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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
父亲不与哥哥通信,不给他寄钱,也挤不出钱来给他寄。哥哥终于也开始撒谎了——他写信告诉家里,不必为他担什么心,说父亲每月寄给他十元钱。那么,他岂不是每月就有十九元的生活费了么?这在当年是挺高的生活费标准了,于是母亲真的放心了,并因父亲终于肯宽恕哥哥上大学的“罪过”而感动。哥哥还在信中说他投稿也能挣到稿费。其实他投稿无数,只不过挣到了一次稿费,后来听哥哥亲口说是才三元……
哥哥第一个假期没探家,来信说是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探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电文是我念给母亲听的。
母亲呆了,我也呆了。
邻居家的叔叔婶婶们都到我家来了,传看着电报,陪母亲研究着、讨论着——精神病与疯了是一个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邻居们都说肯定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从旁听着,看出邻居们是出于安慰。我的常识告诉我,那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不忍对母亲说。
母亲一直手拿着电报发呆,一会看一眼,坐到了天明。
而我虽然躺下了,却也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老师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的两名男老师。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对中学母校路熟如家。
我领着哥哥他们往家走时,哥哥不停地问我: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
我告诉他母亲并没疯时,不禁泪如泉涌。
那时我最大的悲伤是——母亲将如何面对她已经疯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几乎终日喃喃自语。仅仅十五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结果情况变得更糟,因为那会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更无法入睡。但母亲宁肯那样。那样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门了,不至于使邻居们特别是邻家的孩子们因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惊。如此考虑当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从此过得黑白颠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药的作用下酣睡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尽量补觉。夜晚哥哥喃喃自语开始折磨我们的神经时,我们都凭意志力忍着不烦躁。六口人挤着躺在同一铺炕上,希望听不到是不可能。当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区,到了夜晚寂静极了。哥哥那种喃喃自语对于家人不啻是一种刑罚。一旦超过两个小时,人的脑仁儿都会剧痛如灼的。而哥哥却似乎一点儿不累,能够整夜自语。他的生物钟也黑白颠倒了。母亲夜里再让他服安眠药,他倒是极听话的,乖乖地接过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疯了,也还是最听母亲话的儿子。除了喃喃自语是他无法自我控制的,在别的方面,母亲要求他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他表现得很顺从。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互相教着用棉团堵耳朵了。母亲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不久我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于是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当时他害怕极了,不知要将他送到哪里去,对他怎么样。母亲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车。
家人的精神终于得以松弛。
而我的学习成绩一败涂地。
我又旷了两天课,也不用服安眠药,在家里睡起了连环觉。
父亲不与哥哥通信,不给他寄钱,也挤不出钱来给他寄。哥哥终于也开始撒谎了——他写信告诉家里,不必为他担什么心,说父亲每月寄给他十元钱。那么,他岂不是每月就有十九元的生活费了么?这在当年是挺高的生活费标准了,于是母亲真的放心了,并因父亲终于肯宽恕哥哥上大学的“罪过”而感动。哥哥还在信中说他投稿也能挣到稿费。其实他投稿无数,只不过挣到了一次稿费,后来听哥哥亲口说是才三元……
哥哥第一个假期没探家,来信说是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探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电文是我念给母亲听的。
母亲呆了,我也呆了。
邻居家的叔叔婶婶们都到我家来了,传看着电报,陪母亲研究着、讨论着——精神病与疯了是一个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邻居们都说肯定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从旁听着,看出邻居们是出于安慰。我的常识告诉我,那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不忍对母亲说。
母亲一直手拿着电报发呆,一会看一眼,坐到了天明。
而我虽然躺下了,却也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老师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的两名男老师。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对中学母校路熟如家。
我领着哥哥他们往家走时,哥哥不停地问我: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
我告诉他母亲并没疯时,不禁泪如泉涌。
那时我最大的悲伤是——母亲将如何面对她已经疯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几乎终日喃喃自语。仅仅十五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结果情况变得更糟,因为那会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更无法入睡。但母亲宁肯那样。那样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门了,不至于使邻居们特别是邻家的孩子们因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惊。如此考虑当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从此过得黑白颠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药的作用下酣睡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尽量补觉。夜晚哥哥喃喃自语开始折磨我们的神经时,我们都凭意志力忍着不烦躁。六口人挤着躺在同一铺炕上,希望听不到是不可能。当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区,到了夜晚寂静极了。哥哥那种喃喃自语对于家人不啻是一种刑罚。一旦超过两个小时,人的脑仁儿都会剧痛如灼的。而哥哥却似乎一点儿不累,能够整夜自语。他的生物钟也黑白颠倒了。母亲夜里再让他服安眠药,他倒是极听话的,乖乖地接过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疯了,也还是最听母亲话的儿子。除了喃喃自语是他无法自我控制的,在别的方面,母亲要求他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他表现得很顺从。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互相教着用棉团堵耳朵了。母亲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不久我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于是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当时他害怕极了,不知要将他送到哪里去,对他怎么样。母亲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车。
家人的精神终于得以松弛。
而我的学习成绩一败涂地。
我又旷了两天课,也不用服安眠药,在家里睡起了连环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