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镜鉴梾50危机关头,个人的抉择,往往彰显真实初心,潜藏巨大能量,影响时代转换。明宣宗时,汉王朱高煦于乐安州阴谋叛乱。丁忧的七品小官为免生灵涂炭,不顾生死,只身奔赴京师告变。
李浚:千里告急变,时危忠节现
2017-07-19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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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街村石碑 |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耿军 孟书军
盛夏的惠民县田野乡间,空旷而又寂静。静谧的河畔,柳荫低垂,伴蛙叫和蝉鸣；湛蓝的天空,云卷云舒,随微风而流淌。
从县城往西南20公里,是农业大镇石庙。这里平坦而少丘壑,阡陌纵横相连,遍种菜果棉桑。再往南5公里,便到了御史街村。村庄呈东西长形分布,内有李浚街、御史路两条干道,住有生民近千人。
御史街村得名于明宣宗时的御史李浚。近600年前,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今惠民县)阴谋作乱。李浚面对劝诱威胁,不改忠臣初心,起步奋力疾行,开始了自己的“千里告急变”之旅。他一路昼夜兼程,栉风沐雨,顺利抵达京师,禀告谋反之事。“皇帝感念他的忠诚,不仅提升他的官职,还在他死后赐谥号‘忠诚’。在村庄东南,曾有一座占地80亩的御史墓园。这个村庄,也因为李浚的缘故,由遂家村改名为御史街村。”村庄老人李宝华说。
乱世隐居,丁忧蒙难
因动乱而隐居乡野,因动乱而孤身戡乱,御史李氏对“和平”的向往,绵延数代,执着而强烈。
据《李氏族谱》载,御史李氏一族,因元季动乱滞留惠民。蒙元末年,金陵人李克敬跟随父亲至渤海郡为官。父子俩清廉素著,也颇有才干,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时值元亡,天下鼎沸,红巾纷起,生灵涂炭,齐鲁之地十室九空。李克敬虽想毁家纾难,克服时艰,但仍难抵挡血腥乱世的降临。他见“北方郡县近城多荒芜”,便萌生归乡去意。无奈南下之路因战乱阻绝,他只得辞官避祸,筑室遂家,隐于林泉。
乱世兵燹相连,生民朝生夕死,命短如朝菌,卑贱若蝼蚁。李克敬隐介藏形,虽能暂离兵戈之祸,却也偶见杀戮死亡。乱世苟全性命,最强烈的心愿便是和平。这种向往和憧憬,化为家族基因,浸润于集体记忆中。
明初草创,满目疮痍,民需休息。李克敬带领族人,耕田劳作,于惠民繁衍。至成祖永乐年间,族人李浚“性聪颖,有才学”,得入京师国子监求学。学成后他出仕为官,被任命为四川道监察御史。
李浚早年的为官事迹,因史料的匮乏疏漏,已杳然难寻。但从后来行迹看,他应是尽职尽责的一名循吏。
如果岁月按部就班流逝,李浚很可能平淡结束此生。但政治风暴的漩涡,将他推到了历史前台。
变故首先发生在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
该年,李浚之父于惠民家中病逝。外地为官的李浚接到讣告,立刻交还官印,解下官服,返乡丁忧。按照规制,除非朝廷对他“夺情起复”,否则他须待服阙才能出仕。
对于正七品的小官来说,“夺情”的待遇基本不可能享受到。
守孝期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而关键时刻的抉择,也让他得以名留青史。
风暴的始作俑者,是在乐安州就藩的汉王朱高煦。
朱高煦是身份显赫的藩王,李浚是丁忧守孝的小官。两人地位悬殊,素无往来,按理应难产生纠葛。但朱高煦是个“麻烦人物”,此时还要在乐安制造“大新闻”,所以他决定拉李浚下水。
朱高煦早年深得父亲朱棣的宠爱。但他性情凶悍,常杀戮无辜官民,朝臣对他有所不满。靖难之役时,朱棣留世子朱高炽守护北平后方,携朱高煦随军出征。朱高煦作战勇猛,曾多次击退南军,立下赫赫战功。
与武功相伴随的,是日益滋长的野心。朱高煦开始在父亲面前屡进谗言,诋毁自己的兄长,希冀谋取太子之位。在他的蛊惑下,名臣解缙、黄淮先后下狱,太子势力遭严重打击。但因恭孝仁慈,太子深得朝臣们的拥护,又加上是名义上的嫡长子,朱高煦的离间计划没有成功。
愤愤不平的朱高煦,带着无限的恨意,离开京师就藩乐安,痛苦地看着皇位失之交臂。仁宗继位不到一年,便暴卒而亡。这对于一心想做皇帝的朱高煦来说,是难得的天赐良机。但要名正言顺地做皇帝,他需要做一件事——杀一个人,第一皇位继承人,太子朱瞻基。
太子此刻在南京,要赶到北京,除非绕行,否则必须经过山东境内。朱高煦便在路途上埋下伏兵,准备截杀。但朱瞻基却提前动身,朱高煦的计划再度落空。
宣宗继位,对朱高煦厚加赏赐,以安其心。但每每于皇位擦肩而过的朱高煦,内心再难忍受北面事君的“耻辱”。他要不顾一切地造反起事。
朱高煦把乐安州改造成大本营,日夜与亲信谋议其中,商定造反计划。他秘密制造军器火器,加固乐安城防。接着下发命令,将州民丁壮编成行伍,把狱中死囚悉数释放,安排人员教授武艺战事。后来他又觉得乐安州小民寡,便于附近州县招募强壮子弟,赐金银习武事。他甚至还私下铸造太师、都督、尚书和侍郎等重臣官印,对言听计从的地方官员厚加赏赐,以邀其心。官员受其恩惠,百般回护掩饰。所以朱高煦的谋反计划虽声势浩大,京师竟不知晓。
待准备妥当,朱高煦借着陈述安民利国四事,来刺探朝廷态度。宣宗对叔叔礼遇有加,见他难得陈奏政事,无不悉数采纳。宣宗的敬重,反而被朱高煦认为是柔弱可欺。他邀请相士占卜,决定等待“天变”之时举事,计划先攻取山东重镇济南城,再率众军北伐京师。
朱高煦一面加紧叛乱部署,一面四处搜罗人才。他素晓李浚才名,知其今守孝居乡,便派员拉拢,许以高官厚禄。指挥王斌奉汉王之命,邀李浚出任左副都御使一职。左副都御使是正三品高官,只有皇帝才有权力任免。汉王以此职册封自己,表露反意已明,李浚闻悉难免大吃一惊。
由于深知汉王尖刻无情,李浚觉得若不佯为应诺,全族定有血光之灾。他假装应允,又以身体有恙为名,推脱两日后前往答谢。
王斌不疑有诈,欣然回去复命。待其走后,李浚召集族人共商对策。最后决定,由其兄李哲带母亲、妻子远走避难；李浚携长子李森、次子李綮,星夜潜往济南,向山东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告发此事。
虎口脱险,孤身告变
盛夏的乡野之夜,自有一番美妙的意趣。一轮皓月悬空,满天星辰璀璨,美如一幅绘不完的山水画。
而月下疾行之人,却心急如焚,提不起一丝赏景兴致。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七月夜,李浚从御史村出发,一路奔走不暇。天晓之后,他于途中见汉王兵丁四处劫掠,又尽收民马充作战马,更加肯定汉王谋反之事。
一路劳顿,终到济南。他立刻拜见山东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靳荣。他将汉王谋反的情形告知靳荣,恳请他细心防备,并请求发给符验,以便乘驿马进京告变。
按明制,官员若要骑乘驿马,需有三司刊发的符验方可。如无符验,驿站擅便给驿的,官吏要被治以重罪。
可李浚没想到,自己刚从乐安州的狼窝逃离,却又落入济南虎口。靳荣此前已接受汉王策反,成为他在济南城中的内应。他一面假意安抚李浚,一面派人赴乐安报信。
生死攸关之际,靳荣府上一名女子,向李浚通风报信。他恍然大悟,仓惶翻墙迅速逃离。
李浚虎口脱险,犹如惊弓之鸟。他无法确定山东三司是否可靠,便先将两子安置妥当,变易姓名为王刚,孤身赶赴京城。
李浚逃脱,朱高煦便派飞骑于官道截杀。李浚为掩人耳目,避开官道抄小路急行,成功甩掉追杀队伍。朱高煦又派人捕杀李浚族众,却又扑了一场空。
告变之路,艰难险阻,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风尘仆仆的李浚抵京,已是疲惫至极。他不及休息,立刻到文华殿紧急候奏。
李浚带来的消息,犹如一石入水,引发轩然大波。朝臣虽对汉王“不臣”有耳闻,但他毫无征兆反叛,仍令他们瞠目哗然。京城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大兴。
宣宗听闻叔叔叛乱,起初仍不忍斧钺相向。他先派使者赴乐安州,以叛乱流言四起,希望叔叔能予以解释。朱高煦却借机指责宣宗即位后,赏罚不明,违背祖制,要求杀大臣以清君侧。
八月初一,京师地震。朱高煦以为“天变”已到,正式举兵作乱。
汉王起兵的消息传至京师。李浚立刻上奏朝廷,陈述汉王在乐安种种暴行,为蒙难百姓伸冤叫屈,力谏宣宗御驾亲征。
八月初十,宣宗亲统将士出征,十日后兵锋直抵乐安城下。此时,原先和朱高煦约定起兵的靳荣,被山东布政使、按察使所制而无计可施。朱高煦闻听宣宗御驾征伐,心中已是骇然,连精锐的护卫军也龟缩不出。明军发射火炮攻城墙,其声震如雷,城内军士战栗不已。宣宗又打起“心理战”,让士兵将谕降敕书,用弓箭射入城内。第二天,宣宗擒获朱高煦,押解回京伏罪。
平定汉王叛乱后,宣宗将“乐安”改名“武定”,还派年轻的御史于谦,口数朱高煦之罪,并以劾章示之。于谦口才出众,正词崭崭,声色甚厉,朱高煦闻言伏地,战栗顿首,唯言“臣罪万死、万死,惟陛下命”。
出兵十日,即平汉王之乱,避免了战乱戕害生灵,其中李浚的及时告变作用关键。
智取官印,才华初显
平定叛乱,宣宗论功行赏。李浚因告变有功,升任左佥都御史,其父母皆受诰封,并赐袭衣彩缎,荫1人为锦衣卫正千户,予仆人12户,公田10顷。李浚上疏,只愿受衣币及秩之赏,其余皆坚辞不受。
宣宗认定,李浚在危机关头,没有趋利避害,而是甘冒风险进京告变,是忠诚可靠的臣子,可委以重任。
当时国家钱粮赋税,依赖江浙等地供应。李浚任左佥都御史不久,户部即奏称,浙江等地欠缴秋粮甚多,若不简派廉正官员催征,恐怕影响水路转运。宣宗便想起了李浚,令他到秋粮欠缴大县钱塘督促。
秋粮欠缴,往往因当地主官庸怠政事所致。朝廷委派有弹劾权的御史前来督促,隐隐有斥责之意。钱塘县令因而表面恭敬,暗地却非常不满,想着设计陷害栽赃李浚。
钱粮之事千头万绪,又兼李浚勤勉细致,所以每日忙碌无休,身心俱疲。县令借机荐举心腹仆人,让他为李浚分忧解难。仆从办事干练,但却秉承县令之意,伺机盗走李浚官印。
待李浚需要盖章用印时,才发现已不翼而飞。官印是官员权力象征,一旦丢失将受重罚。不久前,三朝元老礼部尚书胡濙,因为“失本部印”而被投入大牢吃了几天牢饭。虽然最后“印偶获,部吏所盗”,宣宗也予以宽宥,但对群臣威慑依旧明显。
李浚经过分析,认定失印和钱塘县令大有关联。有属下提出,可派人到县府搜查。李浚却认为:“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经过慎重思考,他决定暂时息事宁人,并叮嘱手下,莫要泄漏官印被盗之事。自己则对外宣称“染恙”,停止办理一切公务。
几日后,李浚以大病初愈为由,邀请县令到府衙饮酒。两人推杯换盏之际,突然传来失火警报。李浚慌忙起身,进密室取印盒,交县令并嘱咐:“府衙偶失火,官印乃大事,烦妥替保管,明日即送还……”说罢也不容推辞,就离席救火而去。
染病、病愈、失火和救火,其实都是李浚自导自演的一场戏。捧着空印盒的县令,哑巴吃黄连,左右皆为难。若明日返还空印盒,难以撇清丢印责任,恐怕吃罪不起。他只得将偷来的官印,重新放回印盒,小心翼翼地登门奉还。
风波暂平后,李浚又投入繁琐的秋粮征收中。他劳心劳力,事必躬亲,秋粮征缴很快超期完成。
杰出的政务处理能力,给宣宗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年,皇帝又派他分督浙江、江西等地秋租。皇帝勉励他道:“卿须视国事如家事,洁己爱民,勤慎不怠,庶几不负任使。”
巡按地方、催缴秋粮之际,李浚也悉心观察民情,知晓民之疾苦。宣德五年,他就民之“切肤之痛”上奏朝廷。他指出在洪武时,直隶及河南山西等处,俱设预备仓储。粮仓随时丰俭,敛散得宜。丰稔时节,广收余粮,灾荒之年,开仓赈灾,虽遇水旱,民无饥馁。但近年来,各处官员不能奉承此意,致使仓储俱废。若年榖不丰,贫民失所,变为流民,催生动乱。他请求敕令官员仿旧法修仓储,依时丰俭而买卖出粮。宣宗览后称善,令各地加紧修复,还让李浚巡视多地,监督施工。
后来宣宗让李浚提督易州柴厂,将京师木炭供应的重责交付于他。
宣德十年,英宗继位。当时辽东靠近蒙古女真,选派廉明勤政大臣镇抚,成为当务之急。皇帝让廷臣推举辽东巡抚人选,众人皆认为李浚勤于政事,素有政绩,可担此任。
李浚成为明代第一任辽东巡抚。
其弊渐革,边地始安
辽东巡抚任上,李浚对兵丁疾苦、边疆防备、文教兴复,皆挂念在心,并有政绩可言。
至英宗正统时,明朝立国近60年,边疆的形势日趋复杂。而驻守边疆的将领,因为缺乏监督管束,也日益松散懈怠。他们畏敌如虎,盘剥军丁,克扣军饷,以致边地军心浮动,边疆形势严峻。
朝廷委任李浚巡按辽东,便是要他兴利除弊,扭转边疆危机。
上任伊始,李浚即全面巡视辽东各卫所,掌握其中潜藏之弊。他还深入军丁之中,了解兵士诉求疾苦。经过一番调研,他发现兵丁所衣青甲过于陈旧,已经二十余年未曾更换,上阵后难以御敌保命。而辽东府库藏有大量棉花官铁,平素不为兵士所用,却为贪官所夺,可谓本末倒置。他紧急上疏朝廷,请求发府库所藏,制造崭新的钓线青甲,以分发给屯军佩戴。新甲制成下发后,兵士们感恩戴德,齐声称善。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当时辽东边军若无家属随行,口粮标准只有每人三斗。这对“平时耕田,乱时上阵”的军士而言,往往食不果腹,饥肠辘辘。李浚便奏请提升口粮标准,每人增加口粮二斗。
更换新甲、增加口粮,两大利军之策实施,效果立竿见影。辽东军兵士气腾跃,战力大大提升,边疆固若金汤。
李浚镇抚边疆,先务治标,再求治本。治标之策见效后,他开始寻求长久稳定大计。
辽东地处边疆,地广人稀,粮草供应仰仗内地调拨。但内地军粮,也常常转运不济,边疆时常缺粮乏草。李浚上奏朝廷,请求扩大军屯规模,减免屯田赋税。若遇水旱蝗灾,则由官廪借出良种,待来年秋收后,再原数偿还。皇帝览奏称善,准予实行。辽东军垦因而大兴,大片荒野变为沃土,积存的军粮也日益增多。至李浚离任前夕,辽东已有十余万石军粮储备。后因仓廒不足,无处存放,李浚还奏请将城中旧王府、承奉司等房屋,重新修葺,改造为粮仓。
辽东寒苦,处诸夷间,烽燧时作,岁岁有警。与中原相比,这里文教落后,学宫难觅踪影,时人有谓“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多闻之士,甚不易得因此”。
上任辽东巡抚的当年,李浚就修复沈阳中卫儒学。他鼓励边地百姓,送学子入学舍,苦读四书五经,待考取功名,显耀门庭。
接着李浚又修葺锦州的广宁中屯卫学,兴建金州卫学,还奏请成立辽东都司医学及属卫药局。
在李浚的苦心经营下,边疆形势逐渐好转,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皇帝下发诏书褒奖,“往彼巡抚整理,其弊渐革”。
弹劾污吏,致仕荐贤
李浚巡按辽东,颇有政绩,因功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继续巡抚辽东。
辽东形势初步稳定后,李浚接着纠察不法,弹劾奸佞,以期清除贪赃蠹虫,肃清不正之风。
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李浚参奏御史王浚、给事中陈枢凭借弹劾之权,与边将合谋,逼索百姓粳米、貂鼠皮、高丽布等贵重物件。若百姓不从,他们就纵人杖责无辜,以致怨声载道。而巡按御史邵嵩、李杲,本负监察职责,却知情不报,瞻循回护,甚至互通有无,同流合污。皇帝接报后令刑部,逮捕邵嵩、李杲等人下狱审讯。此后,边地御史无不谨言慎行,纠举不法,甚为称职。
第二年,李浚获悉守备铁岭卫的都指挥同知康福,不仅平素治军不严,还屡次收受贿赂,以致边军士气受损,乌烟瘴气。他整备材料,向朝廷告发,请治其罪。康福去职后,边军将士欢呼雀跃,士气高昂。
都指挥使裴俊、都指挥同知夏通等将,因放松边地守备,以致蒙古骑兵横行无阻,侵略辽东近郊。战火纷飞时,他们又畏敌如虎,只知龟缩城内,不敢出城迎敌,致使开垦的良田被毁,百姓数十人被掳走。李浚上奏朝廷请重治其罪,以儆效尤。
正统八年,蒙古军犯广宁、海州等卫所,杀掠人畜。守将不仅未事先防范守备,更严密封锁战败消息。李浚查访得知后,要求彻查军备松弛之弊,恳请简派能吏提督军事。
对于贪赃枉法之徒,李浚纠察弹劾不惧阻力,对身负才学官员,他也鼎力举荐。
正统八年,李浚年逾花甲,身体每况愈下。他向朝廷举荐监察御史李纯代己。他在奏折中称赞李纯:“有谋略,工骑射,属之边务,必能济理。”后来李纯巡抚辽东,同样功勋卓著。
当年八月,李浚以衰疾请致仕。三年后,他病故于御史街村家中。朝廷赐予谥号“忠诚”,以彰显他的功绩。
当地官员及士绅为纪念他,将遂家村改名御史村。百姓在武定州城修建“双忠祠”,岁时供奉,香火不绝。
本报通讯员 耿军 孟书军
盛夏的惠民县田野乡间,空旷而又寂静。静谧的河畔,柳荫低垂,伴蛙叫和蝉鸣；湛蓝的天空,云卷云舒,随微风而流淌。
从县城往西南20公里,是农业大镇石庙。这里平坦而少丘壑,阡陌纵横相连,遍种菜果棉桑。再往南5公里,便到了御史街村。村庄呈东西长形分布,内有李浚街、御史路两条干道,住有生民近千人。
御史街村得名于明宣宗时的御史李浚。近600年前,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今惠民县)阴谋作乱。李浚面对劝诱威胁,不改忠臣初心,起步奋力疾行,开始了自己的“千里告急变”之旅。他一路昼夜兼程,栉风沐雨,顺利抵达京师,禀告谋反之事。“皇帝感念他的忠诚,不仅提升他的官职,还在他死后赐谥号‘忠诚’。在村庄东南,曾有一座占地80亩的御史墓园。这个村庄,也因为李浚的缘故,由遂家村改名为御史街村。”村庄老人李宝华说。
乱世隐居,丁忧蒙难
因动乱而隐居乡野,因动乱而孤身戡乱,御史李氏对“和平”的向往,绵延数代,执着而强烈。
据《李氏族谱》载,御史李氏一族,因元季动乱滞留惠民。蒙元末年,金陵人李克敬跟随父亲至渤海郡为官。父子俩清廉素著,也颇有才干,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时值元亡,天下鼎沸,红巾纷起,生灵涂炭,齐鲁之地十室九空。李克敬虽想毁家纾难,克服时艰,但仍难抵挡血腥乱世的降临。他见“北方郡县近城多荒芜”,便萌生归乡去意。无奈南下之路因战乱阻绝,他只得辞官避祸,筑室遂家,隐于林泉。
乱世兵燹相连,生民朝生夕死,命短如朝菌,卑贱若蝼蚁。李克敬隐介藏形,虽能暂离兵戈之祸,却也偶见杀戮死亡。乱世苟全性命,最强烈的心愿便是和平。这种向往和憧憬,化为家族基因,浸润于集体记忆中。
明初草创,满目疮痍,民需休息。李克敬带领族人,耕田劳作,于惠民繁衍。至成祖永乐年间,族人李浚“性聪颖,有才学”,得入京师国子监求学。学成后他出仕为官,被任命为四川道监察御史。
李浚早年的为官事迹,因史料的匮乏疏漏,已杳然难寻。但从后来行迹看,他应是尽职尽责的一名循吏。
如果岁月按部就班流逝,李浚很可能平淡结束此生。但政治风暴的漩涡,将他推到了历史前台。
变故首先发生在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
该年,李浚之父于惠民家中病逝。外地为官的李浚接到讣告,立刻交还官印,解下官服,返乡丁忧。按照规制,除非朝廷对他“夺情起复”,否则他须待服阙才能出仕。
对于正七品的小官来说,“夺情”的待遇基本不可能享受到。
守孝期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而关键时刻的抉择,也让他得以名留青史。
风暴的始作俑者,是在乐安州就藩的汉王朱高煦。
朱高煦是身份显赫的藩王,李浚是丁忧守孝的小官。两人地位悬殊,素无往来,按理应难产生纠葛。但朱高煦是个“麻烦人物”,此时还要在乐安制造“大新闻”,所以他决定拉李浚下水。
朱高煦早年深得父亲朱棣的宠爱。但他性情凶悍,常杀戮无辜官民,朝臣对他有所不满。靖难之役时,朱棣留世子朱高炽守护北平后方,携朱高煦随军出征。朱高煦作战勇猛,曾多次击退南军,立下赫赫战功。
与武功相伴随的,是日益滋长的野心。朱高煦开始在父亲面前屡进谗言,诋毁自己的兄长,希冀谋取太子之位。在他的蛊惑下,名臣解缙、黄淮先后下狱,太子势力遭严重打击。但因恭孝仁慈,太子深得朝臣们的拥护,又加上是名义上的嫡长子,朱高煦的离间计划没有成功。
愤愤不平的朱高煦,带着无限的恨意,离开京师就藩乐安,痛苦地看着皇位失之交臂。仁宗继位不到一年,便暴卒而亡。这对于一心想做皇帝的朱高煦来说,是难得的天赐良机。但要名正言顺地做皇帝,他需要做一件事——杀一个人,第一皇位继承人,太子朱瞻基。
太子此刻在南京,要赶到北京,除非绕行,否则必须经过山东境内。朱高煦便在路途上埋下伏兵,准备截杀。但朱瞻基却提前动身,朱高煦的计划再度落空。
宣宗继位,对朱高煦厚加赏赐,以安其心。但每每于皇位擦肩而过的朱高煦,内心再难忍受北面事君的“耻辱”。他要不顾一切地造反起事。
朱高煦把乐安州改造成大本营,日夜与亲信谋议其中,商定造反计划。他秘密制造军器火器,加固乐安城防。接着下发命令,将州民丁壮编成行伍,把狱中死囚悉数释放,安排人员教授武艺战事。后来他又觉得乐安州小民寡,便于附近州县招募强壮子弟,赐金银习武事。他甚至还私下铸造太师、都督、尚书和侍郎等重臣官印,对言听计从的地方官员厚加赏赐,以邀其心。官员受其恩惠,百般回护掩饰。所以朱高煦的谋反计划虽声势浩大,京师竟不知晓。
待准备妥当,朱高煦借着陈述安民利国四事,来刺探朝廷态度。宣宗对叔叔礼遇有加,见他难得陈奏政事,无不悉数采纳。宣宗的敬重,反而被朱高煦认为是柔弱可欺。他邀请相士占卜,决定等待“天变”之时举事,计划先攻取山东重镇济南城,再率众军北伐京师。
朱高煦一面加紧叛乱部署,一面四处搜罗人才。他素晓李浚才名,知其今守孝居乡,便派员拉拢,许以高官厚禄。指挥王斌奉汉王之命,邀李浚出任左副都御使一职。左副都御使是正三品高官,只有皇帝才有权力任免。汉王以此职册封自己,表露反意已明,李浚闻悉难免大吃一惊。
由于深知汉王尖刻无情,李浚觉得若不佯为应诺,全族定有血光之灾。他假装应允,又以身体有恙为名,推脱两日后前往答谢。
王斌不疑有诈,欣然回去复命。待其走后,李浚召集族人共商对策。最后决定,由其兄李哲带母亲、妻子远走避难；李浚携长子李森、次子李綮,星夜潜往济南,向山东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告发此事。
虎口脱险,孤身告变
盛夏的乡野之夜,自有一番美妙的意趣。一轮皓月悬空,满天星辰璀璨,美如一幅绘不完的山水画。
而月下疾行之人,却心急如焚,提不起一丝赏景兴致。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七月夜,李浚从御史村出发,一路奔走不暇。天晓之后,他于途中见汉王兵丁四处劫掠,又尽收民马充作战马,更加肯定汉王谋反之事。
一路劳顿,终到济南。他立刻拜见山东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靳荣。他将汉王谋反的情形告知靳荣,恳请他细心防备,并请求发给符验,以便乘驿马进京告变。
按明制,官员若要骑乘驿马,需有三司刊发的符验方可。如无符验,驿站擅便给驿的,官吏要被治以重罪。
可李浚没想到,自己刚从乐安州的狼窝逃离,却又落入济南虎口。靳荣此前已接受汉王策反,成为他在济南城中的内应。他一面假意安抚李浚,一面派人赴乐安报信。
生死攸关之际,靳荣府上一名女子,向李浚通风报信。他恍然大悟,仓惶翻墙迅速逃离。
李浚虎口脱险,犹如惊弓之鸟。他无法确定山东三司是否可靠,便先将两子安置妥当,变易姓名为王刚,孤身赶赴京城。
李浚逃脱,朱高煦便派飞骑于官道截杀。李浚为掩人耳目,避开官道抄小路急行,成功甩掉追杀队伍。朱高煦又派人捕杀李浚族众,却又扑了一场空。
告变之路,艰难险阻,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风尘仆仆的李浚抵京,已是疲惫至极。他不及休息,立刻到文华殿紧急候奏。
李浚带来的消息,犹如一石入水,引发轩然大波。朝臣虽对汉王“不臣”有耳闻,但他毫无征兆反叛,仍令他们瞠目哗然。京城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大兴。
宣宗听闻叔叔叛乱,起初仍不忍斧钺相向。他先派使者赴乐安州,以叛乱流言四起,希望叔叔能予以解释。朱高煦却借机指责宣宗即位后,赏罚不明,违背祖制,要求杀大臣以清君侧。
八月初一,京师地震。朱高煦以为“天变”已到,正式举兵作乱。
汉王起兵的消息传至京师。李浚立刻上奏朝廷,陈述汉王在乐安种种暴行,为蒙难百姓伸冤叫屈,力谏宣宗御驾亲征。
八月初十,宣宗亲统将士出征,十日后兵锋直抵乐安城下。此时,原先和朱高煦约定起兵的靳荣,被山东布政使、按察使所制而无计可施。朱高煦闻听宣宗御驾征伐,心中已是骇然,连精锐的护卫军也龟缩不出。明军发射火炮攻城墙,其声震如雷,城内军士战栗不已。宣宗又打起“心理战”,让士兵将谕降敕书,用弓箭射入城内。第二天,宣宗擒获朱高煦,押解回京伏罪。
平定汉王叛乱后,宣宗将“乐安”改名“武定”,还派年轻的御史于谦,口数朱高煦之罪,并以劾章示之。于谦口才出众,正词崭崭,声色甚厉,朱高煦闻言伏地,战栗顿首,唯言“臣罪万死、万死,惟陛下命”。
出兵十日,即平汉王之乱,避免了战乱戕害生灵,其中李浚的及时告变作用关键。
智取官印,才华初显
平定叛乱,宣宗论功行赏。李浚因告变有功,升任左佥都御史,其父母皆受诰封,并赐袭衣彩缎,荫1人为锦衣卫正千户,予仆人12户,公田10顷。李浚上疏,只愿受衣币及秩之赏,其余皆坚辞不受。
宣宗认定,李浚在危机关头,没有趋利避害,而是甘冒风险进京告变,是忠诚可靠的臣子,可委以重任。
当时国家钱粮赋税,依赖江浙等地供应。李浚任左佥都御史不久,户部即奏称,浙江等地欠缴秋粮甚多,若不简派廉正官员催征,恐怕影响水路转运。宣宗便想起了李浚,令他到秋粮欠缴大县钱塘督促。
秋粮欠缴,往往因当地主官庸怠政事所致。朝廷委派有弹劾权的御史前来督促,隐隐有斥责之意。钱塘县令因而表面恭敬,暗地却非常不满,想着设计陷害栽赃李浚。
钱粮之事千头万绪,又兼李浚勤勉细致,所以每日忙碌无休,身心俱疲。县令借机荐举心腹仆人,让他为李浚分忧解难。仆从办事干练,但却秉承县令之意,伺机盗走李浚官印。
待李浚需要盖章用印时,才发现已不翼而飞。官印是官员权力象征,一旦丢失将受重罚。不久前,三朝元老礼部尚书胡濙,因为“失本部印”而被投入大牢吃了几天牢饭。虽然最后“印偶获,部吏所盗”,宣宗也予以宽宥,但对群臣威慑依旧明显。
李浚经过分析,认定失印和钱塘县令大有关联。有属下提出,可派人到县府搜查。李浚却认为:“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经过慎重思考,他决定暂时息事宁人,并叮嘱手下,莫要泄漏官印被盗之事。自己则对外宣称“染恙”,停止办理一切公务。
几日后,李浚以大病初愈为由,邀请县令到府衙饮酒。两人推杯换盏之际,突然传来失火警报。李浚慌忙起身,进密室取印盒,交县令并嘱咐:“府衙偶失火,官印乃大事,烦妥替保管,明日即送还……”说罢也不容推辞,就离席救火而去。
染病、病愈、失火和救火,其实都是李浚自导自演的一场戏。捧着空印盒的县令,哑巴吃黄连,左右皆为难。若明日返还空印盒,难以撇清丢印责任,恐怕吃罪不起。他只得将偷来的官印,重新放回印盒,小心翼翼地登门奉还。
风波暂平后,李浚又投入繁琐的秋粮征收中。他劳心劳力,事必躬亲,秋粮征缴很快超期完成。
杰出的政务处理能力,给宣宗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年,皇帝又派他分督浙江、江西等地秋租。皇帝勉励他道:“卿须视国事如家事,洁己爱民,勤慎不怠,庶几不负任使。”
巡按地方、催缴秋粮之际,李浚也悉心观察民情,知晓民之疾苦。宣德五年,他就民之“切肤之痛”上奏朝廷。他指出在洪武时,直隶及河南山西等处,俱设预备仓储。粮仓随时丰俭,敛散得宜。丰稔时节,广收余粮,灾荒之年,开仓赈灾,虽遇水旱,民无饥馁。但近年来,各处官员不能奉承此意,致使仓储俱废。若年榖不丰,贫民失所,变为流民,催生动乱。他请求敕令官员仿旧法修仓储,依时丰俭而买卖出粮。宣宗览后称善,令各地加紧修复,还让李浚巡视多地,监督施工。
后来宣宗让李浚提督易州柴厂,将京师木炭供应的重责交付于他。
宣德十年,英宗继位。当时辽东靠近蒙古女真,选派廉明勤政大臣镇抚,成为当务之急。皇帝让廷臣推举辽东巡抚人选,众人皆认为李浚勤于政事,素有政绩,可担此任。
李浚成为明代第一任辽东巡抚。
其弊渐革,边地始安
辽东巡抚任上,李浚对兵丁疾苦、边疆防备、文教兴复,皆挂念在心,并有政绩可言。
至英宗正统时,明朝立国近60年,边疆的形势日趋复杂。而驻守边疆的将领,因为缺乏监督管束,也日益松散懈怠。他们畏敌如虎,盘剥军丁,克扣军饷,以致边地军心浮动,边疆形势严峻。
朝廷委任李浚巡按辽东,便是要他兴利除弊,扭转边疆危机。
上任伊始,李浚即全面巡视辽东各卫所,掌握其中潜藏之弊。他还深入军丁之中,了解兵士诉求疾苦。经过一番调研,他发现兵丁所衣青甲过于陈旧,已经二十余年未曾更换,上阵后难以御敌保命。而辽东府库藏有大量棉花官铁,平素不为兵士所用,却为贪官所夺,可谓本末倒置。他紧急上疏朝廷,请求发府库所藏,制造崭新的钓线青甲,以分发给屯军佩戴。新甲制成下发后,兵士们感恩戴德,齐声称善。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当时辽东边军若无家属随行,口粮标准只有每人三斗。这对“平时耕田,乱时上阵”的军士而言,往往食不果腹,饥肠辘辘。李浚便奏请提升口粮标准,每人增加口粮二斗。
更换新甲、增加口粮,两大利军之策实施,效果立竿见影。辽东军兵士气腾跃,战力大大提升,边疆固若金汤。
李浚镇抚边疆,先务治标,再求治本。治标之策见效后,他开始寻求长久稳定大计。
辽东地处边疆,地广人稀,粮草供应仰仗内地调拨。但内地军粮,也常常转运不济,边疆时常缺粮乏草。李浚上奏朝廷,请求扩大军屯规模,减免屯田赋税。若遇水旱蝗灾,则由官廪借出良种,待来年秋收后,再原数偿还。皇帝览奏称善,准予实行。辽东军垦因而大兴,大片荒野变为沃土,积存的军粮也日益增多。至李浚离任前夕,辽东已有十余万石军粮储备。后因仓廒不足,无处存放,李浚还奏请将城中旧王府、承奉司等房屋,重新修葺,改造为粮仓。
辽东寒苦,处诸夷间,烽燧时作,岁岁有警。与中原相比,这里文教落后,学宫难觅踪影,时人有谓“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多闻之士,甚不易得因此”。
上任辽东巡抚的当年,李浚就修复沈阳中卫儒学。他鼓励边地百姓,送学子入学舍,苦读四书五经,待考取功名,显耀门庭。
接着李浚又修葺锦州的广宁中屯卫学,兴建金州卫学,还奏请成立辽东都司医学及属卫药局。
在李浚的苦心经营下,边疆形势逐渐好转,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皇帝下发诏书褒奖,“往彼巡抚整理,其弊渐革”。
弹劾污吏,致仕荐贤
李浚巡按辽东,颇有政绩,因功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继续巡抚辽东。
辽东形势初步稳定后,李浚接着纠察不法,弹劾奸佞,以期清除贪赃蠹虫,肃清不正之风。
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李浚参奏御史王浚、给事中陈枢凭借弹劾之权,与边将合谋,逼索百姓粳米、貂鼠皮、高丽布等贵重物件。若百姓不从,他们就纵人杖责无辜,以致怨声载道。而巡按御史邵嵩、李杲,本负监察职责,却知情不报,瞻循回护,甚至互通有无,同流合污。皇帝接报后令刑部,逮捕邵嵩、李杲等人下狱审讯。此后,边地御史无不谨言慎行,纠举不法,甚为称职。
第二年,李浚获悉守备铁岭卫的都指挥同知康福,不仅平素治军不严,还屡次收受贿赂,以致边军士气受损,乌烟瘴气。他整备材料,向朝廷告发,请治其罪。康福去职后,边军将士欢呼雀跃,士气高昂。
都指挥使裴俊、都指挥同知夏通等将,因放松边地守备,以致蒙古骑兵横行无阻,侵略辽东近郊。战火纷飞时,他们又畏敌如虎,只知龟缩城内,不敢出城迎敌,致使开垦的良田被毁,百姓数十人被掳走。李浚上奏朝廷请重治其罪,以儆效尤。
正统八年,蒙古军犯广宁、海州等卫所,杀掠人畜。守将不仅未事先防范守备,更严密封锁战败消息。李浚查访得知后,要求彻查军备松弛之弊,恳请简派能吏提督军事。
对于贪赃枉法之徒,李浚纠察弹劾不惧阻力,对身负才学官员,他也鼎力举荐。
正统八年,李浚年逾花甲,身体每况愈下。他向朝廷举荐监察御史李纯代己。他在奏折中称赞李纯:“有谋略,工骑射,属之边务,必能济理。”后来李纯巡抚辽东,同样功勋卓著。
当年八月,李浚以衰疾请致仕。三年后,他病故于御史街村家中。朝廷赐予谥号“忠诚”,以彰显他的功绩。
当地官员及士绅为纪念他,将遂家村改名御史村。百姓在武定州城修建“双忠祠”,岁时供奉,香火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