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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 张琦
我国贫困发生状况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耦合。由于贫困与生态的这种交织作用,我们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应进一步重视绿色减贫。
绿色减贫,即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实现贫困人口脱贫的减贫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为绿色减贫提供了理论指南与根本遵循。我国贫困发生状况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耦合,环保部《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指出,我国592个贫困县中,80%以上地处生态脆弱区；绝对贫困人口中,95%以上分布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
由于贫困与生态的这种交织作用,我们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应进一步重视绿色减贫。总体来看,绿色减贫有着以下几种优势:
绿色减贫能够盘活贫困地区的绿色资源,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一些贫困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绿色资源,有的是自然资源即所谓“绿水青山”,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贫困地区富集但未曾利用过的资源价值不断凸显,贫困地区已经有利用丰富的绿色资源实现产业升级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旅游扶贫、观光农业等新型业态的出现,盘活了贫困地区的绿色资源,提升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力。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近几年兴起的大数据技术,很多企业将数据中心建立在贫困省份贵州,其依托的不是诸如低廉的劳动力、财税优惠、土地优惠等以往贫困地区吸引投资的传统因素,而是因为贵州的地质结构稳定、森林覆盖率高、气候凉爽、电力充沛等绿色资源。又如,光伏发电技术也使大量的贫困地区由于空气洁净度高、日照时间长等优势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产业。此外,由于传统工业地区环境的恶化,贫困地区形成了环境资源意义上的“洼地”,就有相当的优势。这些绿色资源,通过产业化逐渐积淀、形成了大量的绿色资本,对贫困地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持久的推动作用。
绿色减贫的实践表明,绿色产业化推动的三产融合能够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质量。过去,贫困地区的规模产业,要么是资源型产业,要么是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很多产业对于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并不友好,贫困地区的规模产业往往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恶性循环,三产的融合程度比较低、产业结构不甚合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比较低。就绿色减贫目前的实践情况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来看,绿色减贫能够较大的促进的三产融合,能一定程度上提升贫困地区的发展质量。如前所述,目前贫困地区已经探索了一些可行的产业融合方式,绿色减贫与传统扶贫方式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能够促进三产融合,在注重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质量,并且能够吸引部分劳动力回流,解决村庄衰败等问题。
通过参与绿色减贫过程,贫困人口内生动力能够得到一定程度提升。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现象在贫困地区广泛存在,除了少部分是受益于“制度养懒汉”而主观上缺乏脱贫意愿之外,大部分是受制于条件,或者缺乏生产要素或者缺乏生产手段和经营手段,不能通过参与脱贫攻坚进程而实现内生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只能被动接受帮扶。绿色减贫核心在于立足贫困地区绿色资源,培植和扶持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绿色减贫产业相对门槛较低,以基于种养殖业的农业融合产业、资产收益等模式为主,贫困人口能够直接参与到产业发展的过程,有的贫困人口直接负责经营具体的产业项目,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得到提升,也能通过扩大参与、典型示范等手段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近几年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旅游扶贫、农家乐、电商扶贫等绿色减贫手段,都有此方面的特征,贫困人口参与程度深,与市场、外界的接触和交流比较密切,对新的经济业态、新的生产和经营技术了解和掌握也非常深入,不仅收入提升较快,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也较高。
利益联结机制创新能够改善贫困地区的治理结构,提升贫困治理水平。绿色减贫机制与传统扶贫产业区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绿色减贫产业下的贫困人口有了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议价能力。绿色减贫的基础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绿色资源,近些年,随着国家在农村推动诸如土地确权、林地确权等各项产权制度改革,绿色资源的产权归属愈发清晰,贫困人口与工商业资本的议价能力逐步增强,因此也出现了集体资源、农户资源多种多样的折股量化方式。在此基础上,绿色减贫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也很多,直接对贫困地区的治理结构转型有了很大的推动。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工商业资本之间通过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机制,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治理结构,各类主体的社会责任也在这种治理结构中凸显,贫困地区的治理水平和贫困治理能力也能够实现较为明显的增长。
在坚持大扶贫格局、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绿色扶贫对我国的扶贫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推动绿色扶贫的深入发展,笔者认为,今后应从如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
国家的绿色减贫策略应实现转型,减贫技术应从“帮扶导向”到“改革导向”,通过深化农村、农业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贫困地区发展。自1986年扶贫开发以来,我国对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一直是帮扶优先,通过送资金送项目以期推动贫困地区发展。这种“帮扶导向”的扶贫技术,其效率一直遭人诟病。事实上,通过对绿色减贫产业业态和联结机制的考察,我们发现,绿色减贫技术上的基石恰恰在于近几年土地、林地的所有权制度改革,让一些新兴的绿色减贫产业才有了发展的可能,贫困人口也才有了议价权力和分享收益的权利。因此,如果国家在未来注重减贫质量,注重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应该将减贫的策略从“帮扶导向”转变至“改革导向”,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沉淀在农村的各类资源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绿色减贫产业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变化不断选择新的经济业态,提升产业融合水平。可以看到,绿色减贫的基础是农业产业融合,产业融合的驱动多来自于社会发展变化的驱动。新的产业业态、更深入的产业融合水平,才有可能让贫困人口在二、三产业中获得相应的利润,工商业资本、企业、大户等多元主体才有可能和贫困人口形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因此,绿色减贫产业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升产业融合产业水平,立足农村与农业,但不局限于农村与农业,既是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融合、也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各类生产要素的融合。这也是绿色扶贫产业与其他扶贫模式、传统乡镇企业的不同之处。
部分绿色减贫产业的益贫性需要更进一步的提升,绿色资源的收益率需要进一步放大。绿色资源资本化和资产化的过程在技术上是通过“折股量化”的形式来解决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通过绿色资源的股份来分享各类收益。但在实践中,“量化入股”的形式有异化的趋势,部分绿色资源实现“量化”后,名义上是入股,实际上是“放贷”,只能享受到微薄的“利息”或者“股息”,而这部分甚至低于国家在相关优惠政策上的转移支付。国家对于某些产业的支持和帮扶,并未全部到贫困人口,而被相关企业部分截留。在这个意义上,部分产业的益贫性是比较低的,绿色资源的收益也是比较低的。
绿色减贫相关产业的选择需要智力支持。绿色减贫是通过绿色产业化和产业绿色化来实现的,产业选择是绿色减贫实施推进中的重点环节。从我国扶贫开发的实际来看,产业选择一直是我国扶贫治理技术的短板之一,“粮丰价跌,谷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高新技术和新兴业态的出现,因地制宜、统筹考虑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社会状况、经济环境、思想观念、比较优势,选择适合当地的产业愈发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各类产业生产与销售更需要精细化的核算,这需要一定的科学决策水平。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应该立足目前产业转型和产业融合的实际,建立绿色减贫产业科学决策的相关机制。(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我国贫困发生状况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耦合。由于贫困与生态的这种交织作用,我们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应进一步重视绿色减贫。
绿色减贫,即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实现贫困人口脱贫的减贫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为绿色减贫提供了理论指南与根本遵循。我国贫困发生状况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耦合,环保部《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指出,我国592个贫困县中,80%以上地处生态脆弱区；绝对贫困人口中,95%以上分布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
由于贫困与生态的这种交织作用,我们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应进一步重视绿色减贫。总体来看,绿色减贫有着以下几种优势:
绿色减贫能够盘活贫困地区的绿色资源,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一些贫困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绿色资源,有的是自然资源即所谓“绿水青山”,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贫困地区富集但未曾利用过的资源价值不断凸显,贫困地区已经有利用丰富的绿色资源实现产业升级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旅游扶贫、观光农业等新型业态的出现,盘活了贫困地区的绿色资源,提升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力。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近几年兴起的大数据技术,很多企业将数据中心建立在贫困省份贵州,其依托的不是诸如低廉的劳动力、财税优惠、土地优惠等以往贫困地区吸引投资的传统因素,而是因为贵州的地质结构稳定、森林覆盖率高、气候凉爽、电力充沛等绿色资源。又如,光伏发电技术也使大量的贫困地区由于空气洁净度高、日照时间长等优势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产业。此外,由于传统工业地区环境的恶化,贫困地区形成了环境资源意义上的“洼地”,就有相当的优势。这些绿色资源,通过产业化逐渐积淀、形成了大量的绿色资本,对贫困地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持久的推动作用。
绿色减贫的实践表明,绿色产业化推动的三产融合能够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质量。过去,贫困地区的规模产业,要么是资源型产业,要么是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很多产业对于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并不友好,贫困地区的规模产业往往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恶性循环,三产的融合程度比较低、产业结构不甚合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比较低。就绿色减贫目前的实践情况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来看,绿色减贫能够较大的促进的三产融合,能一定程度上提升贫困地区的发展质量。如前所述,目前贫困地区已经探索了一些可行的产业融合方式,绿色减贫与传统扶贫方式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能够促进三产融合,在注重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质量,并且能够吸引部分劳动力回流,解决村庄衰败等问题。
通过参与绿色减贫过程,贫困人口内生动力能够得到一定程度提升。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现象在贫困地区广泛存在,除了少部分是受益于“制度养懒汉”而主观上缺乏脱贫意愿之外,大部分是受制于条件,或者缺乏生产要素或者缺乏生产手段和经营手段,不能通过参与脱贫攻坚进程而实现内生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只能被动接受帮扶。绿色减贫核心在于立足贫困地区绿色资源,培植和扶持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绿色减贫产业相对门槛较低,以基于种养殖业的农业融合产业、资产收益等模式为主,贫困人口能够直接参与到产业发展的过程,有的贫困人口直接负责经营具体的产业项目,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得到提升,也能通过扩大参与、典型示范等手段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近几年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旅游扶贫、农家乐、电商扶贫等绿色减贫手段,都有此方面的特征,贫困人口参与程度深,与市场、外界的接触和交流比较密切,对新的经济业态、新的生产和经营技术了解和掌握也非常深入,不仅收入提升较快,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也较高。
利益联结机制创新能够改善贫困地区的治理结构,提升贫困治理水平。绿色减贫机制与传统扶贫产业区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绿色减贫产业下的贫困人口有了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议价能力。绿色减贫的基础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绿色资源,近些年,随着国家在农村推动诸如土地确权、林地确权等各项产权制度改革,绿色资源的产权归属愈发清晰,贫困人口与工商业资本的议价能力逐步增强,因此也出现了集体资源、农户资源多种多样的折股量化方式。在此基础上,绿色减贫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也很多,直接对贫困地区的治理结构转型有了很大的推动。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工商业资本之间通过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机制,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治理结构,各类主体的社会责任也在这种治理结构中凸显,贫困地区的治理水平和贫困治理能力也能够实现较为明显的增长。
在坚持大扶贫格局、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绿色扶贫对我国的扶贫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推动绿色扶贫的深入发展,笔者认为,今后应从如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
国家的绿色减贫策略应实现转型,减贫技术应从“帮扶导向”到“改革导向”,通过深化农村、农业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贫困地区发展。自1986年扶贫开发以来,我国对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一直是帮扶优先,通过送资金送项目以期推动贫困地区发展。这种“帮扶导向”的扶贫技术,其效率一直遭人诟病。事实上,通过对绿色减贫产业业态和联结机制的考察,我们发现,绿色减贫技术上的基石恰恰在于近几年土地、林地的所有权制度改革,让一些新兴的绿色减贫产业才有了发展的可能,贫困人口也才有了议价权力和分享收益的权利。因此,如果国家在未来注重减贫质量,注重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应该将减贫的策略从“帮扶导向”转变至“改革导向”,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沉淀在农村的各类资源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绿色减贫产业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变化不断选择新的经济业态,提升产业融合水平。可以看到,绿色减贫的基础是农业产业融合,产业融合的驱动多来自于社会发展变化的驱动。新的产业业态、更深入的产业融合水平,才有可能让贫困人口在二、三产业中获得相应的利润,工商业资本、企业、大户等多元主体才有可能和贫困人口形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因此,绿色减贫产业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升产业融合产业水平,立足农村与农业,但不局限于农村与农业,既是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融合、也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各类生产要素的融合。这也是绿色扶贫产业与其他扶贫模式、传统乡镇企业的不同之处。
部分绿色减贫产业的益贫性需要更进一步的提升,绿色资源的收益率需要进一步放大。绿色资源资本化和资产化的过程在技术上是通过“折股量化”的形式来解决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通过绿色资源的股份来分享各类收益。但在实践中,“量化入股”的形式有异化的趋势,部分绿色资源实现“量化”后,名义上是入股,实际上是“放贷”,只能享受到微薄的“利息”或者“股息”,而这部分甚至低于国家在相关优惠政策上的转移支付。国家对于某些产业的支持和帮扶,并未全部到贫困人口,而被相关企业部分截留。在这个意义上,部分产业的益贫性是比较低的,绿色资源的收益也是比较低的。
绿色减贫相关产业的选择需要智力支持。绿色减贫是通过绿色产业化和产业绿色化来实现的,产业选择是绿色减贫实施推进中的重点环节。从我国扶贫开发的实际来看,产业选择一直是我国扶贫治理技术的短板之一,“粮丰价跌,谷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高新技术和新兴业态的出现,因地制宜、统筹考虑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社会状况、经济环境、思想观念、比较优势,选择适合当地的产业愈发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各类产业生产与销售更需要精细化的核算,这需要一定的科学决策水平。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应该立足目前产业转型和产业融合的实际,建立绿色减贫产业科学决策的相关机制。(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