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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刘军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日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时隔8年正式访日,标志着中日关系开始重归正轨,东北亚区域合作迎来时代新局面。
重构区域共同增长极。此访促成了东亚最主要经济体中日韩领导人时隔3年的再度聚首,有望推进东北亚合作机制向纵深发展。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自2008年启动以来虽经过快速发展、稳步扩展阶段,也建立了相应的合作机制,推动地区合作纵深展开,但也因受内外诸多因素影响,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导致近年东北亚地区合作难以深入,弱化了地区增长凝聚力。尤其是面对英国脱欧,欧盟分化,特朗普上台,美国经济进一步孤立化,全球化逆流涌动,世界经济充满混乱风险的局面,作为“世界工厂”的东北亚虽共处同一地缘分工体系,却无法有效地发挥积极开放、合作与互助的机制效应,应对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风险。特别是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东北亚常遇力不从心、势单力薄的掣肘。事实上,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日韩经济同步成长,快速发展,三方经济总量之和已超过美国,“中日贸易”+“中韩贸易”之和也接近“中美贸易总额”。三方各自签署的自贸区覆盖率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意味着中日韩不仅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生产的主力军,也是推进世界贸易自由化,牵引世界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以这次领导人会议为契机,中日韩有望发现共同优势,找到合作抓手,激活合作程序,凝聚增长动能,共同构建新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极。
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变化的新风险。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美欧亚三极格局日趋明显,过去的互补性正逐渐表现出相互竞争倾向。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当年冷战刚一结束,欧盟启动,北美自贸区结成,世界经济呈欧美两大势力主导的地缘格局。而亚洲则被甩在美欧两大经济圈之外,亚洲贸易不得不面对美欧关税墙垣,无法享受其内部的“自由化优惠”。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东亚人的东亚意识”形成,东亚开始痛定思痛,走向合作应对外来风险的道路。“东盟+中日韩”合作机制便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历史产物。美国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用非传统金融政策,即量化宽松政策道路,通过无限量地搞公债货币化,靠超发货币冲销债务,依赖货币贬值转嫁危机。受此影响,原本汲取东亚金融危机教训,自主积累了丰厚外汇储备的亚洲各国再度暴露了货币的脆弱性,无法单独应对美欧金融漩涡。面对美欧对货币权力的垄断局面,亚洲不得不探索建立独立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中日领导人会谈,通过摸索开放合作机制,开始向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分化风险及其机制建设方向迈出了有益的步子。
积极营建稳定的周边环境。世界风云变幻,发展仍是亚洲共同的愿望和任务。和平、稳定、友好的近邻关系,以及稳固的周边外交,是促进地区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发展的有力保障。为此,三方发表了推动地区和平,共同应对威胁的声明。同时,中日两国领导人也签署了包括启动海空联络机制、加强第三方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乃至服务贸易等备忘录,向全面务实相互开放的合作方向做出了全新尝试。
在前不久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宣示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将发展视为第一要务。唯有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周边环境才能让地区共同发展。为了地区共同发展,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政府也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看作日本经济发展的“内需”,将基础设施出口作为经济成长战略的支柱。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到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达26万亿美元。中日及中日韩作为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体,如何建立合作机制,在亚洲第三方展开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共同发展,也必将有利于营建共同安全环境。基础设施、战略通道,基础市场,乃至地区产业分工体系,是地区共同安全体系的基础。中日及中日韩共同推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路径和方法,必将成为地区综合发展安全新模式。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日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时隔8年正式访日,标志着中日关系开始重归正轨,东北亚区域合作迎来时代新局面。
重构区域共同增长极。此访促成了东亚最主要经济体中日韩领导人时隔3年的再度聚首,有望推进东北亚合作机制向纵深发展。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自2008年启动以来虽经过快速发展、稳步扩展阶段,也建立了相应的合作机制,推动地区合作纵深展开,但也因受内外诸多因素影响,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导致近年东北亚地区合作难以深入,弱化了地区增长凝聚力。尤其是面对英国脱欧,欧盟分化,特朗普上台,美国经济进一步孤立化,全球化逆流涌动,世界经济充满混乱风险的局面,作为“世界工厂”的东北亚虽共处同一地缘分工体系,却无法有效地发挥积极开放、合作与互助的机制效应,应对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风险。特别是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东北亚常遇力不从心、势单力薄的掣肘。事实上,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日韩经济同步成长,快速发展,三方经济总量之和已超过美国,“中日贸易”+“中韩贸易”之和也接近“中美贸易总额”。三方各自签署的自贸区覆盖率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意味着中日韩不仅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生产的主力军,也是推进世界贸易自由化,牵引世界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以这次领导人会议为契机,中日韩有望发现共同优势,找到合作抓手,激活合作程序,凝聚增长动能,共同构建新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极。
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变化的新风险。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美欧亚三极格局日趋明显,过去的互补性正逐渐表现出相互竞争倾向。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当年冷战刚一结束,欧盟启动,北美自贸区结成,世界经济呈欧美两大势力主导的地缘格局。而亚洲则被甩在美欧两大经济圈之外,亚洲贸易不得不面对美欧关税墙垣,无法享受其内部的“自由化优惠”。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东亚人的东亚意识”形成,东亚开始痛定思痛,走向合作应对外来风险的道路。“东盟+中日韩”合作机制便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历史产物。美国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用非传统金融政策,即量化宽松政策道路,通过无限量地搞公债货币化,靠超发货币冲销债务,依赖货币贬值转嫁危机。受此影响,原本汲取东亚金融危机教训,自主积累了丰厚外汇储备的亚洲各国再度暴露了货币的脆弱性,无法单独应对美欧金融漩涡。面对美欧对货币权力的垄断局面,亚洲不得不探索建立独立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中日领导人会谈,通过摸索开放合作机制,开始向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分化风险及其机制建设方向迈出了有益的步子。
积极营建稳定的周边环境。世界风云变幻,发展仍是亚洲共同的愿望和任务。和平、稳定、友好的近邻关系,以及稳固的周边外交,是促进地区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发展的有力保障。为此,三方发表了推动地区和平,共同应对威胁的声明。同时,中日两国领导人也签署了包括启动海空联络机制、加强第三方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乃至服务贸易等备忘录,向全面务实相互开放的合作方向做出了全新尝试。
在前不久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宣示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将发展视为第一要务。唯有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周边环境才能让地区共同发展。为了地区共同发展,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政府也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看作日本经济发展的“内需”,将基础设施出口作为经济成长战略的支柱。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到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达26万亿美元。中日及中日韩作为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体,如何建立合作机制,在亚洲第三方展开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共同发展,也必将有利于营建共同安全环境。基础设施、战略通道,基础市场,乃至地区产业分工体系,是地区共同安全体系的基础。中日及中日韩共同推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路径和方法,必将成为地区综合发展安全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