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兼封疆大吏和学界领袖,他积极调和“汉学”“宋学”之争,力求兼采二者,倡导实学。在他的鼓励和推动下,学界风气发生可喜的变化,并为后来经世思潮兴起,准备了条件。
阮元:调和“汉宋”开新风
2017-10-25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 查看PDF版】
·相关阅读·
□ 本报记者 鲍 青
郝懿行于嘉庆四年考中进士,当时的副主考是清代名臣阮元。阮元曾和郝懿行共同参加过乾隆五十四年的会试。与郝懿行留心著述、仕途不显不同,阮元在仕途和学术上皆有重大成就。他依靠自身才华和权势地位,深深影响了一代学风。在他的鼓励和推动下,嘉、道两朝渐渐形成注重通经致用的风气,为晚清经世思潮高涨打下了基础。
阮元少年早达,历任学政、巡抚、总督,晚年更是进京拜相。他为官五十载,清正廉明,又学问渊博,著述宏富,在政界和学界都极有威望。他早年受顾炎武、戴震学术思想影响,对清廷八股取士就有不满。等到他出仕为官后,更是重视文教,崇尚实学。历官所至,“必以兴学教士为急”,门生遍天下。
阮元任山东、浙江学政期间,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改革。科举考试不再考《四书》死记硬背的呆板知识,而是“借题发挥”,考察学子对经术教士、治学以及取士等问题的理解,以考察他们的应变能力。
阮元在督学鲁、浙两省时,提拔了严杰、洪颐煊、端木国瑚、陈文述等一批实学人才。嘉庆四年,阮元任会试副主考。在考试之前,他把自己对科举改革的理解,详细汇报给了刚刚真正掌权的皇帝。阮元在奏折中说:“校数千人之文艺,必当求士之正者,以收国家得人之效。欲求正士,唯以正求之而已。”他提出了“先器识而后文艺”的人才选拔原则,强调“求士者,唯在乎求有学之文”,主张录取具备经世济民真才实学的人。在这篇奏疏中,阮元未曾提及如何完善八股程式,却委婉地提出了改革科举内容的建议。嘉庆帝默许了阮元的意见。阮元和朱珪,在会试中连出策问数十题,内容皆和实学相关。如察吏安民之法、军政弭盗之方,这些问题都需通过考证引古论今,表述意见,才能让文章站得住脚。
这次会试,阮元共录取王引之、张惠言、郝懿行、陈寿祺等209人。一时名流,网罗无遗,对树立新学风产生重要影响。
要改变学界颓风,创建新式书院是当务之急。阮元任浙江巡抚第二年,即在杭州建诂经精舍,选录诸生读书于其中。阮元推行他的文教改革思想,完全排除时文帖括,教授“经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等”。由名师主讲、出题,再由学生自由研究。
嘉庆二十五年,阮元又在广州开办学海堂,对自己的教育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升。
阮元倡导的兼采“汉宋”、倡导实学的学术新风,得到了当时著名学者如焦循、凌廷堪等人的认同和呼应。焦循对汉学崇尚考据、盲从汉儒的态度,以及排斥宋学的门户之见提出批评:“近之学者,无端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许。执一害道,莫此为甚。”他又说:“朱子之徒,以道学为门户,尽弃古学,非也。近世考据之家,唯汉儒是师,宋之说经,弃之如粪土,亦非也。”凌廷堪则指出,惠栋、戴震等人“谐声诂字必求旧音,援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浮慕之者,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
清末著名学者刘师培盛赞阮元、焦循等人“调和汉宋”是“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为后学做学问树立了典范。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则说:“(自阮元后)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者不乏其人。”阮元的门生,道光间广东学者陈澧在学海堂肄业后,任职学海堂数十年,晚年主讲菊坡精舍,一直贯彻阮元汉宋兼采的学术主张。
阮元倡导的质疑问难学术风气,改变了岭南专尊八股的沉闷空气和士人沉浸心性之学的空虚风尚,对后来改良思想和学说出现,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梁启超盛赞阮元:“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他一手开出。”他在《三十自述》中说:“(某)十五岁,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弃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由此可见,梁氏早年深受阮元实学思想和改革思想的影响。而这也为晚清实学兴起和科举改良乃至存废之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 本报记者 鲍 青
郝懿行于嘉庆四年考中进士,当时的副主考是清代名臣阮元。阮元曾和郝懿行共同参加过乾隆五十四年的会试。与郝懿行留心著述、仕途不显不同,阮元在仕途和学术上皆有重大成就。他依靠自身才华和权势地位,深深影响了一代学风。在他的鼓励和推动下,嘉、道两朝渐渐形成注重通经致用的风气,为晚清经世思潮高涨打下了基础。
阮元少年早达,历任学政、巡抚、总督,晚年更是进京拜相。他为官五十载,清正廉明,又学问渊博,著述宏富,在政界和学界都极有威望。他早年受顾炎武、戴震学术思想影响,对清廷八股取士就有不满。等到他出仕为官后,更是重视文教,崇尚实学。历官所至,“必以兴学教士为急”,门生遍天下。
阮元任山东、浙江学政期间,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改革。科举考试不再考《四书》死记硬背的呆板知识,而是“借题发挥”,考察学子对经术教士、治学以及取士等问题的理解,以考察他们的应变能力。
阮元在督学鲁、浙两省时,提拔了严杰、洪颐煊、端木国瑚、陈文述等一批实学人才。嘉庆四年,阮元任会试副主考。在考试之前,他把自己对科举改革的理解,详细汇报给了刚刚真正掌权的皇帝。阮元在奏折中说:“校数千人之文艺,必当求士之正者,以收国家得人之效。欲求正士,唯以正求之而已。”他提出了“先器识而后文艺”的人才选拔原则,强调“求士者,唯在乎求有学之文”,主张录取具备经世济民真才实学的人。在这篇奏疏中,阮元未曾提及如何完善八股程式,却委婉地提出了改革科举内容的建议。嘉庆帝默许了阮元的意见。阮元和朱珪,在会试中连出策问数十题,内容皆和实学相关。如察吏安民之法、军政弭盗之方,这些问题都需通过考证引古论今,表述意见,才能让文章站得住脚。
这次会试,阮元共录取王引之、张惠言、郝懿行、陈寿祺等209人。一时名流,网罗无遗,对树立新学风产生重要影响。
要改变学界颓风,创建新式书院是当务之急。阮元任浙江巡抚第二年,即在杭州建诂经精舍,选录诸生读书于其中。阮元推行他的文教改革思想,完全排除时文帖括,教授“经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等”。由名师主讲、出题,再由学生自由研究。
嘉庆二十五年,阮元又在广州开办学海堂,对自己的教育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升。
阮元倡导的兼采“汉宋”、倡导实学的学术新风,得到了当时著名学者如焦循、凌廷堪等人的认同和呼应。焦循对汉学崇尚考据、盲从汉儒的态度,以及排斥宋学的门户之见提出批评:“近之学者,无端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许。执一害道,莫此为甚。”他又说:“朱子之徒,以道学为门户,尽弃古学,非也。近世考据之家,唯汉儒是师,宋之说经,弃之如粪土,亦非也。”凌廷堪则指出,惠栋、戴震等人“谐声诂字必求旧音,援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浮慕之者,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
清末著名学者刘师培盛赞阮元、焦循等人“调和汉宋”是“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为后学做学问树立了典范。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则说:“(自阮元后)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者不乏其人。”阮元的门生,道光间广东学者陈澧在学海堂肄业后,任职学海堂数十年,晚年主讲菊坡精舍,一直贯彻阮元汉宋兼采的学术主张。
阮元倡导的质疑问难学术风气,改变了岭南专尊八股的沉闷空气和士人沉浸心性之学的空虚风尚,对后来改良思想和学说出现,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梁启超盛赞阮元:“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他一手开出。”他在《三十自述》中说:“(某)十五岁,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弃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由此可见,梁氏早年深受阮元实学思想和改革思想的影响。而这也为晚清实学兴起和科举改良乃至存废之争,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