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焦裕禄诞辰95周年纪念日前夕,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重返博山老家,追寻焦裕禄的成长足迹。她说:“奶奶是对我父亲影响最大的人。她教育我父亲:‘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好男儿就要有担当。’”
焦守云:父亲的美德风范如阳光雨露
2017-08-11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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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来到老家淄博市博山区的旧居。 |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张华艳 本报通讯员 魏其宁 苏兵
8月16日是焦裕禄诞辰95周年纪念日。日前,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与编剧雷献和到老家淄博市博山区,为新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采风,并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这是我小时候打滑梯的地方”“这是我跟奶奶住的房间,冬天的时候外面点上柴火,整个屋子的地都是热的,可暖和了。”回到北崮山村的焦裕禄故居,见到守在这里的父老乡亲,焦守云兴奋得像个孩子。在焦裕禄的六个孩子中,焦守云对博山老家感情最深。两岁多她就跟着奶奶回到了这个青砖灰瓦的四合院,直到1964年的春节,11岁的她随父母一同离开博山去兰考。然而,就在这一年的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离开了。焦守云难忘父亲临终前对母亲的嘱托,把儿女养大、给老人送终,不要向组织提要求、要救济。
穿越时空的怀念
“世人都知道焦裕禄有六个子女,并且名字也为大家所知晓,其实我们的名字还有另外的故事。”焦守云说,“大姐焦守凤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生的；大哥焦国庆一听名字就带着浓厚的时代色彩,不用说他是在国庆节那天出生的；我原名并不叫焦守云,叫焦迎建,就是迎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思；我还有一个妹妹,因为她出生时哭得特别厉害,声音像铃铛一样,所以就叫玲玲,后来她参军嫌名字太娇气,为了紧跟时代,就给自己改为了守军,这一点她也的确做到了,最终是在部队退休的；大弟出生于1958年,正赶上大跃进,所以取名跃进；小弟也是在洛矿出生的,1960年的口号是保钢保粮,所以叫保钢。对父亲来说,哪个孩子他都爱,没有远近之分。”
工作上兢兢业业,在生活中,焦裕禄对自己和子女也有着严格的要求。虽然焦裕禄的工资不低,但是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随时帮助困难群众,他自己的生活总是过得紧紧巴巴。但是对于组织上的照顾,他却坚决拒绝。一次他在兰考县委墙上的福利救济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特意召开了机关党员大会,“我家既不在灾区,我本人又没有申请,为什么也有我?”对于自己受到照顾的事情,他态度非常坚决:“分给我的救济,我一分钱也不要。”
“父亲有天很晚才回到家,发现我大哥国庆还没有回来。一问,原来是到礼堂看戏去了。等大哥回来后,他就问戏票哪儿来的钱买的,大哥说检票员看到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就让他进去了。父亲听了不高兴,觉得国庆是利用干部子弟身份看‘白戏’,是一种特权思想。他很严肃地教育国庆:‘你小小年纪可不能养成占便宜的习惯。演员唱戏,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说罢,焦裕禄就掏出两角钱给焦国庆,让他第二天还给戏院。
“我大姐守凤初中毕业后,母亲想让她在县委大院当个打字员,但父亲不同意,说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缺了劳动这一课。其实各种好消息都有,但都被父亲拒绝了。大姐赌气不想理他。”焦守云说。
于是,正值妙龄的焦守凤就被安排进了兰考的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焦裕禄还对厂长说:“小梅(焦守凤的乳名)到你们厂做临时工,进行劳动锻炼,要把她分配到酱菜组,这对于改造她怕脏、怕累的思想有好处。你们不要以为她是我的女儿,就对她要求不严了。”
谈及父亲焦裕禄,焦守云的言辞间满是敬佩,但其中也不乏淡淡的遗憾。从小就跟着奶奶在老家生活,虽然奶奶每年都会带焦守云去父母身边小住,但还是有些生疏。1964年春节,焦裕禄带着妻子儿女回博山老家过年。“父母这次回来,我怯生生地看着他们。高高大大的父亲微笑着,用煮好的猪肝和糖哄我:‘叫爸爸,叫爸爸就给你吃。’我虽然也馋,却不吭声,一个劲儿地往门后躲。这份遗憾,永远不能弥补了。”那一年是焦裕禄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第一次带领妻子儿女回老家,也是最后一次。考虑到读书的问题,焦裕禄春节过后就把焦守云带回了兰考,他们一家八口,终于生活在一起了。
“他带着我们看儿童剧《马兰花》,还教我们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他还带我们看电影《红孩子》,和我们一起唱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他常常教育我们爱惜粮食,经常带我们唱《我是一粒米》:‘我是一粒米呀,长在田间里。农民伯伯种下我,多么不容易。'趁着我们的假期,他带我们下乡参加劳动,捡红薯、拾麦穗,然后颗粒归公。”
在焦守云的记忆中,这些时光是最美好的。“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或者在深夜,或者出差途中,或者散步时,这段场景总是不由得浮现脑海。父亲离开我们几十年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无论在何种岗位上,都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历久弥深。”
“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
“所有的家人中,我对奶奶的感情是最深的。”焦守云深情地回忆道,奶奶名叫李星英,焦守云的童年时光是跟着奶奶度过的,而奶奶坎坷的一生,让她每次想起来都有说不出的心酸。
李星英嫁入焦家后,家道衰落,但这仅仅是苦日子的开始。“奶奶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丈夫,这对农村的妇女来说就是塌了整个天。”由于大儿子不知所踪,那时李星英就对焦裕禄说:“禄子,你哥回不来,出殡的时候只有你给你爹顶包打瓦了。你给娘记住,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不料厄运从来都不单行,焦裕禄也被日本宪兵抓走,生死未卜,李星英只能自己披麻戴孝送走丈夫。
“奶奶是对我父亲影响最大的人。她教育我父亲:‘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好男儿就要有担当。’让我父亲好好做人,不走歪门邪道。”1943年,焦裕禄受鼓动参加了一个所谓打鬼子汉奸的队伍,但发现这支队伍为了要粮要钱抓了老百姓吊打,因此他认为这支队伍“和其他汉奸土匪一样”,宁愿“全家饿死”也不能干下去,于是连夜跳墙跑了。“父亲堂堂正正的一生,受齐鲁文化影响深远,更直接受到我奶奶的言传身教。”
焦裕禄家中有6个孩子,平日里工作繁忙,焦守云和大姐焦守凤以及大伯家的两个孩子都由李星英一手带大。“奶奶毫无怨言,从来都是任劳任怨地照顾我们,农活、种菜、做饭、洗衣服,家里所有的事情她一个人都包了,也从来没听她说过累。”
2013年中国歌剧舞剧院排练了一台歌舞剧《焦裕禄》进行了全国巡演,其中一幕焦裕禄从兰考回到老家探亲的场景:送别焦裕禄时奶奶手里一直拿着一只小笤帚。起初很多观众不明其意,其实这个情节是焦守云和编剧沟通后加上的,因为在现实中,李星英老人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奶奶特别爱干净。父亲小时候每次外出回来,奶奶总是拿小笤帚把他全身扫一遍,拍得干干净净的。父亲的衣服虽然破,有补丁,但总是工工整整；奶奶把我打扮得也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她的这些美德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后代。”
李星英是裹着小脚的传统中国妇女,在焦裕禄被日本宪兵抓到县城的时候,她就靠着这双小脚每隔一天走来回70多里的山路打探消息。后来焦裕禄被抓到抚顺,她亦忍着心中巨大的折磨与悲痛支撑起整个家庭。不久焦裕禄又随军南下,参军时刻有牺牲的危险,李星英深明大义,遵从儿子志愿参军的意愿,折射出这个女人的坚强与无私。
常年的过度操劳让焦裕禄的肝病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李星英的心又提了起来。在医院里看到焦裕禄被病魔摧残的面容以及疼痛的模样,她心如刀绞。但是她一直安慰着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我们回家治病。病治好了我还给你纳千层底穿。”
尽管不愿意承认儿子的病是不治之症,可最终病魔还是夺走了焦裕禄的生命。李星英强忍内心的巨大悲痛白发人送黑发人。“奶奶陪着母亲把丧事办完,那个时候她一滴眼泪也没掉,也没听奶奶说过什么。可她回家的时候刚下八陡火车站,一下子就瘫软在地,手抠着黄土,放声大哭‘我的儿呀,我的儿呀,我的儿’,撕心裂肺谁都劝不住。有人问她,为什么当时不哭,回到家却要哭。她说:‘俊雅还年轻,又带着六个孩子,将来所有的事情还要靠她一个人,我要是在那里大哭,俊雅该怎么活呀!’”
焦裕禄的英年早逝成了李星英心中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痛,在焦裕禄去世后几年的时间里,她的心情一直没有缓过来。焦守云说:“土改时我家分到一个桃园,里面有个破窑洞,父亲刚去世的那段日子,每到傍晚的时候,奶奶因为思念他,一个人跑到窑洞里大哭,哭得特别悲痛,村里的人听到了,想去劝劝她,可又觉得让她哭出来更好。”
1966年,新华社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后,焦裕禄的事迹为全国所知。全国各地的人,一波又一波地跑到博山探访英雄的故居。“那个时候奶奶也感受到了一些慰藉,还有国外友人仰慕父亲的事迹跑到崮山。他们去了之后,都要听奶奶讲东讲西,更多的是陪着奶奶照张相。那个时候虽然父亲不在了,但是在奶奶心中,这个儿子该是多么令她骄傲啊。”
这个劳累一生的小脚女人不仅撑起了整个家庭,而且也培养出焦裕禄这样优秀的人民公仆,就连她自己的身后事也为了响应政府的提倡进行了火化。正如焦守云所说:“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在我奶奶身上都能体现。”
寂寞的守望者
关于焦裕禄与徐俊雅的爱情故事,一直颇为大众好奇。焦守云说:“母亲外冷内热、不爱说话,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向她打听往事,对他们的爱情大概也能描绘出一个轮廓。”
1950年6月,尉氏县选招一批人到河南省团校参加培训,焦裕禄就负责管理这些学员。焦裕禄打小就对乐器非常熟悉,出演歌剧《血泪仇》的故事也广为人知,才华横溢的他很快就吸引了徐俊雅的注意,两人因此展开了交往。由于焦裕禄大徐俊雅八九岁而且两家的距离太远,这段恋情一开始遭遇了焦守云姥姥的阻碍。不过幸而姥爷对焦裕禄非常欣赏,两人得以结为连理。
“尽管姥姥不是很满意,但母亲是个拗脾气,就认定了我父亲,还是和他领了结婚证。结婚那天,父亲拉二胡,母亲唱《小二黑结婚》中小芹的台词,引来众人的喝彩。“
焦守云还谈到母亲一辈子都不能释怀的一件事情。婚礼举办得十分仓促,“她想绣一对鸳鸯枕头,不料时间太赶,还不好意思,只能躲到阁楼上面绣,结果绣出了一只。当父亲英年早逝后,在40多年守寡的日子里,母亲总会懊恼当年为什么没有绣出两只枕头来。她总认为绣一只枕头不吉利,仿佛父亲早逝与它有关。那是她一辈子最后悔的事。”
虽说焦裕禄一生都在为事业奔波劳碌,夫妻二人聚少离多。但是在大连车间进修的这段时间中,夫妻二人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母亲给父亲买了一套黑呢子干部装,这也是他穿过的最好的衣服；为了接近苏联专家,父亲学会了跳舞。他瘦高个,悟性高,跳起舞来风度翩翩。苏联专家都夸他:你一个拉牛尾巴的,舞也跳得这么好。母亲也很时尚,烫了头发,穿上了时髦的布拉吉。”焦守云说,“这段生活经历,母亲回忆起来总是陶醉其中。母亲对我们讲:‘你爸爸一生没享过福,最好的日子都是在大连度过的。’”
天总不遂人愿,幸福快乐的时光又是如此悄然易逝。焦裕禄因病去世的时候,徐俊雅才33岁,还带着六个孩子。安葬完自己的丈夫,她一反往常坐着县委仅有的一辆吉普车回到县委家属院,要知道这种事在焦裕禄生前,是根本无法想象会发生的。“父亲公私特别分明。有时母亲到食堂打一壶开水他都不同意,说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人家把水烧开你去提着用,人家都学你不乱套了,你不能带这个头。”
内心巨大的悲痛让徐俊雅暂时遗忘了自己和丈夫的“约法三章”,“母亲一下车,几乎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她的哭声。我就赶快往外跑,听见母亲从外院哭到里院,哭得惊天动地,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她进屋以后,大家一把把我的红头绳给拽下来,然后就在做针线活的簸箕里找了个白布条给我扎上了。母亲把我搂过去说:‘你爸没了,你可要好好学习啊。’”
1966年关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后,徐俊雅更是触物伤情,每每看到便泪流满面。“多年来看过她最多的场景,就是对着我父亲的遗像流眼泪。每次搬家,她首先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再抱到屋子里。”
焦裕禄的去世让焦家的生活愈发捉襟见肘。“文革”时期,徐俊雅需要每天作报告,作一场哭一场,下来后被红卫兵簇拥着,出来哗哗啦啦的一身毛主席像章。将徐俊雅送回家中,很多红卫兵就把他们的红袖章和战旗送给焦家。因为家里实在不宽裕,徐俊雅就用汽油把那些字脱掉,做成褥子用。
据焦守云回忆,“父亲走后几年,全家就没添过新衣服。但我们几个正是长个子的节骨眼儿,母亲就把父亲生前的衣服拿出来,剪剪裁裁弄成小一号给我哥哥穿。她一拿起那个衣服来,心里就难受,剪刀抖抖抖的。晚上我们都睡觉了,她睡不着就做活。”
徐俊雅后来担任了兰考县副县长,也任过兰考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作为干部,无论是在大会上发言还是和领导讲话,她都能应付自如。但是她依然不喜欢说话,尤其不喜欢说违心的话。曾经有个节目要对徐俊雅作一次访谈,有些台词是提前编好的,需要她提前背下来回答,她觉得有些话未必是真话,她不肯照说。她就说:“咦!恁弄这,我说不成。”
作为一名干部,徐俊雅言出必行,一旦答应某件事情,就一定会办好,从来不故弄玄虚,虚以对人。对于很多跟她跑官、要官的事儿,徐俊雅做不来也从来不做。虽然盼望子女们求上进,但是她从来不会替自己的孩子说话。她教育自己的儿女们:“你们做不好,别人只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而不说是徐俊雅的孩子。”这句话成了焦家儿女的警示牌,多年来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恪守家风,生怕给父亲惹尘。
生活中的徐俊雅在女儿焦守云的眼中,是非常随和可爱的。“她在家里喂鸡、养花、种菜,什么都干。有时候她记性不好,就像个小孩子需要被照顾。”晚年的徐俊雅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打麻将,每次和老太太们打完麻将散场,大家回家做饭的时候,都会顺便带点儿徐俊雅菜园子里她亲自种的菜。“晚年的母亲依然选择住在县委大院,之所以这样,主要是为了离我父亲的纪念园近,方便怀念。每天一早一晚,她都会去园子里,走走路,说说话,练练八段锦,有时候也会跟老太太们去附近的麦地里挖些野菜。”
“2005年的春节,母亲是在我家过的,那是她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她喜欢绿色,我和弟媳就扯了一块绿缎子,给她做了一件棉袄。40年前,父亲带着她和孩子们寻根问祖,看养育他的山山水水,想必母亲也一定想起了这段往事。”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徐俊雅已经离开子女们十余载了。这个沉默的母亲,用自己的宽容与坚强延继起了整个焦家,也用行动书写了焦裕禄精神。
现代焦裕禄精神的扛旗手
焦裕禄去世已有50多年了,有关他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电影《焦裕禄》上演20多年而不衰,1991年2月9日发行拷贝就达420多个,盈利1.3亿元,创造了国产电影票房的奇迹；电视连续剧《焦裕禄》也收益颇丰；其他的文艺作品如图书、绘画等,也均有较大的发行量。
焦守云说,没有一个演员让母亲觉得像父亲,但在电影中饰演焦裕禄的李雪健,还是打动了母亲。“为了演好父亲,李雪健减肥20多斤,以致好长一段时间内体质严重下降,见风感冒,感动得我母亲不仅认可了他,还心疼地说‘这孩子怎么这样(认真)’。”李雪健曾多次公开讲过:“苦和累都让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傻小子李雪健落了。”
除了影视演员通过影视剧塑造焦裕禄形象,焦家后人也一直在言传身教地弘扬着焦裕禄精神。
1966年9月15日,年仅13岁的焦守云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样的际遇使她成为那个时代万众瞩目的偶像。回忆往事,焦守云说:“1966年我在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还是大姐穿过的衣服。”从那以后,焦守云就开启了传承焦裕禄精神的大门,年仅20岁的她成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小的党代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商国是。
如今,焦守云担任焦裕禄干部学院的名誉院长,后来又接受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她,是焦裕禄家的形象大使。她奔走于全国各地作学习焦裕禄精神专题报告,策划制作纪念焦裕禄的书籍、电影、电视剧、音乐剧,是焦裕禄精神的传承者发扬者。
2009年,焦守云的儿子余音参加《中国红歌会》选秀比赛进入大众视野,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弘扬着焦裕禄的精神。焦守云说,在生活中,余音很注意自己的行为,生怕给焦家抹黑。他曾说:“我从懂事起,就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姥爷感到骄傲和自豪,但也倍感压力。之前一位领导说过,‘焦裕禄’三个字在50年里都没有蒙尘,没人会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这是难能可贵的,这就更要求我要守住自己的底线,我们不能为他争光的话,但一定不能抹黑。”
2014年3月,音乐剧《焦裕禄》在北京开演,余音在这部音乐剧中扮演外公焦裕禄,并演唱了音乐剧的结尾曲。在焦守云看来,这是焦裕禄精神在第三代的传承,也是受教育的过程。
焦守云说:“我父亲焦裕禄是个爱好广泛、很有情趣的人,他能歌善舞、二胡拉得也特别好。余音继承了外公的特质,在音乐上表现出了良好的天赋。选择了音乐这条道路,也算能圆他姥爷的梦了。”
2015年,焦守云随着焦裕禄干部学院组织的活动,看望一位风烛残年的大娘,别人说什么她都不怎么回应,直到有人趴在她耳边大声说:“焦裕禄的闺女来看您了!”大娘浑浊的眼神一下子明亮起来,她坐起来问:“焦裕禄的闺女?是哪个?让我摸摸。”
焦守云俯下身,老大娘慢慢地抚摸着她的脸,喃喃自语道:“妮啊,你爸爸真是好人啊!”
“那一刻,我热泪滚滚。父亲虽然离开我们那么久了,但他的美德风范,像阳光雨露一直滋养着我们。”焦守云说。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张华艳 本报通讯员 魏其宁 苏兵
8月16日是焦裕禄诞辰95周年纪念日。日前,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与编剧雷献和到老家淄博市博山区,为新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采风,并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这是我小时候打滑梯的地方”“这是我跟奶奶住的房间,冬天的时候外面点上柴火,整个屋子的地都是热的,可暖和了。”回到北崮山村的焦裕禄故居,见到守在这里的父老乡亲,焦守云兴奋得像个孩子。在焦裕禄的六个孩子中,焦守云对博山老家感情最深。两岁多她就跟着奶奶回到了这个青砖灰瓦的四合院,直到1964年的春节,11岁的她随父母一同离开博山去兰考。然而,就在这一年的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离开了。焦守云难忘父亲临终前对母亲的嘱托,把儿女养大、给老人送终,不要向组织提要求、要救济。
穿越时空的怀念
“世人都知道焦裕禄有六个子女,并且名字也为大家所知晓,其实我们的名字还有另外的故事。”焦守云说,“大姐焦守凤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生的；大哥焦国庆一听名字就带着浓厚的时代色彩,不用说他是在国庆节那天出生的；我原名并不叫焦守云,叫焦迎建,就是迎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思；我还有一个妹妹,因为她出生时哭得特别厉害,声音像铃铛一样,所以就叫玲玲,后来她参军嫌名字太娇气,为了紧跟时代,就给自己改为了守军,这一点她也的确做到了,最终是在部队退休的；大弟出生于1958年,正赶上大跃进,所以取名跃进；小弟也是在洛矿出生的,1960年的口号是保钢保粮,所以叫保钢。对父亲来说,哪个孩子他都爱,没有远近之分。”
工作上兢兢业业,在生活中,焦裕禄对自己和子女也有着严格的要求。虽然焦裕禄的工资不低,但是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随时帮助困难群众,他自己的生活总是过得紧紧巴巴。但是对于组织上的照顾,他却坚决拒绝。一次他在兰考县委墙上的福利救济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特意召开了机关党员大会,“我家既不在灾区,我本人又没有申请,为什么也有我?”对于自己受到照顾的事情,他态度非常坚决:“分给我的救济,我一分钱也不要。”
“父亲有天很晚才回到家,发现我大哥国庆还没有回来。一问,原来是到礼堂看戏去了。等大哥回来后,他就问戏票哪儿来的钱买的,大哥说检票员看到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就让他进去了。父亲听了不高兴,觉得国庆是利用干部子弟身份看‘白戏’,是一种特权思想。他很严肃地教育国庆:‘你小小年纪可不能养成占便宜的习惯。演员唱戏,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说罢,焦裕禄就掏出两角钱给焦国庆,让他第二天还给戏院。
“我大姐守凤初中毕业后,母亲想让她在县委大院当个打字员,但父亲不同意,说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缺了劳动这一课。其实各种好消息都有,但都被父亲拒绝了。大姐赌气不想理他。”焦守云说。
于是,正值妙龄的焦守凤就被安排进了兰考的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焦裕禄还对厂长说:“小梅(焦守凤的乳名)到你们厂做临时工,进行劳动锻炼,要把她分配到酱菜组,这对于改造她怕脏、怕累的思想有好处。你们不要以为她是我的女儿,就对她要求不严了。”
谈及父亲焦裕禄,焦守云的言辞间满是敬佩,但其中也不乏淡淡的遗憾。从小就跟着奶奶在老家生活,虽然奶奶每年都会带焦守云去父母身边小住,但还是有些生疏。1964年春节,焦裕禄带着妻子儿女回博山老家过年。“父母这次回来,我怯生生地看着他们。高高大大的父亲微笑着,用煮好的猪肝和糖哄我:‘叫爸爸,叫爸爸就给你吃。’我虽然也馋,却不吭声,一个劲儿地往门后躲。这份遗憾,永远不能弥补了。”那一年是焦裕禄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第一次带领妻子儿女回老家,也是最后一次。考虑到读书的问题,焦裕禄春节过后就把焦守云带回了兰考,他们一家八口,终于生活在一起了。
“他带着我们看儿童剧《马兰花》,还教我们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他还带我们看电影《红孩子》,和我们一起唱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他常常教育我们爱惜粮食,经常带我们唱《我是一粒米》:‘我是一粒米呀,长在田间里。农民伯伯种下我,多么不容易。'趁着我们的假期,他带我们下乡参加劳动,捡红薯、拾麦穗,然后颗粒归公。”
在焦守云的记忆中,这些时光是最美好的。“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或者在深夜,或者出差途中,或者散步时,这段场景总是不由得浮现脑海。父亲离开我们几十年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无论在何种岗位上,都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历久弥深。”
“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
“所有的家人中,我对奶奶的感情是最深的。”焦守云深情地回忆道,奶奶名叫李星英,焦守云的童年时光是跟着奶奶度过的,而奶奶坎坷的一生,让她每次想起来都有说不出的心酸。
李星英嫁入焦家后,家道衰落,但这仅仅是苦日子的开始。“奶奶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丈夫,这对农村的妇女来说就是塌了整个天。”由于大儿子不知所踪,那时李星英就对焦裕禄说:“禄子,你哥回不来,出殡的时候只有你给你爹顶包打瓦了。你给娘记住,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不料厄运从来都不单行,焦裕禄也被日本宪兵抓走,生死未卜,李星英只能自己披麻戴孝送走丈夫。
“奶奶是对我父亲影响最大的人。她教育我父亲:‘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好男儿就要有担当。’让我父亲好好做人,不走歪门邪道。”1943年,焦裕禄受鼓动参加了一个所谓打鬼子汉奸的队伍,但发现这支队伍为了要粮要钱抓了老百姓吊打,因此他认为这支队伍“和其他汉奸土匪一样”,宁愿“全家饿死”也不能干下去,于是连夜跳墙跑了。“父亲堂堂正正的一生,受齐鲁文化影响深远,更直接受到我奶奶的言传身教。”
焦裕禄家中有6个孩子,平日里工作繁忙,焦守云和大姐焦守凤以及大伯家的两个孩子都由李星英一手带大。“奶奶毫无怨言,从来都是任劳任怨地照顾我们,农活、种菜、做饭、洗衣服,家里所有的事情她一个人都包了,也从来没听她说过累。”
2013年中国歌剧舞剧院排练了一台歌舞剧《焦裕禄》进行了全国巡演,其中一幕焦裕禄从兰考回到老家探亲的场景:送别焦裕禄时奶奶手里一直拿着一只小笤帚。起初很多观众不明其意,其实这个情节是焦守云和编剧沟通后加上的,因为在现实中,李星英老人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奶奶特别爱干净。父亲小时候每次外出回来,奶奶总是拿小笤帚把他全身扫一遍,拍得干干净净的。父亲的衣服虽然破,有补丁,但总是工工整整；奶奶把我打扮得也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她的这些美德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后代。”
李星英是裹着小脚的传统中国妇女,在焦裕禄被日本宪兵抓到县城的时候,她就靠着这双小脚每隔一天走来回70多里的山路打探消息。后来焦裕禄被抓到抚顺,她亦忍着心中巨大的折磨与悲痛支撑起整个家庭。不久焦裕禄又随军南下,参军时刻有牺牲的危险,李星英深明大义,遵从儿子志愿参军的意愿,折射出这个女人的坚强与无私。
常年的过度操劳让焦裕禄的肝病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李星英的心又提了起来。在医院里看到焦裕禄被病魔摧残的面容以及疼痛的模样,她心如刀绞。但是她一直安慰着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我们回家治病。病治好了我还给你纳千层底穿。”
尽管不愿意承认儿子的病是不治之症,可最终病魔还是夺走了焦裕禄的生命。李星英强忍内心的巨大悲痛白发人送黑发人。“奶奶陪着母亲把丧事办完,那个时候她一滴眼泪也没掉,也没听奶奶说过什么。可她回家的时候刚下八陡火车站,一下子就瘫软在地,手抠着黄土,放声大哭‘我的儿呀,我的儿呀,我的儿’,撕心裂肺谁都劝不住。有人问她,为什么当时不哭,回到家却要哭。她说:‘俊雅还年轻,又带着六个孩子,将来所有的事情还要靠她一个人,我要是在那里大哭,俊雅该怎么活呀!’”
焦裕禄的英年早逝成了李星英心中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痛,在焦裕禄去世后几年的时间里,她的心情一直没有缓过来。焦守云说:“土改时我家分到一个桃园,里面有个破窑洞,父亲刚去世的那段日子,每到傍晚的时候,奶奶因为思念他,一个人跑到窑洞里大哭,哭得特别悲痛,村里的人听到了,想去劝劝她,可又觉得让她哭出来更好。”
1966年,新华社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后,焦裕禄的事迹为全国所知。全国各地的人,一波又一波地跑到博山探访英雄的故居。“那个时候奶奶也感受到了一些慰藉,还有国外友人仰慕父亲的事迹跑到崮山。他们去了之后,都要听奶奶讲东讲西,更多的是陪着奶奶照张相。那个时候虽然父亲不在了,但是在奶奶心中,这个儿子该是多么令她骄傲啊。”
这个劳累一生的小脚女人不仅撑起了整个家庭,而且也培养出焦裕禄这样优秀的人民公仆,就连她自己的身后事也为了响应政府的提倡进行了火化。正如焦守云所说:“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在我奶奶身上都能体现。”
寂寞的守望者
关于焦裕禄与徐俊雅的爱情故事,一直颇为大众好奇。焦守云说:“母亲外冷内热、不爱说话,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向她打听往事,对他们的爱情大概也能描绘出一个轮廓。”
1950年6月,尉氏县选招一批人到河南省团校参加培训,焦裕禄就负责管理这些学员。焦裕禄打小就对乐器非常熟悉,出演歌剧《血泪仇》的故事也广为人知,才华横溢的他很快就吸引了徐俊雅的注意,两人因此展开了交往。由于焦裕禄大徐俊雅八九岁而且两家的距离太远,这段恋情一开始遭遇了焦守云姥姥的阻碍。不过幸而姥爷对焦裕禄非常欣赏,两人得以结为连理。
“尽管姥姥不是很满意,但母亲是个拗脾气,就认定了我父亲,还是和他领了结婚证。结婚那天,父亲拉二胡,母亲唱《小二黑结婚》中小芹的台词,引来众人的喝彩。“
焦守云还谈到母亲一辈子都不能释怀的一件事情。婚礼举办得十分仓促,“她想绣一对鸳鸯枕头,不料时间太赶,还不好意思,只能躲到阁楼上面绣,结果绣出了一只。当父亲英年早逝后,在40多年守寡的日子里,母亲总会懊恼当年为什么没有绣出两只枕头来。她总认为绣一只枕头不吉利,仿佛父亲早逝与它有关。那是她一辈子最后悔的事。”
虽说焦裕禄一生都在为事业奔波劳碌,夫妻二人聚少离多。但是在大连车间进修的这段时间中,夫妻二人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母亲给父亲买了一套黑呢子干部装,这也是他穿过的最好的衣服；为了接近苏联专家,父亲学会了跳舞。他瘦高个,悟性高,跳起舞来风度翩翩。苏联专家都夸他:你一个拉牛尾巴的,舞也跳得这么好。母亲也很时尚,烫了头发,穿上了时髦的布拉吉。”焦守云说,“这段生活经历,母亲回忆起来总是陶醉其中。母亲对我们讲:‘你爸爸一生没享过福,最好的日子都是在大连度过的。’”
天总不遂人愿,幸福快乐的时光又是如此悄然易逝。焦裕禄因病去世的时候,徐俊雅才33岁,还带着六个孩子。安葬完自己的丈夫,她一反往常坐着县委仅有的一辆吉普车回到县委家属院,要知道这种事在焦裕禄生前,是根本无法想象会发生的。“父亲公私特别分明。有时母亲到食堂打一壶开水他都不同意,说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人家把水烧开你去提着用,人家都学你不乱套了,你不能带这个头。”
内心巨大的悲痛让徐俊雅暂时遗忘了自己和丈夫的“约法三章”,“母亲一下车,几乎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她的哭声。我就赶快往外跑,听见母亲从外院哭到里院,哭得惊天动地,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她进屋以后,大家一把把我的红头绳给拽下来,然后就在做针线活的簸箕里找了个白布条给我扎上了。母亲把我搂过去说:‘你爸没了,你可要好好学习啊。’”
1966年关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后,徐俊雅更是触物伤情,每每看到便泪流满面。“多年来看过她最多的场景,就是对着我父亲的遗像流眼泪。每次搬家,她首先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再抱到屋子里。”
焦裕禄的去世让焦家的生活愈发捉襟见肘。“文革”时期,徐俊雅需要每天作报告,作一场哭一场,下来后被红卫兵簇拥着,出来哗哗啦啦的一身毛主席像章。将徐俊雅送回家中,很多红卫兵就把他们的红袖章和战旗送给焦家。因为家里实在不宽裕,徐俊雅就用汽油把那些字脱掉,做成褥子用。
据焦守云回忆,“父亲走后几年,全家就没添过新衣服。但我们几个正是长个子的节骨眼儿,母亲就把父亲生前的衣服拿出来,剪剪裁裁弄成小一号给我哥哥穿。她一拿起那个衣服来,心里就难受,剪刀抖抖抖的。晚上我们都睡觉了,她睡不着就做活。”
徐俊雅后来担任了兰考县副县长,也任过兰考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作为干部,无论是在大会上发言还是和领导讲话,她都能应付自如。但是她依然不喜欢说话,尤其不喜欢说违心的话。曾经有个节目要对徐俊雅作一次访谈,有些台词是提前编好的,需要她提前背下来回答,她觉得有些话未必是真话,她不肯照说。她就说:“咦!恁弄这,我说不成。”
作为一名干部,徐俊雅言出必行,一旦答应某件事情,就一定会办好,从来不故弄玄虚,虚以对人。对于很多跟她跑官、要官的事儿,徐俊雅做不来也从来不做。虽然盼望子女们求上进,但是她从来不会替自己的孩子说话。她教育自己的儿女们:“你们做不好,别人只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而不说是徐俊雅的孩子。”这句话成了焦家儿女的警示牌,多年来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恪守家风,生怕给父亲惹尘。
生活中的徐俊雅在女儿焦守云的眼中,是非常随和可爱的。“她在家里喂鸡、养花、种菜,什么都干。有时候她记性不好,就像个小孩子需要被照顾。”晚年的徐俊雅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打麻将,每次和老太太们打完麻将散场,大家回家做饭的时候,都会顺便带点儿徐俊雅菜园子里她亲自种的菜。“晚年的母亲依然选择住在县委大院,之所以这样,主要是为了离我父亲的纪念园近,方便怀念。每天一早一晚,她都会去园子里,走走路,说说话,练练八段锦,有时候也会跟老太太们去附近的麦地里挖些野菜。”
“2005年的春节,母亲是在我家过的,那是她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她喜欢绿色,我和弟媳就扯了一块绿缎子,给她做了一件棉袄。40年前,父亲带着她和孩子们寻根问祖,看养育他的山山水水,想必母亲也一定想起了这段往事。”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徐俊雅已经离开子女们十余载了。这个沉默的母亲,用自己的宽容与坚强延继起了整个焦家,也用行动书写了焦裕禄精神。
现代焦裕禄精神的扛旗手
焦裕禄去世已有50多年了,有关他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电影《焦裕禄》上演20多年而不衰,1991年2月9日发行拷贝就达420多个,盈利1.3亿元,创造了国产电影票房的奇迹；电视连续剧《焦裕禄》也收益颇丰；其他的文艺作品如图书、绘画等,也均有较大的发行量。
焦守云说,没有一个演员让母亲觉得像父亲,但在电影中饰演焦裕禄的李雪健,还是打动了母亲。“为了演好父亲,李雪健减肥20多斤,以致好长一段时间内体质严重下降,见风感冒,感动得我母亲不仅认可了他,还心疼地说‘这孩子怎么这样(认真)’。”李雪健曾多次公开讲过:“苦和累都让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傻小子李雪健落了。”
除了影视演员通过影视剧塑造焦裕禄形象,焦家后人也一直在言传身教地弘扬着焦裕禄精神。
1966年9月15日,年仅13岁的焦守云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样的际遇使她成为那个时代万众瞩目的偶像。回忆往事,焦守云说:“1966年我在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还是大姐穿过的衣服。”从那以后,焦守云就开启了传承焦裕禄精神的大门,年仅20岁的她成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小的党代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商国是。
如今,焦守云担任焦裕禄干部学院的名誉院长,后来又接受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她,是焦裕禄家的形象大使。她奔走于全国各地作学习焦裕禄精神专题报告,策划制作纪念焦裕禄的书籍、电影、电视剧、音乐剧,是焦裕禄精神的传承者发扬者。
2009年,焦守云的儿子余音参加《中国红歌会》选秀比赛进入大众视野,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弘扬着焦裕禄的精神。焦守云说,在生活中,余音很注意自己的行为,生怕给焦家抹黑。他曾说:“我从懂事起,就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姥爷感到骄傲和自豪,但也倍感压力。之前一位领导说过,‘焦裕禄’三个字在50年里都没有蒙尘,没人会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这是难能可贵的,这就更要求我要守住自己的底线,我们不能为他争光的话,但一定不能抹黑。”
2014年3月,音乐剧《焦裕禄》在北京开演,余音在这部音乐剧中扮演外公焦裕禄,并演唱了音乐剧的结尾曲。在焦守云看来,这是焦裕禄精神在第三代的传承,也是受教育的过程。
焦守云说:“我父亲焦裕禄是个爱好广泛、很有情趣的人,他能歌善舞、二胡拉得也特别好。余音继承了外公的特质,在音乐上表现出了良好的天赋。选择了音乐这条道路,也算能圆他姥爷的梦了。”
2015年,焦守云随着焦裕禄干部学院组织的活动,看望一位风烛残年的大娘,别人说什么她都不怎么回应,直到有人趴在她耳边大声说:“焦裕禄的闺女来看您了!”大娘浑浊的眼神一下子明亮起来,她坐起来问:“焦裕禄的闺女?是哪个?让我摸摸。”
焦守云俯下身,老大娘慢慢地抚摸着她的脸,喃喃自语道:“妮啊,你爸爸真是好人啊!”
“那一刻,我热泪滚滚。父亲虽然离开我们那么久了,但他的美德风范,像阳光雨露一直滋养着我们。”焦守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