纹,就永远年轻”“把82岁活成28岁”……难怪50年前知侠第一面第一句话是:你终于来了!
灵魂深处的声音,撬开了
她的心扉
刘知侠和刘真骅的爱情可谓当代传奇。刘知侠的前妻刘苏1967年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留下6个孩子,大的16岁,小的只有6岁。1968年,正是“文革”最乱的时期,刘真骅和刘知侠先后被不同的人介绍见面,但刘真骅都回绝了。后来一位老领导又给她介绍对象,事先没说是谁,刘真骅说不见,约好了上午九点直拖到下午四点,刘真骅赶去老领导家致歉,认为那个人早走了。没想到,一进门,碰到一个人,那人穿的中山装跟炸油条的似的,已经看不出衣服的本色了,裤子上还有洞。他一个箭步冲到刘真骅面前说:你终于来了!很多人介绍的都是你,就是你啦!旁若无人地径直把刘真骅拉到破沙发上坐下,扒了一个橘子塞给她。当时的刘真骅脑子一片空白坐在那里,她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人跟赫赫有名、叱咤风云的名作家刘知侠联系起来。
“在送我回工厂的路上,他说:你以后不会孤独了,有人陪你一起走。见我定定地望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认同感,他坚定地望着我；并把手放在我扶自行车的手上(等于刹车)说,我只要你记住一句话:知侠是个好人!”
忆当年,刘真骅清晰如昨,“50年的生前身后结结实实地验证了:刘知侠真是个大写的好人!”
刘真骅对刘知侠的爱,是从硬如砖头的坚冰开始,一点点加温化开的。毋庸讳言,开头是可怜他,当时刘知侠真的在“走麦城”:蹲牛棚,挨批斗,家里还有6个未成年的孩子!
刘真骅对记者说,虽然与你倾心而谈后心情应该舒畅很多,但半个世纪的往事却是:揭一次伤疤流一次血……
刘真骅透露了一个多年的秘密,她最终决定嫁给刘知侠,缘于知侠的中篇小说《一次战地采访》,那是解放战争的故事。知侠在一次战役后,发现了一个国民党电台台长的日记本,知侠在日记里看到了一个厌恶战争的进步青年的心迹,后来,他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把这个国民党兵救了。
刘真骅说:“我俩在1968年相识后,我们的关系若即若离将近一年没有进展,我在看他的作品时,对小说里写的人和事与他探讨,他绘声绘色地讲述,我对他灵魂深处自然流露的人性产生了强烈的‘崇拜’!这是我义无反顾地答应嫁给他的很重要的原因。”
记者查到,刘真骅1970年1月22日在致刘知侠的信中说:“这几天我一直在读你的《一次战地采访》,在你的所有作品里,我最喜欢这篇文章……你为了救一个有才华的走错了路的国民党电台台长,冒着敌人疯狂的飞机轰炸去找他,救了他的命,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我真感动!联想到我自己,你也是在我绝望的时候救了我。”
1970年2月2日晚,知侠回信说:“你对《一次战地采访》的偏爱,你说我‘挽救’了你垂危的生命的比喻,这一切都会引起我的沉思的。因此,我爱你和接受你的爱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的。”
灵魂深处的声音,撬开了她关闭了多年的心扉。
翻看着刘知侠和刘真骅三年恋爱的情书选《黄昏雨》,这些滚烫的,炽热的,汪洋恣肆的文字,是无法复制,也无法重写的。它把记者带入那个异样的年代。理解了为什么刘知侠说: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深爱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爱着一个人。
知侠逝世20周年时,刘真骅写了四句诗:“当年锋火驰风云,江山不负壮士心,而今岁月悄然过,天地犹存知侠魂。”
刘真骅说有个想把《一次战地采访》改编成电影的计划,“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对本是同根生的两岸同胞兄弟的故事,展示的是美好的人性,是一段很好的佳话。”
“侠哥”的红色情结
刘真骅说,知侠,早年他的战友都叫他“侠哥”。刘知侠原名叫刘兆麟,自幼家贫,跟随父亲在村边道清(河南省滑县道口镇－博爱县清化镇)铁路打工、捡煤核,跟随母亲在外祖母家放猪。刘知侠11岁那年才开始上半工半读学校,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卫辉一中。
1937年夏,他从报纸上得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约合了三个同学一起奔赴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他们同学4人一路步行风餐露宿,半路上有两个实在受不了了,中途退出,只剩下他和颜正兴,历尽千难万苦,狼狈不堪,终于在1938年2月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由办事处送往延安。到达延安时已是1938年的3月初,为了不连累家人必须改名换姓,刘知侠给自己改了个‘痴侠’。他跟颜正兴说:你这个人太中规中矩,就改成颜红吧。后来,颜红成了福州军区的副政委。”刘真骅说。
刘知侠有很浓重的红色情节。《红嫂》就不用说了,《铁道游击队》《铺草集》《沂蒙山故事集》《一次战地采访》《芳林嫂》等,传递的都是红色基因。
刘真骅说:“刘知侠到延安时,不到二十岁,他就把兆麟名字改成痴侠,痴,痴迷,痴心,有点儿傻,一根筋,但是很侠义。后来就一直延用这个名字。有一次他在《山东文化》油印版的小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刊物出来后刘知侠发现署名改成了知侠,就去找编辑问:你怎么给我改名了?编辑说:我把你那个病字旁去了,你既不傻又没病。从此就成了知侠。”
1991年9月3日,青岛市政协召开老干部国际形势座谈会,刘知侠发言时,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局势忧心如焚,慷慨陈词。
知侠当时讲话很激动,他去拿杯子,拿了两把没拿着,有位老同志说,知侠你别这么激动,咱们还有群众哪!刘知侠说,对!群众!群众!结果突发脑溢血……
“我赶回来时,抓住他的手说,知侠,你不是说还要和我再过二十年吗?他气若游丝了,我攥着他的手,他捏了我一下,虽然很无力,但是我能感受得到……”刘真骅讲述着,眼里有了泪光。
王元化慧眼“识”知侠
在访谈中,刘真骅多次深情地提到王元化先生。她说:“没有王元化,就没有《铁道游击队》。”
1953年,刘知侠写完《铁道游击队》,送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们看了以后,准备给刘知侠退稿。当时王元化先生是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
刘真骅说:“刘知侠生前多次跟我讲,王元化同志过问《铁道游击队》那个稿怎么样了。编辑说,这是一堆素材,故事不完整。王元化说,拿来我看看。他看了以后,说,太好了!这部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就出版了。一个好编辑,对一本书来说,多么重要啊。”
学者罗银胜先生在《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中有这样的表述:“对艺术有着敏锐感觉的王元化多次与刘知侠交流,探讨作品的修改。谈到写作的表现力问题,他打比方说,写作要讲究技巧,木工还有粗细活之分,把人物写活了,作品就成功了。王元化先生还为《铁道游击队》落实了责任编辑,请刘金(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学报》总编辑)担任。后来通过加工处理,那些过于繁琐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余下的则有所加强。《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元月出版,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当年即再版。《铁道游击队》使刘知侠一举成名……”
《侦察兵》被剥夺署名权
电影《侦察兵》,记者小时候不知看了多少遍,一些经典台词都能背诵。
刘真骅说:“你知道吗?这是根据知侠的小说《一支神勇的侦察兵》改编的。”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电影制片厂鼓励大家抓剧本拍故事片,摄影出身的李文化常去资料室翻小说。一次,凑巧从乱书堆里翻出了“文革”前出版的刘知侠的小说《一支神勇的侦察兵》。李文化看了觉得不错,马上动手改编,当剧本定稿时,署了原作者刘知侠的名。
刘真骅回忆:“大概是七十年代初期吧,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李文化同志,带着电影《侦察兵》(未上映前)找到了我,当时知侠去王村的一个劳改农场去采访了。李文化急切地需要找到刘知侠,一定要让他看看这部电影,说已经约好了省委宣传部的王众音部长当天晚上一起看这部片子。我很着急啊,又没有车,当天下午找到一个小伙子,用摩托车带着我奔跑了一百多里赶到王村,那天下大雨,我们浑身淋得像落汤鸡,好容易找到劳改农场,农场领导让吃了饭再走,我说领导还在等着哪,又急着往回赶,农场领导给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们。晚上,我们在电影公司看完后,李文化问知侠,感觉如何。知侠说,还行吧。李文化说,很抱歉,电影不能署你的名字,有关人士不让。知侠说,那就待判决吧。你把我的孩子抱了去,你怎么打扮我不管,但是孩子是我的。”
写这篇专访时,记者又看了一遍电影《侦察兵》,像见到了40多年前的老友。如果重拍,希望一定把知侠的名字加上。
电影《红嫂》与
谭启龙墨宝“蒙山情”
“《红嫂》这个故事是李子超同志1960年秋和刘知侠到苏联去在路上讲的。知侠就问,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故事呢,李子超说,沂蒙山人是很封建的,你叫人家小媳妇直接给伤员喂奶,那还了得!”刘真骅说。
其实,早在1939年底,刘知侠随抗大一分校千里东迁,融入如火如荼的沂蒙抗战热潮,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妇女“识字班”,就是他在《大众日报》报道的。“红嫂”形象,早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李子超的故事,激出了他的灵感。
红嫂的形象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知侠功不可没!诚如贺敬之为刘真骅的题字:“知侠不朽,红嫂永生。”
记者看到,刘真骅客厅里挂着山东省委原书记谭启龙的书法“蒙山情”。
刘真骅说,“蒙山情”这幅字,是1995年她搞电影《红嫂》的时候,请谭启龙题写的。
“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被毛主席评价‘玲珑剔透’,然后说,如果拍成电影,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多好,结果电影制作者领会成把《红云岗》京剧舞台剧直接搬上了银幕。”刘真骅说,“事实上《红云岗》一直就没有拍成真正的电影。知侠去世后,我一直有这个心愿,京剧搞了,电视剧搞了,我想改成一部真正的电影。后来请谭启龙书记给我写个片名。谭书记就给我写了‘沂蒙情’三个字。”
刘真骅还讲起谭启龙关心刘知侠的一些细节。刘真骅第一次见谭启龙、严永洁夫妇是在1987年盛夏,在青岛。她和知侠听说谭启龙从成都回来在济南定居,现在青岛八大关一座小楼休养。他们就赶去拜访。谈话中,谭启龙说起刘知侠在“文革”中与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严永洁一起游街示众、被批判的事情,谭启龙一挥手,仿佛与往事告别,话锋一转说:“这些年耗费了我们多少不该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说这才是最大的损失和遗憾。”又拍拍知侠的肩膀说:“你还年轻,趁精力还来得及一定要多留点作品给后人。”
刘知侠猝然离去后,刘真骅在《文艺报》发表了《我的太阳》悼念文章,谭启龙夫妇看后很激动,专门写信问候,并邀请刘真骅到济南见面。
悲痛欲绝的刘真骅在痛苦和沉落了很长时间后,重新站了起来,开始整理和出版知侠的文集。八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知侠文集》五卷的选编,谭启龙同志非常关心《知侠文集》的出版情况,最后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1995年刘真骅又从她和知侠泣泪泣血共同写成的160万字的“两地书”中,选编出了46万字的《黄昏雨》。
当初许多人把《黄昏雨》都理解成黄昏恋。谭启龙看后说:“一个不到48岁,一个不到30岁,哪来的黄昏恋?没文化!她是借用李清照的词《声声慢》中的句子,‘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谭启龙书记很重视文化,从他关心知侠这一点就看得出来。
谈到两地书《黄昏雨》,刘真骅说:“身、心,都面对四壁,没有人可以对话、没有人可以安慰,没有人可以诉说,那孤寂比死更难受!写信、读信是当时维持生命的空气……”
忍骨裂之痛,替知侠报恩
知侠临终前轻轻的“那一捏”,是嘱托。刘真骅说:他给了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余生回报他。除了编辑出版《知侠文集》五卷、拍摄电影《红嫂》外,还出版了知侠封笔之作《战地日记》,参与电视剧《刘知侠与芳林嫂》创作、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多版重拍、《小小飞虎队》等等播出……
“知侠有个恩人,就是他小时候的一个学校的校长,叫李祥芝。知侠当年家里穷,他想考中学,父亲不让,但是这个李校长竭力支持他考,结果考上了,也就是现在的卫辉一中,全县他考了第一名,但是他没钱上学,是李校长帮助了刘知侠两年。两年后李校长因病去世,刘知侠失学、失业。现在想来没有这个好老师,就没有知侠。没有这两年的中学,刘知侠也写不了《铁道游击队》。全国解放后,刘知侠将李校长的女儿李云珠接到济南上学直到大学毕业,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如亲人般往来。1995年,全国征文大赛,我写了篇《刘知侠当年的希望工程》,就是写的这个事,还获得了一等奖呢。”
刘真骅是青岛红十字会“微尘基金”的监督委员,也是“微尘之星”的获得者。2013年5月15日,刘真骅向青岛红十字会表示,要向卫辉一中捐赠10万元稿费和《铁道游击队》著作权,以报答母校当年的培养之恩,效仿李校长的资助之举。微尘基金会的理事们也随同刘真骅一起向卫辉一中捐助了10万元,成立“微尘·真知”基金,以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刘真骅说:“我们去河南,来回的费用都是自己拿,不给人家添乱。不巧的是,在我联系这个事儿的一个礼拜,脚崴了,骨裂,我谁都没告诉。我坐着轮椅到了飞机场。好容易上了飞机,飞机有故障,让我们另换飞机,折腾了4个多小时,到新郑机场已是半夜一点多了。第二天,参加仪式,我打着石膏,坐着轮椅,在会上我讲述了当年刘知侠接受资助的故事。好多人听着都掉泪了。”
“这些年我做的许多事也许不被别人理解,但我乐此不疲,在很多场合我也说自己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但我必须坚强!为了完成对刘知侠的承诺,我必须坚强!”
一缕青丝伴君眠
刘知侠在刘真骅眼里,是高山仰止的。1969年11月14日深夜,她写给知侠的信中说:“你已经在我心里放了一把火,这火在燃烧,很旺……”一点不夸张,知侠点燃了真骅。
刘真骅,一点点变得坚强起来。去年得了癌症。要做消融手术。“针打进去,像电气焊一样,把病灶烧焦,那个大夫说因为很痛,给你全麻醉吧。我说能疼死人吧?医生笑了。我说我不全麻,因为我还得写东西,全麻后,我脑子两三天过不来。那个期间脑子里还在打腹稿呢。最后,痛得不行的时候,牙咬得那么响,旁边大夫抓着我的手,我说我给你捏碎了啊。绝对不是夸张,当时我一直一个劲儿地想,想那些先烈们,当时叫敌人弄去了,严刑拷打,我能不能经受了?我想我能不能叛变?我想我不会变节,绝对不会出卖别人……”
这就是刘真骅!一个15岁就参加革命的叛逆女孩,血管里让知侠灌注了红色基因,变得有了坚定信仰。
就凭着对知侠的“信仰”,在刘知侠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她为刘知侠组织了一场高规格的“刘知侠作品研讨会”。
在刘知侠逝世两周年的日子里,她多次往返山东、河南联系刘知侠的骨灰安放。她先是将刘知侠的骨灰安放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让他和先他而逝的老战友们相聚,后又将他和前妻刘苏的骨灰一起合葬在河南刘知侠的故土。
值得一提的是,刘真骅将自己的长发剪了一缕,也与知侠的骨灰一起入土。并用宣纸写下了:我心我情都已随你而去,今后的日子都是多余的,什么人也不能取代,我的灵魂与你同在。
刘真骅是个大女人,心大,格局大。她说,我骨子里的行侠仗义常常不被人看好,也就是不按常规出牌,江湖人称“二哥”。她甚至笑着谈到遗嘱,骨灰将撒大海,只取一点埋葬在青岛百花园刘知侠雕塑象背后:我永远是刘知侠身后的那个女人。
一年又一年,年年念知侠,今年是刘知侠百年诞辰,她正在忙着出版《痴侠》百年诞辰纪念册,将刘知侠逝世后许多老战友的回忆、悼念文章收集入册。
刘真骅,不是真正的“痴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