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时局迭变。官微言轻的他,只得随波逐流,归顺满清。仕清之后,直谏敢言之性不改,屡次冒死上疏,或弹劾擅权重臣,或拯救获罪同僚。虽遭“三落”之厄、“两狱”之灾,仍矢志不渝,未曾言悔。
李森先:三起三落,铁面冰心
2017-09-06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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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先画像 |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孙京信
言官之责,可谓大矣,讽议左右、匡正人君,官微而权广,职卑而任重。有时竟然身遭横祸,是吃力不讨好、戴镣铐起舞的苦差事。
盖因如此,历代选用言官,极为强调选贤任能,需其“不爱富贵、重惜名节、晓知治体”。
清初定鼎中原,典章粗创,朝政混沌,满官擅权,常靠言官予以匡正制约。其中最著者,当属掖县(现莱州)人李森先。他信仰“臣言已行,虽死无憾”,先后上疏弹劾权贵、冒死直言谏诤,数次触怒帝王,虽遭逢“三落”之难,却矢志不渝,留下谏诤美名。
“清初满清贵族,在治理国家上举棋不定,时而主动汉化,时而排斥汉民。正是像李森先这样的言官挺身而出,不惜冒死谏言规劝,才让其施政头脑日益清醒,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平度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高瑞吾说。
不惧艰昂然出仕,
时危难无奈变节
“李森先仕途刚起步,就遭遇明亡甲申之变,心境受创前所未有。他位卑权轻,微官小吏,处政治漩涡,幸经磨难幸存,只能随波逐流。”高瑞吾说。
入仕之初,他也曾自励自诩,誓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功业来。只是天翻地覆的时局动荡,让他由期待,而至失落,又由彷徨,再至呐喊。他的境遇和选择,其实是易代之际,无数人身不由己的缩影而已。
李氏祖居平度,后入籍掖县。当李森先居乡读书时,天下攘乱的苗头已显。先是万历三十余年不上朝,鲜与阁僚见面,国家机器渐向衰朽。再经明熹宗魏忠贤阉党乱政,东林阉党两派激烈斗争,本就危机四伏的明王朝更是雪上加霜。崇祯继位,虽励精图治,渴望中兴,但生不逢时,西北旱情肆虐,东北战事连年,局势日益恶化。
形势走向波云诡谲,未来归属尚未可知。李森先居书斋,研经典,对局势却也熟稔于心。他有感时局蹇促,常对同窗愤愤道:“国家危难,四邻不靖,正是吾等戮力共进,效力救民之时。”此后他闭门谢客,自励苦读,渴望凭借才学,有一番救国救民的作为。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李森先中山东乡试举人,四年后中进士第三甲同进士,授官兵部主事。他所任的主事,是六部司官中品秩最低的一级,掌章奏文移及缮写诸事,同时也协助郎中处理该司各项事务。
晚明兵燹连年,兵部事务最为繁忙,抗敌平乱皆需居中斡旋办理。兵事一开,兵部官员往往夙兴夜寐,忙得焦头烂额；一遇败仗,朝廷追责,兵部更是首当其冲,处境凄凉。当时的兵部,是人人避之不及的烂摊子。所以在李森先被分派兵部后,便有同乡为他忧心忡忡,规劝其遵循“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先贤教诲,在海内鼎沸时,莫要急于出仕,可以隐介藏形,以观时变,再图进取。
李森先不以为然,认为身负才学,便要不待须臾,施于黎庶,辅君太平,“若仅贪图一身荣辱,圣人之道何用哉?”一番掷地有声的慷慨陈词后,他收拾行囊,毅然决然赴京上任了。
入职后,李森先兢兢业业,无论是对外作战,抑或内部平乱,总是将各类文书事务办理得及时妥当,井井有条。
但乱世如同没有刹车的车辆,丝毫不受控制地疾驰着。沧海一粟般的个人,纵使再劳心劳力,对时局的影响亦是微乎其微。夜以继日不眠不休的工作,换来的却是内外局势的日益糜烂,让李森先不免灰心懊恼。
李森先逐渐厌弃现实,产生了遁世心理,渴望回归书斋生活。不久,凭借展露的广博才学,他得偿所愿,被选入国子监任分管教学的博士官员。
远离了纷纷扰扰的兵部,李森先依旧对局势放心不下。随着明王朝败亡的迹象日显,他的内心也开始焦虑起来。
崇祯十六年,李森先入仕的第三年,史无前例的瘟疫肆虐京师。从二月到七月,京师死亡20万人,“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即使守城的兵士,也“鸠形鹤面,充数而已”。
李森先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这段灰暗岁月。他曾经抱必死决心,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心中只是遗憾此生蹉跎而过,满腔抱负难以施展。幸运的存活,让他看到了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才学施展的可能。求生图存的念头,从未如此强烈。
第二年,闯王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身亡。
君父身死,国都沦陷,这对于崇尚儒学的臣子来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但与多数官员一样,官低位卑的李森先,无力逃离政治漩涡。他们无奈地向民军投降,接受李自成重新委派的职务。
李森先原本是籍籍无名的小官,此时同样不受关注,仅被任命为礼政祠祭司从事。
关外满清趁明朝内乱,诱降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携手击败李自成,占据北京定鼎中原。数日之间,时局丕变。李森先蜗居京师,只希望能寻得时机回到故乡隐居山林。
清朝委派方大猷巡抚山东,安定局面。方氏向清廷提出:眼下当务之急,一为鼓励垦荒,将无主地,分予流民；一为访求隐逸,举荐于朝,以结士心。
方大猷以“才堪大用”,上疏举荐掖县人张端、李森先。多尔衮令将二人下吏部议,恢复原官。
两次变节的“不光彩”经历,让后世对李森先有所非议。明清史专家孟森评价李森先“盖亦色厉而内荏者”,认为他后来之所以敢于谏言,是因为觉得自己历史不清白,所以假正经,急着向新主表功,向百姓示好。
“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风云激荡的时代,个人的选择并非是一蹴而就之事,往往包含了诸多的身不由己。从后来李森先担任御史,掌管风纪来看,其为官做人极有原则。”高瑞吾说。
不避险弹劾权贵,
一遭难罢归故里
李森先出仕满清后,不久即跨界成功。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李森先自“国子监博士考选江西道监察御史”,成为兴利除患的言官。
李森先上任后,很快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也造成了仕途的第一次跌落。
当时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在明末阿附魏忠贤阉党,是党羽中的头面人物。他谄媚权贵,构陷大臣,陷害忠良,可谓不遗余力,为祸久远。崇祯即位后,一举击垮魏忠贤,冯铨失去了政治靠山,被归入“逆案”,“论徒三年输赎为民”。直到明亡,冯铨因声望过差,一直未再被起用。
顺治元年,多尔衮入关后闻冯铨名,书信召之入朝。冯铨接书后,未加思索,立刻降清。
眼看祸害社稷的阉党成员,入清后又卷土重来。各路前朝御史无不义愤填膺,酝酿上疏弹劾,誓将冯铨扳倒。
顺治二年七月,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首先上疏。他弹劾阉党余孽,在参本中直言不讳地说:“未有恩隆特简,犹然狐媚成奸,豺狼任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矛头直指冯铨。
吴达在奏疏中,检举冯铨收受明朝降将贿赂、放纵子弟为非作歹等诸多恶行劣迹。但冯铨仗着多尔衮的宠幸,只是充耳不闻,弹劾竟没了下文。
一个月后,吴达见前疏石沉大海,又再次上疏,列举冯铨在明阿附阉党,入清揽权受贿,结纳党羽的罪状,力请罢黜冯铨,“以肃政本”。
接着,给事中许作梅、王守履和御史桑芸也纷纷上疏弹劾,互为呼应。一时间朝中风起云涌,群情汹汹。
此时,李森先将酝酿已久的奏疏呈递给多尔衮。所有的弹劾奏疏中,属其最为刚直激烈。李森先在奏疏中,大声疾呼“明朝二百余年之国祚坏于阉宦魏忠贤之手,而忠贤当日杀戮忠良,通贿谋逆,皆成于奸相冯铨之一人”。他强调此事“通国共知,亦万世不泯”,信誓旦旦地保证,“遍召群臣而问之,有一不称铨为奸,请坐臣以欺罔之罪；再命满洲忠诚亲信之人,遍访通国士民商贾以至妇女小儿,有一不称铨为奸,亦请坐臣欺罔之罪”。他请求多尔衮“若臣言不谬,愿皇上立彰大法,戮之于市”,还要播告天下“有倾覆明之社稷,复犯清朝法度,如铨父子”。
李森先此疏,词极冷峻,将弹劾冯铨推向高潮,一时轰动朝野。
但李森先纵使赤胆忠心,也终究入仕方五载,哪是宦海浮沉几十年的冯铨对手。
冯铨知悉李森先上疏劾己后,起初如感芒刺在背。但老谋深算的他,很快抓住御史吴达是“南人”的背景,轻描淡写地对多尔衮说道:“江南既定,人材毕集。”瞬间引起多尔衮对“南人结党”的警觉。
廷讯结果,是御史等人所劾诸事“俱无实迹”,“前朝旧事不当追论”。而李森先认为冯铨倾覆明朝社稷,更戳中了满清皇室的痛点。在他们看来,冯铨祸害明朝,不仅无罪,甚至有功。何况冯铨入清后,主动剃发,遵法勤职,甚至“举家男妇,皆效满装”。此等有功之臣,如今交章弹劾,正说明李森先等人“结党为害”,心中尚有明室。所以多尔衮厉声训斥弹劾的御史诸人:“何乃蹈明陋习,陷害无辜?”不久,李森先参本的批红下发,多尔衮认为“李森先纠参冯铨,竟无实据,欲将其父子戮之于市、播告之语,甚是无理。此人用亦无益,著革了职,无复叙用”。
李森先罢黜归乡后,寄情山水之中,抒发愤懑块垒。他在自家城南阁外,新建一居所,取名“椒雨园”,“日与酒徒酬饮其中,醉则衣白衣徒步歌呼过市”,颇有竹林隐士之风。此间他吟咏唱和,似乎忘却了朝政之事,自谓“拥妓和仙药,御杯看道书”,一副放荡不羁、离世脱俗的模样。
但诗文里偶然流露出的“倾樽浇块垒,狂啸拔笼藩”之感,又不难看出李森先依旧忧国忧民,欲经世易俗。
先贤曾言,祸兮福之所倚,其中真有大智慧。李森先因攻奸相而遭革职,看似是横遭灾祸,后来证明这正是他仕途上升、成为铁面御史的关键一招。
李森先大概不知道,正当他慷慨陈词时,一双稚嫩的眼神正投来钦佩的目光,赞叹他的勇气和魄力。
顺治七年,多尔衮死于塞北狩猎途中。顺治亲政后,摒弃多尔衮所亲近之人,“不倒翁”冯铨的好日子也到头了。顺治认为他“先经科道纠参,乃隐忍居官,毫无建白”,为官没有任何建树,不如致仕归乡,便强令他退休回籍。
顺治九年,皇帝询问李森先的下落。当得知他因弹劾冯铨而遭罢免后,顺治道:“诸臣劾铨诚当,何为以此罢?”
皇帝金口一开,李森先很快官复原职。好在七年苦闷的谪居生活,并没有消磨他的斗志。
赴江南苏州除害,
受罗织无辜下狱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四川道监察御史李森先奉皇命巡按江南。
江南膏腴之地,是清朝的赋税粮仓,却也是明末清初抵抗最为激烈的地方。到了顺治后期,这里的抗清斗争基本偃旗息鼓,但大乱后的社会依旧亟须平复。当时苏州地痞流氓横行不法,豪强劣绅侵欺百姓,新任地方官又视江南为私财之地,往往肆意侵吞,引得民愤极大。
李森先此时赴任江南,正肩负着廓清吏治、移风易俗的重大使命。
李森先刚抵达江南,就详为调查,立刻罢免了淮安推官李子燮和苏州推官杨昌龄的职务。两人被罢黜后,吴中百姓交口称赞,以为皇天开眼,贪官得惩。
接着,李森先又缉捕惩处了危害地方的流氓恶棍——王紫稼与三折和尚。
明末之际,社会动荡,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在苏州,有一昆曲旦角王紫稼,受大批文人士大夫的追捧,被亲切地昵称为“王郎”。他游走于官宦人家,与诸多文人交往唱和。如“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都和王紫稼有过频繁交往。崇祯十一年,吴伟业在江南二株园见到了王紫稼。他一见倾心,赞叹王郎“髫而皙,明慧善歌……妖艳绝世,举国趋之若狂”,满满的仰慕和溢美之情。
顺治二年,王紫稼见到了变节投敌的钱谦益。年近七旬的钱老性情大悦,挥毫泼墨作诗十一首相赠。后来王紫稼跟随龚鼎孳入京,相伴左右。顺治十一年,吴伟业再次见到王紫稼,依旧被他的风采所倾倒,“今秋遇于京师,相去已十六七载,风流儇巧,犹承平时故习。酒酣一出其伎,坐上为之倾靡”。
文人面前的王紫稼姿色技艺俱佳,似乎是画中的人物。但背地里,他倚仗着和官员的密切交往,不仅善于搬弄是非,私下接受贿赂,更诱奸良家妇女,成为当地一害。因为盛名在外,保护伞众多,历任官员皆忌惮非常,不敢招惹。
除了王紫稼外,当地还有一号称“三折”的僧人,借邪教的名义,蛊惑人心,奸淫妇女。
李森先到达苏州后,微服巡查,很快尽得其状。他火速命人将王紫稼和三折和尚缉捕归案,当众宣告其罪行,按律施以杖刑。杖责之后,他给二人戴上重枷,押往苏州阊门示众。三日之后,王紫稼和三折和尚双双殒命。
当地百姓,闻听王紫稼和三折和尚被杀,无不欢呼雀跃。更有人将此事写入文章,编排消遣。如《坚瓠集·恶人受报》记述了一则因果循环故事:“顺治甲午,李按院森先,访拿三折和尚及优人王子嘉(紫稼),立枷于阁门,三日而死。后一人自北旅归家,闻水滨有二人清谈云:‘恶人受报不夹,三折和尚死后,仍问斩罪。王子嘉死后,又问徒罪。’一人问:‘斩罪若何?’答云:‘斩罪变成鸡鸭之类,世世受断头之报。徒罪变成马骡之类,日日负受重行远之报。’”
普通百姓对恶霸得除高兴不已,但达官贵人却记恨在心。起初王紫稼被抓后,“一时名流投间相援者,不绝于途”。王紫稼死后,好友龚鼎孳闻之,“痛哭几绝,作悼亡三十首”。
很快,李森先就因厉行法纪,触怒朝中势力,被罗织罪名,以贪污纳贿被罢官下狱。
李森先在苏州保护黎庶,剔除恶霸贪官,深得百姓之心,有“海瑞再世”的佳名。当听说李森先被罢官入狱,吴中商户罢市,万民泣泪相送,部属也相顾挥涕,搀扶送他上船。被王士祯称为“近日廉吏之冠”的松江知府李正华,也赶来相送。他满斟一瓢酒上捧给李森先:“吾曹所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败利钝,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荣于登仙矣!诸君何至作楚囚相对耶!”李森先闻言掀鬓大笑,一饮而尽,赴京服刑。
入狱刑讯时,李森先被重打数十棍,几乎命丧狱中,但始终不承认未做之事。一年后,真相方大白于世,李森先二次复官。
谏帝王广开言路,
遭忌恨一撸到底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李森先,似乎还是没长记性。两年之后,他又因顶撞顺治而被罢官。
顺治十五年,皇帝渐渐意识到言路不通的危害。他下诏求言,希望臣子能谏言献策,对时政有所匡复。已经被罢官两次的李森先,便上了一道《请宽言官之罚疏》。而正是这道奏疏,让李森先第三次丢官。
据《清史稿》记载,此疏内容大略为:“皇上孜孜图治,求言诏屡此下发,但诸臣却迟回观望的原因,皆是从前言事的群臣,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一旦言语失当,则流徙千里永远禁锢,他们的遭遇都被我们引以为戒了。”接着他提议:“想要打开言路,其实很简单。先宽宥言官的罪责,就能立竿见影。比如流徙千里的谏臣李呈祥、季开生、魏琯、李裀、郝浴、张鸣骏等人,都是因公才受到责难的。倘若陛下肯俯赐轸恤,天下皆知皇上宽宥直臣,即使千里之外也不会遗忘。如果能这么做,言官怎能不洗心竭虑,言路又岂会不通?”
看似温文尔雅的奏疏,却似锐利匕首,戳中了顺治的痛处。李森先要顺治宽恕的谏臣,起首的李呈祥和季开生两人,都是因触怒皇帝而获罪的典型。如果皇帝宽宥,无疑是承认此前的决断大错特错。
比如奏疏中提到的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因为他曾经上“辨明满汉疏”,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重满轻汉”这是清朝一直以来的国策,满人入主中原,本就对汉人不信任。李呈祥奏疏呈递后,顺治极为不满,满官咬牙切齿,纷纷参劾他。李呈祥下狱刑部拟定斩决,顺治帝为平息汉官不满,从宽免其死罪,将他革职流放到东北苦寒之地。
而在顺治十二年,皇帝曾派内监赴江南采买女子,弄得大江南北人情惶骇。百姓之家为避免灾祸,纷纷着急嫁女,以至“喧阗道路”。兵科给事中季开生闻讯后上疏谏阻,却被革职,流放到东北尚阳堡。
顺治亲览李森先奏疏,看到李、季二臣的名字,极为不悦。顺治斥责李森先“明系市恩徇情”,先免官,又下狱,拟流放。不久顺治醒悟,若又罪责言官,言路可能再难畅通。他宽宥了李森先,让他官复原职,到河南汝州查访灾情。
不挂怀三落三起,
治汝州病逝任上
此时,李森先已宦海浮沉十几载,历经三落三起,一次谪居,两次入狱。若是常人,恐怕早已锐气全消,得过且过了。但他似乎毫不挂怀,继续精神抖擞地为国事操劳着。
顺治十五年冬,李森先被派往河南汝州调查灾荒情形,查处垦田事件。当时汝州百姓开荒垦田,由于各自丈量土地所用工具——弓,不是统一的标准,经常发生纠纷和械斗。李森先到任后,下乡入户访查,了解真实情况后,立刻制造统一的丈量用弓,还将丈量标准刻于石碑上。经此举措,争执的源头得以消弭,开荒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但多次的贬谪和入狱,极大地损害了李森先的健康。由于劳累过度,李森先在汝州一病不起,卒于任上。
本报通讯员 孙京信
言官之责,可谓大矣,讽议左右、匡正人君,官微而权广,职卑而任重。有时竟然身遭横祸,是吃力不讨好、戴镣铐起舞的苦差事。
盖因如此,历代选用言官,极为强调选贤任能,需其“不爱富贵、重惜名节、晓知治体”。
清初定鼎中原,典章粗创,朝政混沌,满官擅权,常靠言官予以匡正制约。其中最著者,当属掖县(现莱州)人李森先。他信仰“臣言已行,虽死无憾”,先后上疏弹劾权贵、冒死直言谏诤,数次触怒帝王,虽遭逢“三落”之难,却矢志不渝,留下谏诤美名。
“清初满清贵族,在治理国家上举棋不定,时而主动汉化,时而排斥汉民。正是像李森先这样的言官挺身而出,不惜冒死谏言规劝,才让其施政头脑日益清醒,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平度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高瑞吾说。
不惧艰昂然出仕,
时危难无奈变节
“李森先仕途刚起步,就遭遇明亡甲申之变,心境受创前所未有。他位卑权轻,微官小吏,处政治漩涡,幸经磨难幸存,只能随波逐流。”高瑞吾说。
入仕之初,他也曾自励自诩,誓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功业来。只是天翻地覆的时局动荡,让他由期待,而至失落,又由彷徨,再至呐喊。他的境遇和选择,其实是易代之际,无数人身不由己的缩影而已。
李氏祖居平度,后入籍掖县。当李森先居乡读书时,天下攘乱的苗头已显。先是万历三十余年不上朝,鲜与阁僚见面,国家机器渐向衰朽。再经明熹宗魏忠贤阉党乱政,东林阉党两派激烈斗争,本就危机四伏的明王朝更是雪上加霜。崇祯继位,虽励精图治,渴望中兴,但生不逢时,西北旱情肆虐,东北战事连年,局势日益恶化。
形势走向波云诡谲,未来归属尚未可知。李森先居书斋,研经典,对局势却也熟稔于心。他有感时局蹇促,常对同窗愤愤道:“国家危难,四邻不靖,正是吾等戮力共进,效力救民之时。”此后他闭门谢客,自励苦读,渴望凭借才学,有一番救国救民的作为。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李森先中山东乡试举人,四年后中进士第三甲同进士,授官兵部主事。他所任的主事,是六部司官中品秩最低的一级,掌章奏文移及缮写诸事,同时也协助郎中处理该司各项事务。
晚明兵燹连年,兵部事务最为繁忙,抗敌平乱皆需居中斡旋办理。兵事一开,兵部官员往往夙兴夜寐,忙得焦头烂额；一遇败仗,朝廷追责,兵部更是首当其冲,处境凄凉。当时的兵部,是人人避之不及的烂摊子。所以在李森先被分派兵部后,便有同乡为他忧心忡忡,规劝其遵循“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先贤教诲,在海内鼎沸时,莫要急于出仕,可以隐介藏形,以观时变,再图进取。
李森先不以为然,认为身负才学,便要不待须臾,施于黎庶,辅君太平,“若仅贪图一身荣辱,圣人之道何用哉?”一番掷地有声的慷慨陈词后,他收拾行囊,毅然决然赴京上任了。
入职后,李森先兢兢业业,无论是对外作战,抑或内部平乱,总是将各类文书事务办理得及时妥当,井井有条。
但乱世如同没有刹车的车辆,丝毫不受控制地疾驰着。沧海一粟般的个人,纵使再劳心劳力,对时局的影响亦是微乎其微。夜以继日不眠不休的工作,换来的却是内外局势的日益糜烂,让李森先不免灰心懊恼。
李森先逐渐厌弃现实,产生了遁世心理,渴望回归书斋生活。不久,凭借展露的广博才学,他得偿所愿,被选入国子监任分管教学的博士官员。
远离了纷纷扰扰的兵部,李森先依旧对局势放心不下。随着明王朝败亡的迹象日显,他的内心也开始焦虑起来。
崇祯十六年,李森先入仕的第三年,史无前例的瘟疫肆虐京师。从二月到七月,京师死亡20万人,“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即使守城的兵士,也“鸠形鹤面,充数而已”。
李森先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这段灰暗岁月。他曾经抱必死决心,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心中只是遗憾此生蹉跎而过,满腔抱负难以施展。幸运的存活,让他看到了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才学施展的可能。求生图存的念头,从未如此强烈。
第二年,闯王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身亡。
君父身死,国都沦陷,这对于崇尚儒学的臣子来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但与多数官员一样,官低位卑的李森先,无力逃离政治漩涡。他们无奈地向民军投降,接受李自成重新委派的职务。
李森先原本是籍籍无名的小官,此时同样不受关注,仅被任命为礼政祠祭司从事。
关外满清趁明朝内乱,诱降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携手击败李自成,占据北京定鼎中原。数日之间,时局丕变。李森先蜗居京师,只希望能寻得时机回到故乡隐居山林。
清朝委派方大猷巡抚山东,安定局面。方氏向清廷提出:眼下当务之急,一为鼓励垦荒,将无主地,分予流民；一为访求隐逸,举荐于朝,以结士心。
方大猷以“才堪大用”,上疏举荐掖县人张端、李森先。多尔衮令将二人下吏部议,恢复原官。
两次变节的“不光彩”经历,让后世对李森先有所非议。明清史专家孟森评价李森先“盖亦色厉而内荏者”,认为他后来之所以敢于谏言,是因为觉得自己历史不清白,所以假正经,急着向新主表功,向百姓示好。
“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风云激荡的时代,个人的选择并非是一蹴而就之事,往往包含了诸多的身不由己。从后来李森先担任御史,掌管风纪来看,其为官做人极有原则。”高瑞吾说。
不避险弹劾权贵,
一遭难罢归故里
李森先出仕满清后,不久即跨界成功。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李森先自“国子监博士考选江西道监察御史”,成为兴利除患的言官。
李森先上任后,很快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也造成了仕途的第一次跌落。
当时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在明末阿附魏忠贤阉党,是党羽中的头面人物。他谄媚权贵,构陷大臣,陷害忠良,可谓不遗余力,为祸久远。崇祯即位后,一举击垮魏忠贤,冯铨失去了政治靠山,被归入“逆案”,“论徒三年输赎为民”。直到明亡,冯铨因声望过差,一直未再被起用。
顺治元年,多尔衮入关后闻冯铨名,书信召之入朝。冯铨接书后,未加思索,立刻降清。
眼看祸害社稷的阉党成员,入清后又卷土重来。各路前朝御史无不义愤填膺,酝酿上疏弹劾,誓将冯铨扳倒。
顺治二年七月,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首先上疏。他弹劾阉党余孽,在参本中直言不讳地说:“未有恩隆特简,犹然狐媚成奸,豺狼任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矛头直指冯铨。
吴达在奏疏中,检举冯铨收受明朝降将贿赂、放纵子弟为非作歹等诸多恶行劣迹。但冯铨仗着多尔衮的宠幸,只是充耳不闻,弹劾竟没了下文。
一个月后,吴达见前疏石沉大海,又再次上疏,列举冯铨在明阿附阉党,入清揽权受贿,结纳党羽的罪状,力请罢黜冯铨,“以肃政本”。
接着,给事中许作梅、王守履和御史桑芸也纷纷上疏弹劾,互为呼应。一时间朝中风起云涌,群情汹汹。
此时,李森先将酝酿已久的奏疏呈递给多尔衮。所有的弹劾奏疏中,属其最为刚直激烈。李森先在奏疏中,大声疾呼“明朝二百余年之国祚坏于阉宦魏忠贤之手,而忠贤当日杀戮忠良,通贿谋逆,皆成于奸相冯铨之一人”。他强调此事“通国共知,亦万世不泯”,信誓旦旦地保证,“遍召群臣而问之,有一不称铨为奸,请坐臣以欺罔之罪；再命满洲忠诚亲信之人,遍访通国士民商贾以至妇女小儿,有一不称铨为奸,亦请坐臣欺罔之罪”。他请求多尔衮“若臣言不谬,愿皇上立彰大法,戮之于市”,还要播告天下“有倾覆明之社稷,复犯清朝法度,如铨父子”。
李森先此疏,词极冷峻,将弹劾冯铨推向高潮,一时轰动朝野。
但李森先纵使赤胆忠心,也终究入仕方五载,哪是宦海浮沉几十年的冯铨对手。
冯铨知悉李森先上疏劾己后,起初如感芒刺在背。但老谋深算的他,很快抓住御史吴达是“南人”的背景,轻描淡写地对多尔衮说道:“江南既定,人材毕集。”瞬间引起多尔衮对“南人结党”的警觉。
廷讯结果,是御史等人所劾诸事“俱无实迹”,“前朝旧事不当追论”。而李森先认为冯铨倾覆明朝社稷,更戳中了满清皇室的痛点。在他们看来,冯铨祸害明朝,不仅无罪,甚至有功。何况冯铨入清后,主动剃发,遵法勤职,甚至“举家男妇,皆效满装”。此等有功之臣,如今交章弹劾,正说明李森先等人“结党为害”,心中尚有明室。所以多尔衮厉声训斥弹劾的御史诸人:“何乃蹈明陋习,陷害无辜?”不久,李森先参本的批红下发,多尔衮认为“李森先纠参冯铨,竟无实据,欲将其父子戮之于市、播告之语,甚是无理。此人用亦无益,著革了职,无复叙用”。
李森先罢黜归乡后,寄情山水之中,抒发愤懑块垒。他在自家城南阁外,新建一居所,取名“椒雨园”,“日与酒徒酬饮其中,醉则衣白衣徒步歌呼过市”,颇有竹林隐士之风。此间他吟咏唱和,似乎忘却了朝政之事,自谓“拥妓和仙药,御杯看道书”,一副放荡不羁、离世脱俗的模样。
但诗文里偶然流露出的“倾樽浇块垒,狂啸拔笼藩”之感,又不难看出李森先依旧忧国忧民,欲经世易俗。
先贤曾言,祸兮福之所倚,其中真有大智慧。李森先因攻奸相而遭革职,看似是横遭灾祸,后来证明这正是他仕途上升、成为铁面御史的关键一招。
李森先大概不知道,正当他慷慨陈词时,一双稚嫩的眼神正投来钦佩的目光,赞叹他的勇气和魄力。
顺治七年,多尔衮死于塞北狩猎途中。顺治亲政后,摒弃多尔衮所亲近之人,“不倒翁”冯铨的好日子也到头了。顺治认为他“先经科道纠参,乃隐忍居官,毫无建白”,为官没有任何建树,不如致仕归乡,便强令他退休回籍。
顺治九年,皇帝询问李森先的下落。当得知他因弹劾冯铨而遭罢免后,顺治道:“诸臣劾铨诚当,何为以此罢?”
皇帝金口一开,李森先很快官复原职。好在七年苦闷的谪居生活,并没有消磨他的斗志。
赴江南苏州除害,
受罗织无辜下狱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四川道监察御史李森先奉皇命巡按江南。
江南膏腴之地,是清朝的赋税粮仓,却也是明末清初抵抗最为激烈的地方。到了顺治后期,这里的抗清斗争基本偃旗息鼓,但大乱后的社会依旧亟须平复。当时苏州地痞流氓横行不法,豪强劣绅侵欺百姓,新任地方官又视江南为私财之地,往往肆意侵吞,引得民愤极大。
李森先此时赴任江南,正肩负着廓清吏治、移风易俗的重大使命。
李森先刚抵达江南,就详为调查,立刻罢免了淮安推官李子燮和苏州推官杨昌龄的职务。两人被罢黜后,吴中百姓交口称赞,以为皇天开眼,贪官得惩。
接着,李森先又缉捕惩处了危害地方的流氓恶棍——王紫稼与三折和尚。
明末之际,社会动荡,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在苏州,有一昆曲旦角王紫稼,受大批文人士大夫的追捧,被亲切地昵称为“王郎”。他游走于官宦人家,与诸多文人交往唱和。如“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都和王紫稼有过频繁交往。崇祯十一年,吴伟业在江南二株园见到了王紫稼。他一见倾心,赞叹王郎“髫而皙,明慧善歌……妖艳绝世,举国趋之若狂”,满满的仰慕和溢美之情。
顺治二年,王紫稼见到了变节投敌的钱谦益。年近七旬的钱老性情大悦,挥毫泼墨作诗十一首相赠。后来王紫稼跟随龚鼎孳入京,相伴左右。顺治十一年,吴伟业再次见到王紫稼,依旧被他的风采所倾倒,“今秋遇于京师,相去已十六七载,风流儇巧,犹承平时故习。酒酣一出其伎,坐上为之倾靡”。
文人面前的王紫稼姿色技艺俱佳,似乎是画中的人物。但背地里,他倚仗着和官员的密切交往,不仅善于搬弄是非,私下接受贿赂,更诱奸良家妇女,成为当地一害。因为盛名在外,保护伞众多,历任官员皆忌惮非常,不敢招惹。
除了王紫稼外,当地还有一号称“三折”的僧人,借邪教的名义,蛊惑人心,奸淫妇女。
李森先到达苏州后,微服巡查,很快尽得其状。他火速命人将王紫稼和三折和尚缉捕归案,当众宣告其罪行,按律施以杖刑。杖责之后,他给二人戴上重枷,押往苏州阊门示众。三日之后,王紫稼和三折和尚双双殒命。
当地百姓,闻听王紫稼和三折和尚被杀,无不欢呼雀跃。更有人将此事写入文章,编排消遣。如《坚瓠集·恶人受报》记述了一则因果循环故事:“顺治甲午,李按院森先,访拿三折和尚及优人王子嘉(紫稼),立枷于阁门,三日而死。后一人自北旅归家,闻水滨有二人清谈云:‘恶人受报不夹,三折和尚死后,仍问斩罪。王子嘉死后,又问徒罪。’一人问:‘斩罪若何?’答云:‘斩罪变成鸡鸭之类,世世受断头之报。徒罪变成马骡之类,日日负受重行远之报。’”
普通百姓对恶霸得除高兴不已,但达官贵人却记恨在心。起初王紫稼被抓后,“一时名流投间相援者,不绝于途”。王紫稼死后,好友龚鼎孳闻之,“痛哭几绝,作悼亡三十首”。
很快,李森先就因厉行法纪,触怒朝中势力,被罗织罪名,以贪污纳贿被罢官下狱。
李森先在苏州保护黎庶,剔除恶霸贪官,深得百姓之心,有“海瑞再世”的佳名。当听说李森先被罢官入狱,吴中商户罢市,万民泣泪相送,部属也相顾挥涕,搀扶送他上船。被王士祯称为“近日廉吏之冠”的松江知府李正华,也赶来相送。他满斟一瓢酒上捧给李森先:“吾曹所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败利钝,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荣于登仙矣!诸君何至作楚囚相对耶!”李森先闻言掀鬓大笑,一饮而尽,赴京服刑。
入狱刑讯时,李森先被重打数十棍,几乎命丧狱中,但始终不承认未做之事。一年后,真相方大白于世,李森先二次复官。
谏帝王广开言路,
遭忌恨一撸到底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李森先,似乎还是没长记性。两年之后,他又因顶撞顺治而被罢官。
顺治十五年,皇帝渐渐意识到言路不通的危害。他下诏求言,希望臣子能谏言献策,对时政有所匡复。已经被罢官两次的李森先,便上了一道《请宽言官之罚疏》。而正是这道奏疏,让李森先第三次丢官。
据《清史稿》记载,此疏内容大略为:“皇上孜孜图治,求言诏屡此下发,但诸臣却迟回观望的原因,皆是从前言事的群臣,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一旦言语失当,则流徙千里永远禁锢,他们的遭遇都被我们引以为戒了。”接着他提议:“想要打开言路,其实很简单。先宽宥言官的罪责,就能立竿见影。比如流徙千里的谏臣李呈祥、季开生、魏琯、李裀、郝浴、张鸣骏等人,都是因公才受到责难的。倘若陛下肯俯赐轸恤,天下皆知皇上宽宥直臣,即使千里之外也不会遗忘。如果能这么做,言官怎能不洗心竭虑,言路又岂会不通?”
看似温文尔雅的奏疏,却似锐利匕首,戳中了顺治的痛处。李森先要顺治宽恕的谏臣,起首的李呈祥和季开生两人,都是因触怒皇帝而获罪的典型。如果皇帝宽宥,无疑是承认此前的决断大错特错。
比如奏疏中提到的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因为他曾经上“辨明满汉疏”,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重满轻汉”这是清朝一直以来的国策,满人入主中原,本就对汉人不信任。李呈祥奏疏呈递后,顺治极为不满,满官咬牙切齿,纷纷参劾他。李呈祥下狱刑部拟定斩决,顺治帝为平息汉官不满,从宽免其死罪,将他革职流放到东北苦寒之地。
而在顺治十二年,皇帝曾派内监赴江南采买女子,弄得大江南北人情惶骇。百姓之家为避免灾祸,纷纷着急嫁女,以至“喧阗道路”。兵科给事中季开生闻讯后上疏谏阻,却被革职,流放到东北尚阳堡。
顺治亲览李森先奏疏,看到李、季二臣的名字,极为不悦。顺治斥责李森先“明系市恩徇情”,先免官,又下狱,拟流放。不久顺治醒悟,若又罪责言官,言路可能再难畅通。他宽宥了李森先,让他官复原职,到河南汝州查访灾情。
不挂怀三落三起,
治汝州病逝任上
此时,李森先已宦海浮沉十几载,历经三落三起,一次谪居,两次入狱。若是常人,恐怕早已锐气全消,得过且过了。但他似乎毫不挂怀,继续精神抖擞地为国事操劳着。
顺治十五年冬,李森先被派往河南汝州调查灾荒情形,查处垦田事件。当时汝州百姓开荒垦田,由于各自丈量土地所用工具——弓,不是统一的标准,经常发生纠纷和械斗。李森先到任后,下乡入户访查,了解真实情况后,立刻制造统一的丈量用弓,还将丈量标准刻于石碑上。经此举措,争执的源头得以消弭,开荒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但多次的贬谪和入狱,极大地损害了李森先的健康。由于劳累过度,李森先在汝州一病不起,卒于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