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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国概念的蝶变

2017-07-21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 禾刀
  《紫禁城的荣光》描绘了14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海陆亚洲联动的宏伟画卷,特别是作为明清两朝450年的权力中枢,紫禁城承载的不仅只有皇朝的权力荣光,也有谢幕时的黯然落寞。在本书联手执笔的三位日本学士院奖获得者看来,紫禁城里的所有喜悦与悲哀,均是构成今日中国概念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与国内读者熟读的明清视角历史观有所不同,本书既从明清角度看世界,同时又以平等视角阐释了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域历史的发展变迁。由于剥离了先入为主的主观思维,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即便最为鼎盛时期,明清两朝也并非所向披靡,如面对倭寇时就吃过不少败仗。还比如,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曾率军穿越戈壁沙漠的中国皇帝也仅有永乐帝、康熙帝二人而已”,但曾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朱棣第五次亲征蒙古无果而终,最终病死征途。康熙取得的胜利也几乎快到绝望的边缘,怎么说都有些侥幸的成分。
  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结束蒙元统治,从而开创了长达276年的“农耕帝国”时代。作为一个相对纯粹的汉族国家,明朝更在乎的是内部祥和。即便像永乐帝那样五次亲征,目的只在于给不断袭扰中原的蒙古游牧势力以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同是永乐时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最远至少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不过并未像欧洲海洋时代那样,以消灭土著,占领土地为目的,反倒更加看重“以德服人”。尽管海上作战能力强大,但明朝却施行海禁之策长达200年之久,目的只在于“消灭反叛势力、打击海盗及走私”。在明清两代的朝贡国家中,几乎没有因为帝国强掳而被迫的国家。
  朝贡国家虽然在名义上臣服于明清帝国,但往往会收获不少实惠。正因如此,1793年,当带着大量工业革命成果的英国使团抵达北京时,以“十全老人”自居的乾隆颇为不屑,反倒执着于马戛尔尼必须行跪拜大礼。按照李约瑟的说法,15世纪后,欧洲科学发展便将中国远远甩在身后,其经济发展也是有目共睹,但乾隆朝对此一无所知,更低估了英国人的实力。
  明清对于周边游牧民族无论是远征还是怀柔,均会造成同样的结果,那便是传统文化的输出,同时与其它文化出现交融。16世纪中叶,“俺答汗每次入侵明朝都会掳掠大量的汉人,并将他们迁往蒙古高原各地集体从事农耕,为蒙古人生产谷物”。这些汉人聚集而居,最终形成了今天内蒙古城市雏形。
  另一方面,无论是蒙元入主北京,还是李自成和满人,他们并未全盘推翻前朝制度,反倒“照搬前朝的官僚体系并大量录用前朝的旧官僚”。这些当然可看成是收买汉人民心的妙策,但起到了文化交融延续之效。
  我们常说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事实上,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诸多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这层意义上讲,明清两朝不仅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还在数百年历史中融合了满、蒙、新、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等多元文化,客观上实现了历史中国概念的蝶变。
  《紫禁城的荣光》
  [日]冈田英弘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