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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收藏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封面,该期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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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写给钱玄同的信,以《老残游记》为例,阐释文学的三要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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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著的《钱玄同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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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与钱玄同(左)摄于孔德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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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作者周维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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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钱玄同。 |
□ 本报记者 卢昱 逄春阶
1918年,《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讲师陈大齐写信给钱玄同。他形象地将旧文化譬之为臭粪,而“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不是粪”。由此,他呼吁钱玄同用些心力,“编一部《粪谱》……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
时光的齿轮啮合着前进。如果逆向拨转100年,依然酷暑天,时任北京大学文字音韵学教授的钱玄同,正频繁光临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他通常是午后四时到,吃过晚饭,与鲁迅谈到十一二点才返回。
此时的钱玄同,也深受时局刺激,得出一个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
这一年,钱玄同30周岁。在与朋友圈的切磋琢磨中,他的思想完成巨变,也随即通过教育、学术、写作、编辑等活动,投身正在变革的社会中,在新文学星空中透射着璀璨的光辉。
为《新青年》摇旗呐喊
时代总是推着人在朝前走。“有两次事变,彻底轰毁了钱玄同的复古思路。一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再就是1917年又发生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帝制。这一系列事变,使钱玄同大受刺激,他由‘反清排满’时代恢复汉民族的‘古’,转变成反对复古,并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现供职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作者周维强先生介绍道。
在两次事变之间,钱玄同于夹缝中完成思想的裂变。1916年下半年,北京发生猩红热,他足不出门,家中只有一种提倡法兰西革命的书。他随手读之,竟大受刺激。后来,他专门向人介绍那时的感觉:“清新之气象,油然而生,不啻病榻之旁,打一兴奋针,得益非浅。”
钱玄同当年看的哪本提倡革命之书,至今成谜,那段看书时的经历却清晰而痛彻心扉。当时他全家租住在宣武门外香炉营头条,由于家中孩子大人传染了猩红热,钱玄同只能待在家里照顾家人,连日记都停了。一岁多的小儿子因传染上猩红热夭折,夫妇俩哭得甚为伤心。
1917年初,已搬过两次家的钱玄同,又举家迁居琉璃厂西北园。1921年初,迁居东城赵堂子胡同。1922年秋,迁居景山东街大学夹道。1930年春,迁居沙滩。1933年9月,移双辇胡同37号,直到去世。当年名满京城的钱玄同教授,在北京“漂”了二十多年,连套正经的房子都没置办。他经常告诫孩子:“我们家是清寒之家,无房无地,只有靠双手和大脑去劳动才能生活。”
据钱家长子钱秉雄回忆:“我们家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搬了七次家。原因总起来不外乎三种:一、逃难；二、子女因病死亡；三、为子女就近读书。父亲很少考虑自己,他常坐着车东、西、南、北城跑来跑去。”
不爱居家的钱玄同,有两大爱好,一是逛厂甸旧书肆,二是找朋友聊天。每次逛厂甸旧书肆,总要把喜爱的书籍扫荡一空才罢休,被朋友戏称为“厂甸巡阅使”。
周作人说钱玄同“善于谈天,也喜欢谈天”。“钱玄同谈话庄谐杂出,用自造新典故,说转弯话,或开小玩笑,说者听者皆不禁发笑,但生疏的人由于不懂这些‘钱氏典故’而不能索解。”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余连祥介绍道。
钱玄同的好友黎锦熙曾回忆,两人见面除了探讨有关国语等学术问题外,“同时必杂谈所见所闻,天南地北,无所不说；古今中外,愈引愈长。他熟于戊戌以后迄于当代的秘闻轶事,性情之隐微秘密,言行之滑稽突梯,凡其所知,亘数十年,无不罄述”。
钱玄同把到朋友家谈天叫“生根”,一聊起来就忘了走或者不愿意走,屁股像生了根似的。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则说钱玄同“生根”的习惯为早则下午四时,晚则六时,提了他的皮包、手杖进了各家的客厅或书房,坐下了以后,海阔天空地谈起来。“我所得益于先生的‘知人论世’‘言道治学’种种方面,全是在这些时间里。”
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生根”的地方主要为老师章太炎处。来到北京后,交游范围扩大了。容其“生根”的朋友家主要有十几家:鲁迅、周作人、沈士远、胡适、单不庵、刘半农、马隅卿、马幼渔、马叔平、黎锦熙和魏建功等。
到鲁迅的住所“生根”,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在鲁迅对面坐下。聊天的话题自然十分广泛,除了催促鲁迅执笔为《新青年》杂志写稿外,还围绕张勋复辟,以及造成这一历史倒退原因的讨论。
催生出《狂人日记》,可见钱玄同之洞察。“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他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他曾解析道。
“焚烧荆棘,荡夷污泽”
“钱玄同自幼受过严格的中华古典教育,既体现于严厉的教育方式,也体现于教育的内容,核心正是‘吃人的礼教’。这种教育在其反面,给钱玄同播下了叛逆‘礼教’的种子。当钱玄同思想巨变之后,他回过头来,更能以过来人的经历,击中‘礼教’的要害。”周维强介绍道,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频频发表文章。“因为他是章氏高足,深谙文字学和经学,痛快淋漓,最大胆,最振奋人心,言论丰采,震烁一时。
其实钱玄同这种“激烈”,或多或少受到老师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敢于拼命和穷究学问的精神,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并世无第二人”。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6日,被囚禁了三年的章太炎获释,然后离京返沪。在京三年,他四易囚所,两次绝食,两回逃奔,多次辱骂袁世凯,表现了他勇敢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也感染了钱玄同,他在探视被监禁的章太炎时,章太炎曾赠以陆象山四句语录来激励他:“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念及往事时,还对章太炎赠给钱玄同的四句语录甚为感慨地说:“……先生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何等和平谦虚,而与这四句话表面不相像,但在另一方面正显示着先生光明自由的精神。”
钱玄同与章太炎师生之谊可谓保持一生。自1906年至1936年,整整30年间,章太炎致钱玄同59封信。钱玄同将这些信函小心地装裱成册,并一一注明日期,从何处寄往何地,足资对老师函件珍惜程度。
在这59封信中,有一个空缺期,即1919年至1929年这10年左右,这期间钱玄同正致力新文化运动,他批判“桐城谬论”和“选学妖孽”,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拥抱“科学民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先锋。他的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其影响甚至超过他的老师当年带头的“反满革命”,他的激烈甚比“七次追捕、三入牢狱”的章太炎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章太炎为了抵孔,站在古文经学立场驳斥康梁保皇的今文经学,否定今文的“微言大义”。而钱玄同为了“反满”,提倡“复古”,但他要复一切古,比他老师更激烈。钱玄同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要把“经书”都扔到粪坑中去,提倡“疑古”,甚至要怀疑一切的古,还要消灭“汉字”,改用罗马字母……这一切令人瞠目。
钱玄同先生提倡新文化运动,蔑视一切旧规,极像章太炎当年反满革命气概。章太炎与钱玄同为政为学往往义无反顾,激烈异常,但他们待人却甚和蔼。章太炎几位成就最大的弟子与他性格相似,连寿命也几乎相同,黄侃只活到五十,钱玄同活到五十二,鲁迅五十五,吴承仕五十六。
“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钱玄同和胡适是《新青年》时的同道,同为轮流主编之一,又同为北京大学教授,在新文学革命中互为响应,影响巨大。”湖州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徐勇介绍道。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钱玄同父亲钱振常的得意门生。钱玄同去北京大学上课,常常顺便去拜访他。正是由于钱玄同、沈尹默等人的推荐,蔡元培才决定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月出版的《新青年》1月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首创文学革命,主张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在接下来一期的《新青年》上,主编陈独秀亲自上阵,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他的言论更为激进果断:“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此时的文学革命,需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人。陈独秀、胡适的最早支持者便是钱玄同。”徐勇介绍道,1917年2月,钱玄同读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第一次投书《新青年》。在该刊发表的《通信》一文中,他写道:“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已是古文字学大家的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反戈一击的影响力如何估量都不为过。”徐勇赞叹道。
“那时候大家以为胡适是留美学生,由他来推翻中国的宝贝,有媚外嫌疑,大家对于他自然是反对的了。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对中国文字学很有研究,因此一般人都会注意他的言论。自他参加了文学革命以后,文学革命的声势,突然大起来了。”周维强介绍道。
陈独秀对此尤其欣喜,给钱玄同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字,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余连祥说道。
“钱玄同教授则没有写什么文章,但是他却向独秀和我写了些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些信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胡适晚年谈到当年情景曾如是说。
1917年初至1921年初,钱玄同经常住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宿舍。他的孩子们见他住的宿舍中除去床和书桌外,书架上满堆着书报杂志。书桌上除了文房四宝,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黄铜制的蜡烛台,插在上面的白洋蜡点得剩下很短的一截儿,四周还有流下来的蜡烛油。“钱玄同常对孩子们说,夜深人静是读书写文章最好的时候。可见那时候他经常在两支白蜡烛光下写文章、看书到深夜。”余连祥说道。
“孤立的美,是没有的”
1917年初,《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由上海移至北京。1918年和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人之一。1918年的次序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新青年》成了同仁杂志,包括鲁迅、周作人等,形成了《新青年》团体。
为了造成白话文的声势,彻底摧毁旧文学,钱玄同要求同伴们身体力行,把《新青年》全部改为白话文,并加新式标点。从1918年开始,钱玄同的这一提倡得到了实现,这一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4卷1号不仅改用了白话,加了新式标点,而且还发表了白话诗9首:胡适4首,沈尹默3首,刘半农2首。
黎锦熙对此评价道:“这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新式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以为怪物。”可见钱玄同当年提倡这些新生事物,不但有见识,有眼光,而且是有极大勇气的。
对于白话文诗歌,钱玄同是赞赏的。1918年1月10日,他为胡适的白话诗诗集《尝试集》做序,高度评价胡适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主张,认为这种“知”了就“行”,以身作则的精神值得佩服。他和胡适来往书信,现存世36封。其中,有胡适请教音韵学的信件,也有彼此阐述文学观点的信件。
在1920年10月14日的信中,胡适回答钱玄同何为文学的问题。胡适用最浅近的话说明文学有:“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
在谈及“美”时,胡适阐述道:“孤立的美,是没有的。美就是‘懂得性’(明白)与‘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
胡适拿《老残游记》中写从齐河往济南眺望的一段文字举例:那南面山上,一条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分辨不清；又有几片白云在里面,所以分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才看出哪是云哪是山来。虽然云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从背后透过来。那山却不然的: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了。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东去,越望越远,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来。老残对着云月交辉的景子,想起谢灵运的诗“明月照积雪,北风动且哀”两句。
“这一段无论是何等顽固古文家都不能不承认是美。美在何处呢?也只是两个分子: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故有逼人而来的影像。除了这两个分子之外,还有什么孤立的美吗?没有了。”胡适的观点,至今读来,仍颇有教益。
“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不仅是从文学上文体上的改革着想,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考量。他认为,文言文容易为君主专制制度所利用,而白话文则容易为民主制度服务。”周维强分析道。
“大抵中国人脑筋,二千年来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骄’‘诌’二字。富贵而骄,虽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贫贱之时,苟遇富贵者临于吾上,则赶紧磕头请安,几欲俯伏阶下,自话受笞。一若彼不凌践我,便是损彼之威严,则我亦觉得没有光彩者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拜跪。”钱玄同对国人德行的观察和思考,可谓深刻。
保护眼珠,换回人眼
1918年,《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讲师陈大齐在看到钱玄同发表的《随感录》后,写了一封信给钱玄同,寄希望于钱玄同能有所作为,唤醒民众,提高国民文化程度,启发国民觉悟,不要让他们被有害的物事所蒙蔽。
陈大齐在信中形象地将旧文化譬之为臭粪,而“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不是粪”。由此,他呼吁钱玄同用些心力,“编一部《粪谱》……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
陈大齐还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一个患有眼病的人,去看外科医生。那位外科医生说他的眼睛不干净,便拿出来洗一洗,然后放在院子里晒,没成想让从天而降的老鸦衔走了。这位医生很无奈,便悄悄给这个人换了狗眼。过了几时,那病人又到外科医生家,外科医生问他:“你近来眼病还发吗?”他答道:“眼病大好了,却有一件怪事:自从请你挖出来洗过之后,见了粪只觉得黄黄的可爱,又香又甜。”
陈大齐说,“这个外科医生很是可恶”,恨不得人人都换上一只狗眼。所以,要一面努力想去换回那些被换的眼珠,一面更须想法保护那些没有换掉的眼珠。可用什么方法保护,用什么方法去换回,“这真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呢!”。
钱玄同对此深有同感,指出那些张口纲常名教、闭口祖宗之法的人,就是要“用这种亡国灭种的圈套来陷害青年”。他给陈大齐回信说:
你说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眼珠,努力去换回人眼来,这确是现在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这《新青年》杂志的惟一大目的。《新青年》出了将近三十本,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
钱玄同和陈大齐的通信,一起发表于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钱玄同的这篇文章,反映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表明了他毕生的思想和事业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
“钱玄同抱着这个思想,身体力行,把这个思想贯穿于他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事业。编辑《新青年》杂志,勤快地写稿,只是他的这项事业的一个方面。”周维强解释道。“他审定国音,注音字母,提倡汉字简化。执教近三十年,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在史学界也有相当的贡献。他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
“无人共话小川町”
在当年《新青年》团体中,钱玄同的文章尽管影响很大,但一直文运不佳。像鲁迅、周作人,几乎每年都要新出一本集子,可以从北新书局拿到颇为丰厚的版税。钱玄同却一直没有编过自己的集子,自然就少了一笔版税收入。
1931年,钱玄同也曾考虑出版“文集”的事。主意既经打定,文章就得开始搜集。可甫一动手,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早年笃信古学,如今提倡新学,两者互相抵触。于是,他就确定—个原则:五四以前的,一概不要,而决定从《新青年》选起。选了几天,桌子一拍,大叫起来,说:“简直都是废话,完全要不得!”
钱玄同的好友周作人评论他好走两个极端,言行“不免有些矛盾地方”。他自己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自己是像梁任公那样,“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钱玄同为人坦荡,且诙谐豪爽,比周作人小两岁,偏偏又与周作人兴趣相投,过从甚密。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后,钱玄同跟搬出八道湾的鲁迅日渐生疏,但仍为八道湾苦雨斋的常客,跟周作人的关系则比以前更亲密了。有一次,钱玄同在八道湾周宅聊天聊到深夜,主人留客在家住上一宿。钱玄同换了一张床睡,久难成寐,正辗转反侧,忽闻室中有“呱呱呱”的聒噪声,以为闹鬼,于是大声呼叫:“岂明救我!”周作人惊起,披衣而至,发现是蛤蟆进屋,鼓腮而鸣,顿时乐不可支。
一次,鲁迅偶遇钱玄同,两人竟为名片署名的小事产生嫌隙,相互调侃,闹得不欢而散。结果,鲁迅在写给许广平信中忿忿说他:“胖滑有加,唠叨如故”,也在抄给别人的诗中依旧嘲讽:“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其实,钱玄同疏远鲁迅,其中原因之一,便是他与周作人一样,不认同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恋情。”余连祥介绍道。
周作人与钱玄同相识三十余年,算得上真正懂得钱玄同的好朋友。“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老朋友中间玄同和我见面的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辜负他的好意也。”
不过,钱玄同给自己的文集《疑古废话》拟定的各集颇有意思——44岁编的叫《四四自思辞》,55岁编《五五吾悟书》,66岁编《六六碌碌录》,77岁编《七七戚戚集》,但终究没有实现。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年仅52岁。一百天后,周作人挥泪写下《最后的十七日》一文,文中收录他所作挽联:“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上联加注道:“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君殁之前二日有信来,覆信中又复提及,唯寄到时君已不及见矣。”
下联加注云:“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
周作人对钱玄同的追思连绵不绝,后来在《知堂回想录》里称:“民国以来号称思想革命,而实亦殊少成绩,所知者唯蔡孑民(注:蔡元培)、钱玄同二先生可当其选；但多未著之笔墨,清言既绝,亦复无可征考,所可痛惜也。”
1918年,《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讲师陈大齐写信给钱玄同。他形象地将旧文化譬之为臭粪,而“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不是粪”。由此,他呼吁钱玄同用些心力,“编一部《粪谱》……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
时光的齿轮啮合着前进。如果逆向拨转100年,依然酷暑天,时任北京大学文字音韵学教授的钱玄同,正频繁光临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他通常是午后四时到,吃过晚饭,与鲁迅谈到十一二点才返回。
此时的钱玄同,也深受时局刺激,得出一个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
这一年,钱玄同30周岁。在与朋友圈的切磋琢磨中,他的思想完成巨变,也随即通过教育、学术、写作、编辑等活动,投身正在变革的社会中,在新文学星空中透射着璀璨的光辉。
为《新青年》摇旗呐喊
时代总是推着人在朝前走。“有两次事变,彻底轰毁了钱玄同的复古思路。一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再就是1917年又发生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帝制。这一系列事变,使钱玄同大受刺激,他由‘反清排满’时代恢复汉民族的‘古’,转变成反对复古,并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现供职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作者周维强先生介绍道。
在两次事变之间,钱玄同于夹缝中完成思想的裂变。1916年下半年,北京发生猩红热,他足不出门,家中只有一种提倡法兰西革命的书。他随手读之,竟大受刺激。后来,他专门向人介绍那时的感觉:“清新之气象,油然而生,不啻病榻之旁,打一兴奋针,得益非浅。”
钱玄同当年看的哪本提倡革命之书,至今成谜,那段看书时的经历却清晰而痛彻心扉。当时他全家租住在宣武门外香炉营头条,由于家中孩子大人传染了猩红热,钱玄同只能待在家里照顾家人,连日记都停了。一岁多的小儿子因传染上猩红热夭折,夫妇俩哭得甚为伤心。
1917年初,已搬过两次家的钱玄同,又举家迁居琉璃厂西北园。1921年初,迁居东城赵堂子胡同。1922年秋,迁居景山东街大学夹道。1930年春,迁居沙滩。1933年9月,移双辇胡同37号,直到去世。当年名满京城的钱玄同教授,在北京“漂”了二十多年,连套正经的房子都没置办。他经常告诫孩子:“我们家是清寒之家,无房无地,只有靠双手和大脑去劳动才能生活。”
据钱家长子钱秉雄回忆:“我们家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搬了七次家。原因总起来不外乎三种:一、逃难；二、子女因病死亡；三、为子女就近读书。父亲很少考虑自己,他常坐着车东、西、南、北城跑来跑去。”
不爱居家的钱玄同,有两大爱好,一是逛厂甸旧书肆,二是找朋友聊天。每次逛厂甸旧书肆,总要把喜爱的书籍扫荡一空才罢休,被朋友戏称为“厂甸巡阅使”。
周作人说钱玄同“善于谈天,也喜欢谈天”。“钱玄同谈话庄谐杂出,用自造新典故,说转弯话,或开小玩笑,说者听者皆不禁发笑,但生疏的人由于不懂这些‘钱氏典故’而不能索解。”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余连祥介绍道。
钱玄同的好友黎锦熙曾回忆,两人见面除了探讨有关国语等学术问题外,“同时必杂谈所见所闻,天南地北,无所不说；古今中外,愈引愈长。他熟于戊戌以后迄于当代的秘闻轶事,性情之隐微秘密,言行之滑稽突梯,凡其所知,亘数十年,无不罄述”。
钱玄同把到朋友家谈天叫“生根”,一聊起来就忘了走或者不愿意走,屁股像生了根似的。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则说钱玄同“生根”的习惯为早则下午四时,晚则六时,提了他的皮包、手杖进了各家的客厅或书房,坐下了以后,海阔天空地谈起来。“我所得益于先生的‘知人论世’‘言道治学’种种方面,全是在这些时间里。”
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生根”的地方主要为老师章太炎处。来到北京后,交游范围扩大了。容其“生根”的朋友家主要有十几家:鲁迅、周作人、沈士远、胡适、单不庵、刘半农、马隅卿、马幼渔、马叔平、黎锦熙和魏建功等。
到鲁迅的住所“生根”,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在鲁迅对面坐下。聊天的话题自然十分广泛,除了催促鲁迅执笔为《新青年》杂志写稿外,还围绕张勋复辟,以及造成这一历史倒退原因的讨论。
催生出《狂人日记》,可见钱玄同之洞察。“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他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他曾解析道。
“焚烧荆棘,荡夷污泽”
“钱玄同自幼受过严格的中华古典教育,既体现于严厉的教育方式,也体现于教育的内容,核心正是‘吃人的礼教’。这种教育在其反面,给钱玄同播下了叛逆‘礼教’的种子。当钱玄同思想巨变之后,他回过头来,更能以过来人的经历,击中‘礼教’的要害。”周维强介绍道,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频频发表文章。“因为他是章氏高足,深谙文字学和经学,痛快淋漓,最大胆,最振奋人心,言论丰采,震烁一时。
其实钱玄同这种“激烈”,或多或少受到老师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敢于拼命和穷究学问的精神,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并世无第二人”。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6日,被囚禁了三年的章太炎获释,然后离京返沪。在京三年,他四易囚所,两次绝食,两回逃奔,多次辱骂袁世凯,表现了他勇敢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也感染了钱玄同,他在探视被监禁的章太炎时,章太炎曾赠以陆象山四句语录来激励他:“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念及往事时,还对章太炎赠给钱玄同的四句语录甚为感慨地说:“……先生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何等和平谦虚,而与这四句话表面不相像,但在另一方面正显示着先生光明自由的精神。”
钱玄同与章太炎师生之谊可谓保持一生。自1906年至1936年,整整30年间,章太炎致钱玄同59封信。钱玄同将这些信函小心地装裱成册,并一一注明日期,从何处寄往何地,足资对老师函件珍惜程度。
在这59封信中,有一个空缺期,即1919年至1929年这10年左右,这期间钱玄同正致力新文化运动,他批判“桐城谬论”和“选学妖孽”,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拥抱“科学民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先锋。他的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其影响甚至超过他的老师当年带头的“反满革命”,他的激烈甚比“七次追捕、三入牢狱”的章太炎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章太炎为了抵孔,站在古文经学立场驳斥康梁保皇的今文经学,否定今文的“微言大义”。而钱玄同为了“反满”,提倡“复古”,但他要复一切古,比他老师更激烈。钱玄同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要把“经书”都扔到粪坑中去,提倡“疑古”,甚至要怀疑一切的古,还要消灭“汉字”,改用罗马字母……这一切令人瞠目。
钱玄同先生提倡新文化运动,蔑视一切旧规,极像章太炎当年反满革命气概。章太炎与钱玄同为政为学往往义无反顾,激烈异常,但他们待人却甚和蔼。章太炎几位成就最大的弟子与他性格相似,连寿命也几乎相同,黄侃只活到五十,钱玄同活到五十二,鲁迅五十五,吴承仕五十六。
“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钱玄同和胡适是《新青年》时的同道,同为轮流主编之一,又同为北京大学教授,在新文学革命中互为响应,影响巨大。”湖州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徐勇介绍道。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钱玄同父亲钱振常的得意门生。钱玄同去北京大学上课,常常顺便去拜访他。正是由于钱玄同、沈尹默等人的推荐,蔡元培才决定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月出版的《新青年》1月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首创文学革命,主张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在接下来一期的《新青年》上,主编陈独秀亲自上阵,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他的言论更为激进果断:“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此时的文学革命,需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人。陈独秀、胡适的最早支持者便是钱玄同。”徐勇介绍道,1917年2月,钱玄同读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第一次投书《新青年》。在该刊发表的《通信》一文中,他写道:“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已是古文字学大家的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反戈一击的影响力如何估量都不为过。”徐勇赞叹道。
“那时候大家以为胡适是留美学生,由他来推翻中国的宝贝,有媚外嫌疑,大家对于他自然是反对的了。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对中国文字学很有研究,因此一般人都会注意他的言论。自他参加了文学革命以后,文学革命的声势,突然大起来了。”周维强介绍道。
陈独秀对此尤其欣喜,给钱玄同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字,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余连祥说道。
“钱玄同教授则没有写什么文章,但是他却向独秀和我写了些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些信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胡适晚年谈到当年情景曾如是说。
1917年初至1921年初,钱玄同经常住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宿舍。他的孩子们见他住的宿舍中除去床和书桌外,书架上满堆着书报杂志。书桌上除了文房四宝,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黄铜制的蜡烛台,插在上面的白洋蜡点得剩下很短的一截儿,四周还有流下来的蜡烛油。“钱玄同常对孩子们说,夜深人静是读书写文章最好的时候。可见那时候他经常在两支白蜡烛光下写文章、看书到深夜。”余连祥说道。
“孤立的美,是没有的”
1917年初,《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由上海移至北京。1918年和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人之一。1918年的次序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新青年》成了同仁杂志,包括鲁迅、周作人等,形成了《新青年》团体。
为了造成白话文的声势,彻底摧毁旧文学,钱玄同要求同伴们身体力行,把《新青年》全部改为白话文,并加新式标点。从1918年开始,钱玄同的这一提倡得到了实现,这一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4卷1号不仅改用了白话,加了新式标点,而且还发表了白话诗9首:胡适4首,沈尹默3首,刘半农2首。
黎锦熙对此评价道:“这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新式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以为怪物。”可见钱玄同当年提倡这些新生事物,不但有见识,有眼光,而且是有极大勇气的。
对于白话文诗歌,钱玄同是赞赏的。1918年1月10日,他为胡适的白话诗诗集《尝试集》做序,高度评价胡适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主张,认为这种“知”了就“行”,以身作则的精神值得佩服。他和胡适来往书信,现存世36封。其中,有胡适请教音韵学的信件,也有彼此阐述文学观点的信件。
在1920年10月14日的信中,胡适回答钱玄同何为文学的问题。胡适用最浅近的话说明文学有:“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
在谈及“美”时,胡适阐述道:“孤立的美,是没有的。美就是‘懂得性’(明白)与‘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
胡适拿《老残游记》中写从齐河往济南眺望的一段文字举例:那南面山上,一条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分辨不清；又有几片白云在里面,所以分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才看出哪是云哪是山来。虽然云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从背后透过来。那山却不然的: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了。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东去,越望越远,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来。老残对着云月交辉的景子,想起谢灵运的诗“明月照积雪,北风动且哀”两句。
“这一段无论是何等顽固古文家都不能不承认是美。美在何处呢?也只是两个分子: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故有逼人而来的影像。除了这两个分子之外,还有什么孤立的美吗?没有了。”胡适的观点,至今读来,仍颇有教益。
“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不仅是从文学上文体上的改革着想,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考量。他认为,文言文容易为君主专制制度所利用,而白话文则容易为民主制度服务。”周维强分析道。
“大抵中国人脑筋,二千年来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骄’‘诌’二字。富贵而骄,虽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贫贱之时,苟遇富贵者临于吾上,则赶紧磕头请安,几欲俯伏阶下,自话受笞。一若彼不凌践我,便是损彼之威严,则我亦觉得没有光彩者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拜跪。”钱玄同对国人德行的观察和思考,可谓深刻。
保护眼珠,换回人眼
1918年,《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讲师陈大齐在看到钱玄同发表的《随感录》后,写了一封信给钱玄同,寄希望于钱玄同能有所作为,唤醒民众,提高国民文化程度,启发国民觉悟,不要让他们被有害的物事所蒙蔽。
陈大齐在信中形象地将旧文化譬之为臭粪,而“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哪种是粪,哪种不是粪”。由此,他呼吁钱玄同用些心力,“编一部《粪谱》……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
陈大齐还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一个患有眼病的人,去看外科医生。那位外科医生说他的眼睛不干净,便拿出来洗一洗,然后放在院子里晒,没成想让从天而降的老鸦衔走了。这位医生很无奈,便悄悄给这个人换了狗眼。过了几时,那病人又到外科医生家,外科医生问他:“你近来眼病还发吗?”他答道:“眼病大好了,却有一件怪事:自从请你挖出来洗过之后,见了粪只觉得黄黄的可爱,又香又甜。”
陈大齐说,“这个外科医生很是可恶”,恨不得人人都换上一只狗眼。所以,要一面努力想去换回那些被换的眼珠,一面更须想法保护那些没有换掉的眼珠。可用什么方法保护,用什么方法去换回,“这真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呢!”。
钱玄同对此深有同感,指出那些张口纲常名教、闭口祖宗之法的人,就是要“用这种亡国灭种的圈套来陷害青年”。他给陈大齐回信说:
你说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眼珠,努力去换回人眼来,这确是现在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这《新青年》杂志的惟一大目的。《新青年》出了将近三十本,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
钱玄同和陈大齐的通信,一起发表于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钱玄同的这篇文章,反映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表明了他毕生的思想和事业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
“钱玄同抱着这个思想,身体力行,把这个思想贯穿于他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事业。编辑《新青年》杂志,勤快地写稿,只是他的这项事业的一个方面。”周维强解释道。“他审定国音,注音字母,提倡汉字简化。执教近三十年,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在史学界也有相当的贡献。他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
“无人共话小川町”
在当年《新青年》团体中,钱玄同的文章尽管影响很大,但一直文运不佳。像鲁迅、周作人,几乎每年都要新出一本集子,可以从北新书局拿到颇为丰厚的版税。钱玄同却一直没有编过自己的集子,自然就少了一笔版税收入。
1931年,钱玄同也曾考虑出版“文集”的事。主意既经打定,文章就得开始搜集。可甫一动手,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早年笃信古学,如今提倡新学,两者互相抵触。于是,他就确定—个原则:五四以前的,一概不要,而决定从《新青年》选起。选了几天,桌子一拍,大叫起来,说:“简直都是废话,完全要不得!”
钱玄同的好友周作人评论他好走两个极端,言行“不免有些矛盾地方”。他自己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自己是像梁任公那样,“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钱玄同为人坦荡,且诙谐豪爽,比周作人小两岁,偏偏又与周作人兴趣相投,过从甚密。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后,钱玄同跟搬出八道湾的鲁迅日渐生疏,但仍为八道湾苦雨斋的常客,跟周作人的关系则比以前更亲密了。有一次,钱玄同在八道湾周宅聊天聊到深夜,主人留客在家住上一宿。钱玄同换了一张床睡,久难成寐,正辗转反侧,忽闻室中有“呱呱呱”的聒噪声,以为闹鬼,于是大声呼叫:“岂明救我!”周作人惊起,披衣而至,发现是蛤蟆进屋,鼓腮而鸣,顿时乐不可支。
一次,鲁迅偶遇钱玄同,两人竟为名片署名的小事产生嫌隙,相互调侃,闹得不欢而散。结果,鲁迅在写给许广平信中忿忿说他:“胖滑有加,唠叨如故”,也在抄给别人的诗中依旧嘲讽:“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其实,钱玄同疏远鲁迅,其中原因之一,便是他与周作人一样,不认同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恋情。”余连祥介绍道。
周作人与钱玄同相识三十余年,算得上真正懂得钱玄同的好朋友。“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老朋友中间玄同和我见面的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辜负他的好意也。”
不过,钱玄同给自己的文集《疑古废话》拟定的各集颇有意思——44岁编的叫《四四自思辞》,55岁编《五五吾悟书》,66岁编《六六碌碌录》,77岁编《七七戚戚集》,但终究没有实现。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年仅52岁。一百天后,周作人挥泪写下《最后的十七日》一文,文中收录他所作挽联:“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上联加注道:“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君殁之前二日有信来,覆信中又复提及,唯寄到时君已不及见矣。”
下联加注云:“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
周作人对钱玄同的追思连绵不绝,后来在《知堂回想录》里称:“民国以来号称思想革命,而实亦殊少成绩,所知者唯蔡孑民(注:蔡元培)、钱玄同二先生可当其选；但多未著之笔墨,清言既绝,亦复无可征考,所可痛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