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东林党和阉党争斗的发展,“持正”的东林党人玉碎就义,生还之人则走向“门户”之见、党同伐异,明朝也在党争倾轧中走向末日。
从持正到门户:与国偕亡的明末党争
2017-06-07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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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明季党争,肇始于神宗万历时。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削职为民,放归田园。他在故乡修葺宋时东林书院,与高攀龙聚众讲学,阐发治国理政的见解和主张。
此时明朝政治腐朽衰败、社会矛盾激化,他们“应时而作”,讲学中针砭时弊,讽喻朝政,褒贬官吏,声望日隆。顾宪成积极联络朝中故友,举荐人才,贯彻自己的主张。
顾宪成所提倡的廉正奉公,廓清吏治,开放言路,革除积弊,在暮气沉沉的晚明,犹如澄澄清流,深得文人认同,一时“士大夫抱道杵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
东林党的异军突起,引发了守旧势力的紧张和不满。他们分为楚、齐、浙等党,“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
东林党因拥戴朱由校即位而获重用。当时内阁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等大臣,都支持东林党澄清吏治,匡扶社稷。大批东林党人跻身仕途,掌控朝廷军事、政治、文化和监察大权。他们利用“京察”和“大计”,对官员考察品论,“狭而私者”罢黜,“宽而公者”提拔,慢慢“东林势盛,众正盈朝”。
可极盛之际也是衰败之始。东林党不懂得妥协的政治艺术,过于注重“名节”。考察官员,总体虽称“持正”,却已显出“门户”偏见。对于认同自己的,同志友人,笼络有加；反对的,穷追猛打,不遗余力。失势者聚集在宦官魏忠贤周围,形成阉党集团,伺机对东林党人打击报复。
朝廷形成了两大针锋相对的集团,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东林党上疏弹劾魏忠贤,有二十四大罪状；阉党举报东林党“名清实浊”,收受疆臣贿赂。因为有皇权庇佑,阉党对东林党形成压倒性优势,东林党精英如杨涟、左光斗就义理想,玉碎信仰,东林党严重受挫。
不久崇祯即位,见魏忠贤威胁皇权,便翦其羽翼,瓦解阉党,东林党再受重用。如果说早期东林党尚重“持正”,那么在经苦难磨砺后,价值观却发生扭曲,愈发偏狭自私。
崇祯面对的是糜烂不堪的烂摊子,“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为中兴明室,崇祯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但朋党之争的顽疾积重难返,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崇祯长叹:“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失望之情难以掩饰。
党争消耗着统治力量,终于将王朝导向深渊。1644年,北京城破,崇祯身亡,天下无主。由谁即位,遗臣又出现两种意见。马士英主张立福王朱由崧,东林党则要立潞王朱常淓。最终朱由崧登帝位,成立南明小朝廷,引起东林党不满,党争不灭反炽。一年内就发生了质疑福王合法性的三大案:“妖僧”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
一面是君王面对党争困局,束手无策,耽于享乐；一面是朝臣斗得不亦乐乎,终于使清军南下,社稷倾覆,神州陆沉。反清义士夏允彝便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明末遗臣戴名世慨叹说:“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明末党争给清初官员的印象深刻。清人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说:“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清初摄政王多尔衮在训斥故明旧臣时也不留情面:“故明诸臣,各立党羽,连章陈奏,陷害忠良。无辜被罚,无功滥用,酿成祸患以致明亡。”
明季党争,肇始于神宗万历时。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削职为民,放归田园。他在故乡修葺宋时东林书院,与高攀龙聚众讲学,阐发治国理政的见解和主张。
此时明朝政治腐朽衰败、社会矛盾激化,他们“应时而作”,讲学中针砭时弊,讽喻朝政,褒贬官吏,声望日隆。顾宪成积极联络朝中故友,举荐人才,贯彻自己的主张。
顾宪成所提倡的廉正奉公,廓清吏治,开放言路,革除积弊,在暮气沉沉的晚明,犹如澄澄清流,深得文人认同,一时“士大夫抱道杵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
东林党的异军突起,引发了守旧势力的紧张和不满。他们分为楚、齐、浙等党,“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
东林党因拥戴朱由校即位而获重用。当时内阁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等大臣,都支持东林党澄清吏治,匡扶社稷。大批东林党人跻身仕途,掌控朝廷军事、政治、文化和监察大权。他们利用“京察”和“大计”,对官员考察品论,“狭而私者”罢黜,“宽而公者”提拔,慢慢“东林势盛,众正盈朝”。
可极盛之际也是衰败之始。东林党不懂得妥协的政治艺术,过于注重“名节”。考察官员,总体虽称“持正”,却已显出“门户”偏见。对于认同自己的,同志友人,笼络有加；反对的,穷追猛打,不遗余力。失势者聚集在宦官魏忠贤周围,形成阉党集团,伺机对东林党人打击报复。
朝廷形成了两大针锋相对的集团,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东林党上疏弹劾魏忠贤,有二十四大罪状；阉党举报东林党“名清实浊”,收受疆臣贿赂。因为有皇权庇佑,阉党对东林党形成压倒性优势,东林党精英如杨涟、左光斗就义理想,玉碎信仰,东林党严重受挫。
不久崇祯即位,见魏忠贤威胁皇权,便翦其羽翼,瓦解阉党,东林党再受重用。如果说早期东林党尚重“持正”,那么在经苦难磨砺后,价值观却发生扭曲,愈发偏狭自私。
崇祯面对的是糜烂不堪的烂摊子,“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为中兴明室,崇祯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但朋党之争的顽疾积重难返,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崇祯长叹:“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失望之情难以掩饰。
党争消耗着统治力量,终于将王朝导向深渊。1644年,北京城破,崇祯身亡,天下无主。由谁即位,遗臣又出现两种意见。马士英主张立福王朱由崧,东林党则要立潞王朱常淓。最终朱由崧登帝位,成立南明小朝廷,引起东林党不满,党争不灭反炽。一年内就发生了质疑福王合法性的三大案:“妖僧”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
一面是君王面对党争困局,束手无策,耽于享乐；一面是朝臣斗得不亦乐乎,终于使清军南下,社稷倾覆,神州陆沉。反清义士夏允彝便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明末遗臣戴名世慨叹说:“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明末党争给清初官员的印象深刻。清人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说:“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清初摄政王多尔衮在训斥故明旧臣时也不留情面:“故明诸臣,各立党羽,连章陈奏,陷害忠良。无辜被罚,无功滥用,酿成祸患以致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