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滨州杜氏人才辈出,廉吏频涌。他们遵循“不染似莲花”的祖训家风,为官关心百姓疾苦,清廉勤政；居乡劝人耕田读书,磨砺品性。
耕田读书家,清白似莲花
2017-05-10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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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受田故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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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受田画像 |
■ 礼仪齐鲁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苏冲冲
春日暖阳斜照滨州城北,清咸丰帝师杜受田的故居大院静默无言,影壁和地面的石刻莲花,晶莹剔透,洁白无瑕。
莲花是杜家大院内颇为别致的景观,也是家族精神绵延的有形体现。
“杜氏独爱莲花,莲花在杜家有特殊文化寓意。自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爱莲说》出,朴素无华的莲花便被赋予了清廉的文化意蕴。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秉性,既是杜家在野时做人行事的绳墨准则,也是入朝后从政为官的自我期许。”滨州杜受田故居管理办公室主任唐英彬说。
在野清白做人,
入仕清白为官
杜氏家族,起于乱世寒微,成于耕田读书。家族始祖杜雄飞,河北枣强人,于明初大移民时迁居滨州。当时的滨州经元末兵燹,已经残破不堪,人烟稀少,十室九空。更兼土壤卤碱,贫瘠难耕,城内也是蒿草遍布。清咸丰年间纂修的《滨州志》,收录有无名氏诗,咏叹当时荒凉景象:“滨州风景异,四望少人烟。野佃全无舍,荒城半是田。民贫偏苦雨,地卤更艰鲜。何必论饥馑,丰年亦可怜。”
杜雄飞初来异地,饱尝生活之艰难,却也磨砺出坚韧不拔的毅力。他和子弟订立规矩,一则众人需勤于耕种,不因怠惰而违农时；二则勤俭持家,清白做人,家财需从正道来。
在杜雄飞的苦心经营下,杜家境况渐有起色。至其五世,子弟有余力边耕田边读书,五世孙杜勋“以举子业鸣诸生间”。
随着人丁的滋生繁衍,逐渐众口难调,如何管理家族成为当务之急。慢慢的无形中,一种为家族成员所接受、利于家族发展兴盛的共性原则诞生,这就是杜氏家风的雏形。杜家自始祖时便传袭的清白与勤俭,是家风雏形的基础。
在野时做人务求清白,家财需从正道来。入朝为官更需清白,官德政声紧连着家风。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六世孙杜其萌考录进士。对于家族首位入仕的子弟,长辈们寄予厚望,勉励他做官亦如平日做人,清清白白。
杜其萌初任浙江处州府推官,掌当地诉讼、刑狱事。处州府下辖青田县内矿盗成灾,官府靠刚猛之法缉盗,虽有成效却也导致冤案频现。百姓叶十三等十余人,因与他人有隙而被诬为矿盗。官府偏听偏信,未经查实便将他们悉数判为死刑。死刑卷宗到了杜其萌处,他不敢怠慢,仔细阅览,发现谬误之处颇多,不禁心生疑窦。他走进民间,明察暗访,缜密取证,获得充足的证据,为叶十三等人成功平反。
后来杜其萌担任青田知县,废苛政,行善政,尽量与民休戚与共,亲民而不扰民,百姓因而欢愉。待其离任,青田县民夹道相送,赠伞脱靴,依依不舍。后来当地将杜其萌列入名宦录,还自发建祠堂,四时祭祀。
作为杜家第一位有功名出仕者,杜其萌虽官位不显,地位却颇为重要。家族后来为官者,多半效仿他勤政为民,清白做官。
清廉爱民由我,
毁誉荣辱随他
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杜氏八世孙杜诗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
初入仕途的杜诗,就碰到一块硬骨头——奉命督查京城官仓储粮。官粮存储因油水丰厚,一直是贪官污吏窥伺染指的重灾区。因为蠹虫的存在,粮仓实际储量与官方记录往往大相径庭。督查粮仓也因各方势力掣肘,虽每次大张旗鼓,却最终悄然无声。
新来的年轻户部主事杜诗却有些不一样。他没有接受下属的数字汇报,而是进入市场“望闻问切”,了解了行业潜规则。属官见杜诗是行内人,也就不敢有所欺瞒,把粮储的问题和盘托出。杜诗对粮储亏空细致查验,严肃追究有责任的属吏,官仓气象为之一新。
官仓核查结束后,杜诗被派往军地上谷,掌管更为敏感复杂的戍边粮饷事宜。
监理军粮,关系士卒军心,边疆安定,比督查官粮更为棘手,稍有不慎就大祸临头。
明朝军粮弊政之一,是施行已久的折银纳粟。明初为解决边疆粮饷问题,以食盐专卖权交换,鼓励商人纳粟输边。到明孝宗时,纳粟输边难以为继,朝廷又改为纳银输边。但本应购置军粮的银两,却时常落入私人荷包,边地粮饷缺额反而愈演愈烈。
杜诗刚上任,就上疏对纳粟运粮旧策予以改良,以杜绝捐银的弊病。经此改革,除去运粮所需每年还能节约军费25万两。杜诗将节余上交户部,户部尚书赵南星经皇帝同意,将这笔资金贮存以备边需。
万历四十一年,甘肃边民作乱,侵扰地方,百姓惶恐不安。杜诗临危受命,出任庄浪道参政,负责整顿当地治安。
杜诗到庄浪,没有发出何时扫清叛乱的誓言,却组织人工疏浚淤塞已久的汉渠和唐渠。他反其道而行的平寇策略,引发非议和不满。有人认为,杜参政甫任职,不思兴兵轸乱,却修渠种田,实属为官乏术,本末倒置。杜诗不为所动,继续修灌渠垦荒地,庄浪阡陌交通,灌溉无虞,复成沃土。
其实杜诗在下一盘根除匪患的大棋。是年九月,边地警报忽至,声称叛军正靠近庄浪。当地官员闻讯无不相顾失色,唯有杜诗亲拿弓矢登上城墙,号令兵马准备应敌。下属见状阻止,杜诗义正词严地说:“当此危难,我为主帅,怎能不身先士卒?”不多时,侦察骑兵回报杜诗,前方大股人马并非攻击庄浪,而是闻听这里遍地沃野,特意到此归顺。杜诗将这些叛民分散安置,发粮种牲畜农具,令其开垦荒地,繁衍生息。经此一役,庄浪不战而边患弭息。
杜诗一面治本,实行仁政,吸引叛民归附；一面治标,训练士卒,震慑周邻匪寇。他建粮仓,储粮草,既免百姓运粮之劳,也解士卒缺粮之忧。若边患暂息,稍有余暇,就召集士卒步兵,训练弓矢抛石之技,军队战力大增,边疆固若金汤。
杜诗在庄浪数年,外患渐平,境内肃然,百姓安然。陇地稳定后,朝廷升杜诗为山西按察使。临行之际,百姓拦路相泣,如丧考妣,哭诉道:“杜公若去,百姓还能依靠谁呢?”
后来黔楚之地生乱,大学士沈一贯认为杜诗能堪大用,便推荐他巡察辰州、常德二府。族人建议杜诗推辞,杜诗慨然道:“为国当不顾身,就不能顾及个人得失,若因畏惧而辞,何为大丈夫?”
上任当天,杜诗整顿保甲,设立巡逻,自己亲往查看民生疾苦。当年天旱不雨,生民饥渴,有聚而为盗者。杜诗忧心忡忡,一面到大户人家劝说出粮赈济,一面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粮食供应因而充足,百姓安度荒年。在民间流传歌谣,“常德耗,恃巡道；常德丰,赖杜公”,赞颂杜诗为官爱民。
杜诗治民爱民,务求从根源消弭隐患。杜诗治理常德,深感当地诉讼案件不断,谦让之风不存,其本源在于教育缺位。当境内安定,杜诗设立学校,延请名师,激励学子钻研义理之学,荡涤重建当地民风习俗。当杜诗离任时,百姓感恩戴德:“自古为民父母者,竟有似我杜公者。”
杜诗任江西布政使时,魏忠贤总揽朝政,阿谀谄媚者呼之为“九千岁”,并在全国建立生祠,强迫百姓祭祀朝拜。
当时江西也想为魏忠贤建祠,但遭到杜诗坚决反对。有人提议把孔子弟子澹台子羽的祠堂改建为魏忠贤生祠,以减少百姓负担。杜诗听后异常震惊:“竟然辱没圣贤。”他人答道:“孔子生时,子羽籍籍而无名。”杜诗说:“若能建生祠,为何不供侍候齐桓公的阉人竖貂?”此人听后羞愧难当,悻悻而退。后来只有福建江西没有建生祠。
杜诗德高望重、政绩卓著,内阁本推荐他出任浙江巡抚。但因为在江西得罪魏忠贤,杜诗竟被罢官回乡。一时间诸多官员落井下石,杜诗哂然一笑,荣辱随他。
杜诗回乡经武定府时,执意要前往祭奠故人袁化中。袁化中与杨涟、左光斗并称“东林六君子”,曾和杨涟一起上书弹劾魏忠贤。后遭人诬陷下狱,受尽酷刑,不屈而死。杜诗于魏忠贤当道之时,公开祭奠亡友,除了对故人的追念,也是自身政治观点的表达。有人担忧杜诗的安危,便出来劝阻他:“袁化中因触犯魏忠贤而死,还是不要去吊唁为好!”杜诗却说:“哪有过故人之门而不吊唁的道理,这有违圣贤的教诲。何况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得罪魏忠贤,并非我所在意的。”天下人知晓此事后,称赞杜诗为海内直臣。
崇祯即位,起用因触犯魏忠贤而被罢官者。杜诗出任湖广布政使,他在当地轻徭薄赋,减轻地方附加税,并将节余府银40多万两上交国库,赢得百姓和朝廷交口称赞。
矢志根除水患,
百姓筑堤纪念
由明入清,滨州杜氏兴盛不衰,杜家子弟出仕为官,多是造福一方的循官良吏。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第十世杜漺中进士,授直隶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推官。两年后,清廷命张存仁为直鲁豫三省总督,领兵镇压山东农民起义。
当时凡被俘获的农民军,皆交杜漺审讯定罪。杜漺发现,农民军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因天灾人祸,“盎中无豆米储,架上无悬衣”,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下,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他向张存仁建议:“大乱之时,胁从者众,渠魁即戮,余者当使归农,以布国家威德；一切歼之,徒获旷土何益?”
张存仁接受了杜漺的进言,最后农民军中仅有首恶两人被杀,其余均放归家乡务农。
顺治十一年,杜漺因政绩优异,被朝廷任命为给事中。此时黄河决口数年,洪水经兖州、济南东流入海,沿途淹没农田房舍无数。
田园被毁,农民被迫成流民,揭竿起义可能重演。忧心如焚的杜漺,上疏弹劾原河道大臣。他请求朝廷另行简派人员巡视河务、根治水患。在奏章中,他提出“疏上游,以去其壅；导支流,以杀其势,然后乘水涸并力塞之”的治黄策略。清廷下旨令工部尚书刘昌和工科给事中许作梅监督河务,并按照杜漺的建议治理黄河。刘许两人不出数月,即成功堵复决口,肆虐数年的水患平息。杜漺又上疏朝廷,指出黄河泛滥许久,沿岸田地受害多年,恳请暂停征税以使民力复苏,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杜漺的仗义执言、为民请愿,百姓铭刻在心,他们在决口地建造牌坊,并把筑起的堤防命名为“杜公堤”。
杜漺后任江南维扬府兵备道,兢兢业业,清廉无求。某年高宝湖洪水泛滥,杜漺捐出俸禄建造救生船,专门抢救高宝湖因船失事而溺水的百姓,一年内救活数百人。当地百姓在扬州凤凰台为他建生祠,定时祭拜。当他迁任江南江镇道布政使司左参政时,还兼管龙江、西新、扬州等地关务。这里是盐船进出必经之路,只要对过往盐船稍敲竹杠,大笔横财立等可取。但杜漺虽处膏腴之地却坚守初心,对通过检查的盐船一律放行,从不刁难。任开归道参政时,他也兼管驿站和盐务。几年下来,驿站马匹膘肥体壮,盐务欣欣向荣。
《清史稿》对杜漺为官评价甚高:“当官屹屹,不可摇撼,惩豪猾,行保甲,剔盐弊,而尤以除溺女、淹丧、锢裨三事为善政,民甚德之。”
“吾平日教汝等,
即吾之遗命也”
随着子弟出仕日渐增多,杜氏荣耀纷至,危机感也如影随形。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上的大家族,往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自杜诗起杜家便反思借鉴,认识到家风家训对约束子弟言行、贯彻为官宗旨的重要性。
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杜诗丁母忧期间,撰修杜氏第一部家谱《杜氏世谱》,以宣扬祖宗旧德,昭示后世子孙。
杜诗在为父母守孝所建庐墓中,教二子读书不辍,他还购置滨州西北卧佛台,兴建家塾供子弟读书。此后重视教育、爱好读书的家族传统兴盛不衰。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十二世孙杜鼒任湖北襄阳知县。他带着儿子杜彤光在身旁,用己身的言行来教育他。
那年夏天大旱,稻田龟裂,百姓颗粒无收。杜鼒携子冒酷暑调查灾情,将调查所得向州府报告,请求赈济民困。起初州府官员以灾情个例为由拒绝拨款。杜鼒先后五次上书,一遍又一遍地详细陈述灾情,言辞一次比一次恳切。最终州府派员调查,这才下发钱粮。赈灾结束后,有白银5000两节余,下属官吏建议大家私分。唯有杜鼒说:“吾之先祖(杜诗)曾于此地为官,节余白银40多万两,如数上缴国库,传为美谈,我不能辱没先人。请把银两如数交到财政,用来兴教助学。”
父亲的一言一行,杜彤光历历在目,内化为日后教子育人的绵绵动力。
襄阳民众为纪念杜鼒,在县城建造生祠“嘉福堂”,刻石纪念,设位供奉。
杜鼒后早逝于广西思恩知府任上。因平素清廉,儿子杜彤光竟无资扶棺归葬,幸得百姓帮助才回到家乡。
此后杜彤光让弟杜彤辉应科举考试,自己则隐居乡间管理家政,教育子弟。他告诉弟弟:“家所以立,耕读耳。自今我任耕,弟任读。耕不善,弟当责我。读不力,我责弟也。”
为延续杜家“忠孝诗书之脉”,杜彤光劝耕劝读,把精力倾注于教育子弟,沿袭家风上。
杜彤光在滨州捐资创建培风书院,号召重修学宫,使贫寒子弟亦能读书。
杜彤光管理子弟异常严格,几十年如一日训示告诫。他重视言行,认为言行即是教育核心:“教子以身不以言。非不以言也,所言皆其所行耳。”后来他的八子一侄均考取功名,都有所成就。
其中成就卓著者,属四子杜堮。他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中进士,后来官至礼部左侍郎,是当时著名学者,文章书画备受称道。
杜彤光临终之时,留有遗言:“吾平日教汝等,即吾之遗命也。”
杜堮为官生涯中,父亲杜彤光的教诲言犹在耳。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63岁的杜堮退居家中,整理父亲从前的训诫教诲。他略带感伤地说:“十二月撰《述训》四十八条,自序一条。昔日侍奉父亲左右,朝夕听闻的大纲主旨,皆略具于这里。我此前任京畿、两浙学政,时常认为自己才学庸劣没有可以报国之处。唯有推广先父训诫,可以淑世善俗,造就人材。我教育子弟,皆是本于父亲的教诲。”
杜堮自己做官行事依循家风家训,对子弟的培养和要求也本源于此。
“官可以不做,
书不可以不读”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杜堮之侄杜受履中进士,授任安徽桐城知县。上任前夕,杜堮特意赠扇留言,表达希望他清白为官的心愿:“我家世修儒业,一行作吏,不可无高山流水之意。则清白循良,报国承家,皆在是矣。”
在杜堮编纂的《述训》中,随处可见安贫乐道、为官清廉的印记。他教育子弟“为学,要先安贫”,“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当杜翰考中荫生,可以赴宫中就职时,杜堮却希望他能继续读书:“官可以不做,书不可以不读。”在他的教育下,独子杜受田虽贵为帝师,却并不以高官自许,而喜称“我本农夫识字者”。
杜氏族人居家则读书教人,出仕则鞠躬尽瘁,清廉从政。
杜受田贵为咸丰帝师,却关心民间疾苦,渴望天下升平。他向咸丰请求下诏求言求贤,广开言路,革除旧弊。咸丰因而下发诏书,要求“凡九卿科道、有奏事职责的官员,对朝廷用人行政一切事务均可据实陈奏、封章密奏。这样民间隐情朝廷才能耳闻,朝政才能清明”。杜受田还向咸丰保举林则徐等在鸦片战争中被罢黜的爱国官员。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多灾多难的黄河再度决口,苏鲁受灾严重。杜受田奉命办理赈灾事务。他五月离京,一路风餐露宿,勘察灾情,截留北运稻米60万石分予灾民,并将灾情考察写成奏疏上报朝廷。他举荐山东布政使刘源灏、江宁布政使祁隽藻帮助自己处理赈灾事务。
当时正值暑夏,江南湿热难耐。杜受田年逾六旬,且患肝病多年。为尽快赈灾,他不畏酷热,冒暑前行。六月十七日,他抵达江苏淮安清江浦时,因湿热引起肝病复发。经中医多次诊治,亦不见好转。他强撑病体,白日坚持巡查灾情,晚上则与刘源灏、祁隽藻商定施救方案,深夜则秉烛伏案将赈济事宜写成奏稿。羸弱的身体,加上过度操劳,七月九日,帝师杜受田病逝于任上。
“杜受田陵墓后来被发掘,内部陪葬仅有书籍和小玉石,足见他为官清廉。而这种清廉,是和杜氏家风一脉相承的。”唐英彬说。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苏冲冲
春日暖阳斜照滨州城北,清咸丰帝师杜受田的故居大院静默无言,影壁和地面的石刻莲花,晶莹剔透,洁白无瑕。
莲花是杜家大院内颇为别致的景观,也是家族精神绵延的有形体现。
“杜氏独爱莲花,莲花在杜家有特殊文化寓意。自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爱莲说》出,朴素无华的莲花便被赋予了清廉的文化意蕴。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秉性,既是杜家在野时做人行事的绳墨准则,也是入朝后从政为官的自我期许。”滨州杜受田故居管理办公室主任唐英彬说。
在野清白做人,
入仕清白为官
杜氏家族,起于乱世寒微,成于耕田读书。家族始祖杜雄飞,河北枣强人,于明初大移民时迁居滨州。当时的滨州经元末兵燹,已经残破不堪,人烟稀少,十室九空。更兼土壤卤碱,贫瘠难耕,城内也是蒿草遍布。清咸丰年间纂修的《滨州志》,收录有无名氏诗,咏叹当时荒凉景象:“滨州风景异,四望少人烟。野佃全无舍,荒城半是田。民贫偏苦雨,地卤更艰鲜。何必论饥馑,丰年亦可怜。”
杜雄飞初来异地,饱尝生活之艰难,却也磨砺出坚韧不拔的毅力。他和子弟订立规矩,一则众人需勤于耕种,不因怠惰而违农时；二则勤俭持家,清白做人,家财需从正道来。
在杜雄飞的苦心经营下,杜家境况渐有起色。至其五世,子弟有余力边耕田边读书,五世孙杜勋“以举子业鸣诸生间”。
随着人丁的滋生繁衍,逐渐众口难调,如何管理家族成为当务之急。慢慢的无形中,一种为家族成员所接受、利于家族发展兴盛的共性原则诞生,这就是杜氏家风的雏形。杜家自始祖时便传袭的清白与勤俭,是家风雏形的基础。
在野时做人务求清白,家财需从正道来。入朝为官更需清白,官德政声紧连着家风。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六世孙杜其萌考录进士。对于家族首位入仕的子弟,长辈们寄予厚望,勉励他做官亦如平日做人,清清白白。
杜其萌初任浙江处州府推官,掌当地诉讼、刑狱事。处州府下辖青田县内矿盗成灾,官府靠刚猛之法缉盗,虽有成效却也导致冤案频现。百姓叶十三等十余人,因与他人有隙而被诬为矿盗。官府偏听偏信,未经查实便将他们悉数判为死刑。死刑卷宗到了杜其萌处,他不敢怠慢,仔细阅览,发现谬误之处颇多,不禁心生疑窦。他走进民间,明察暗访,缜密取证,获得充足的证据,为叶十三等人成功平反。
后来杜其萌担任青田知县,废苛政,行善政,尽量与民休戚与共,亲民而不扰民,百姓因而欢愉。待其离任,青田县民夹道相送,赠伞脱靴,依依不舍。后来当地将杜其萌列入名宦录,还自发建祠堂,四时祭祀。
作为杜家第一位有功名出仕者,杜其萌虽官位不显,地位却颇为重要。家族后来为官者,多半效仿他勤政为民,清白做官。
清廉爱民由我,
毁誉荣辱随他
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杜氏八世孙杜诗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
初入仕途的杜诗,就碰到一块硬骨头——奉命督查京城官仓储粮。官粮存储因油水丰厚,一直是贪官污吏窥伺染指的重灾区。因为蠹虫的存在,粮仓实际储量与官方记录往往大相径庭。督查粮仓也因各方势力掣肘,虽每次大张旗鼓,却最终悄然无声。
新来的年轻户部主事杜诗却有些不一样。他没有接受下属的数字汇报,而是进入市场“望闻问切”,了解了行业潜规则。属官见杜诗是行内人,也就不敢有所欺瞒,把粮储的问题和盘托出。杜诗对粮储亏空细致查验,严肃追究有责任的属吏,官仓气象为之一新。
官仓核查结束后,杜诗被派往军地上谷,掌管更为敏感复杂的戍边粮饷事宜。
监理军粮,关系士卒军心,边疆安定,比督查官粮更为棘手,稍有不慎就大祸临头。
明朝军粮弊政之一,是施行已久的折银纳粟。明初为解决边疆粮饷问题,以食盐专卖权交换,鼓励商人纳粟输边。到明孝宗时,纳粟输边难以为继,朝廷又改为纳银输边。但本应购置军粮的银两,却时常落入私人荷包,边地粮饷缺额反而愈演愈烈。
杜诗刚上任,就上疏对纳粟运粮旧策予以改良,以杜绝捐银的弊病。经此改革,除去运粮所需每年还能节约军费25万两。杜诗将节余上交户部,户部尚书赵南星经皇帝同意,将这笔资金贮存以备边需。
万历四十一年,甘肃边民作乱,侵扰地方,百姓惶恐不安。杜诗临危受命,出任庄浪道参政,负责整顿当地治安。
杜诗到庄浪,没有发出何时扫清叛乱的誓言,却组织人工疏浚淤塞已久的汉渠和唐渠。他反其道而行的平寇策略,引发非议和不满。有人认为,杜参政甫任职,不思兴兵轸乱,却修渠种田,实属为官乏术,本末倒置。杜诗不为所动,继续修灌渠垦荒地,庄浪阡陌交通,灌溉无虞,复成沃土。
其实杜诗在下一盘根除匪患的大棋。是年九月,边地警报忽至,声称叛军正靠近庄浪。当地官员闻讯无不相顾失色,唯有杜诗亲拿弓矢登上城墙,号令兵马准备应敌。下属见状阻止,杜诗义正词严地说:“当此危难,我为主帅,怎能不身先士卒?”不多时,侦察骑兵回报杜诗,前方大股人马并非攻击庄浪,而是闻听这里遍地沃野,特意到此归顺。杜诗将这些叛民分散安置,发粮种牲畜农具,令其开垦荒地,繁衍生息。经此一役,庄浪不战而边患弭息。
杜诗一面治本,实行仁政,吸引叛民归附；一面治标,训练士卒,震慑周邻匪寇。他建粮仓,储粮草,既免百姓运粮之劳,也解士卒缺粮之忧。若边患暂息,稍有余暇,就召集士卒步兵,训练弓矢抛石之技,军队战力大增,边疆固若金汤。
杜诗在庄浪数年,外患渐平,境内肃然,百姓安然。陇地稳定后,朝廷升杜诗为山西按察使。临行之际,百姓拦路相泣,如丧考妣,哭诉道:“杜公若去,百姓还能依靠谁呢?”
后来黔楚之地生乱,大学士沈一贯认为杜诗能堪大用,便推荐他巡察辰州、常德二府。族人建议杜诗推辞,杜诗慨然道:“为国当不顾身,就不能顾及个人得失,若因畏惧而辞,何为大丈夫?”
上任当天,杜诗整顿保甲,设立巡逻,自己亲往查看民生疾苦。当年天旱不雨,生民饥渴,有聚而为盗者。杜诗忧心忡忡,一面到大户人家劝说出粮赈济,一面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粮食供应因而充足,百姓安度荒年。在民间流传歌谣,“常德耗,恃巡道；常德丰,赖杜公”,赞颂杜诗为官爱民。
杜诗治民爱民,务求从根源消弭隐患。杜诗治理常德,深感当地诉讼案件不断,谦让之风不存,其本源在于教育缺位。当境内安定,杜诗设立学校,延请名师,激励学子钻研义理之学,荡涤重建当地民风习俗。当杜诗离任时,百姓感恩戴德:“自古为民父母者,竟有似我杜公者。”
杜诗任江西布政使时,魏忠贤总揽朝政,阿谀谄媚者呼之为“九千岁”,并在全国建立生祠,强迫百姓祭祀朝拜。
当时江西也想为魏忠贤建祠,但遭到杜诗坚决反对。有人提议把孔子弟子澹台子羽的祠堂改建为魏忠贤生祠,以减少百姓负担。杜诗听后异常震惊:“竟然辱没圣贤。”他人答道:“孔子生时,子羽籍籍而无名。”杜诗说:“若能建生祠,为何不供侍候齐桓公的阉人竖貂?”此人听后羞愧难当,悻悻而退。后来只有福建江西没有建生祠。
杜诗德高望重、政绩卓著,内阁本推荐他出任浙江巡抚。但因为在江西得罪魏忠贤,杜诗竟被罢官回乡。一时间诸多官员落井下石,杜诗哂然一笑,荣辱随他。
杜诗回乡经武定府时,执意要前往祭奠故人袁化中。袁化中与杨涟、左光斗并称“东林六君子”,曾和杨涟一起上书弹劾魏忠贤。后遭人诬陷下狱,受尽酷刑,不屈而死。杜诗于魏忠贤当道之时,公开祭奠亡友,除了对故人的追念,也是自身政治观点的表达。有人担忧杜诗的安危,便出来劝阻他:“袁化中因触犯魏忠贤而死,还是不要去吊唁为好!”杜诗却说:“哪有过故人之门而不吊唁的道理,这有违圣贤的教诲。何况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得罪魏忠贤,并非我所在意的。”天下人知晓此事后,称赞杜诗为海内直臣。
崇祯即位,起用因触犯魏忠贤而被罢官者。杜诗出任湖广布政使,他在当地轻徭薄赋,减轻地方附加税,并将节余府银40多万两上交国库,赢得百姓和朝廷交口称赞。
矢志根除水患,
百姓筑堤纪念
由明入清,滨州杜氏兴盛不衰,杜家子弟出仕为官,多是造福一方的循官良吏。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第十世杜漺中进士,授直隶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推官。两年后,清廷命张存仁为直鲁豫三省总督,领兵镇压山东农民起义。
当时凡被俘获的农民军,皆交杜漺审讯定罪。杜漺发现,农民军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因天灾人祸,“盎中无豆米储,架上无悬衣”,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下,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他向张存仁建议:“大乱之时,胁从者众,渠魁即戮,余者当使归农,以布国家威德；一切歼之,徒获旷土何益?”
张存仁接受了杜漺的进言,最后农民军中仅有首恶两人被杀,其余均放归家乡务农。
顺治十一年,杜漺因政绩优异,被朝廷任命为给事中。此时黄河决口数年,洪水经兖州、济南东流入海,沿途淹没农田房舍无数。
田园被毁,农民被迫成流民,揭竿起义可能重演。忧心如焚的杜漺,上疏弹劾原河道大臣。他请求朝廷另行简派人员巡视河务、根治水患。在奏章中,他提出“疏上游,以去其壅；导支流,以杀其势,然后乘水涸并力塞之”的治黄策略。清廷下旨令工部尚书刘昌和工科给事中许作梅监督河务,并按照杜漺的建议治理黄河。刘许两人不出数月,即成功堵复决口,肆虐数年的水患平息。杜漺又上疏朝廷,指出黄河泛滥许久,沿岸田地受害多年,恳请暂停征税以使民力复苏,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杜漺的仗义执言、为民请愿,百姓铭刻在心,他们在决口地建造牌坊,并把筑起的堤防命名为“杜公堤”。
杜漺后任江南维扬府兵备道,兢兢业业,清廉无求。某年高宝湖洪水泛滥,杜漺捐出俸禄建造救生船,专门抢救高宝湖因船失事而溺水的百姓,一年内救活数百人。当地百姓在扬州凤凰台为他建生祠,定时祭拜。当他迁任江南江镇道布政使司左参政时,还兼管龙江、西新、扬州等地关务。这里是盐船进出必经之路,只要对过往盐船稍敲竹杠,大笔横财立等可取。但杜漺虽处膏腴之地却坚守初心,对通过检查的盐船一律放行,从不刁难。任开归道参政时,他也兼管驿站和盐务。几年下来,驿站马匹膘肥体壮,盐务欣欣向荣。
《清史稿》对杜漺为官评价甚高:“当官屹屹,不可摇撼,惩豪猾,行保甲,剔盐弊,而尤以除溺女、淹丧、锢裨三事为善政,民甚德之。”
“吾平日教汝等,
即吾之遗命也”
随着子弟出仕日渐增多,杜氏荣耀纷至,危机感也如影随形。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上的大家族,往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自杜诗起杜家便反思借鉴,认识到家风家训对约束子弟言行、贯彻为官宗旨的重要性。
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杜诗丁母忧期间,撰修杜氏第一部家谱《杜氏世谱》,以宣扬祖宗旧德,昭示后世子孙。
杜诗在为父母守孝所建庐墓中,教二子读书不辍,他还购置滨州西北卧佛台,兴建家塾供子弟读书。此后重视教育、爱好读书的家族传统兴盛不衰。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十二世孙杜鼒任湖北襄阳知县。他带着儿子杜彤光在身旁,用己身的言行来教育他。
那年夏天大旱,稻田龟裂,百姓颗粒无收。杜鼒携子冒酷暑调查灾情,将调查所得向州府报告,请求赈济民困。起初州府官员以灾情个例为由拒绝拨款。杜鼒先后五次上书,一遍又一遍地详细陈述灾情,言辞一次比一次恳切。最终州府派员调查,这才下发钱粮。赈灾结束后,有白银5000两节余,下属官吏建议大家私分。唯有杜鼒说:“吾之先祖(杜诗)曾于此地为官,节余白银40多万两,如数上缴国库,传为美谈,我不能辱没先人。请把银两如数交到财政,用来兴教助学。”
父亲的一言一行,杜彤光历历在目,内化为日后教子育人的绵绵动力。
襄阳民众为纪念杜鼒,在县城建造生祠“嘉福堂”,刻石纪念,设位供奉。
杜鼒后早逝于广西思恩知府任上。因平素清廉,儿子杜彤光竟无资扶棺归葬,幸得百姓帮助才回到家乡。
此后杜彤光让弟杜彤辉应科举考试,自己则隐居乡间管理家政,教育子弟。他告诉弟弟:“家所以立,耕读耳。自今我任耕,弟任读。耕不善,弟当责我。读不力,我责弟也。”
为延续杜家“忠孝诗书之脉”,杜彤光劝耕劝读,把精力倾注于教育子弟,沿袭家风上。
杜彤光在滨州捐资创建培风书院,号召重修学宫,使贫寒子弟亦能读书。
杜彤光管理子弟异常严格,几十年如一日训示告诫。他重视言行,认为言行即是教育核心:“教子以身不以言。非不以言也,所言皆其所行耳。”后来他的八子一侄均考取功名,都有所成就。
其中成就卓著者,属四子杜堮。他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中进士,后来官至礼部左侍郎,是当时著名学者,文章书画备受称道。
杜彤光临终之时,留有遗言:“吾平日教汝等,即吾之遗命也。”
杜堮为官生涯中,父亲杜彤光的教诲言犹在耳。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63岁的杜堮退居家中,整理父亲从前的训诫教诲。他略带感伤地说:“十二月撰《述训》四十八条,自序一条。昔日侍奉父亲左右,朝夕听闻的大纲主旨,皆略具于这里。我此前任京畿、两浙学政,时常认为自己才学庸劣没有可以报国之处。唯有推广先父训诫,可以淑世善俗,造就人材。我教育子弟,皆是本于父亲的教诲。”
杜堮自己做官行事依循家风家训,对子弟的培养和要求也本源于此。
“官可以不做,
书不可以不读”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杜堮之侄杜受履中进士,授任安徽桐城知县。上任前夕,杜堮特意赠扇留言,表达希望他清白为官的心愿:“我家世修儒业,一行作吏,不可无高山流水之意。则清白循良,报国承家,皆在是矣。”
在杜堮编纂的《述训》中,随处可见安贫乐道、为官清廉的印记。他教育子弟“为学,要先安贫”,“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当杜翰考中荫生,可以赴宫中就职时,杜堮却希望他能继续读书:“官可以不做,书不可以不读。”在他的教育下,独子杜受田虽贵为帝师,却并不以高官自许,而喜称“我本农夫识字者”。
杜氏族人居家则读书教人,出仕则鞠躬尽瘁,清廉从政。
杜受田贵为咸丰帝师,却关心民间疾苦,渴望天下升平。他向咸丰请求下诏求言求贤,广开言路,革除旧弊。咸丰因而下发诏书,要求“凡九卿科道、有奏事职责的官员,对朝廷用人行政一切事务均可据实陈奏、封章密奏。这样民间隐情朝廷才能耳闻,朝政才能清明”。杜受田还向咸丰保举林则徐等在鸦片战争中被罢黜的爱国官员。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多灾多难的黄河再度决口,苏鲁受灾严重。杜受田奉命办理赈灾事务。他五月离京,一路风餐露宿,勘察灾情,截留北运稻米60万石分予灾民,并将灾情考察写成奏疏上报朝廷。他举荐山东布政使刘源灏、江宁布政使祁隽藻帮助自己处理赈灾事务。
当时正值暑夏,江南湿热难耐。杜受田年逾六旬,且患肝病多年。为尽快赈灾,他不畏酷热,冒暑前行。六月十七日,他抵达江苏淮安清江浦时,因湿热引起肝病复发。经中医多次诊治,亦不见好转。他强撑病体,白日坚持巡查灾情,晚上则与刘源灏、祁隽藻商定施救方案,深夜则秉烛伏案将赈济事宜写成奏稿。羸弱的身体,加上过度操劳,七月九日,帝师杜受田病逝于任上。
“杜受田陵墓后来被发掘,内部陪葬仅有书籍和小玉石,足见他为官清廉。而这种清廉,是和杜氏家风一脉相承的。”唐英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