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山东在一丝一缕的穿插中,为他人做衣裳的昌邑百姓们,在见证繁荣与萧条之后,也淡淡地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他们创造的商业奇迹,却成为一幅独特的人文图景。那批以茧绸为生的人,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为后来人留下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
柳疃茧绸闯出的人文图景
2017-07-26
卢昱 杨国胜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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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用老式木机生产茧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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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煦行乐图局部 |
■ 人文齐鲁
□ 本报记者 卢昱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代选庆
时光倒回一百年,若身处今昌邑市柳疃镇,在周边随处走走停停,侧耳细听,隐约能听到千家万户织绸木机“咔嗒咔嗒”有节奏地响着。老百姓对好日子的热切向往,比这个酷暑的温度还高。这繁忙景象在山东乃至全国也是独一无二。
彼时,柳疃是茧绸之乡,以镇驻地为中心的数百个村庄中,几乎家家织机声,村村有半屋(几家织户合建的半地下机房),老幼会络籰(yuè),青年能缫织,织机总数不下两万,从事织绸和丝绸贸易的人10万左右,年出口柞绸60万匹,日上市量有“三千六百匹神绸”之说。
在一丝一缕的穿插中,为他人做衣裳的昌邑百姓们,在见证繁荣与萧条之后,也淡淡地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他们创造的商业奇迹,却无意间挥洒成一幅独特的人文图景。这幅图景里,有老旧的织布机,有商号的印章、账簿、秤砣,也有宣传用的商标、招幌,还有那下南洋用的护照,更有一座座年龄过百的老房子。最最重要的,是那批以茧绸为生的人,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为后来人留下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
一斗米粒多的“丝绸官”
茧绸之丝来源于柞蚕。与桑蚕不同,柞蚕不在室内养殖,而是在柞林中放养,因此又叫野蚕、山蚕。明末清初以来,起源于山东泰沂山区的柞蚕放养、柞丝绸制造技术,迅速向省内外传播。茧绸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中国人最喜爱的衣料之一。
在《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中,二进荣国府的刘姥姥要回家,凤姐赠送一大堆礼物,其中有“两个茧绸”。十分巧合的是,康熙年间,昌邑东隅人李煦曾任苏州织造一职,其妹李氏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原配夫人,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母。《红楼梦》的创作,大量取材于苏州李家。缫丝织造的“昌邑茧绸”出现于道光年间,但其早期发展似乎与苏州织造李煦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1996年发现的李煦《虚白斋尺牍》卷二《复昌邑王令》载:“台贶纻领山绸,以志缟纻之雅。”可见昌邑知县王翼赠送李煦的礼品中即有“山绸”。这个“山绸”应是纺线织就的“白绸”。无独有偶,办理李煦产务之奴才马二的抄家清单中,也有“茧绸短大襟夹袍一件,折银七钱”“茧绸短大襟单袍一件,折银五钱”。“另外,李煦的原配夫人韩氏就是柳疃村人,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依据。”昌邑市博物馆研究员王伟波介绍道。
全境地貌为平原的昌邑,并不放养柞蚕,为何成为茧绸之乡呢?这也要拜地貌所赐。由南往北的潍河,在柳疃以东1.5公里处,缓缓入海。因河堤失修,尤其是下游,洪汛时柳疃周围一片汪洋,平地上河水海水混为一体,土地“窳(yǔ)卤脆薄”,洪水过后“禾稼无收”常有发生。
在1751年至1907年的156年中,潍河发了11次大水,渤海发大海潮三次,秋季大涝三次。除了涝灾,还有旱情,明清时期,连续半年以上滴雨不下的年头很多,往往是当年七八月至次年五月,导致秋作物和第二年的小麦绝产。这逼迫着当地百姓另寻出路。
为让这种走投无路听起来更美好一些,昌邑百姓创造出一段神奇的传说:清初有位懂风水的昌邑知县,勤政爱民,善谋好学,常常举烛夜读。而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就听到县衙附近的“游沼荷香”一片蛙声,侧耳细听,却又像读书声。
他惊奇地循声前往,发现这“子游陂”处“地脉发旺”,心想这正是孔子的三位徒弟游学之处,将来注定会出一斗米粒那么多的官。知县忽然想到有首童谣:“龙多旱,官多乱；庄稼汉多了没有饭,织机匠多了有绸穿。”他便指派人挖了一条水沟,把子游陂的水引向北去,流进了柳疃一带村村户户的土地上。这子游陂里没有水,蛙声也就没有了,昌邑北乡不但粮食产得多了,几十年后还真出了一斗米粒多的“丝绸官”——织机匠。
传说归传说,柳疃茧绸的起步,有些“借壳上市”的色彩。早在清朝康熙年间,今柳疃镇高隆盛村高氏即就地采购民间所织棉布,运销北京,因之致富,并在北京开办了著名的“隆盛号”布庄。当地民众纷纷效仿,在京开设的布业商号及行商日渐增多。
嘉庆年间,今柳疃镇姜家寨村姜士昌家族经销的棉布因质优价廉,被誉为“寨子布”,畅销直隶、河南诸省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此时,正赶上胶东地区栖霞改进山茧绸的制线技术,改手工捻线为纺车纺线,使山茧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具备成为大宗商品的条件。
昌邑布业商人瞅准商机,纷纷前往坐庄收购,并利用已成熟的北京棉布市场,将这种纺线织造的山茧绸转销国内各地,相关商号也转变为绸布兼营的绸布业商号。有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山茧绸的商品化进程进一步提速,中国柞蚕史的黄金时代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对此,近代栖霞人孙钟澶《山茧辑略》有这样的记载:自嘉庆初年,以纺车纺线而盛行焉。至十七年大凶,乡人或纺线,或织绸,以易有无,而赖以生活者益众。其线名曰“山线”,织出之绸有二种:次者曰“小绸”,亦曰“黑绸”；高者曰“大绸”,亦曰“白绸”。小绸至张家口、西口,兑换羊皮、口蘑等,或者贩卖于乌兰察布盟；大绸销行南地并北京。
“种地加放蚕,一年顶两年”
随着产销关系的不断扩展,昌邑绸布商人开始将胶东地区、鲁中南地区的丝茧原料运来当地,发放给柳疃及其周边的农户,或捻线、或纺线,由异地坐庄开始了本地织造。
柳绸的原料大都来自胶东半岛的牟平、海阳、栖霞、莱阳,以及鲁中山区的诸城、莒县、沂水等地,再就是辽东半岛的柞茧源源运来。
“抗战全面爆发以前,五莲山区的柞蚕丝,除少量由丝商收购运至青岛、烟台、上海等外埠出口,大部分销往柳疃等地,由该地织丝为绸,销往海内外。”五莲文史研究者郑洪龙介绍道,民国《重修莒志》载:“昌邑绸所用之南山茧,半输自莒。”
柳疃像抽水机一样,将别处的丝绸资源吸引过来,灌溉自己的土地。这在加强与各地经济联系的同时,也提升着各原料产地的造血能力。
“尤其在清末民初,大批外国商人进入中国,他们视中国丝绸为奇货,争相购买,价格亦不菲。民国十年左右,每千粒茧可卖4块银元,与250公斤小麦等值。每块(1．25公斤)柞蚕丝可卖13．6块银元。”郑洪龙介绍道。
效益的吸引,拖动着五莲山区柞蚕业的长尾,出现了“待要赚钱,种地加放蚕”“种地加放蚕,一年顶两年”“有柞不放蚕,还得过歉年”“长养猪、短放蚕,七十多天就换钱”等农谚及一批养蚕大户。不少村庄,家家放柞蚕。有些村庄有柞户放,无柞户租柞放。有些放蚕大户自己忙不过来,则专雇蚕工。因经济收入颇丰,致有因蚕发家,由平民变为财主者。
在放养量剧增的同时,植柞、放蚕技术也得到全面提高。时人田荫堂所著《山东诸城柞蚕报告书》,系统总结了五莲山区蚕农的实践经验,内容涉及选柞、放蚕、制种、除害等各个方面。其中“放蚕以大尖柞为最相宜”“选种为第一关键”等为后世蚕农奉为要义。
待原料到达柳疃,新一轮的利益分配开始了。“唧啾咯噔织,两天织一匹；五天一个集,卖了籴粮吃”。织绸能解决贫苦农户的吃饭穿衣问题,贩绸更是有利可图。因此,柳疃附近从事家庭手工的织绸者越来越多。
丝绸商号多采取“放活”的方式,他们把买来的原料,发放给周边机户,有缫有织,机匠受雇于机户,付出的是劳动力。机户根据丝绸店的来料和要求,加工出需要的丝绸产品。拥有较大资本的丝绸店,则用放料取货,以货出售的方式,从事商业经营。到月底或季末,根据工日费用和产品质量的优劣等级,结算账目。
这是一个“双赢”的买卖,机户可做无本的家庭手工业,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丝绸商号不用置办设备就成产绸的厂家,机匠只管一门心思好好织绸领钱。这便形成了一个丝绸商号、机户和机匠三位一体,社会加工工贸相联的生产形式。这种产销相联的经营方式对柳疃丝绸生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昌邑茧绸”闪亮登场
在昌邑,茧绸也在柳疃人手里得到转型升级。当时,用纺线与捻线方式织就的山茧绸,因所用丝线粗细不匀,致使表面很不平整,捻线绸还被形象地称为“疙瘩绸”。这两种绸子的消费群体主要是国内的普通百姓。
为提高产品质量,扩大消费范围,昌邑绸商开始把柞茧试验如同家蚕来缫丝。经过不断改进,到道光末年,发明了柞丝缫丝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缫丝织就的“昌邑茧绸”随之诞生,成为一道闪亮的柳疃名牌。这种茧绸色白或微黄,光润美观,吸湿性强,结实耐用且不怕水洗,深受社会中上消费阶层喜爱。“昌邑茧绸的诞生,从本质上说是中国茧绸织造工艺的一次飞跃。”王伟波介绍道。
彼时,柳疃街、夏店街、东冢街是昌邑北乡最主要的村镇和商品集散地,茧绸贸易尤以柳疃为盛。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今龙池镇瓦城村赵连运与同村赵光珠合股来柳疃街开设(复盛店)茧庄。
后来,今龙池镇齐西村齐增修、瓦东村赵梦全、姚徐邓村徐培祺合股开设的“广盛店”茧庄、傅振邦家族与潍县陈介祺家族合股开设的“双盛合”茧庄等也相继开业。同时出现了“合盛栈”“公聚栈”等专门给客商提供住宿、充当经纪、存放和推销货物的栈房。咸丰初年,柳疃街的大小丝绸商号发展到三四十家。
随着柳疃织绸业渐趋繁荣,清末时,柳疃柞丝绸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此时以柳疃为中心的村庄里,织机总数不下两万,从事织绸和丝绸贸易的人10万左右。
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后,内陆与沿海诸港口的沟通,使胶鲁接壤腹地的柳疃成了一个丝绸交易的繁荣商埠。柳疃南北大街两侧,店铺鳞次栉比,绸庄、货栈、炼坊、染坊等一字排开,一家挨着一家,钱庄、金银首饰店、当铺、中药铺应有尽有；车马行、镖局匾额硕大醒目,街巷住户也开设起各项服务性的行业,通宵达旦,张灯结彩；小贩走街串巷的叫卖声,酒馆饭店的猜拳行令声,茶馆说书唱曲的卖艺声,不绝于耳。
逢三排八是大集,邻村织户和外地商人天不亮就出动,云集柳疃,大作丝绸交易。东至胶东各县,西到鲁中南山区,都有织户前来赶集,车拉驴驮,肩担手拎,把手工织成的丝绸送到绸布庄,换回钱买点柴米油盐。柳疃集上,满大街都是贴着五颜六色商标的绸子,店里摆的是绸子,往外运的是绸子,自朝至夕,络绎不绝。
至今,在昌邑的古玩市场中,还会偶遇各种与丝绸相关的老物件,牌匾、印章、广告纸、书信等等,封存着一丝丝当年的繁荣。1919年,有间谍机构性质的上海日本人实业协会所印行的《中国的工业及资源》中,较为详细地列出了柳疃一带的丝绸商号:织绸工厂67家,织机4290台。一个潍北小镇,竟能让日本人下如此苦功夫细致调查,可见其分量之重。
因为店铺太多,柳疃的商人们自发成立商务会,管理各大小店铺。加之白银交易活动频繁,柳疃街白银市场随之产生。柳疃银价也比周边地区低一二百文,因此博得外来银商的好感,不仅全国各地享有信誉,与周边国家也有金融往来。
隐秘的“红色丝绸之路”
除了引进来,柳疃人还积极走出去,最典型的是“闯东山”。柳疃街的绸商店主意识到,销售处在产业链的末端,利润空间被生产商挤压,获利甚微,只有建厂才能让利润最大化。
为便于织绸,赚取厚利,他们就到盛产柞蚕丝的栖霞、桃村、海阳一带,即“东山”就地办起工厂缫丝织绸,继而在烟台等出口丝绸的城市办工厂安织机,90%以上的织绸工人为柳疃人。
“东山”专营缫丝业的称作“纩房”,专营织绸业的称为“机房”,专营炼绸业的称为“炼房”。办厂不出人只出钱的是东家,受东家委托主持厂务的称为西家,也就是掌柜的、总经理。指导工艺技术的称为“领作”,也有少数是掌柜兼职“领作”的。东家既有本地人,也有昌邑人,还有极少数是外籍人,多数西家和“领作”都是昌邑人。
彼时,柳疃一带的织绸工人看到招聘启事一贴,便纷纷收拾行李,去胶东织绸。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年龄小的约9岁,年纪长些的约60岁,三秋、三夏农忙季节都返家忙农田里的活儿,每年春冬两季的农闲时节,成帮结伙地闯“东山”,没有车可以坐,每次都是步行五六百里地。
除了“东山”,辽宁也是柳疃人的主战场。1923年,辽宁柞蚕产量超过山东,当地人到柳疃聘请缫织技术人员,柳疃一些丝绸商号也去辽东开设丝店,并将辽东的柞蚕运往烟台织绸出口。这大大加速了辽宁和胶东柞蚕业的发展,直至1949年后胶东的许多缫丝织绸厂,依然是柳疃人为技术骨干。
在柳疃一带,至今仍流传着“穷走南,富走京,死逼无奈下关东”的说法。一句简单的俗语,却藏着成千上万个柳疃茧绸人的家国往事,点点滴滴,纷纷扰扰。“走京”,即有一定资金的绸商,将柳疃茧绸贩到北京,开门市卖绸赚钱。在北京的昌邑丝绸经销者多达七八千人,这批人能吃苦、有闯性,为昌邑人闯南洋起到预热、培训作用。“可以这么说,昌邑出洋的,多数是先在北京转悠过的。”在北京闯荡过的高守信曾回忆道。
下关东,多数人因贫穷或自然灾害、人祸等,走东北寻找新的生活地域,靠双手劳作,以农业为生活；另外是依靠自己的丝绸手艺,或兴办丝绸工厂,或为技工师傅；还有做丝绸生意为主的经营商人,他们或固定在关东或从关东入俄国,到莫斯科转欧洲各地,也有从张家口、蒙古入俄国、欧洲等地。
昌邑人下北洋出名,其中还有一段“红色丝绸之路”鲜为人知。1921年,中共“一大”之后,王尽美负责护送共产国际代表回莫斯科；1922年第三国际在苏联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负责带领王乐平等去苏联。这两次赴苏任务,王尽美都是在王相千的策划下,组织昌邑背绸包的伙计掩护代表们顺利到达满洲里,而后进入苏联的。
万名茧绸商人下南洋
走南,是昌邑人将柳疃绸带到“一溜五印度”(昌邑方言,泛指今东南亚国家)去,再在当地出售,有能力的租门市卖绸,称为“坐庄”,但绝大部分人背着装丝绸的包袱,走街串巷沿户叫卖,称为“行庄”。
昌邑市都昌街道双台社区南裴村杨氏家族几代人下南洋的史实,就是昌邑一带下南洋背包袱的代表和缩影。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正月,柳疃丝绸工匠杨嵩山、杨岱山,在听说去南洋卖丝绸挣钱的消息后,筹集本钱、凑足路费,每人包了两大包袱丝绸,踏上了由青岛开往南洋的英国客轮。历经坎坷,三个多月后到达印尼。
初来乍到,语言不通,报价还价全靠打手势,一天下来,卖不了几尺绸,有时还因为打错手势遭人误解。慢慢地两人学会了几句做生意的外语,便每人背了一个包袱走街串巷上门送货。那段日子,跑一天,累得浑身酸痛,还要受当地人的白眼,虽然挣钱不少,但除去吃住费用,剩下的并不多。
三宝垄,在雅加达以东400公里,是中爪哇省的首府和商港。明朝郑和下南洋时在此登陆,由此得名。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三宝垄买卖好做,兄弟俩商量到那里去一人,或许能多挣点。岱山便到三宝垄卖丝绸,隔上几个月,兄弟俩碰碰头,筹划一下。经过一年多,带来的上等绸基本卖完,只剩下次品了,打算甩卖之后回国上货。
怎奈有家难回。山东南洋,相隔万里,又因日本侵占琉球,经常在海上骚扰,海上交通不时受阻。思乡之情更让兄弟意欲早归,可生活却日渐窘迫,最后沦落到本利皆空的地步。杨岱山郁闷成疾,于光绪七年逝于三宝垄。杨嵩山悲恸欲绝,料理完弟弟的丧事,立即返回雅加达,打算回国,东山再起。因天气炎热,水土不服,又值瘟疫流行,杨嵩山也染病不起,光绪八年夏天,在巴达威病逝。
杨岱山之子杨茂春,因自幼家道贫寒,仅勉强就读私塾,全靠母亲纺棉花挣钱过日子,不到20岁时,过继给伯父嵩山为子。自岱山、嵩山下南洋后,杨茂春便当了家。每当除夕时,看见母亲向南叩拜,他不解其意。有一次他问母亲,得知他的父亲和伯父带着柳疃丝绸下南洋,最终病逝在南洋。闻此噩耗,杨茂春悲恸万分。后来,一心想寻父辈的他,卖掉二亩地,又借了一笔外债,两次去南洋背回二老遗骨安葬。
杨茂春去南洋,前后住了近一年时间。他凭借过人的交际和沟通能力,在最短时间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特别是人们对柳疃丝绸的渴求。他又凭借父辈的故交人脉关系,结交了几位华侨朋友为他出谋划策。杨茂春意识到,父辈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销售和货源脱节。
回国后,杨茂春一面筹集资金,一面结交伙友,组织售运一条龙,拓展南洋丝绸之路。他和柳疃绸商订好供货合同后,带侄子、堂弟去印尼,开办起“源兴泰”丝绸庄,经营一年获利甚丰。他自己又去柳疃办起“源兴恒”号专供外商用货,并在汕头办起“源兴泰”作为转运站,扩大了丝绸经营。
此后,杨茂春又约了邻村的人入伙。到南洋后,他们有的当二掌柜,有的当会计,杨茂春自任总经理,源源不断的柳疃丝绸运往南洋,生意越发展越大。由于杨茂春一家的影响,昌邑、潍县、平度、安丘各地的老乡们纷纷下南洋卖丝绸。
从光绪初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到南洋卖丝绸的不下万人,他们遍布“一溜五印度”,有的甚至远到澳洲、非洲。“乡人受公汲引,继起商南洋者日益多,至今英荷属地,谈及华商华产,辄称杨氏叔侄与昌邑茧绸,盖非仅一家一邑之光矣。”正如杨茂春的墓志铭所说。
“当时东南亚和欧洲诸国,只知柳疃而不知昌邑。一些在异国背绸包袱的华侨往家写信,地址只写中国柳疃就能邮寄到家。”王伟波介绍道。
昌邑人靠着丝绸养家糊口、生活安逸,丝绸也在悄然锻造着他们的品格。在1932年出版的《胶济铁路经济调查资料汇编》中,讲到昌邑民生状况时称:“诚厚质朴,敦本抑末,此固该县特殊习尚。而人心机巧,勇于冒险,尤属民性特长。”
□ 本报记者 卢昱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代选庆
时光倒回一百年,若身处今昌邑市柳疃镇,在周边随处走走停停,侧耳细听,隐约能听到千家万户织绸木机“咔嗒咔嗒”有节奏地响着。老百姓对好日子的热切向往,比这个酷暑的温度还高。这繁忙景象在山东乃至全国也是独一无二。
彼时,柳疃是茧绸之乡,以镇驻地为中心的数百个村庄中,几乎家家织机声,村村有半屋(几家织户合建的半地下机房),老幼会络籰(yuè),青年能缫织,织机总数不下两万,从事织绸和丝绸贸易的人10万左右,年出口柞绸60万匹,日上市量有“三千六百匹神绸”之说。
在一丝一缕的穿插中,为他人做衣裳的昌邑百姓们,在见证繁荣与萧条之后,也淡淡地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他们创造的商业奇迹,却无意间挥洒成一幅独特的人文图景。这幅图景里,有老旧的织布机,有商号的印章、账簿、秤砣,也有宣传用的商标、招幌,还有那下南洋用的护照,更有一座座年龄过百的老房子。最最重要的,是那批以茧绸为生的人,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为后来人留下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
一斗米粒多的“丝绸官”
茧绸之丝来源于柞蚕。与桑蚕不同,柞蚕不在室内养殖,而是在柞林中放养,因此又叫野蚕、山蚕。明末清初以来,起源于山东泰沂山区的柞蚕放养、柞丝绸制造技术,迅速向省内外传播。茧绸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中国人最喜爱的衣料之一。
在《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中,二进荣国府的刘姥姥要回家,凤姐赠送一大堆礼物,其中有“两个茧绸”。十分巧合的是,康熙年间,昌邑东隅人李煦曾任苏州织造一职,其妹李氏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原配夫人,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母。《红楼梦》的创作,大量取材于苏州李家。缫丝织造的“昌邑茧绸”出现于道光年间,但其早期发展似乎与苏州织造李煦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1996年发现的李煦《虚白斋尺牍》卷二《复昌邑王令》载:“台贶纻领山绸,以志缟纻之雅。”可见昌邑知县王翼赠送李煦的礼品中即有“山绸”。这个“山绸”应是纺线织就的“白绸”。无独有偶,办理李煦产务之奴才马二的抄家清单中,也有“茧绸短大襟夹袍一件,折银七钱”“茧绸短大襟单袍一件,折银五钱”。“另外,李煦的原配夫人韩氏就是柳疃村人,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依据。”昌邑市博物馆研究员王伟波介绍道。
全境地貌为平原的昌邑,并不放养柞蚕,为何成为茧绸之乡呢?这也要拜地貌所赐。由南往北的潍河,在柳疃以东1.5公里处,缓缓入海。因河堤失修,尤其是下游,洪汛时柳疃周围一片汪洋,平地上河水海水混为一体,土地“窳(yǔ)卤脆薄”,洪水过后“禾稼无收”常有发生。
在1751年至1907年的156年中,潍河发了11次大水,渤海发大海潮三次,秋季大涝三次。除了涝灾,还有旱情,明清时期,连续半年以上滴雨不下的年头很多,往往是当年七八月至次年五月,导致秋作物和第二年的小麦绝产。这逼迫着当地百姓另寻出路。
为让这种走投无路听起来更美好一些,昌邑百姓创造出一段神奇的传说:清初有位懂风水的昌邑知县,勤政爱民,善谋好学,常常举烛夜读。而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就听到县衙附近的“游沼荷香”一片蛙声,侧耳细听,却又像读书声。
他惊奇地循声前往,发现这“子游陂”处“地脉发旺”,心想这正是孔子的三位徒弟游学之处,将来注定会出一斗米粒那么多的官。知县忽然想到有首童谣:“龙多旱,官多乱；庄稼汉多了没有饭,织机匠多了有绸穿。”他便指派人挖了一条水沟,把子游陂的水引向北去,流进了柳疃一带村村户户的土地上。这子游陂里没有水,蛙声也就没有了,昌邑北乡不但粮食产得多了,几十年后还真出了一斗米粒多的“丝绸官”——织机匠。
传说归传说,柳疃茧绸的起步,有些“借壳上市”的色彩。早在清朝康熙年间,今柳疃镇高隆盛村高氏即就地采购民间所织棉布,运销北京,因之致富,并在北京开办了著名的“隆盛号”布庄。当地民众纷纷效仿,在京开设的布业商号及行商日渐增多。
嘉庆年间,今柳疃镇姜家寨村姜士昌家族经销的棉布因质优价廉,被誉为“寨子布”,畅销直隶、河南诸省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此时,正赶上胶东地区栖霞改进山茧绸的制线技术,改手工捻线为纺车纺线,使山茧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具备成为大宗商品的条件。
昌邑布业商人瞅准商机,纷纷前往坐庄收购,并利用已成熟的北京棉布市场,将这种纺线织造的山茧绸转销国内各地,相关商号也转变为绸布兼营的绸布业商号。有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山茧绸的商品化进程进一步提速,中国柞蚕史的黄金时代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对此,近代栖霞人孙钟澶《山茧辑略》有这样的记载:自嘉庆初年,以纺车纺线而盛行焉。至十七年大凶,乡人或纺线,或织绸,以易有无,而赖以生活者益众。其线名曰“山线”,织出之绸有二种:次者曰“小绸”,亦曰“黑绸”；高者曰“大绸”,亦曰“白绸”。小绸至张家口、西口,兑换羊皮、口蘑等,或者贩卖于乌兰察布盟；大绸销行南地并北京。
“种地加放蚕,一年顶两年”
随着产销关系的不断扩展,昌邑绸布商人开始将胶东地区、鲁中南地区的丝茧原料运来当地,发放给柳疃及其周边的农户,或捻线、或纺线,由异地坐庄开始了本地织造。
柳绸的原料大都来自胶东半岛的牟平、海阳、栖霞、莱阳,以及鲁中山区的诸城、莒县、沂水等地,再就是辽东半岛的柞茧源源运来。
“抗战全面爆发以前,五莲山区的柞蚕丝,除少量由丝商收购运至青岛、烟台、上海等外埠出口,大部分销往柳疃等地,由该地织丝为绸,销往海内外。”五莲文史研究者郑洪龙介绍道,民国《重修莒志》载:“昌邑绸所用之南山茧,半输自莒。”
柳疃像抽水机一样,将别处的丝绸资源吸引过来,灌溉自己的土地。这在加强与各地经济联系的同时,也提升着各原料产地的造血能力。
“尤其在清末民初,大批外国商人进入中国,他们视中国丝绸为奇货,争相购买,价格亦不菲。民国十年左右,每千粒茧可卖4块银元,与250公斤小麦等值。每块(1．25公斤)柞蚕丝可卖13．6块银元。”郑洪龙介绍道。
效益的吸引,拖动着五莲山区柞蚕业的长尾,出现了“待要赚钱,种地加放蚕”“种地加放蚕,一年顶两年”“有柞不放蚕,还得过歉年”“长养猪、短放蚕,七十多天就换钱”等农谚及一批养蚕大户。不少村庄,家家放柞蚕。有些村庄有柞户放,无柞户租柞放。有些放蚕大户自己忙不过来,则专雇蚕工。因经济收入颇丰,致有因蚕发家,由平民变为财主者。
在放养量剧增的同时,植柞、放蚕技术也得到全面提高。时人田荫堂所著《山东诸城柞蚕报告书》,系统总结了五莲山区蚕农的实践经验,内容涉及选柞、放蚕、制种、除害等各个方面。其中“放蚕以大尖柞为最相宜”“选种为第一关键”等为后世蚕农奉为要义。
待原料到达柳疃,新一轮的利益分配开始了。“唧啾咯噔织,两天织一匹；五天一个集,卖了籴粮吃”。织绸能解决贫苦农户的吃饭穿衣问题,贩绸更是有利可图。因此,柳疃附近从事家庭手工的织绸者越来越多。
丝绸商号多采取“放活”的方式,他们把买来的原料,发放给周边机户,有缫有织,机匠受雇于机户,付出的是劳动力。机户根据丝绸店的来料和要求,加工出需要的丝绸产品。拥有较大资本的丝绸店,则用放料取货,以货出售的方式,从事商业经营。到月底或季末,根据工日费用和产品质量的优劣等级,结算账目。
这是一个“双赢”的买卖,机户可做无本的家庭手工业,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丝绸商号不用置办设备就成产绸的厂家,机匠只管一门心思好好织绸领钱。这便形成了一个丝绸商号、机户和机匠三位一体,社会加工工贸相联的生产形式。这种产销相联的经营方式对柳疃丝绸生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昌邑茧绸”闪亮登场
在昌邑,茧绸也在柳疃人手里得到转型升级。当时,用纺线与捻线方式织就的山茧绸,因所用丝线粗细不匀,致使表面很不平整,捻线绸还被形象地称为“疙瘩绸”。这两种绸子的消费群体主要是国内的普通百姓。
为提高产品质量,扩大消费范围,昌邑绸商开始把柞茧试验如同家蚕来缫丝。经过不断改进,到道光末年,发明了柞丝缫丝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缫丝织就的“昌邑茧绸”随之诞生,成为一道闪亮的柳疃名牌。这种茧绸色白或微黄,光润美观,吸湿性强,结实耐用且不怕水洗,深受社会中上消费阶层喜爱。“昌邑茧绸的诞生,从本质上说是中国茧绸织造工艺的一次飞跃。”王伟波介绍道。
彼时,柳疃街、夏店街、东冢街是昌邑北乡最主要的村镇和商品集散地,茧绸贸易尤以柳疃为盛。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今龙池镇瓦城村赵连运与同村赵光珠合股来柳疃街开设(复盛店)茧庄。
后来,今龙池镇齐西村齐增修、瓦东村赵梦全、姚徐邓村徐培祺合股开设的“广盛店”茧庄、傅振邦家族与潍县陈介祺家族合股开设的“双盛合”茧庄等也相继开业。同时出现了“合盛栈”“公聚栈”等专门给客商提供住宿、充当经纪、存放和推销货物的栈房。咸丰初年,柳疃街的大小丝绸商号发展到三四十家。
随着柳疃织绸业渐趋繁荣,清末时,柳疃柞丝绸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此时以柳疃为中心的村庄里,织机总数不下两万,从事织绸和丝绸贸易的人10万左右。
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后,内陆与沿海诸港口的沟通,使胶鲁接壤腹地的柳疃成了一个丝绸交易的繁荣商埠。柳疃南北大街两侧,店铺鳞次栉比,绸庄、货栈、炼坊、染坊等一字排开,一家挨着一家,钱庄、金银首饰店、当铺、中药铺应有尽有；车马行、镖局匾额硕大醒目,街巷住户也开设起各项服务性的行业,通宵达旦,张灯结彩；小贩走街串巷的叫卖声,酒馆饭店的猜拳行令声,茶馆说书唱曲的卖艺声,不绝于耳。
逢三排八是大集,邻村织户和外地商人天不亮就出动,云集柳疃,大作丝绸交易。东至胶东各县,西到鲁中南山区,都有织户前来赶集,车拉驴驮,肩担手拎,把手工织成的丝绸送到绸布庄,换回钱买点柴米油盐。柳疃集上,满大街都是贴着五颜六色商标的绸子,店里摆的是绸子,往外运的是绸子,自朝至夕,络绎不绝。
至今,在昌邑的古玩市场中,还会偶遇各种与丝绸相关的老物件,牌匾、印章、广告纸、书信等等,封存着一丝丝当年的繁荣。1919年,有间谍机构性质的上海日本人实业协会所印行的《中国的工业及资源》中,较为详细地列出了柳疃一带的丝绸商号:织绸工厂67家,织机4290台。一个潍北小镇,竟能让日本人下如此苦功夫细致调查,可见其分量之重。
因为店铺太多,柳疃的商人们自发成立商务会,管理各大小店铺。加之白银交易活动频繁,柳疃街白银市场随之产生。柳疃银价也比周边地区低一二百文,因此博得外来银商的好感,不仅全国各地享有信誉,与周边国家也有金融往来。
隐秘的“红色丝绸之路”
除了引进来,柳疃人还积极走出去,最典型的是“闯东山”。柳疃街的绸商店主意识到,销售处在产业链的末端,利润空间被生产商挤压,获利甚微,只有建厂才能让利润最大化。
为便于织绸,赚取厚利,他们就到盛产柞蚕丝的栖霞、桃村、海阳一带,即“东山”就地办起工厂缫丝织绸,继而在烟台等出口丝绸的城市办工厂安织机,90%以上的织绸工人为柳疃人。
“东山”专营缫丝业的称作“纩房”,专营织绸业的称为“机房”,专营炼绸业的称为“炼房”。办厂不出人只出钱的是东家,受东家委托主持厂务的称为西家,也就是掌柜的、总经理。指导工艺技术的称为“领作”,也有少数是掌柜兼职“领作”的。东家既有本地人,也有昌邑人,还有极少数是外籍人,多数西家和“领作”都是昌邑人。
彼时,柳疃一带的织绸工人看到招聘启事一贴,便纷纷收拾行李,去胶东织绸。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年龄小的约9岁,年纪长些的约60岁,三秋、三夏农忙季节都返家忙农田里的活儿,每年春冬两季的农闲时节,成帮结伙地闯“东山”,没有车可以坐,每次都是步行五六百里地。
除了“东山”,辽宁也是柳疃人的主战场。1923年,辽宁柞蚕产量超过山东,当地人到柳疃聘请缫织技术人员,柳疃一些丝绸商号也去辽东开设丝店,并将辽东的柞蚕运往烟台织绸出口。这大大加速了辽宁和胶东柞蚕业的发展,直至1949年后胶东的许多缫丝织绸厂,依然是柳疃人为技术骨干。
在柳疃一带,至今仍流传着“穷走南,富走京,死逼无奈下关东”的说法。一句简单的俗语,却藏着成千上万个柳疃茧绸人的家国往事,点点滴滴,纷纷扰扰。“走京”,即有一定资金的绸商,将柳疃茧绸贩到北京,开门市卖绸赚钱。在北京的昌邑丝绸经销者多达七八千人,这批人能吃苦、有闯性,为昌邑人闯南洋起到预热、培训作用。“可以这么说,昌邑出洋的,多数是先在北京转悠过的。”在北京闯荡过的高守信曾回忆道。
下关东,多数人因贫穷或自然灾害、人祸等,走东北寻找新的生活地域,靠双手劳作,以农业为生活；另外是依靠自己的丝绸手艺,或兴办丝绸工厂,或为技工师傅；还有做丝绸生意为主的经营商人,他们或固定在关东或从关东入俄国,到莫斯科转欧洲各地,也有从张家口、蒙古入俄国、欧洲等地。
昌邑人下北洋出名,其中还有一段“红色丝绸之路”鲜为人知。1921年,中共“一大”之后,王尽美负责护送共产国际代表回莫斯科；1922年第三国际在苏联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负责带领王乐平等去苏联。这两次赴苏任务,王尽美都是在王相千的策划下,组织昌邑背绸包的伙计掩护代表们顺利到达满洲里,而后进入苏联的。
万名茧绸商人下南洋
走南,是昌邑人将柳疃绸带到“一溜五印度”(昌邑方言,泛指今东南亚国家)去,再在当地出售,有能力的租门市卖绸,称为“坐庄”,但绝大部分人背着装丝绸的包袱,走街串巷沿户叫卖,称为“行庄”。
昌邑市都昌街道双台社区南裴村杨氏家族几代人下南洋的史实,就是昌邑一带下南洋背包袱的代表和缩影。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正月,柳疃丝绸工匠杨嵩山、杨岱山,在听说去南洋卖丝绸挣钱的消息后,筹集本钱、凑足路费,每人包了两大包袱丝绸,踏上了由青岛开往南洋的英国客轮。历经坎坷,三个多月后到达印尼。
初来乍到,语言不通,报价还价全靠打手势,一天下来,卖不了几尺绸,有时还因为打错手势遭人误解。慢慢地两人学会了几句做生意的外语,便每人背了一个包袱走街串巷上门送货。那段日子,跑一天,累得浑身酸痛,还要受当地人的白眼,虽然挣钱不少,但除去吃住费用,剩下的并不多。
三宝垄,在雅加达以东400公里,是中爪哇省的首府和商港。明朝郑和下南洋时在此登陆,由此得名。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三宝垄买卖好做,兄弟俩商量到那里去一人,或许能多挣点。岱山便到三宝垄卖丝绸,隔上几个月,兄弟俩碰碰头,筹划一下。经过一年多,带来的上等绸基本卖完,只剩下次品了,打算甩卖之后回国上货。
怎奈有家难回。山东南洋,相隔万里,又因日本侵占琉球,经常在海上骚扰,海上交通不时受阻。思乡之情更让兄弟意欲早归,可生活却日渐窘迫,最后沦落到本利皆空的地步。杨岱山郁闷成疾,于光绪七年逝于三宝垄。杨嵩山悲恸欲绝,料理完弟弟的丧事,立即返回雅加达,打算回国,东山再起。因天气炎热,水土不服,又值瘟疫流行,杨嵩山也染病不起,光绪八年夏天,在巴达威病逝。
杨岱山之子杨茂春,因自幼家道贫寒,仅勉强就读私塾,全靠母亲纺棉花挣钱过日子,不到20岁时,过继给伯父嵩山为子。自岱山、嵩山下南洋后,杨茂春便当了家。每当除夕时,看见母亲向南叩拜,他不解其意。有一次他问母亲,得知他的父亲和伯父带着柳疃丝绸下南洋,最终病逝在南洋。闻此噩耗,杨茂春悲恸万分。后来,一心想寻父辈的他,卖掉二亩地,又借了一笔外债,两次去南洋背回二老遗骨安葬。
杨茂春去南洋,前后住了近一年时间。他凭借过人的交际和沟通能力,在最短时间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特别是人们对柳疃丝绸的渴求。他又凭借父辈的故交人脉关系,结交了几位华侨朋友为他出谋划策。杨茂春意识到,父辈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销售和货源脱节。
回国后,杨茂春一面筹集资金,一面结交伙友,组织售运一条龙,拓展南洋丝绸之路。他和柳疃绸商订好供货合同后,带侄子、堂弟去印尼,开办起“源兴泰”丝绸庄,经营一年获利甚丰。他自己又去柳疃办起“源兴恒”号专供外商用货,并在汕头办起“源兴泰”作为转运站,扩大了丝绸经营。
此后,杨茂春又约了邻村的人入伙。到南洋后,他们有的当二掌柜,有的当会计,杨茂春自任总经理,源源不断的柳疃丝绸运往南洋,生意越发展越大。由于杨茂春一家的影响,昌邑、潍县、平度、安丘各地的老乡们纷纷下南洋卖丝绸。
从光绪初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到南洋卖丝绸的不下万人,他们遍布“一溜五印度”,有的甚至远到澳洲、非洲。“乡人受公汲引,继起商南洋者日益多,至今英荷属地,谈及华商华产,辄称杨氏叔侄与昌邑茧绸,盖非仅一家一邑之光矣。”正如杨茂春的墓志铭所说。
“当时东南亚和欧洲诸国,只知柳疃而不知昌邑。一些在异国背绸包袱的华侨往家写信,地址只写中国柳疃就能邮寄到家。”王伟波介绍道。
昌邑人靠着丝绸养家糊口、生活安逸,丝绸也在悄然锻造着他们的品格。在1932年出版的《胶济铁路经济调查资料汇编》中,讲到昌邑民生状况时称:“诚厚质朴,敦本抑末,此固该县特殊习尚。而人心机巧,勇于冒险,尤属民性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