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阉党专权擅政,国家社稷多难。袁化中虽官居下僚,却不惜冒死直谏,因而触怒阉宦,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等人惨死诏狱,史称“东林六君子”。百姓为纪念袁化中,在陕西泾阳建祠堂,在故乡立双忠祠,洒扫祭祀。
袁化中:碧血丹心劾阉党
2017-06-07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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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录》中“东林六君子”插图,右上为袁化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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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 |
■ 政德镜鉴梽?
□ 本报记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耿 军
晨曦微露身影,点点金光洒落,打碎了初夏的宁静,惠民鼓楼街两侧随即热闹起来。奔行的车流,赶脚的行客,吆喝的商贩,提醒着往来的看客,这里是辐辏繁华所在。
岁月前移百年,依旧热闹喧哗。每逢节日,双忠祠内,百姓如织,焚香祷告,顶礼膜拜。
这双忠祠,是明末清初惠民当地百姓捐资兴建的庙宇,以祭祀惠民历史上忠心耿耿的两位直臣。其中一位,是弹劾阉党魏忠贤,壮烈捐躯的“东林六君子”之一的袁化中。
“双忠祠现已不存,但袁化中官居下僚,不畏权势,为公义奔走呐喊,身虽死而神不灭的精神,值得我们铭记怀念。”惠民县党史办副主任孟书军说。
冥冥中有定数,
五君子同榜高中
袁化中弹劾魏忠贤,至今仍在袁氏后人中激荡回响。
家在东北吉林的袁氏后人袁静坤告诉记者:“自小便听长辈言道,先祖袁化中老爷爷是因直谏而屈死于阉党之手。因为当时风声鹤唳,族人四散奔逃,我们一支先到乐陵避难,后又流落东北,但老爷爷的事迹,我们始终铭刻在心。”为了寻觅袁化中故迹,她曾从东北专程来到惠民,却依旧鲜有所获。
“袁化中生年不详,他字民谐,号熙宇,生于斯,长于斯。”孟书军说。惠民袁氏是家境殷实的大家族,人烟稠密,耕读为业。
袁化中少时聪颖,父母祖辈对他寄予厚望。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袁氏中乡试举人,春风得意,来年会试却遗憾地名落孙山。他心情郁闷地回到故乡,屏退平时闲谈者,独自筑室修身读书。终于到万历三十五年,顺利考中进士。
纵览万历三十五年登科录,会看到如杨涟、左光斗、顾大章、周朝瑞等熟悉的名字。五人中袁化中的排名最靠前,为第三甲第29名同进士。
人生好似一条无径可寻的溪流,随意漫延流淌。溪流彼此间时相交,时分隔。
袁化中等人的溪流在此刻交汇,继而分流于外,待18年后又聚于一处,汇成一股澎湃湍流,迸发出最后的璀璨芳华。
“东林六君子中,竟有五人为同榜进士。似乎冥冥中,有因缘际会的定数,这实在难以捉摸,却妙不可言。”孟书军说。
知县内黄泾阳,
行善政百姓称颂
吃尽十年寒窗苦,磨得铁板薄如霜。可纵然高中进士,也只是获得了做官资格而已。前方的路依旧坎坷,同样叵测。
分配职务的时候到了。经吏部文选司掣签,袁化中得任河南内黄知县。
职务是说不上好坏的“平庸”,但袁化中并未以平庸待之。他上任伊始,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舍,微服察访,遍知闾里利病。针对当地吏治崩坏、胥吏扰民的弊政,袁化中以身作则,反贪倡廉,惩治了奸猾的胥吏。此外兴办教育,增设庠序,勉励青年向学。内黄境内晏清,百姓获利,衷心爱戴他。
正在袁化中改革内黄积弊之际,惠民的家父因病谢世。按明制,若父母离世,官员无论品阶大小,均需离职归乡丁忧守孝,待守孝期满,才能再度启用。守孝期满,朝廷改任他为陕西泾阳知县。
地处渭北的泾阳,相比内黄条件更加艰苦。当地水旱频发,农业凋敝,百姓贫苦。为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民尚私斗,以致民风彪悍,案件诉讼数倍于他县。袁化中饮冰茹蘖,不染苞苴,誓与百姓同患难。他先鼓励民众垦荒农桑,对稼穑优异者公开旌表褒奖；再清理积压多年狱讼,惩治怙恶不悛的罪犯,还百姓公义；最后劝民以德,教人谦恭礼让,提倡邻里街坊和睦相处。久而久之,当地民俗为之流变。多年后修纂的《泾阳县志》,将袁化中列入“名宦”,言辞中颇见怀念之意,“恺悌乐易,接士民若家人父子,古召公之流也”。
召公为西周初年分封的燕国国君。史载他治理西方,甚得民兆和,“召公巡行乡邑,有甘棠,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后世以“甘棠遗爱”来赞颂循吏良官的政绩,袁化中得“召公”的美名,循吏之誉实至名归。
袁氏后因弹劾魏忠贤下狱,关在锦衣卫北镇抚司,成了在册的皇家钦犯。一般人畏祸,不敢发一言,唯独户部郎中、泾阳人韩琳受泾阳百姓之托,贿赂牢狱官差,冒死探视,送去衣食,相与泣涕终日。袁化中哭着告诫他:“希望不要再来了。我们触犯了皇帝的逆鳞,最终有了这样的灾祸。但先生您可不能这样,您不要再来了。”但韩琳仍数次探视,尽力周济。
袁化中死于阉党事后,泾阳百姓呼号痛哭,“袁父母虽死,吾等岂能忘其恩德”,遂修祠以祭祀。
拒泾水用北泉,
辟群议泽被后世
令泾阳百姓最为感念的,是袁化中冒“邻县”之大不韪,辟群议,拒泾水用北泉,极大地减轻了民力负担。
泾阳农业生产,基本倚靠渠道灌溉。而几乎所有渠灌,都离不开泾河水供应。
袁化中上任时,渭北农业灌溉面临极大危机,“凿吊儿嘴”之议也争论得如火如荼。
引泾水利,解决了农业水源燃眉之急,却也埋下了长久的难题:泾水富含沙石,引水时间一久,泥沙势必淤积引泾渠口。而且泾河进入渭北前,多在高地恣肆流淌,流速大、冲力强,导致河身下潜。久而久之,引泾水利壅塞崩坏,难以满足渭北农业之需。
历代解决壅塞崩坏的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小修小补,官府修建新的取水口,往高处迁移渠首,再向下连接故道,以维持基本之用。
北宋末年,渠道淤积,渭北灌溉濒于瘫痪。朝廷主持修筑丰利渠,继续接引泾水灌溉。丰利渠接水口上移到山脚,必须凿石才能进行,施工难度艰巨得多。
至明宪宗成化年间,丰利渠和元代的王御史渠,都已淤塞渐坏,无法继续灌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项忠上书皇帝,请求凿新渠,“自旧渠上并石山开凿一里余,就谷口上流引泾水入渠”。
这项名为广惠渠的工程,征发了渭北泾阳、醴泉、三原、高陵、临潼五县民众,前后历经十七载才完工。时人彭华在《重修广惠渠》中记录了此次开山凿岩的艰辛:“服役的百姓打着灯笼入隧道,遇到顽石炭炙醋淬许久才能凿穿；有时石洞泉水滴沥如雨,须戴斗笠披蓑衣方可施工。”
广惠渠工程旷日持久,征发民众极多,可仅用二十余年就因渠崩而重修。又十余年,又因淤塞修浚。此后广惠渠屡兴屡废,引泾水利陷入困境。有些人便主张打开“吊儿嘴引泾”。
吊儿嘴地势较高,毗邻泾河。许多人认为,凿开吊儿嘴,不仅能引泾水,更可冲刷渠道。此论一出,在渭北颇有市场。
万历年间,三原县人王思印赴京上本,请开吊儿嘴连接广惠渠,但工部久议未决。
面对汹涌澎湃的引泾论调,袁化中经过详实调查,独力辟之。万历四十年,他写《开吊儿嘴议》,明确提出“拒泾”主张,提议专用泉水灌溉。
袁化中认为,秦汉修筑郑国渠、白渠灌溉渭北,皆有地势的便利,“河势犹宽平也,山足犹易凿也”。而到了北宋修筑丰利渠,工程虽然艰辛,但收效甚微,“渭北获利不到数年,渠口又高,河堰日坏,泾水不能入”。元代王御史渠,于丰利渠口上游开石五十一丈(156.7米),可不出数年,又崩坏。
历经17年修成的广惠渠,袁化中更认为得不偿失,“水渠修成而官民已筋疲力尽,但淤积的隐患却丝毫没有减少。”现在有人提议继续上移渠口,开吊儿嘴接引泾水,这在袁化中看来结局恐怕是“亦废同广惠耳”。
袁化中认为,如果能以开吊儿嘴所需物力的十分之一,收北山泉水来灌溉,所费甚少而所获糜多。他在奏疏中,认为开吊儿嘴是“只知道要开,却不知道开口之后同样无用”,而收北山泉水则“利关万世”。他奔走疾呼:“事固不小,虚糜脂膏,事亦匪轻,愿当事采择焉。”
袁化中“拒泾”以史实为依据,告诫世人一方面引泾难度愈来愈大,一方面冲刷淤塞获利时间不长,其弊已远大于其利。
“袁化中的奏疏,不仅一针见血地道破修渠耗尽民力的事实,而且提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他主张的‘虚糜脂膏’‘凿渠苦民’仁政理念,至今都有借鉴意义。”孟书军说。
因为袁化中极力反对,开吊儿嘴虽有争议,却未曾实行。
清初时,金汉鼎任泾阳知县。他在任上主持过泾渠疏浚,深知修渠的艰辛和不值,“泾水河身日益凹陷,渠口日渐抬升,河渠渐不能用。于是征发五县的民众服徭役,我们伐石截木,置囤入水。当年十月开始施工,寒暑昼夜不停,直到第二年入秋才勉强完成。官员为尽快完工督责不休,百姓因而筋疲力尽,苦不堪言。他们不断上访,恳请哪怕不要灌溉了,也不想受这样的磨难”。他甚至由今思古,感慨引渠弊端,“战国时韩国本想让秦国疲于修渠,哪知道后世将因此更加疲惫”。
金汉鼎盛赞袁化中“拒泾引泉”的主张:“前朝泾阳知县袁氏化中,倡议拒泾而引泉,实为高论……今凿石渠数丈,得泉源焉。泉水喷涌而出,四时不竭……我本是为疏通渠道而到此,未想竟开辟又一个泾渠。以后不再需借用泾水了,这是天意,还是地意,还是人力啊,真是奇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但袁化中的意见,并非没有反对者。清初高陵知县熊士伯指责袁化中:“这是自私自便的有害说法,是将数千年来最大的便利毁弃,着实可惜。”
雍正时,官府再次修筑水渠。但未及数年,再次淤塞荒废。乾隆时,朝廷终于定下“断泾用泉”的决断。而此时,距离袁化中离世已百余年了。
擢升言官御史,
谏言时弊不惧艰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任泾阳知县的袁化中,于吏部考核得“优异循吏”的旌表,被提拔为御史,进京为言官。
此时袁化中的同榜进士杨涟等人也跻身言官序列。袁化中钦佩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的公正清廉,与他们声气相投,仗义执言。
这一年,大明王朝流年颇为不利。先是初秋时,御宇四十八年的神宗病逝。一个月后,光宗也因离奇的“红丸案”去世,16岁的朱由校继承帝位。
帝国边疆同样进入多事之秋。此前一年,兵部右侍郎杨镐率领的明军在和后金军的“萨尔浒之战”中惨败,关外大片国土沦丧。袁化中刚上任,便上疏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他认为方从哲身为首辅,行事却模棱两可,不以原则为要,以致朝政糜烂、边疆不振,应负领导责任。奏疏呈上后,百官惊诧于他的勇气魄力,在背后皆为他感叹不已。
袁化中信奉“在其位谋其职”的理念。其任基层,务兴利除弊,以去疾苦、促富足为己任；及作言官,也要不避斧钺,敢于言事。他连续上疏数篇,直斥边疆危机、军饷拖欠等敏感问题,发声直言,切中要害。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二月,袁化中向皇帝提出八个积存已久的朝政弊端,即“宫禁渐驰；言路渐轻；法纪渐替；贿赂渐章；边疆渐坏；职掌渐失；宦官渐盛；人心渐离”。
“他的意见非常恳切,也切中时弊。尤其是意识到宦官力量的恶性膨胀,确实眼光长远。”孟书军说。
皇帝因其“剀切”,让他巡按宣府大同之地。袁化中未及上任,便以母忧归乡。后补为河南道监察御史。
当时皇帝不理朝政,大太监魏忠贤揽政擅权,引起朝内“清流派”东林党的不满。魏忠贤在朝臣中培养私人势力,笼络被东林党排斥的大臣,逐渐形成“阉党”集团。此后东林党和阉党,争斗不息。杨涟等人一直寻找罢黜魏忠贤的机会。
天启四年二月,东林党首领赵南星任吏部尚书,掌握铨衡大权。同时魏忠贤因小过被皇帝责罚,令其待罪私邸等候发落,外廷传言魏忠贤已失帝心,朝不保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觉得弹劾魏忠贤的良机已到。
该年夏,杨涟向皇帝进呈长篇奏疏,弹劾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欺君蔑法,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等二十四大罪状,希望皇帝能“乞奋乾断,早救宗社”。
石破天惊的奏疏递上后,没了主意的魏忠贤惶恐不安。他先向东林党元老、内阁首辅韩爌求援,希望他能出面调停,息事宁人。韩爌本就不待见魏忠贤,此时更不理睬他。
魏忠贤无奈,跑到皇帝面前哭诉忠心和遭遇。皇帝与他相伴多日,见一直陪伴左右的魏忠贤老泪纵横,难免心软。皇帝向外廷传旨,斥责杨涟“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皇帝还不忘警告众臣,“大小各官,务要尽职,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俱在,决不姑息”。
诏书下达,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人纷纷上疏声援杨涟。袁化中率十三道御史联名上疏称:“魏忠贤障日蔽月,逞威作福。将大臣当作奴隶,斥责言官如同幼鸟,草菅内外廷官员性命,以致朝野共危,神人胥愤。因为陛下此前并不知晓,他尚有畏惧之心。如今杨涟已弹劾奏报,陛下感念做太子时魏忠贤的功劳,想免魏忠贤一死。可他最害怕的便是身死,若是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我等担心其宣泄愤怒的对象不在缙绅,却在陛下。陛下想一想,深宫之内,让多疑多惧之人平日陪侍左右,难道不该有所提防吗?”袁化中的疏奏递上,魏忠贤大恨之。
等到前任首辅叶向高因病告归,唯一掣肘魏忠贤的力量也不复存在,党祸便顺势爆发了。
袁化中闻听抵抗后金的边将毛文龙,常以百姓头颅充当敌首,以孩童充当战俘,来套取朝廷封赏,便请求惩办毛文龙的不法行为,连带处置朝中靠山。接着他又弹劾阉党头目崔呈秀任淮州、扬州按察使时贪赃枉法。但这些奏疏皆被阉党扣在手中,皇帝并没有看到。
为国除恶未果,
六君子惨死诏狱
暴风雨之前的宁静,散发着窒息的死亡之气。东林党和阉党已势同水火,难以共存,决裂只是早晚事。数月之后,阉党出招,一击致命。
阉党成员、阁臣魏广微先打头阵。他靠魏忠贤的关系,官运亨通,却遭清流的鄙夷和弹劾,因此深恨杨涟等人。他向皇帝诬陷:“杨、左、袁、魏诸人,与诸臣轻蔑主上年幼,便结党擅权。如果不尽窜杀,难以彰显帝王权威,慑服天下轻蔑之心。”明熹宗最恨结党,认为他言之有理,魏忠贤得以肆行构陷东林党。
在阉党的蛊惑和怂恿下,皇帝下旨切责杨涟和袁化中等,“公然欺朕幼冲,真老奸巨猾,顽钝无耻……恣肆欺瞒,大不敬,无人臣礼,都著革了职为民”。
让皇帝坚信杨涟、袁化中营私结党后,阉党继续寻找置其于死地的借口。魏忠贤起先想借“移宫”案来整肃杨涟,但阉党成员徐大化却认为不妥。他觉得,“彼但坐移宫罪,则无赃可指,不如坐纳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移宫案”牵涉杨涟、左光斗,却与顾大章等人无关。熊廷弼行贿案,却能将东林六君子受贿案坐实,一窝端掉东林党。
狱中羁押的熊廷弼不知道,他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成了东林党的催命符。
熊廷弼此前在辽东经营抗金,颇有成效,可惜因朝臣掣肘黯然离职,辽东形势转安为险。辽东险恶之时,他官复原职,却因和同僚王化贞关系紧张,造成明军惨败。明熹宗一怒将他下狱问罪。熊廷弼在狱中,觉得自己并无致命过失,四处行贿托关系求生。
熊廷弼找到了一个本该能救自己,却断送了自己性命的人——东林党智囊、中书舍人汪文言。
天启五年,锦衣卫以涉嫌受贿抓捕汪文言。魏忠贤让酷吏活阎王许显纯亲自审讯汪文言,问杨涟、左光斗、袁化中等17人受贿情状。汪文言颇有风骨,虽受尽折磨却答:“我不认得。此俱是正人,如何有赃?”许显纯无计,便将汪文言折磨致死,撕掉真实证词再伪造一份。
这份伪造的供词里,东林党人“无所不牵引,而以涟、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为受熊廷弼贿”,其中杨涟、左光斗各受贿白银二万两,魏大中三千,袁化中六千,周朝瑞一万,顾大章四万。他们收到钱后,便上疏替熊廷弼开脱罪责。
皇帝阅后大怒,认为东林党平日满口仁义道德,私下一肚子男盗女娼。他随即下旨:“杨镐、熊廷弼既失封疆,又用贿买杨涟等,希图幸脱。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俱著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
六君子先后被投入“诏狱”。“诏狱”是专门羁押钦犯的地方,设在锦衣卫管辖的镇抚司。诏狱裁量权极大,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犯人,不必经司法机构审判,进去容易出来难。
天启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诏狱土地祠前树下无故生出一株六瓣黄芝。次日,六君子悉数押来,黄芝似有感应光彩映人,有人认为这是吉兆。顾大章却叹息说:“黄芝,瑞草也,而生于狱,其妖乎?”
当日傍晚,许显纯第一次提审六人。六君子为官清正,自然对答得体,但仍不免受酷刑。史载“六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
七月初四,许显纯再次提审六人。经不断折磨,六人“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诸君子俱色墨而头秃,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杨公须白为最”。到堂上后,“举头欲辩而口不能言”,“伏地若死人”,其状惨不忍睹。
此后,诸人皆轮番受非人虐待,以致“大号而无回声”。左光斗见状,向众人建议,可假意承认受贿,待再审时翻供,也许能重见天日。其余五人觉得有理,便承认了受贿一事。可许显纯却每隔五日刑讯,逼迫他们吐露所谓“赃银”,六君子后悔不已。
后来魏忠贤降中旨,斥责许显纯追缴赃银不利,连降三级。许显纯遂将刑讯改为三日一“比较”,施虐更无所不用其极。
在轮番折磨下,六君子形销骨立,不似生人。七月二十四日晚,杨涟头部被敲入铁钉致死。第二天,左光斗狱中遇害。次日,魏大中身死。
八月十九日,经家人多番筹措,“赃银”缴纳完毕的袁化中也被折磨致死。死前他“大呼高皇帝及列祖列宗”。死后,狱中鬼哭神嚎,凄厉骇人。二十二日,袁尸出诏狱,已无全身,家人以布包草草安葬。
八月二十八日,同样缴完赃银的周朝瑞也被折磨致死。九月十五日,六君子唯一幸存者顾大章自尽,他于前日“勺水不饮,鼓后服毒不殊,次夜投缳而逝”。至此,六君子全部壮烈捐躯。
六君子身亡,魏忠贤仍不解气。他令人编纂《东林点将录》,将东林党人按照《水浒传》的名号登记造册。袁化中的称号是马军五虎将之一的“天立星双枪将”。
崇祯初,东林六君子悉数平反,朝廷赠袁化中太仆寺卿,官其一子,南明时谥为忠愍。惠民百姓为他立起双忠祠,定时祭祀。
□ 本报记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耿 军
晨曦微露身影,点点金光洒落,打碎了初夏的宁静,惠民鼓楼街两侧随即热闹起来。奔行的车流,赶脚的行客,吆喝的商贩,提醒着往来的看客,这里是辐辏繁华所在。
岁月前移百年,依旧热闹喧哗。每逢节日,双忠祠内,百姓如织,焚香祷告,顶礼膜拜。
这双忠祠,是明末清初惠民当地百姓捐资兴建的庙宇,以祭祀惠民历史上忠心耿耿的两位直臣。其中一位,是弹劾阉党魏忠贤,壮烈捐躯的“东林六君子”之一的袁化中。
“双忠祠现已不存,但袁化中官居下僚,不畏权势,为公义奔走呐喊,身虽死而神不灭的精神,值得我们铭记怀念。”惠民县党史办副主任孟书军说。
冥冥中有定数,
五君子同榜高中
袁化中弹劾魏忠贤,至今仍在袁氏后人中激荡回响。
家在东北吉林的袁氏后人袁静坤告诉记者:“自小便听长辈言道,先祖袁化中老爷爷是因直谏而屈死于阉党之手。因为当时风声鹤唳,族人四散奔逃,我们一支先到乐陵避难,后又流落东北,但老爷爷的事迹,我们始终铭刻在心。”为了寻觅袁化中故迹,她曾从东北专程来到惠民,却依旧鲜有所获。
“袁化中生年不详,他字民谐,号熙宇,生于斯,长于斯。”孟书军说。惠民袁氏是家境殷实的大家族,人烟稠密,耕读为业。
袁化中少时聪颖,父母祖辈对他寄予厚望。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袁氏中乡试举人,春风得意,来年会试却遗憾地名落孙山。他心情郁闷地回到故乡,屏退平时闲谈者,独自筑室修身读书。终于到万历三十五年,顺利考中进士。
纵览万历三十五年登科录,会看到如杨涟、左光斗、顾大章、周朝瑞等熟悉的名字。五人中袁化中的排名最靠前,为第三甲第29名同进士。
人生好似一条无径可寻的溪流,随意漫延流淌。溪流彼此间时相交,时分隔。
袁化中等人的溪流在此刻交汇,继而分流于外,待18年后又聚于一处,汇成一股澎湃湍流,迸发出最后的璀璨芳华。
“东林六君子中,竟有五人为同榜进士。似乎冥冥中,有因缘际会的定数,这实在难以捉摸,却妙不可言。”孟书军说。
知县内黄泾阳,
行善政百姓称颂
吃尽十年寒窗苦,磨得铁板薄如霜。可纵然高中进士,也只是获得了做官资格而已。前方的路依旧坎坷,同样叵测。
分配职务的时候到了。经吏部文选司掣签,袁化中得任河南内黄知县。
职务是说不上好坏的“平庸”,但袁化中并未以平庸待之。他上任伊始,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舍,微服察访,遍知闾里利病。针对当地吏治崩坏、胥吏扰民的弊政,袁化中以身作则,反贪倡廉,惩治了奸猾的胥吏。此外兴办教育,增设庠序,勉励青年向学。内黄境内晏清,百姓获利,衷心爱戴他。
正在袁化中改革内黄积弊之际,惠民的家父因病谢世。按明制,若父母离世,官员无论品阶大小,均需离职归乡丁忧守孝,待守孝期满,才能再度启用。守孝期满,朝廷改任他为陕西泾阳知县。
地处渭北的泾阳,相比内黄条件更加艰苦。当地水旱频发,农业凋敝,百姓贫苦。为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民尚私斗,以致民风彪悍,案件诉讼数倍于他县。袁化中饮冰茹蘖,不染苞苴,誓与百姓同患难。他先鼓励民众垦荒农桑,对稼穑优异者公开旌表褒奖；再清理积压多年狱讼,惩治怙恶不悛的罪犯,还百姓公义；最后劝民以德,教人谦恭礼让,提倡邻里街坊和睦相处。久而久之,当地民俗为之流变。多年后修纂的《泾阳县志》,将袁化中列入“名宦”,言辞中颇见怀念之意,“恺悌乐易,接士民若家人父子,古召公之流也”。
召公为西周初年分封的燕国国君。史载他治理西方,甚得民兆和,“召公巡行乡邑,有甘棠,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后世以“甘棠遗爱”来赞颂循吏良官的政绩,袁化中得“召公”的美名,循吏之誉实至名归。
袁氏后因弹劾魏忠贤下狱,关在锦衣卫北镇抚司,成了在册的皇家钦犯。一般人畏祸,不敢发一言,唯独户部郎中、泾阳人韩琳受泾阳百姓之托,贿赂牢狱官差,冒死探视,送去衣食,相与泣涕终日。袁化中哭着告诫他:“希望不要再来了。我们触犯了皇帝的逆鳞,最终有了这样的灾祸。但先生您可不能这样,您不要再来了。”但韩琳仍数次探视,尽力周济。
袁化中死于阉党事后,泾阳百姓呼号痛哭,“袁父母虽死,吾等岂能忘其恩德”,遂修祠以祭祀。
拒泾水用北泉,
辟群议泽被后世
令泾阳百姓最为感念的,是袁化中冒“邻县”之大不韪,辟群议,拒泾水用北泉,极大地减轻了民力负担。
泾阳农业生产,基本倚靠渠道灌溉。而几乎所有渠灌,都离不开泾河水供应。
袁化中上任时,渭北农业灌溉面临极大危机,“凿吊儿嘴”之议也争论得如火如荼。
引泾水利,解决了农业水源燃眉之急,却也埋下了长久的难题:泾水富含沙石,引水时间一久,泥沙势必淤积引泾渠口。而且泾河进入渭北前,多在高地恣肆流淌,流速大、冲力强,导致河身下潜。久而久之,引泾水利壅塞崩坏,难以满足渭北农业之需。
历代解决壅塞崩坏的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小修小补,官府修建新的取水口,往高处迁移渠首,再向下连接故道,以维持基本之用。
北宋末年,渠道淤积,渭北灌溉濒于瘫痪。朝廷主持修筑丰利渠,继续接引泾水灌溉。丰利渠接水口上移到山脚,必须凿石才能进行,施工难度艰巨得多。
至明宪宗成化年间,丰利渠和元代的王御史渠,都已淤塞渐坏,无法继续灌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项忠上书皇帝,请求凿新渠,“自旧渠上并石山开凿一里余,就谷口上流引泾水入渠”。
这项名为广惠渠的工程,征发了渭北泾阳、醴泉、三原、高陵、临潼五县民众,前后历经十七载才完工。时人彭华在《重修广惠渠》中记录了此次开山凿岩的艰辛:“服役的百姓打着灯笼入隧道,遇到顽石炭炙醋淬许久才能凿穿；有时石洞泉水滴沥如雨,须戴斗笠披蓑衣方可施工。”
广惠渠工程旷日持久,征发民众极多,可仅用二十余年就因渠崩而重修。又十余年,又因淤塞修浚。此后广惠渠屡兴屡废,引泾水利陷入困境。有些人便主张打开“吊儿嘴引泾”。
吊儿嘴地势较高,毗邻泾河。许多人认为,凿开吊儿嘴,不仅能引泾水,更可冲刷渠道。此论一出,在渭北颇有市场。
万历年间,三原县人王思印赴京上本,请开吊儿嘴连接广惠渠,但工部久议未决。
面对汹涌澎湃的引泾论调,袁化中经过详实调查,独力辟之。万历四十年,他写《开吊儿嘴议》,明确提出“拒泾”主张,提议专用泉水灌溉。
袁化中认为,秦汉修筑郑国渠、白渠灌溉渭北,皆有地势的便利,“河势犹宽平也,山足犹易凿也”。而到了北宋修筑丰利渠,工程虽然艰辛,但收效甚微,“渭北获利不到数年,渠口又高,河堰日坏,泾水不能入”。元代王御史渠,于丰利渠口上游开石五十一丈(156.7米),可不出数年,又崩坏。
历经17年修成的广惠渠,袁化中更认为得不偿失,“水渠修成而官民已筋疲力尽,但淤积的隐患却丝毫没有减少。”现在有人提议继续上移渠口,开吊儿嘴接引泾水,这在袁化中看来结局恐怕是“亦废同广惠耳”。
袁化中认为,如果能以开吊儿嘴所需物力的十分之一,收北山泉水来灌溉,所费甚少而所获糜多。他在奏疏中,认为开吊儿嘴是“只知道要开,却不知道开口之后同样无用”,而收北山泉水则“利关万世”。他奔走疾呼:“事固不小,虚糜脂膏,事亦匪轻,愿当事采择焉。”
袁化中“拒泾”以史实为依据,告诫世人一方面引泾难度愈来愈大,一方面冲刷淤塞获利时间不长,其弊已远大于其利。
“袁化中的奏疏,不仅一针见血地道破修渠耗尽民力的事实,而且提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他主张的‘虚糜脂膏’‘凿渠苦民’仁政理念,至今都有借鉴意义。”孟书军说。
因为袁化中极力反对,开吊儿嘴虽有争议,却未曾实行。
清初时,金汉鼎任泾阳知县。他在任上主持过泾渠疏浚,深知修渠的艰辛和不值,“泾水河身日益凹陷,渠口日渐抬升,河渠渐不能用。于是征发五县的民众服徭役,我们伐石截木,置囤入水。当年十月开始施工,寒暑昼夜不停,直到第二年入秋才勉强完成。官员为尽快完工督责不休,百姓因而筋疲力尽,苦不堪言。他们不断上访,恳请哪怕不要灌溉了,也不想受这样的磨难”。他甚至由今思古,感慨引渠弊端,“战国时韩国本想让秦国疲于修渠,哪知道后世将因此更加疲惫”。
金汉鼎盛赞袁化中“拒泾引泉”的主张:“前朝泾阳知县袁氏化中,倡议拒泾而引泉,实为高论……今凿石渠数丈,得泉源焉。泉水喷涌而出,四时不竭……我本是为疏通渠道而到此,未想竟开辟又一个泾渠。以后不再需借用泾水了,这是天意,还是地意,还是人力啊,真是奇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但袁化中的意见,并非没有反对者。清初高陵知县熊士伯指责袁化中:“这是自私自便的有害说法,是将数千年来最大的便利毁弃,着实可惜。”
雍正时,官府再次修筑水渠。但未及数年,再次淤塞荒废。乾隆时,朝廷终于定下“断泾用泉”的决断。而此时,距离袁化中离世已百余年了。
擢升言官御史,
谏言时弊不惧艰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任泾阳知县的袁化中,于吏部考核得“优异循吏”的旌表,被提拔为御史,进京为言官。
此时袁化中的同榜进士杨涟等人也跻身言官序列。袁化中钦佩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的公正清廉,与他们声气相投,仗义执言。
这一年,大明王朝流年颇为不利。先是初秋时,御宇四十八年的神宗病逝。一个月后,光宗也因离奇的“红丸案”去世,16岁的朱由校继承帝位。
帝国边疆同样进入多事之秋。此前一年,兵部右侍郎杨镐率领的明军在和后金军的“萨尔浒之战”中惨败,关外大片国土沦丧。袁化中刚上任,便上疏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他认为方从哲身为首辅,行事却模棱两可,不以原则为要,以致朝政糜烂、边疆不振,应负领导责任。奏疏呈上后,百官惊诧于他的勇气魄力,在背后皆为他感叹不已。
袁化中信奉“在其位谋其职”的理念。其任基层,务兴利除弊,以去疾苦、促富足为己任；及作言官,也要不避斧钺,敢于言事。他连续上疏数篇,直斥边疆危机、军饷拖欠等敏感问题,发声直言,切中要害。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二月,袁化中向皇帝提出八个积存已久的朝政弊端,即“宫禁渐驰；言路渐轻；法纪渐替；贿赂渐章；边疆渐坏；职掌渐失；宦官渐盛；人心渐离”。
“他的意见非常恳切,也切中时弊。尤其是意识到宦官力量的恶性膨胀,确实眼光长远。”孟书军说。
皇帝因其“剀切”,让他巡按宣府大同之地。袁化中未及上任,便以母忧归乡。后补为河南道监察御史。
当时皇帝不理朝政,大太监魏忠贤揽政擅权,引起朝内“清流派”东林党的不满。魏忠贤在朝臣中培养私人势力,笼络被东林党排斥的大臣,逐渐形成“阉党”集团。此后东林党和阉党,争斗不息。杨涟等人一直寻找罢黜魏忠贤的机会。
天启四年二月,东林党首领赵南星任吏部尚书,掌握铨衡大权。同时魏忠贤因小过被皇帝责罚,令其待罪私邸等候发落,外廷传言魏忠贤已失帝心,朝不保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觉得弹劾魏忠贤的良机已到。
该年夏,杨涟向皇帝进呈长篇奏疏,弹劾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欺君蔑法,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等二十四大罪状,希望皇帝能“乞奋乾断,早救宗社”。
石破天惊的奏疏递上后,没了主意的魏忠贤惶恐不安。他先向东林党元老、内阁首辅韩爌求援,希望他能出面调停,息事宁人。韩爌本就不待见魏忠贤,此时更不理睬他。
魏忠贤无奈,跑到皇帝面前哭诉忠心和遭遇。皇帝与他相伴多日,见一直陪伴左右的魏忠贤老泪纵横,难免心软。皇帝向外廷传旨,斥责杨涟“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皇帝还不忘警告众臣,“大小各官,务要尽职,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俱在,决不姑息”。
诏书下达,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人纷纷上疏声援杨涟。袁化中率十三道御史联名上疏称:“魏忠贤障日蔽月,逞威作福。将大臣当作奴隶,斥责言官如同幼鸟,草菅内外廷官员性命,以致朝野共危,神人胥愤。因为陛下此前并不知晓,他尚有畏惧之心。如今杨涟已弹劾奏报,陛下感念做太子时魏忠贤的功劳,想免魏忠贤一死。可他最害怕的便是身死,若是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我等担心其宣泄愤怒的对象不在缙绅,却在陛下。陛下想一想,深宫之内,让多疑多惧之人平日陪侍左右,难道不该有所提防吗?”袁化中的疏奏递上,魏忠贤大恨之。
等到前任首辅叶向高因病告归,唯一掣肘魏忠贤的力量也不复存在,党祸便顺势爆发了。
袁化中闻听抵抗后金的边将毛文龙,常以百姓头颅充当敌首,以孩童充当战俘,来套取朝廷封赏,便请求惩办毛文龙的不法行为,连带处置朝中靠山。接着他又弹劾阉党头目崔呈秀任淮州、扬州按察使时贪赃枉法。但这些奏疏皆被阉党扣在手中,皇帝并没有看到。
为国除恶未果,
六君子惨死诏狱
暴风雨之前的宁静,散发着窒息的死亡之气。东林党和阉党已势同水火,难以共存,决裂只是早晚事。数月之后,阉党出招,一击致命。
阉党成员、阁臣魏广微先打头阵。他靠魏忠贤的关系,官运亨通,却遭清流的鄙夷和弹劾,因此深恨杨涟等人。他向皇帝诬陷:“杨、左、袁、魏诸人,与诸臣轻蔑主上年幼,便结党擅权。如果不尽窜杀,难以彰显帝王权威,慑服天下轻蔑之心。”明熹宗最恨结党,认为他言之有理,魏忠贤得以肆行构陷东林党。
在阉党的蛊惑和怂恿下,皇帝下旨切责杨涟和袁化中等,“公然欺朕幼冲,真老奸巨猾,顽钝无耻……恣肆欺瞒,大不敬,无人臣礼,都著革了职为民”。
让皇帝坚信杨涟、袁化中营私结党后,阉党继续寻找置其于死地的借口。魏忠贤起先想借“移宫”案来整肃杨涟,但阉党成员徐大化却认为不妥。他觉得,“彼但坐移宫罪,则无赃可指,不如坐纳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移宫案”牵涉杨涟、左光斗,却与顾大章等人无关。熊廷弼行贿案,却能将东林六君子受贿案坐实,一窝端掉东林党。
狱中羁押的熊廷弼不知道,他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成了东林党的催命符。
熊廷弼此前在辽东经营抗金,颇有成效,可惜因朝臣掣肘黯然离职,辽东形势转安为险。辽东险恶之时,他官复原职,却因和同僚王化贞关系紧张,造成明军惨败。明熹宗一怒将他下狱问罪。熊廷弼在狱中,觉得自己并无致命过失,四处行贿托关系求生。
熊廷弼找到了一个本该能救自己,却断送了自己性命的人——东林党智囊、中书舍人汪文言。
天启五年,锦衣卫以涉嫌受贿抓捕汪文言。魏忠贤让酷吏活阎王许显纯亲自审讯汪文言,问杨涟、左光斗、袁化中等17人受贿情状。汪文言颇有风骨,虽受尽折磨却答:“我不认得。此俱是正人,如何有赃?”许显纯无计,便将汪文言折磨致死,撕掉真实证词再伪造一份。
这份伪造的供词里,东林党人“无所不牵引,而以涟、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为受熊廷弼贿”,其中杨涟、左光斗各受贿白银二万两,魏大中三千,袁化中六千,周朝瑞一万,顾大章四万。他们收到钱后,便上疏替熊廷弼开脱罪责。
皇帝阅后大怒,认为东林党平日满口仁义道德,私下一肚子男盗女娼。他随即下旨:“杨镐、熊廷弼既失封疆,又用贿买杨涟等,希图幸脱。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俱著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
六君子先后被投入“诏狱”。“诏狱”是专门羁押钦犯的地方,设在锦衣卫管辖的镇抚司。诏狱裁量权极大,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犯人,不必经司法机构审判,进去容易出来难。
天启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诏狱土地祠前树下无故生出一株六瓣黄芝。次日,六君子悉数押来,黄芝似有感应光彩映人,有人认为这是吉兆。顾大章却叹息说:“黄芝,瑞草也,而生于狱,其妖乎?”
当日傍晚,许显纯第一次提审六人。六君子为官清正,自然对答得体,但仍不免受酷刑。史载“六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
七月初四,许显纯再次提审六人。经不断折磨,六人“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诸君子俱色墨而头秃,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杨公须白为最”。到堂上后,“举头欲辩而口不能言”,“伏地若死人”,其状惨不忍睹。
此后,诸人皆轮番受非人虐待,以致“大号而无回声”。左光斗见状,向众人建议,可假意承认受贿,待再审时翻供,也许能重见天日。其余五人觉得有理,便承认了受贿一事。可许显纯却每隔五日刑讯,逼迫他们吐露所谓“赃银”,六君子后悔不已。
后来魏忠贤降中旨,斥责许显纯追缴赃银不利,连降三级。许显纯遂将刑讯改为三日一“比较”,施虐更无所不用其极。
在轮番折磨下,六君子形销骨立,不似生人。七月二十四日晚,杨涟头部被敲入铁钉致死。第二天,左光斗狱中遇害。次日,魏大中身死。
八月十九日,经家人多番筹措,“赃银”缴纳完毕的袁化中也被折磨致死。死前他“大呼高皇帝及列祖列宗”。死后,狱中鬼哭神嚎,凄厉骇人。二十二日,袁尸出诏狱,已无全身,家人以布包草草安葬。
八月二十八日,同样缴完赃银的周朝瑞也被折磨致死。九月十五日,六君子唯一幸存者顾大章自尽,他于前日“勺水不饮,鼓后服毒不殊,次夜投缳而逝”。至此,六君子全部壮烈捐躯。
六君子身亡,魏忠贤仍不解气。他令人编纂《东林点将录》,将东林党人按照《水浒传》的名号登记造册。袁化中的称号是马军五虎将之一的“天立星双枪将”。
崇祯初,东林六君子悉数平反,朝廷赠袁化中太仆寺卿,官其一子,南明时谥为忠愍。惠民百姓为他立起双忠祠,定时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