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明初设都察院,赋御史以重权,是希望他们监察百官、稳固皇权。而在历史的不断累积下,御史之职逐渐出现异化,从天子之耳目变为党争的利器。他们抱团取暖,党同伐异,令晚明恶劣形势雪上加霜。
御史:由天子耳目变身党争利器
2017-07-19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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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明宣宗时,身居乐安州的汉王朱高煦阴谋叛乱。丁忧居家的李浚不顾生死,千里入京告变,其内在驱动力便是他的“御史”之职。
有明一代,御史是特殊而重要的群体,在历史发展中烙印明显。而令人扼腕的是,起先作为“天子耳目”的御史,却于晚明发生质变,成为党争倾轧的急先锋。
明太祖时,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用于“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
监察御史虽是正七品的微末官吏,但却代表皇权巡按地方,位轻而权重。权责的不对等,为御史未来的“质变”埋下伏笔。
万历以前,御史大多廉洁公正,恪守监察职责,屡次解除政权危机。
例如宣德元年的汉王朱高煦之变,即由监察御史李浚入京告变,为平叛赢得宝贵时间。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也为当时负责赣南军务的副都御史王守仁迅速平定。自此藩王权力日益消弭,地方威胁中央的“靖难之役”难以再度上演。
中央御史作为皇帝耳目,则制衡权臣消除皇权威胁。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御史韩宜可上书弹劾丞相胡惟庸擅权,成为惟庸案的导火索,延续1600多年的丞相职位被废除。后来御史追究大将军蓝玉毁喜峰关之罪,也成为蓝玉案爆发的先声。
代宗景泰末年,武将石亨和宦官曹吉祥,发动“夺门之变”,拥护英宗复辟。两人因有拥立之功,日益骄纵不法。御史杨瑄、张鹏、周斌等人接连弹劾,终于成功扳倒两人。
在宦官与内阁势力膨胀后,权阉和权臣不断涌现。而当他们危害政治清明时,御史作为监察官员,发挥了纠劾奸佞的重要职责,保证了权力的制约和平衡。
先是英宗时,宦官王振专权,御史柴文显、王澄等人即因抗衡而被迫害致死。王振在土木堡之变被杀后,都御使陈镒率先弹劾其罪。宪宗成化年间,宦官汪直操纵西厂,屡兴大狱,御史群体反复弹劾,最终汪直与西厂皆被罢。武宗时,宦官刘瑾权势熏天,南京御史蒋钦因亢直弹劾,被下诏狱廷杖致死。最终右都御史杨一清,巧用宦官内部矛盾,杀刘瑾并除其党羽。
对于不法的阁臣,御史同样不惧艰险,前赴后继,弹劾不止。嘉靖时,由于警惕阉宦之祸,抑制宦官而放任阁臣,结果善于逢迎的严嵩父子揽权长达20年。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开始,御史坚持弹劾严氏父子长达23年,其间御史叶经被廷杖致死,其余或被廷杖或被谪迁。最后御史邹应龙坚持到底,终于参倒严嵩。两年后,南京御史林润上疏,劾严氏父子谋反终致其死地。
明代给予御史重权,起初是为了制衡官僚群体,保障皇权平稳无恙。但随着御史权力的扩张,对皇帝的行为也开始规劝和制衡。如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围绕皇帝以何种身份继位的“大礼议”爆发,言官群体出于维护孝宗大宗的立场,坚决不肯让步,以致群聚伏哭左顺门。世宗恼羞成怒,命人杖死御史张日韬等16名官员。御史杨爵于嘉靖二十年,上疏直谏皇帝怠政,日夕建斋醮,被下诏狱受酷刑。御史浦鋐为救杨爵也下诏狱,后被拷打伤重而死。
御史重气节和品行,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其中最著者当属海瑞。嘉靖至万历三朝,其从政二十余年,先后弹劾首辅严嵩、徐阶。虽经宦海风波两罢两起,仍严苛惩处墨吏贪官。
但是到了明季,御史群体的品德操守却严重退化。虽有天启时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弹劾奸佞阉党的事迹,但总体来说,当时御史开始风闻言事,以监察权配合党争,严重扰乱统治秩序。
弘治、嘉靖、崇祯朝,皇帝已注意到御史滥用监察权,以致百官深受其害的弊病。皇帝明确申诏,言官弹劾必须有理有据,如有风闻言事将予以重罚。但是晚明党争形势下,此风不但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神宗时,名相张居正为排除干扰、推行改革,曾百般抑制御史权力。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故,神宗将其抄家列罪。动机复杂的言官们,纷纷上书迎合圣意,对张氏不遗余力攻击抹黑。御史杨四就数次弹劾张居正“打碎玉碗玉杯数百双”等“罪状”,以致神宗都对其申斥警告。
而有些言官为提升自己的名望,赢得敢谏的美名,抨击皇权也愈发上纲上线。神宗后来对台谏条陈卷封不理,对言官出缺长期不补,也是出于对言官群体的报复。从嘉靖年间开始,御史参与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内阁权臣之争,往往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凌辱。张居正之后的首辅申时行、李廷机、赵志皋等人,就因受言官无端攻击而愤而去职。这种攻击激化了朝廷矛盾,使得阁臣畏首畏尾,结党自保,干扰了正常的秩序,贻害无穷。
到了天启崇祯时,御史成为党争急先锋。究其原因,乃是御史虽具有弹劾重权,却是微末的低贱官员,时刻都面临被打击报复。他们一边行使权力,一边也需自保。各派势力看好御史纠劾大权,以作为排除异己的利器。于是御史党俯权奸以至沉溺党争,不辨是非黑白,也是必然。他们逐渐曲解职位初心,抛弃是非曲直,竞相党同伐异,犹如一把利刃,插入了朽病明王朝的心脏。
明宣宗时,身居乐安州的汉王朱高煦阴谋叛乱。丁忧居家的李浚不顾生死,千里入京告变,其内在驱动力便是他的“御史”之职。
有明一代,御史是特殊而重要的群体,在历史发展中烙印明显。而令人扼腕的是,起先作为“天子耳目”的御史,却于晚明发生质变,成为党争倾轧的急先锋。
明太祖时,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用于“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
监察御史虽是正七品的微末官吏,但却代表皇权巡按地方,位轻而权重。权责的不对等,为御史未来的“质变”埋下伏笔。
万历以前,御史大多廉洁公正,恪守监察职责,屡次解除政权危机。
例如宣德元年的汉王朱高煦之变,即由监察御史李浚入京告变,为平叛赢得宝贵时间。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也为当时负责赣南军务的副都御史王守仁迅速平定。自此藩王权力日益消弭,地方威胁中央的“靖难之役”难以再度上演。
中央御史作为皇帝耳目,则制衡权臣消除皇权威胁。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御史韩宜可上书弹劾丞相胡惟庸擅权,成为惟庸案的导火索,延续1600多年的丞相职位被废除。后来御史追究大将军蓝玉毁喜峰关之罪,也成为蓝玉案爆发的先声。
代宗景泰末年,武将石亨和宦官曹吉祥,发动“夺门之变”,拥护英宗复辟。两人因有拥立之功,日益骄纵不法。御史杨瑄、张鹏、周斌等人接连弹劾,终于成功扳倒两人。
在宦官与内阁势力膨胀后,权阉和权臣不断涌现。而当他们危害政治清明时,御史作为监察官员,发挥了纠劾奸佞的重要职责,保证了权力的制约和平衡。
先是英宗时,宦官王振专权,御史柴文显、王澄等人即因抗衡而被迫害致死。王振在土木堡之变被杀后,都御使陈镒率先弹劾其罪。宪宗成化年间,宦官汪直操纵西厂,屡兴大狱,御史群体反复弹劾,最终汪直与西厂皆被罢。武宗时,宦官刘瑾权势熏天,南京御史蒋钦因亢直弹劾,被下诏狱廷杖致死。最终右都御史杨一清,巧用宦官内部矛盾,杀刘瑾并除其党羽。
对于不法的阁臣,御史同样不惧艰险,前赴后继,弹劾不止。嘉靖时,由于警惕阉宦之祸,抑制宦官而放任阁臣,结果善于逢迎的严嵩父子揽权长达20年。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开始,御史坚持弹劾严氏父子长达23年,其间御史叶经被廷杖致死,其余或被廷杖或被谪迁。最后御史邹应龙坚持到底,终于参倒严嵩。两年后,南京御史林润上疏,劾严氏父子谋反终致其死地。
明代给予御史重权,起初是为了制衡官僚群体,保障皇权平稳无恙。但随着御史权力的扩张,对皇帝的行为也开始规劝和制衡。如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围绕皇帝以何种身份继位的“大礼议”爆发,言官群体出于维护孝宗大宗的立场,坚决不肯让步,以致群聚伏哭左顺门。世宗恼羞成怒,命人杖死御史张日韬等16名官员。御史杨爵于嘉靖二十年,上疏直谏皇帝怠政,日夕建斋醮,被下诏狱受酷刑。御史浦鋐为救杨爵也下诏狱,后被拷打伤重而死。
御史重气节和品行,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其中最著者当属海瑞。嘉靖至万历三朝,其从政二十余年,先后弹劾首辅严嵩、徐阶。虽经宦海风波两罢两起,仍严苛惩处墨吏贪官。
但是到了明季,御史群体的品德操守却严重退化。虽有天启时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弹劾奸佞阉党的事迹,但总体来说,当时御史开始风闻言事,以监察权配合党争,严重扰乱统治秩序。
弘治、嘉靖、崇祯朝,皇帝已注意到御史滥用监察权,以致百官深受其害的弊病。皇帝明确申诏,言官弹劾必须有理有据,如有风闻言事将予以重罚。但是晚明党争形势下,此风不但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神宗时,名相张居正为排除干扰、推行改革,曾百般抑制御史权力。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故,神宗将其抄家列罪。动机复杂的言官们,纷纷上书迎合圣意,对张氏不遗余力攻击抹黑。御史杨四就数次弹劾张居正“打碎玉碗玉杯数百双”等“罪状”,以致神宗都对其申斥警告。
而有些言官为提升自己的名望,赢得敢谏的美名,抨击皇权也愈发上纲上线。神宗后来对台谏条陈卷封不理,对言官出缺长期不补,也是出于对言官群体的报复。从嘉靖年间开始,御史参与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内阁权臣之争,往往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凌辱。张居正之后的首辅申时行、李廷机、赵志皋等人,就因受言官无端攻击而愤而去职。这种攻击激化了朝廷矛盾,使得阁臣畏首畏尾,结党自保,干扰了正常的秩序,贻害无穷。
到了天启崇祯时,御史成为党争急先锋。究其原因,乃是御史虽具有弹劾重权,却是微末的低贱官员,时刻都面临被打击报复。他们一边行使权力,一边也需自保。各派势力看好御史纠劾大权,以作为排除异己的利器。于是御史党俯权奸以至沉溺党争,不辨是非黑白,也是必然。他们逐渐曲解职位初心,抛弃是非曲直,竞相党同伐异,犹如一把利刃,插入了朽病明王朝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