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影像一次,山东巡抚阎敬铭宴请新任学政,所设皆为粗劣的饭菜,中间一碟为干烧饼。新学政“终席不下一箸”,在阎的再三邀请下,勉强吃下半碗白饭。事后,学政评价说:“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
阎敬铭:今欲安民,必先察吏
2018-04-25
卢昱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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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敬铭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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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山东巡抚大堂后遗存(在今济南珍珠泉畔) |
□ 本报记者 卢 昱
今大明湖景区的正谊广场处,在清朝末年,原为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济南百姓为山东巡抚阎敬铭所建的祠堂。1913年9月,山东知名教育家鞠思敏先生等在此创办了济南私立正谊中学。上世纪五十年代,改名济南十七中学。
时代变迁,明湖春色依旧。阎公祠的砖瓦雕栏已难寻踪影,但阎公当年在齐鲁大地为官的故事,却被人铭记……
为官“执一不迁”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十七中学上初中。当时,学校要拆除老式校门、两侧的办公室平房还有老祠堂。施工中,一块石碑从墙中露了出来,随后被搁置在校门外的空地上。石碑边沿上有阴刻的二龙戏珠花纹,非常精致清晰,我感到很好看,便蒙上纸条用铅笔涂了下来。至于上面的字迹,虽说也很清晰,但当时年龄太小,只记得‘光绪’等字。”济南文史研究专家王军回忆,当时校门改造完毕,原祠堂处建起了一排办公室,石碑却不知所踪。
弹指四十多年过去,王军在大明湖景区北门附近的花圃中,偶然发现有几块石碑零乱地堆叠在一起。将一块石碑上的杂草泥土打扫干净,他惊喜地发现,这就是当年学校门口的那块石碑,字迹花纹依然非常清晰,只可惜碑身已经断为两截。碑文内容是光绪皇帝在阎敬铭去世后,追赠谥号的实录。
碑文中说阎敬铭“清勤直亮,练达老成”。查《大清历朝实录》,石碑上缺了“寻赐祭葬,予赐文介”八个字。古人认为“执一不迁曰介”,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中,阎敬铭是唯一得此谥号的大臣。
“执一不迁”是阎敬铭一生恪守的为官之道。《清史稿》上说他“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乡老”。同治二年四月,他到山东担任巡抚时,已久经晚清官场风云。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阎敬铭中举,十一年后才中进士,之后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在户部十多年间,阎敬铭刻苦钻研,精于部务。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湖北巡抚胡林翼慧眼识珠,奏调阎敬铭总司武昌湘军大营总管军需,兼管营务。阎敬铭在任内,为胡林翼主筹军饷,一切本着节俭的原则,力戒奢侈,为前方的军事胜利默默立下大功。胡林翼在向皇帝的奏折中有“阎敬铭虽其貌不扬,而心雄万夫”之语,甚为推崇。
从湖北到山东,可谓费尽周折。同治元年夏,被提拔为湖北按察使的阎敬铭在官邸,收到父亲辞世的噩耗。朝廷此时准假百日,让他回山西临晋县寄寓治丧。临行前,勤俭廉洁的他,虽为官多年,可拿不出足够的费用为老人置办后事,只得卖掉自己珍爱的书籍、字画等。同僚为他集资送行,他却坚决不肯接受赠银。
不到两月时间,同治元年十月,阎敬铭接到圣旨,命他署山东盐运使。仅过一天,圣旨又追来,诏赏二品顶戴署山东巡抚。此时的山东,已深为朝廷忧虑,皇帝在圣谕中说:“山东见当捻幅棍教,各匪纷乘。地方极关紧要。军务吏治,整顿需人。”
虽然阎敬铭在丁忧期间,朝廷仍强命他“移孝作忠”“即行驰赴新任”。当时山东省内最高长官即巡抚,要负责对起义军作战的指挥,和省内吏治、税务、漕运、民生、治河等全部工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阎敬铭从临晋出发,于同治二年四月过大运河,直抵东昌府,在那里交接巡抚印信。
“黄崖事变,千古奇谈”
抵达济南城后,阎敬铭无心欣赏泉城美景,他关心的是当时的严峻形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山东境内有所谓“会匪、教匪、棍匪、幅匪、捻匪、太平军”“啸聚抗官,所在林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黄河年久失修,多处存在决口隐患。
对此,阎敬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联系地方文官武将,作了统筹安排,将一起起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这使得他身体、精神都受到极大伤害,几次请假养病,甚至请求终制回乡,但得不到皇上允许。他写信给湖北湘军时期的老战友彭玉麟说:“……弟须已全白,发仓齿豁,左腿行步如携百钧之重。近日触湿更为痛楚,脾泻不寐。种种作虑,窃禄于此殊自愧,勉强支吾；不特办贼无功,治军鲜效也。如何!如何!”
而令阎敬铭身处历史争议中的黄崖山教案,也在此时发生。黄崖山位于济南长清孝里镇东行6公里处。春天的黄崖山,被绿色笼罩,生机盎然。当年修建的石寨已“形销骨立”,这里上演的杀戮、民众的惨叫,在风雨呼啸的百年长河中,依稀回响。
早在咸丰六年,江苏人张积中为避战乱,携眷来到黄崖山清幽之地,以弘扬太谷学派立帜,引得同好竟相追随,门徒之众,盖极一时。及至捻军犯境,入山避难者日趋增多,张积中遂命“山上设粥,山下设场,来者皆得饮食。又设立医药局,施药治病。远近感其惠,归附益重”。很快聚众达八千余户,逐渐形成市集。
山寨规模庞大,使官府疑其不轨。时任山东布政使的丁宝桢念张积中年迈又为世家子弟,给张机会辩白。但张的弟子与丁宝桢派员产生误会,杀死马弁一人。当时捻军进逼益近,阎敬铭接报后疑窦丛生,令张子、候补知县张绍陵陪父到济南辩白此事。但张积中无视妻子家人围跪求情,称:“指我造反有何证据?我若前去济南,无异于自己坐实此罪。倘若汝辈惧怕,可自去言明。”
同治五年十月六日,随着局势发展,阎敬铭率兵万人亲往,对山寨形成合围之势,张榜重赏招安,五天竟无一人出寨受招。官民对峙良久,虽守寨庄众与官兵时有交火,兵丁屡被伤及,但官兵久无破解良策。毕竟山民乌合之众,炮轰、瓦解、断汲几计下来不数日,官兵破寨。
破寨过程相当血腥。按照阎敬铭的布置,官兵分三路攻入山寨,官兵且进且战,分进合击。官兵顽强进攻,山民抵死抗击,展开山寨巷战。一时间,山寨尸籍相叠,横陈以暴,血流成川。张积中、张绍陵父子即率亲戚家属从人二百多人在大堂自焚,官兵趁机烧杀奸淫,其余民众及入援盐民军千数人亦先后为官兵悉数捕杀,无一得脱。黄崖山附近有居民两千多人亦遭杀戮。
“黄崖事变,千古奇谈,伪托宋学,潜为不轨,招纳亡命,谋非一日,幸其期未至,匪党仅二千数百人,否则何堪思议。弟昏聩失察,悚惶无地。所尤异者,招降解散数日,无一出者,中有书生,何其愿从之死?大惑不解。非常变故,深为骇叹。”阎敬铭写给高密籍门生单为鏓的信中,抒发着自己的见解。
“对黄崖山事件的悲惨结局,清廷山东政府与黄崖山寨双方皆有责任。黄崖山寨的过激举动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索；阎敬铭的过激反应是事件升级的主要原因。”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朱季康的观点较为中肯。
“得实心任事者”
阎敬铭刚到山东时,正赶上起义军风起云涌,使他无暇顾及整顿吏治。待省内稍微安定一些后,他开始着手对吏治进行一番更新。其实,自嘉庆帝亲政以后,山东的吏政便颇让清廷高层忧心。嘉庆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实录》中就曾出现“山东最为难治,官吏疲玩”的记载。
同治三年四月十五日,阎敬铭率营务员弁“轻骑简从”,分别对泰安、兖州、沂州、济宁及曹州等地区进行察访,历经月余,逐渐了解了山东地方官吏“狃于积习,陷溺已深,以诈伪轻捷为有才,以期饰弥缝为得计,以谣诼诽谤为逞能”。他探求地方官吏的心志,认为他们无非谋利争财,专图私便,国计民生,根本不会朝心里挂念。
从中央到地方工作的经验,让阎敬铭更深刻地洞察到,吏治素为地方乃至中央之要政,“窃维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一州县得人,则一州县治；各州县皆得其人,则天下无不治”。他明确指出此时山东存在绅团“聚众抗粮”及“连年土寇煽聚”之现象,其根源在于“吏治政刑俱失,遂觉德威皆无”。对此,他主张“今欲安民,必先察吏”。
此外,阎敬铭指出“近时风气,惟‘利’一字最难打破,而东省官场尤为牟利坏尽一切”。故存在“得实心任事者”与“俾中材可由人人皆奉公守法”的难题,对此,他认为官场运作应具备一定弹性与张力,必须“多用正人,稍宽文法,公私不混,出入有经,官有以养其廉”。
在整顿吏治的准备阶段,阎敬铭便明确了破格用人的方针,主张“不循资格,不论科甲、捐纳,一体相视。但能洁己爱民,事事真实勤恳”。而当时“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他如此做,反衬出不拘成规的行事特质。此时科举正途者在官宦职缺中占据优势,然而捐纳亦在社会人员流动中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
这一招,捞出一条大鱼——广东南海县人张荫桓。张荫桓年轻时便显露才干,富有冒险精神。他第一次参加县试没考中秀才,便不再应试,而是埋头外语,研究洋务,另寻终南途径。21岁时,他捐钱买了知县官衔,入山东巡抚幕府掌管文秘。
一次,阎敬铭为某事向朝廷上奏,由幕僚拟稿,几次写出来,阎看后都颇不满意。自己动手写出来仍觉不妥,于是就交代给幕僚李宗岱作稿。李回到住所,也是踌躇不决,便向张荫桓告知此事。当时张荫桓正住在舅父家候补,每天泛舟大明湖,下围棋,结识一些朋友,无所事事。
工于文词的张荫桓,表示愿意一试奏稿。稿成,李宗岱用以回复阎敬铭,意在塞责。可阎看完后,觉得叙事明通,深中肯綮,甚为嘉许。问稿如何写成,李如实相告。于是阎召来张荫桓,交谈之后,非常赏识,于是让张荫桓佐理文牍。从此,张荫桓才得以走上飞黄腾达之路,逐步成为晚清名臣。
“人地实在相需”
除了不看出身用人才,阎敬铭还力图突破旧例成规的藩篱,将人才用活。按当时规定,“州县应调缺出,于现任人员内拣选调补；如无合例堪调之员,始准以候补即用人才题补；候补即用无人,亦准于现任人员内拣选升补”,阎敬铭却不泥于成例,认为“人地实在相需”,用人须“因地因材”“择悃愊无华者为之倡率”。
譬如冠县、历城县及鱼台县等地区知县员缺,皆“系冲繁难兼三要缺”。比如冠县前任知县朱瑞国开缺,继任者孙善述处于丁忧阶段,尚未恢复官职便被委以重任；历城前任知县张楷枝开缺,继任者陶绍绪处于革职状态；鱼台新任知县李淦,因处置某些案件,遭遇多次参劾。
干部提拔,有纵横两个方向。阎敬铭认为要奖惩合行,“窃惟用人之道,黜慝尤必旌贤,举善乃能化俗。东省吏治久颓,非破格用人,难期振作”。
惩治的第一步,是先淘汰劣员。阎敬铭对庸劣僚员采取参劾裁汰,“以昭炯戒而正官常”,其方式大致表现为一般参劾、对缉捕不力和钱粮亏空者的处置。
在考核过程中,阎敬铭不断发现地方官违法乱纪的案例。如东昌守秦际隆贪鄙无能,在阎敬铭还未到山东前,莘县土匪因为漕运征税而滋事时,秦竟派员前去说和,致该匪心中无忌,聚众连陷冠县、馆陶。
秦际隆带兵勇前去捕捉,刚抵达沙镇,有人讹传警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堂堂东昌守秦际隆竟弃冠脱靴,悄悄藏在田间草深处。而他身边的兵勇如星星散落在田野中。待秦际隆逃回东昌府,就像缩头乌龟一样,任贼侵扰堂邑、莘县,焚掠东昌,不敢出府城一步。
这一可耻的行为,虽经阎敬铭的前任谭廷襄处分,将秦际隆撤任调营。可秦有不少小聪明,没过多久,又官复原职。而到了宋景诗抢粮割麦时,秦际隆又代为消弭,不予上报。那时民间盛传,宋景诗馈送秦际隆不少银两之事。
像秦际隆这样的身为地方朝廷命官,打仗临阵脱逃,巧弄伪装,贪生怕死,丑态百出,贻害百姓,理应严厉治罪。阎敬铭知悉后,立即将其罢黜。
而在山东官声本属平常的方振业,在泰安县任内时,为前任布政使司清盛之父积极办理建筑“泰山公馆”,挪用公款,并供应食用珍稀物品,迎合上司。对此,阎敬铭经查实后,奏报朝廷:山东吏治,马上要整顿妥当。可这位县令既行贿赂,阿谀上司,又贪污军需万余两,请朝廷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阎敬铭利用四年多战事间歇的时间,对山东吏治进行了大力整顿,先后经朝廷谕准,弹劾罢黜了州、县级的“庸劣不职”官员百余人,纠正了官场的颓败之风,恢复了廉洁正派的运行机制,受到朝野上下赞誉。正如他为蓬莱阁手书的楹联:“攻错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画,全凭赤手挽乾坤。”联语大气磅礴,其赤诚之心溢于言表。
“以廉洁自矫厉”
阎敬铭治吏,也并非一致好评。曾国藩曾在书信中评价道:“所抄参折,肆口互诋,至不忍读。”正是深切体察了宦海的诡谲,阎敬铭在谤誉交加之时,请乞开缺回籍。他在奏折中称“东省政繁时艰,微臣性急念躁,心愈焦灼,病愈加增。若勉强恋栈,则是情同欺罔；设有贻误,负罪更深”,该请求最终获允。
阎敬铭在后来致长子阎迺林的家书中,真实地表露自己的心迹:“生平薄视富贵,颇顾名义,而所遇之时势,地位即求平妥而不能,日夕危慛,如何如何。”
生平薄视富贵,此言不虚。阎敬铭所处时代,正值清朝走向败落、官场极端腐败之时,他却主张去奢崇俭,为政清廉,一生“质朴,以廉洁自矫厉”。他为官多年,常年穿布袍,不管周围人如何评论,他毫不在乎。出门在外,人们竟不知他是朝廷大员。
阎敬铭不仅穿着俭朴,所吃饭菜也极其简单。即便是请客,也毫不铺张。一次,新任学政上任,阎敬铭设家宴招待,所设皆为粗劣的饭菜,中间一碟为干烧饼。阎敬铭拿起饼来,掰开就吃,若有余味。那位新学政却咽不下去,“终席不下一箸”,在阎敬铭的再三邀请下,勉强吃下半碗白饭。事后,学政评价这顿巡抚宴请时说:“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
由于阎敬铭自奉俭约,操守清廉,以身作则,山东官员“司道以下无敢以鲜服见,牧令相率服坏色衣,隆冬无白风毛褂,酒馆、茶园、勾栏无丝弦歌舞声,虽微末员弁不敢错移一步”。
据清代文学家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六记载:“阎巡抚山东时,以俭约著。尝使其夫人纺绩于大堂之后,僚属诣谒者,惟闻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尝冬月衣一絮袍,出示僚属曰:‘此贱内手弹者也。’僚属无不叹服。”
阎敬铭的夫人田氏,也是吃苦耐劳之人,对丈夫的作为甚为合拍。同治六年,她和阎敬铭从济南出发,到山西省虞乡县城外的屯里村定居。在屯里村,田氏写的几首游戏诗作,流传至今,勾勒出他们在乡村生活的景象——
“牡丹芍药争艳,柳絮葵花不见。玉米人人堪折,金针开的满院。”“豆角黄瓜搭架,海棠果儿莫下。西瓜就像核桃,枣子还莫长大。”“东西两岸朝房,屋瓦滴的摒珰。人人吓得破胆,蒲气”“狗娃满院乱跑,过来人儿就咬。一朝生了大气,杀了”“老妈怕做活计,做活张口瞌睡。好歹吃些东西,精神”“后院作诗有味,各种吟完乐趣。猛然抬头观看,福字”
这些透着泥土气息的文字,如果用陕西话读出来,颇具朝气蓬勃之田园意趣。田氏不仅能在山东巡抚大堂后织布,还可以在乡村的简陋条件中,寻找到归去来兮般的熟络。
“治民事如家事”
去奢崇俭,在阎敬铭看来,“必廉乃能勤,必俭乃能廉。吾以此相士,百不失一”。意思是说,勤俭生廉,廉洁才能成事,他以此规律对照过许多官员,百人无一例外。咸丰八年,有人向其推荐了位“能人”。阎敬铭请他吃饭,发现此人不仅穿着过分讲究,还嫌饭菜简朴不肯下筷。阎敬铭观此情景叹息道,像这种讲究吃穿的人,怎能与之共事?怎能成事?坚决辞退这位“能人”。这位所谓的“能人”果然终其一生无所建树。
民国李详在《药裹慵谈》中记述了阎敬铭倡导生活俭朴的品德:“官山东巡抚日,躬御布袍,着靴,下缎上布。州县及候补人员,衣服有鲜明者,必遭诃斥,或则撤任,或则停委。人皆相习为伪,衣冠敝陋。”
阎敬铭这种严苛的俭朴,也闹了不少笑话。当时下属为了迎合他,纷纷穿上练麻衣。如此跟风,官府有如乡下田院一般。他最初不大相信属下官员会如此节俭,便让人暗地里听这些官员的议论。没想到,这些人伪装得极好,从言语上听不出一丝丝纰漏——“练麻衣很舒服,比那些锦衣好穿多了”。他听后大喜,却没想到这都是下属的圈套。事实证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他调任后,其僚属又华焕如初。
有齐河县的官员,穿着御狐袍来见阎敬铭。阎敬铭盛怒道:“你何得如此?想是百姓脂膏。你难道没听说我有条教在官厅张榜告示吗?”
这位官员装作惶恐,故意浑身发抖地回复他:“我知道这么做有罪,但卑职这件袍子的价格跟羊皮一样便宜。大人的告示出来后,同僚们争购羊皮褂。狐皮的价格因此骤落,所以卑职以贱价置办了这件衣服。凡今之寅僚,出门穿羊皮,回家穿狐貂,故意取悦上台,其心殊不可问,卑职不敢附和。”
听到这一解释,阎敬铭的怒气消除,向这位官员的耿直致谢。数年后,这位官员被推选到直隶州的知府。
同治六年二月,阎敬铭因病不支,被准予开缺离东省回乡。他的心思依然挂念着山东。在两年后,他的同僚、山东布政使李宗岱致信给他说:“承询山左循吏,溯自宪旌临莅之后,牧令始知恪守官方,其后丁宫保、周中丞又能萧规曹随,故至今山左吏治仍为海内第一。然求其真不愧‘循良’二字者,亦未易多觏。有全守士锜者,其为人廉明通达,屡任大缺,至今仍萧然寒素,德州、章丘、历城等处,至今民犹歌颂之。余如淄川韩令钊、沂水王令恩湛、肥城程令西池、平度吉牧灿升,茌平张令熙瑞,均卓著政声……王令之治沂水也。时常单骑下乡,治民事如家事,于通邑之村庄道里皆烂熟胸中,故职事无不修举之。数子者均职道素所悦服者也。”
类似这种反映山东情况的信件,阎敬铭一年要收到十余封,这使他及时了解了齐鲁之地的吏治、民生、军事及经济方面的具体情况,尤其是与民生、度支有关的数字情况,借此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
阎敬铭在与同僚书信交流时,济南百姓在大明湖南岸忙着筹建阎公祠。“阎公祠坐北朝南,南抵街道,北临湖岸,院内除有祠堂、庑房外,还有荷花池和太湖石假山,池南有潜亭,四柱飞檐。”王军介绍,阎公祠为山东士绅集资所建,后来阎敬铭因支付款项等事触犯了慈禧,致使立祠终未获准,故建成不久即为废祠。
今大明湖景区的正谊广场处,在清朝末年,原为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济南百姓为山东巡抚阎敬铭所建的祠堂。1913年9月,山东知名教育家鞠思敏先生等在此创办了济南私立正谊中学。上世纪五十年代,改名济南十七中学。
时代变迁,明湖春色依旧。阎公祠的砖瓦雕栏已难寻踪影,但阎公当年在齐鲁大地为官的故事,却被人铭记……
为官“执一不迁”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十七中学上初中。当时,学校要拆除老式校门、两侧的办公室平房还有老祠堂。施工中,一块石碑从墙中露了出来,随后被搁置在校门外的空地上。石碑边沿上有阴刻的二龙戏珠花纹,非常精致清晰,我感到很好看,便蒙上纸条用铅笔涂了下来。至于上面的字迹,虽说也很清晰,但当时年龄太小,只记得‘光绪’等字。”济南文史研究专家王军回忆,当时校门改造完毕,原祠堂处建起了一排办公室,石碑却不知所踪。
弹指四十多年过去,王军在大明湖景区北门附近的花圃中,偶然发现有几块石碑零乱地堆叠在一起。将一块石碑上的杂草泥土打扫干净,他惊喜地发现,这就是当年学校门口的那块石碑,字迹花纹依然非常清晰,只可惜碑身已经断为两截。碑文内容是光绪皇帝在阎敬铭去世后,追赠谥号的实录。
碑文中说阎敬铭“清勤直亮,练达老成”。查《大清历朝实录》,石碑上缺了“寻赐祭葬,予赐文介”八个字。古人认为“执一不迁曰介”,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中,阎敬铭是唯一得此谥号的大臣。
“执一不迁”是阎敬铭一生恪守的为官之道。《清史稿》上说他“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乡老”。同治二年四月,他到山东担任巡抚时,已久经晚清官场风云。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阎敬铭中举,十一年后才中进士,之后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在户部十多年间,阎敬铭刻苦钻研,精于部务。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湖北巡抚胡林翼慧眼识珠,奏调阎敬铭总司武昌湘军大营总管军需,兼管营务。阎敬铭在任内,为胡林翼主筹军饷,一切本着节俭的原则,力戒奢侈,为前方的军事胜利默默立下大功。胡林翼在向皇帝的奏折中有“阎敬铭虽其貌不扬,而心雄万夫”之语,甚为推崇。
从湖北到山东,可谓费尽周折。同治元年夏,被提拔为湖北按察使的阎敬铭在官邸,收到父亲辞世的噩耗。朝廷此时准假百日,让他回山西临晋县寄寓治丧。临行前,勤俭廉洁的他,虽为官多年,可拿不出足够的费用为老人置办后事,只得卖掉自己珍爱的书籍、字画等。同僚为他集资送行,他却坚决不肯接受赠银。
不到两月时间,同治元年十月,阎敬铭接到圣旨,命他署山东盐运使。仅过一天,圣旨又追来,诏赏二品顶戴署山东巡抚。此时的山东,已深为朝廷忧虑,皇帝在圣谕中说:“山东见当捻幅棍教,各匪纷乘。地方极关紧要。军务吏治,整顿需人。”
虽然阎敬铭在丁忧期间,朝廷仍强命他“移孝作忠”“即行驰赴新任”。当时山东省内最高长官即巡抚,要负责对起义军作战的指挥,和省内吏治、税务、漕运、民生、治河等全部工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阎敬铭从临晋出发,于同治二年四月过大运河,直抵东昌府,在那里交接巡抚印信。
“黄崖事变,千古奇谈”
抵达济南城后,阎敬铭无心欣赏泉城美景,他关心的是当时的严峻形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山东境内有所谓“会匪、教匪、棍匪、幅匪、捻匪、太平军”“啸聚抗官,所在林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黄河年久失修,多处存在决口隐患。
对此,阎敬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联系地方文官武将,作了统筹安排,将一起起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这使得他身体、精神都受到极大伤害,几次请假养病,甚至请求终制回乡,但得不到皇上允许。他写信给湖北湘军时期的老战友彭玉麟说:“……弟须已全白,发仓齿豁,左腿行步如携百钧之重。近日触湿更为痛楚,脾泻不寐。种种作虑,窃禄于此殊自愧,勉强支吾；不特办贼无功,治军鲜效也。如何!如何!”
而令阎敬铭身处历史争议中的黄崖山教案,也在此时发生。黄崖山位于济南长清孝里镇东行6公里处。春天的黄崖山,被绿色笼罩,生机盎然。当年修建的石寨已“形销骨立”,这里上演的杀戮、民众的惨叫,在风雨呼啸的百年长河中,依稀回响。
早在咸丰六年,江苏人张积中为避战乱,携眷来到黄崖山清幽之地,以弘扬太谷学派立帜,引得同好竟相追随,门徒之众,盖极一时。及至捻军犯境,入山避难者日趋增多,张积中遂命“山上设粥,山下设场,来者皆得饮食。又设立医药局,施药治病。远近感其惠,归附益重”。很快聚众达八千余户,逐渐形成市集。
山寨规模庞大,使官府疑其不轨。时任山东布政使的丁宝桢念张积中年迈又为世家子弟,给张机会辩白。但张的弟子与丁宝桢派员产生误会,杀死马弁一人。当时捻军进逼益近,阎敬铭接报后疑窦丛生,令张子、候补知县张绍陵陪父到济南辩白此事。但张积中无视妻子家人围跪求情,称:“指我造反有何证据?我若前去济南,无异于自己坐实此罪。倘若汝辈惧怕,可自去言明。”
同治五年十月六日,随着局势发展,阎敬铭率兵万人亲往,对山寨形成合围之势,张榜重赏招安,五天竟无一人出寨受招。官民对峙良久,虽守寨庄众与官兵时有交火,兵丁屡被伤及,但官兵久无破解良策。毕竟山民乌合之众,炮轰、瓦解、断汲几计下来不数日,官兵破寨。
破寨过程相当血腥。按照阎敬铭的布置,官兵分三路攻入山寨,官兵且进且战,分进合击。官兵顽强进攻,山民抵死抗击,展开山寨巷战。一时间,山寨尸籍相叠,横陈以暴,血流成川。张积中、张绍陵父子即率亲戚家属从人二百多人在大堂自焚,官兵趁机烧杀奸淫,其余民众及入援盐民军千数人亦先后为官兵悉数捕杀,无一得脱。黄崖山附近有居民两千多人亦遭杀戮。
“黄崖事变,千古奇谈,伪托宋学,潜为不轨,招纳亡命,谋非一日,幸其期未至,匪党仅二千数百人,否则何堪思议。弟昏聩失察,悚惶无地。所尤异者,招降解散数日,无一出者,中有书生,何其愿从之死?大惑不解。非常变故,深为骇叹。”阎敬铭写给高密籍门生单为鏓的信中,抒发着自己的见解。
“对黄崖山事件的悲惨结局,清廷山东政府与黄崖山寨双方皆有责任。黄崖山寨的过激举动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索；阎敬铭的过激反应是事件升级的主要原因。”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朱季康的观点较为中肯。
“得实心任事者”
阎敬铭刚到山东时,正赶上起义军风起云涌,使他无暇顾及整顿吏治。待省内稍微安定一些后,他开始着手对吏治进行一番更新。其实,自嘉庆帝亲政以后,山东的吏政便颇让清廷高层忧心。嘉庆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实录》中就曾出现“山东最为难治,官吏疲玩”的记载。
同治三年四月十五日,阎敬铭率营务员弁“轻骑简从”,分别对泰安、兖州、沂州、济宁及曹州等地区进行察访,历经月余,逐渐了解了山东地方官吏“狃于积习,陷溺已深,以诈伪轻捷为有才,以期饰弥缝为得计,以谣诼诽谤为逞能”。他探求地方官吏的心志,认为他们无非谋利争财,专图私便,国计民生,根本不会朝心里挂念。
从中央到地方工作的经验,让阎敬铭更深刻地洞察到,吏治素为地方乃至中央之要政,“窃维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一州县得人,则一州县治；各州县皆得其人,则天下无不治”。他明确指出此时山东存在绅团“聚众抗粮”及“连年土寇煽聚”之现象,其根源在于“吏治政刑俱失,遂觉德威皆无”。对此,他主张“今欲安民,必先察吏”。
此外,阎敬铭指出“近时风气,惟‘利’一字最难打破,而东省官场尤为牟利坏尽一切”。故存在“得实心任事者”与“俾中材可由人人皆奉公守法”的难题,对此,他认为官场运作应具备一定弹性与张力,必须“多用正人,稍宽文法,公私不混,出入有经,官有以养其廉”。
在整顿吏治的准备阶段,阎敬铭便明确了破格用人的方针,主张“不循资格,不论科甲、捐纳,一体相视。但能洁己爱民,事事真实勤恳”。而当时“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他如此做,反衬出不拘成规的行事特质。此时科举正途者在官宦职缺中占据优势,然而捐纳亦在社会人员流动中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
这一招,捞出一条大鱼——广东南海县人张荫桓。张荫桓年轻时便显露才干,富有冒险精神。他第一次参加县试没考中秀才,便不再应试,而是埋头外语,研究洋务,另寻终南途径。21岁时,他捐钱买了知县官衔,入山东巡抚幕府掌管文秘。
一次,阎敬铭为某事向朝廷上奏,由幕僚拟稿,几次写出来,阎看后都颇不满意。自己动手写出来仍觉不妥,于是就交代给幕僚李宗岱作稿。李回到住所,也是踌躇不决,便向张荫桓告知此事。当时张荫桓正住在舅父家候补,每天泛舟大明湖,下围棋,结识一些朋友,无所事事。
工于文词的张荫桓,表示愿意一试奏稿。稿成,李宗岱用以回复阎敬铭,意在塞责。可阎看完后,觉得叙事明通,深中肯綮,甚为嘉许。问稿如何写成,李如实相告。于是阎召来张荫桓,交谈之后,非常赏识,于是让张荫桓佐理文牍。从此,张荫桓才得以走上飞黄腾达之路,逐步成为晚清名臣。
“人地实在相需”
除了不看出身用人才,阎敬铭还力图突破旧例成规的藩篱,将人才用活。按当时规定,“州县应调缺出,于现任人员内拣选调补；如无合例堪调之员,始准以候补即用人才题补；候补即用无人,亦准于现任人员内拣选升补”,阎敬铭却不泥于成例,认为“人地实在相需”,用人须“因地因材”“择悃愊无华者为之倡率”。
譬如冠县、历城县及鱼台县等地区知县员缺,皆“系冲繁难兼三要缺”。比如冠县前任知县朱瑞国开缺,继任者孙善述处于丁忧阶段,尚未恢复官职便被委以重任；历城前任知县张楷枝开缺,继任者陶绍绪处于革职状态；鱼台新任知县李淦,因处置某些案件,遭遇多次参劾。
干部提拔,有纵横两个方向。阎敬铭认为要奖惩合行,“窃惟用人之道,黜慝尤必旌贤,举善乃能化俗。东省吏治久颓,非破格用人,难期振作”。
惩治的第一步,是先淘汰劣员。阎敬铭对庸劣僚员采取参劾裁汰,“以昭炯戒而正官常”,其方式大致表现为一般参劾、对缉捕不力和钱粮亏空者的处置。
在考核过程中,阎敬铭不断发现地方官违法乱纪的案例。如东昌守秦际隆贪鄙无能,在阎敬铭还未到山东前,莘县土匪因为漕运征税而滋事时,秦竟派员前去说和,致该匪心中无忌,聚众连陷冠县、馆陶。
秦际隆带兵勇前去捕捉,刚抵达沙镇,有人讹传警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堂堂东昌守秦际隆竟弃冠脱靴,悄悄藏在田间草深处。而他身边的兵勇如星星散落在田野中。待秦际隆逃回东昌府,就像缩头乌龟一样,任贼侵扰堂邑、莘县,焚掠东昌,不敢出府城一步。
这一可耻的行为,虽经阎敬铭的前任谭廷襄处分,将秦际隆撤任调营。可秦有不少小聪明,没过多久,又官复原职。而到了宋景诗抢粮割麦时,秦际隆又代为消弭,不予上报。那时民间盛传,宋景诗馈送秦际隆不少银两之事。
像秦际隆这样的身为地方朝廷命官,打仗临阵脱逃,巧弄伪装,贪生怕死,丑态百出,贻害百姓,理应严厉治罪。阎敬铭知悉后,立即将其罢黜。
而在山东官声本属平常的方振业,在泰安县任内时,为前任布政使司清盛之父积极办理建筑“泰山公馆”,挪用公款,并供应食用珍稀物品,迎合上司。对此,阎敬铭经查实后,奏报朝廷:山东吏治,马上要整顿妥当。可这位县令既行贿赂,阿谀上司,又贪污军需万余两,请朝廷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阎敬铭利用四年多战事间歇的时间,对山东吏治进行了大力整顿,先后经朝廷谕准,弹劾罢黜了州、县级的“庸劣不职”官员百余人,纠正了官场的颓败之风,恢复了廉洁正派的运行机制,受到朝野上下赞誉。正如他为蓬莱阁手书的楹联:“攻错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画,全凭赤手挽乾坤。”联语大气磅礴,其赤诚之心溢于言表。
“以廉洁自矫厉”
阎敬铭治吏,也并非一致好评。曾国藩曾在书信中评价道:“所抄参折,肆口互诋,至不忍读。”正是深切体察了宦海的诡谲,阎敬铭在谤誉交加之时,请乞开缺回籍。他在奏折中称“东省政繁时艰,微臣性急念躁,心愈焦灼,病愈加增。若勉强恋栈,则是情同欺罔；设有贻误,负罪更深”,该请求最终获允。
阎敬铭在后来致长子阎迺林的家书中,真实地表露自己的心迹:“生平薄视富贵,颇顾名义,而所遇之时势,地位即求平妥而不能,日夕危慛,如何如何。”
生平薄视富贵,此言不虚。阎敬铭所处时代,正值清朝走向败落、官场极端腐败之时,他却主张去奢崇俭,为政清廉,一生“质朴,以廉洁自矫厉”。他为官多年,常年穿布袍,不管周围人如何评论,他毫不在乎。出门在外,人们竟不知他是朝廷大员。
阎敬铭不仅穿着俭朴,所吃饭菜也极其简单。即便是请客,也毫不铺张。一次,新任学政上任,阎敬铭设家宴招待,所设皆为粗劣的饭菜,中间一碟为干烧饼。阎敬铭拿起饼来,掰开就吃,若有余味。那位新学政却咽不下去,“终席不下一箸”,在阎敬铭的再三邀请下,勉强吃下半碗白饭。事后,学政评价这顿巡抚宴请时说:“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
由于阎敬铭自奉俭约,操守清廉,以身作则,山东官员“司道以下无敢以鲜服见,牧令相率服坏色衣,隆冬无白风毛褂,酒馆、茶园、勾栏无丝弦歌舞声,虽微末员弁不敢错移一步”。
据清代文学家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六记载:“阎巡抚山东时,以俭约著。尝使其夫人纺绩于大堂之后,僚属诣谒者,惟闻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尝冬月衣一絮袍,出示僚属曰:‘此贱内手弹者也。’僚属无不叹服。”
阎敬铭的夫人田氏,也是吃苦耐劳之人,对丈夫的作为甚为合拍。同治六年,她和阎敬铭从济南出发,到山西省虞乡县城外的屯里村定居。在屯里村,田氏写的几首游戏诗作,流传至今,勾勒出他们在乡村生活的景象——
“牡丹芍药争艳,柳絮葵花不见。玉米人人堪折,金针开的满院。”“豆角黄瓜搭架,海棠果儿莫下。西瓜就像核桃,枣子还莫长大。”“东西两岸朝房,屋瓦滴的摒珰。人人吓得破胆,蒲气”“狗娃满院乱跑,过来人儿就咬。一朝生了大气,杀了”“老妈怕做活计,做活张口瞌睡。好歹吃些东西,精神”“后院作诗有味,各种吟完乐趣。猛然抬头观看,福字”
这些透着泥土气息的文字,如果用陕西话读出来,颇具朝气蓬勃之田园意趣。田氏不仅能在山东巡抚大堂后织布,还可以在乡村的简陋条件中,寻找到归去来兮般的熟络。
“治民事如家事”
去奢崇俭,在阎敬铭看来,“必廉乃能勤,必俭乃能廉。吾以此相士,百不失一”。意思是说,勤俭生廉,廉洁才能成事,他以此规律对照过许多官员,百人无一例外。咸丰八年,有人向其推荐了位“能人”。阎敬铭请他吃饭,发现此人不仅穿着过分讲究,还嫌饭菜简朴不肯下筷。阎敬铭观此情景叹息道,像这种讲究吃穿的人,怎能与之共事?怎能成事?坚决辞退这位“能人”。这位所谓的“能人”果然终其一生无所建树。
民国李详在《药裹慵谈》中记述了阎敬铭倡导生活俭朴的品德:“官山东巡抚日,躬御布袍,着靴,下缎上布。州县及候补人员,衣服有鲜明者,必遭诃斥,或则撤任,或则停委。人皆相习为伪,衣冠敝陋。”
阎敬铭这种严苛的俭朴,也闹了不少笑话。当时下属为了迎合他,纷纷穿上练麻衣。如此跟风,官府有如乡下田院一般。他最初不大相信属下官员会如此节俭,便让人暗地里听这些官员的议论。没想到,这些人伪装得极好,从言语上听不出一丝丝纰漏——“练麻衣很舒服,比那些锦衣好穿多了”。他听后大喜,却没想到这都是下属的圈套。事实证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他调任后,其僚属又华焕如初。
有齐河县的官员,穿着御狐袍来见阎敬铭。阎敬铭盛怒道:“你何得如此?想是百姓脂膏。你难道没听说我有条教在官厅张榜告示吗?”
这位官员装作惶恐,故意浑身发抖地回复他:“我知道这么做有罪,但卑职这件袍子的价格跟羊皮一样便宜。大人的告示出来后,同僚们争购羊皮褂。狐皮的价格因此骤落,所以卑职以贱价置办了这件衣服。凡今之寅僚,出门穿羊皮,回家穿狐貂,故意取悦上台,其心殊不可问,卑职不敢附和。”
听到这一解释,阎敬铭的怒气消除,向这位官员的耿直致谢。数年后,这位官员被推选到直隶州的知府。
同治六年二月,阎敬铭因病不支,被准予开缺离东省回乡。他的心思依然挂念着山东。在两年后,他的同僚、山东布政使李宗岱致信给他说:“承询山左循吏,溯自宪旌临莅之后,牧令始知恪守官方,其后丁宫保、周中丞又能萧规曹随,故至今山左吏治仍为海内第一。然求其真不愧‘循良’二字者,亦未易多觏。有全守士锜者,其为人廉明通达,屡任大缺,至今仍萧然寒素,德州、章丘、历城等处,至今民犹歌颂之。余如淄川韩令钊、沂水王令恩湛、肥城程令西池、平度吉牧灿升,茌平张令熙瑞,均卓著政声……王令之治沂水也。时常单骑下乡,治民事如家事,于通邑之村庄道里皆烂熟胸中,故职事无不修举之。数子者均职道素所悦服者也。”
类似这种反映山东情况的信件,阎敬铭一年要收到十余封,这使他及时了解了齐鲁之地的吏治、民生、军事及经济方面的具体情况,尤其是与民生、度支有关的数字情况,借此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
阎敬铭在与同僚书信交流时,济南百姓在大明湖南岸忙着筹建阎公祠。“阎公祠坐北朝南,南抵街道,北临湖岸,院内除有祠堂、庑房外,还有荷花池和太湖石假山,池南有潜亭,四柱飞檐。”王军介绍,阎公祠为山东士绅集资所建,后来阎敬铭因支付款项等事触犯了慈禧,致使立祠终未获准,故建成不久即为废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