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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 涛
在清议的过程中,朝中正直的官员、开明的外戚和血气方刚的太学生们逐渐形成了针对宦官的统一战线,这在当时被称为“清流”；而他们的对立面,宦官及其党羽,自然就是“浊流”。
宦官们感受到了深刻的威胁,他们对清流切齿痛恨。公元166年,在清议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朝廷终于开始了血腥的镇压。太学生的偶像李膺等两百多名正直官员以煽动学生、结党营私、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
水滴进了油锅里,社会舆论爆炸了。太学生们通过请愿、示威等种种方式在皇宫前进行抗议,太尉陈蕃、外戚窦武也积极展开营救活动。社会各方力量奔走努力的结果是,李膺等官员被释放,但同时被判终身不得为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三年后的公元169年,掌握实权的窦武、陈蕃起用李膺,决心彻底铲除宦官。遗憾的是,消息走漏,宦官们在死亡的威胁下空前团结,作困兽一击,结果窦武、陈蕃遇害。李膺等一百多人再次被捕入狱,严刑拷打之后死于狱中。这次被禁锢的“党人”有六七百之多,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事情远远没有完结。也许天真而勇敢的太学生对于朝廷还抱有希望,也许他们已经绝望,总之公元172年窦太后去世后,洛阳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张匿名大字报,点名抨击当红的三名宦官头子:“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
这张大字报,遭到了宦官的空前反扑。他们招来在军界享有威望的将军段颎,出动军队大肆逮捕太学生一千多人。经过这次反扑,太学生对政治彻底绝望了。
2世纪60年代,这个充满青年人光荣与梦想的黄金时代,也就此终结。开国之初,已经贵为天子的刘秀与他昔日的大学同窗、布衣严子陵同榻而眠这样令人神往的故事,已经彻底成为传说。整个国家由理想主义转入实用主义,社会风气也就此江河日下。纯粹具有正义感和报国热情的名士难以再有生存的空间,虚伪造作、奢侈淫靡的时局需要真的猛士来收拾。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2世纪60年代以前的风骨。
不求生,就要死,这是2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环境。
要生命,还是要灵魂,这是2世纪70年代生人面临的问题。
司马懿就出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要么迎头赶上,要么被时代抛弃
我们小时候并不知道苏联解体,并不知道南方讲话,尽管这些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将潜在而深刻地构成我们的成长环境,影响我们的一生。
小时候的司马懿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可以自由选择人生道路,比如做科学家,做老师,做公务员,做小卖店老板……司马懿面对的道路则很简单,他和所有世族子弟一样,都以读书和做官为唯一目标。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仕有暇则学。
朝中无人莫做官。从司马钧到司马防,整整四代人一直都在朝为官,都做到了两千石的郡守级地方长官。两千石是个坎,但是司马懿的祖辈已经花费四分之三个世纪给司马懿搭建好了突破这道坎的入仕人梯。
只等司马懿最后一跃。
司马懿这代人入仕的确比父辈们顺利得多,比如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
司马朗比司马懿大了八岁,早已经是河内郡的名人。
据说早在司马懿出生的那年,九岁的司马朗就干了一件载入史册的事情。当时,有人来拜访司马防。那位客人在交谈的时候总直呼司马防的字,这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表现,毕竟论起来那位客人是司马防的晚辈。小司马朗一本正经地对客人说:“不尊重别人的亲人,想必也不会尊重自己的亲人吧。”客人闹了个大红脸,连忙道歉。
在清议的过程中,朝中正直的官员、开明的外戚和血气方刚的太学生们逐渐形成了针对宦官的统一战线,这在当时被称为“清流”；而他们的对立面,宦官及其党羽,自然就是“浊流”。
宦官们感受到了深刻的威胁,他们对清流切齿痛恨。公元166年,在清议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朝廷终于开始了血腥的镇压。太学生的偶像李膺等两百多名正直官员以煽动学生、结党营私、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
水滴进了油锅里,社会舆论爆炸了。太学生们通过请愿、示威等种种方式在皇宫前进行抗议,太尉陈蕃、外戚窦武也积极展开营救活动。社会各方力量奔走努力的结果是,李膺等官员被释放,但同时被判终身不得为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三年后的公元169年,掌握实权的窦武、陈蕃起用李膺,决心彻底铲除宦官。遗憾的是,消息走漏,宦官们在死亡的威胁下空前团结,作困兽一击,结果窦武、陈蕃遇害。李膺等一百多人再次被捕入狱,严刑拷打之后死于狱中。这次被禁锢的“党人”有六七百之多,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事情远远没有完结。也许天真而勇敢的太学生对于朝廷还抱有希望,也许他们已经绝望,总之公元172年窦太后去世后,洛阳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张匿名大字报,点名抨击当红的三名宦官头子:“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
这张大字报,遭到了宦官的空前反扑。他们招来在军界享有威望的将军段颎,出动军队大肆逮捕太学生一千多人。经过这次反扑,太学生对政治彻底绝望了。
2世纪60年代,这个充满青年人光荣与梦想的黄金时代,也就此终结。开国之初,已经贵为天子的刘秀与他昔日的大学同窗、布衣严子陵同榻而眠这样令人神往的故事,已经彻底成为传说。整个国家由理想主义转入实用主义,社会风气也就此江河日下。纯粹具有正义感和报国热情的名士难以再有生存的空间,虚伪造作、奢侈淫靡的时局需要真的猛士来收拾。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2世纪60年代以前的风骨。
不求生,就要死,这是2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环境。
要生命,还是要灵魂,这是2世纪70年代生人面临的问题。
司马懿就出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要么迎头赶上,要么被时代抛弃
我们小时候并不知道苏联解体,并不知道南方讲话,尽管这些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将潜在而深刻地构成我们的成长环境,影响我们的一生。
小时候的司马懿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可以自由选择人生道路,比如做科学家,做老师,做公务员,做小卖店老板……司马懿面对的道路则很简单,他和所有世族子弟一样,都以读书和做官为唯一目标。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仕有暇则学。
朝中无人莫做官。从司马钧到司马防,整整四代人一直都在朝为官,都做到了两千石的郡守级地方长官。两千石是个坎,但是司马懿的祖辈已经花费四分之三个世纪给司马懿搭建好了突破这道坎的入仕人梯。
只等司马懿最后一跃。
司马懿这代人入仕的确比父辈们顺利得多,比如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
司马朗比司马懿大了八岁,早已经是河内郡的名人。
据说早在司马懿出生的那年,九岁的司马朗就干了一件载入史册的事情。当时,有人来拜访司马防。那位客人在交谈的时候总直呼司马防的字,这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表现,毕竟论起来那位客人是司马防的晚辈。小司马朗一本正经地对客人说:“不尊重别人的亲人,想必也不会尊重自己的亲人吧。”客人闹了个大红脸,连忙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