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海青
十八大以后,中国整体而言进入了邓小平讲的“发展起来以后”但还不是很发达的阶段。发展起来以后的时代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与新的阶段性特征,在既有成就的基础上面临与以前不尽相同的问题与挑战,因此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而言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在破解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与挑战的过程中形成与提出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想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首先必须把握其产生的时代条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发展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那么,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形势与课题是什么?对此的回答是:十八大以后,中国整体而言进入了邓小平讲的“发展起来以后”但还不是很发达的阶段。发展起来以后的时代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与新的阶段性特征,在既有成就的基础上面临与以前不尽相同的问题与挑战,因此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而言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在破解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与挑战的过程中形成与提出的。
具体而言,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产生的时代条件,可以从以下九个方面予以把握。
这是一个奋力实现民族复兴并成为强国的时代。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代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努力实现着不尽相同的历史任务与使命。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使命是结束近现代中国任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初步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时代的历史使命就是谋求中国的发展与国富民富。他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确实“富起来”了。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时代的历史使命则是在富起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一方面基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思维；另一方面基于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体现了宽广的世界视野,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目标定位的一种深化与升华。
这是一个注重战略谋划把握全局并进行顶层设计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很多事情需要从头做起。那时,我们打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很大程度上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改革开放将近40年,我们在改革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而且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进入了各种因素和力量都竞相发挥作用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进行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就是精准研判实际,做出科学决策,确定正确理念、目标、思路和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顺应历史发展和实践发展新趋势新要求,运用哲学思维,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个方面、对治国理政进行顶层设计。他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树立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顶层设计的集中表现。
这是一个破解发展难题、建构新秩序、彰显中国形象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总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挨饿”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而在“蛋糕”相对做大以后,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大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邓小平所讲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也要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进而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伟大梦想”而奋斗。在这“四个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要破解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等事关中国发展前途的“命运性问题”。在注重“破”的同时,习近平治国理政也注重“立”,具体体现为他致力于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在他那里,这种秩序主要体现在:基于公平正义价值观,既注重分配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又力求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和治理协调、配合,也使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协调并形成合力,还运用法治和德治两种方式约束人的行为,最终形成一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在破解难题、建构秩序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还十分注重唱响中国,彰显中国形象。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使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真正发挥作用并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彰显“中国元素”,树立“中国形象”,坚定“中国自信”。
这是一个注重创新驱动的时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虽然其它力量也发挥着作用,但行政权力的力量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对此可称之为发展的“权力主导”和“权力驱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以来,行政权力的力量虽然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资本的力量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趋增强,对此可称之为发展的“资本驱动”。历史来看,“资本驱动”的作用功不可没,它较为充分地激发了资本的活力,既为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升级发展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积累”和“物质基础”,又较快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过度的资本依赖也使我们面临着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发展道路越走越窄、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的困局。由此,我们必须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主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以增长促发展”走向“在转变中谋发展”。这里转变的核心就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谓创新驱动,其实质就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注重依靠人、解放人与开发人,充分释放人的创新激情、活力与能力。这意味着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将由物质资本逐渐向自主创新能力转移。尽管这种力量转移刚刚开始,但这种转移是必然的。
这是一个整体转型升级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种现代的治国方略,“治理”意味着由政府主导体制走向注重在党的领导下的制度治理尤其是法治治理(“法”治)；由政府管制走向党委领导下的政府“政”治、社会“自”治、公民“能”治的协同治理(“共”治)；由注重国家权力走向注重国家治理能力(“能”治)；由注重等级走向注重公平正义(“正”治)。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下的法治、共治、能治、德治和正治的有机统一。显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尊重民众诉求、化解矛盾和攻坚克难,进而为解决影响中国发展的“命运性问题”,为破解矛盾、问题、难题提供一整套制度模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这是一个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以前,尽管我国工业化也有所发展,但整体而言,尚属于农业文明。在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处于主导地位,人类处于从属地位,人与自然基本和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化进程迅速,工业文明时代来临。在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了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人们以一种似乎纯粹工具化和功利性的态度对待自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辉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破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自然灾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经验教训,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生态文明是对传统的工业文明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结果,是以尊重自然、维护自然、顺应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与之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方式为基础,以引导人们走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为着眼点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这是一个参与全球治理并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对外开放30多年来,中国把握住了全球化的战略机遇,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可谓成就非凡。如果说对外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体量尚不够大,全球性的利益关切尚不够多,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全球性利益关切的不断增强,今天的中国必须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努力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这既是中国自身发展所必需,也是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巨大贡献与应负责任。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中国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随着中国实力上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一个中国建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时代。1978年以前一段时期,我们实行的是党政力量主导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发展迅速,市场力量在增长。随着市场力量的增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不断增强。随着市场力量、人民主体力量的不断增强,便内在要求政府转变传统职能,由管制型政府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且仍具有主导作用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样,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如下变化:即形成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注重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而且注重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协调并形成合力。只有协调并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对优势和影响力。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与这三种力量的正确发挥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并形成合力有密切关系。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协调且形成合力,是中国成为强国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三大根本支柱,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并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三大根本支柱,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并形成一种新型文明的基石、核心。
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敢于担当、刚性执行、充满自信的时代。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阶段,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任务目标艰巨,可谓时间紧、任务重、问题多、挑战大、阻力强。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有担当意识、使命意识,“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担当,贯穿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他积极推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积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倡导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强调努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努力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及外交新格局等,都显示出他敢于担当的精神。敢于担当是为了解决问题、实现目标。而要实现奋斗目标,就首先要落实和完成一个个具体任务；而要顺利完成诸多具体任务,就必须具有刚性的执行力。历史和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具有刚性执行力,什么时候就能顺利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所谓“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所谓“钉钉子精神”,所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强调的都是这一点。既敢于担当,又勇于执行,当然会充满自信,“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作者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十八大以后,中国整体而言进入了邓小平讲的“发展起来以后”但还不是很发达的阶段。发展起来以后的时代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与新的阶段性特征,在既有成就的基础上面临与以前不尽相同的问题与挑战,因此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而言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在破解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与挑战的过程中形成与提出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想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首先必须把握其产生的时代条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发展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那么,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形势与课题是什么?对此的回答是:十八大以后,中国整体而言进入了邓小平讲的“发展起来以后”但还不是很发达的阶段。发展起来以后的时代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与新的阶段性特征,在既有成就的基础上面临与以前不尽相同的问题与挑战,因此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而言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在破解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与挑战的过程中形成与提出的。
具体而言,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产生的时代条件,可以从以下九个方面予以把握。
这是一个奋力实现民族复兴并成为强国的时代。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代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努力实现着不尽相同的历史任务与使命。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使命是结束近现代中国任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初步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时代的历史使命就是谋求中国的发展与国富民富。他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确实“富起来”了。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时代的历史使命则是在富起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一方面基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思维；另一方面基于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体现了宽广的世界视野,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目标定位的一种深化与升华。
这是一个注重战略谋划把握全局并进行顶层设计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很多事情需要从头做起。那时,我们打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很大程度上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改革开放将近40年,我们在改革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而且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进入了各种因素和力量都竞相发挥作用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进行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就是精准研判实际,做出科学决策,确定正确理念、目标、思路和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顺应历史发展和实践发展新趋势新要求,运用哲学思维,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个方面、对治国理政进行顶层设计。他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树立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顶层设计的集中表现。
这是一个破解发展难题、建构新秩序、彰显中国形象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总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挨饿”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而在“蛋糕”相对做大以后,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大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邓小平所讲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也要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进而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伟大梦想”而奋斗。在这“四个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要破解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等事关中国发展前途的“命运性问题”。在注重“破”的同时,习近平治国理政也注重“立”,具体体现为他致力于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在他那里,这种秩序主要体现在:基于公平正义价值观,既注重分配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又力求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和治理协调、配合,也使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协调并形成合力,还运用法治和德治两种方式约束人的行为,最终形成一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在破解难题、建构秩序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还十分注重唱响中国,彰显中国形象。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使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真正发挥作用并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彰显“中国元素”,树立“中国形象”,坚定“中国自信”。
这是一个注重创新驱动的时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虽然其它力量也发挥着作用,但行政权力的力量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对此可称之为发展的“权力主导”和“权力驱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以来,行政权力的力量虽然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资本的力量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趋增强,对此可称之为发展的“资本驱动”。历史来看,“资本驱动”的作用功不可没,它较为充分地激发了资本的活力,既为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升级发展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积累”和“物质基础”,又较快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过度的资本依赖也使我们面临着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发展道路越走越窄、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的困局。由此,我们必须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主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以增长促发展”走向“在转变中谋发展”。这里转变的核心就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谓创新驱动,其实质就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注重依靠人、解放人与开发人,充分释放人的创新激情、活力与能力。这意味着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将由物质资本逐渐向自主创新能力转移。尽管这种力量转移刚刚开始,但这种转移是必然的。
这是一个整体转型升级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种现代的治国方略,“治理”意味着由政府主导体制走向注重在党的领导下的制度治理尤其是法治治理(“法”治)；由政府管制走向党委领导下的政府“政”治、社会“自”治、公民“能”治的协同治理(“共”治)；由注重国家权力走向注重国家治理能力(“能”治)；由注重等级走向注重公平正义(“正”治)。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下的法治、共治、能治、德治和正治的有机统一。显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尊重民众诉求、化解矛盾和攻坚克难,进而为解决影响中国发展的“命运性问题”,为破解矛盾、问题、难题提供一整套制度模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这是一个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以前,尽管我国工业化也有所发展,但整体而言,尚属于农业文明。在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处于主导地位,人类处于从属地位,人与自然基本和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化进程迅速,工业文明时代来临。在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了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人们以一种似乎纯粹工具化和功利性的态度对待自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辉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破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自然灾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经验教训,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生态文明是对传统的工业文明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结果,是以尊重自然、维护自然、顺应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与之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方式为基础,以引导人们走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为着眼点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这是一个参与全球治理并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对外开放30多年来,中国把握住了全球化的战略机遇,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可谓成就非凡。如果说对外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体量尚不够大,全球性的利益关切尚不够多,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全球性利益关切的不断增强,今天的中国必须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努力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这既是中国自身发展所必需,也是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巨大贡献与应负责任。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中国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随着中国实力上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一个中国建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时代。1978年以前一段时期,我们实行的是党政力量主导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发展迅速,市场力量在增长。随着市场力量的增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不断增强。随着市场力量、人民主体力量的不断增强,便内在要求政府转变传统职能,由管制型政府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且仍具有主导作用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样,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如下变化:即形成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注重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而且注重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协调并形成合力。只有协调并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对优势和影响力。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与这三种力量的正确发挥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并形成合力有密切关系。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协调且形成合力,是中国成为强国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三大根本支柱,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并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三大根本支柱,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并形成一种新型文明的基石、核心。
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敢于担当、刚性执行、充满自信的时代。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阶段,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任务目标艰巨,可谓时间紧、任务重、问题多、挑战大、阻力强。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有担当意识、使命意识,“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担当,贯穿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他积极推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积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倡导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强调努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努力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及外交新格局等,都显示出他敢于担当的精神。敢于担当是为了解决问题、实现目标。而要实现奋斗目标,就首先要落实和完成一个个具体任务；而要顺利完成诸多具体任务,就必须具有刚性的执行力。历史和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具有刚性执行力,什么时候就能顺利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所谓“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所谓“钉钉子精神”,所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强调的都是这一点。既敢于担当,又勇于执行,当然会充满自信,“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作者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