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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拯
这三个原则都是为了避免地方武装威胁朝廷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但是到了李隆基晚年,他先后打破了这三项原则,尤其是让安禄山久任范阳节度使又兼领数道,“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
李隆基在年少时,曾两次果断用兵终结了朝廷的祸乱,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而在晚年时,却轻易就把掌兵之权交到了安禄山手中,最终导致大唐从太平盛世坠入战乱深渊。前后相较,对比何其强烈?
晚年的李隆基备尝人生的凄冷。他虽然从西蜀风光无限地返回长安,受到万人空巷的夹道欢迎,与暌违已久的京城百姓相对而泣。然而,时间已经改变了一切,天下不再是他的天下,长安不再是他的长安,皇宫不再是他的皇宫。
与其说他是大唐帝国的太上皇,不如说是偌大皇宫里的一位高贵的囚徒。他仅仅是在自己居住的宫殿接见了一位无足轻重的地方官,就被当权的宦官李辅国诬告为结交大臣、图谋不轨,结果只得离群索居,前往无人问津的冷宫,而跟随李隆基辗转一生的高力士也遭到了当权者的流放。李隆基不再被看成是英明神武的明君,而是导致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一个在现有秩序中无处安放的尴尬存在。
比李隆基的人生际遇更具悲剧色彩的则是那个千年之后还激发着无数浪漫想象的灿烂时代。大唐盛世在李隆基之后就彻底淹没在时间的河流之中。可以说,有唐一代,以李隆基为分界点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李隆基一手造成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就像两颗毒瘤一样永不餍足地腐蚀着唐朝政治,直到这个当时世界最强的帝国轰然倒塌。
李隆基曾经把这个王朝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却最终又把它丢进了更加痛苦的深渊。他的人生本不该这样结束,他一度展示出千古一帝的精神特质,却在时间的磨砺中逐渐失去光泽,逐渐堕入衰变的罗网。千载之下,李隆基的人生转折仍然值得深思:绝对权力,凭借怎样的作用机制来腐蚀人性?
按照通常的逻辑,盛世危机的原因在于李隆基未能抵挡住外在的诱惑,放松了内心的自律,从而越出了权力的边界。这样的解释似是而非,它隐含的前提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长期保持自律,那么就能从容地驾驭绝对权力。正是基于这一假设,中国古代数千年难以走出帝制,总是渴望着“五百年必有圣人出”,把国家命运和万家忧乐寄托在某一个明君的内心自律上,而拒绝做出约束权力的制度设计。
李隆基就曾寄托着这样的瞩望,但是他行至中流而彻底蜕变,把热情的希望变成冰凉的绝望。内心自律并不可靠,而且它容易蜕变的原因并不在于道德的堕落,而是因为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的“认知困境”。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既是行为的实施者,又是结果的评判者。当一个人兼具这样两种角色,那么就必然会陷入自我论证的循环之中,从而导致理性的丧失与精神的封闭。
每一代皇帝都曾接受最好的教育,从小在最杰出的大师的耳濡目染下,熟读四书五经,提高德行修养。可以说,没有哪个皇帝不想天下大治、青史留名,也没有哪个皇帝不懂得克制欲望、实行仁政。但根本问题就在于,皇帝一旦在绝对权力的催眠下陷入“认知困境”,就很难区分欲望与理性的边界,更无法辨别是非曲直、对错真假。最后,皇帝根本不需要真理的准绳,因为他会把自己等同于真理。到那时,就是皇帝的欲望开始为所欲为的时候了。
李隆基之所以会出现180度的转变,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为了分析皇帝的“认知困境”,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例子中窥其端倪。再以车驾巡幸的事情为例,李隆基就遭遇到这样的“认知困境”。
这三个原则都是为了避免地方武装威胁朝廷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但是到了李隆基晚年,他先后打破了这三项原则,尤其是让安禄山久任范阳节度使又兼领数道,“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
李隆基在年少时,曾两次果断用兵终结了朝廷的祸乱,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而在晚年时,却轻易就把掌兵之权交到了安禄山手中,最终导致大唐从太平盛世坠入战乱深渊。前后相较,对比何其强烈?
晚年的李隆基备尝人生的凄冷。他虽然从西蜀风光无限地返回长安,受到万人空巷的夹道欢迎,与暌违已久的京城百姓相对而泣。然而,时间已经改变了一切,天下不再是他的天下,长安不再是他的长安,皇宫不再是他的皇宫。
与其说他是大唐帝国的太上皇,不如说是偌大皇宫里的一位高贵的囚徒。他仅仅是在自己居住的宫殿接见了一位无足轻重的地方官,就被当权的宦官李辅国诬告为结交大臣、图谋不轨,结果只得离群索居,前往无人问津的冷宫,而跟随李隆基辗转一生的高力士也遭到了当权者的流放。李隆基不再被看成是英明神武的明君,而是导致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一个在现有秩序中无处安放的尴尬存在。
比李隆基的人生际遇更具悲剧色彩的则是那个千年之后还激发着无数浪漫想象的灿烂时代。大唐盛世在李隆基之后就彻底淹没在时间的河流之中。可以说,有唐一代,以李隆基为分界点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李隆基一手造成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就像两颗毒瘤一样永不餍足地腐蚀着唐朝政治,直到这个当时世界最强的帝国轰然倒塌。
李隆基曾经把这个王朝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却最终又把它丢进了更加痛苦的深渊。他的人生本不该这样结束,他一度展示出千古一帝的精神特质,却在时间的磨砺中逐渐失去光泽,逐渐堕入衰变的罗网。千载之下,李隆基的人生转折仍然值得深思:绝对权力,凭借怎样的作用机制来腐蚀人性?
按照通常的逻辑,盛世危机的原因在于李隆基未能抵挡住外在的诱惑,放松了内心的自律,从而越出了权力的边界。这样的解释似是而非,它隐含的前提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长期保持自律,那么就能从容地驾驭绝对权力。正是基于这一假设,中国古代数千年难以走出帝制,总是渴望着“五百年必有圣人出”,把国家命运和万家忧乐寄托在某一个明君的内心自律上,而拒绝做出约束权力的制度设计。
李隆基就曾寄托着这样的瞩望,但是他行至中流而彻底蜕变,把热情的希望变成冰凉的绝望。内心自律并不可靠,而且它容易蜕变的原因并不在于道德的堕落,而是因为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的“认知困境”。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既是行为的实施者,又是结果的评判者。当一个人兼具这样两种角色,那么就必然会陷入自我论证的循环之中,从而导致理性的丧失与精神的封闭。
每一代皇帝都曾接受最好的教育,从小在最杰出的大师的耳濡目染下,熟读四书五经,提高德行修养。可以说,没有哪个皇帝不想天下大治、青史留名,也没有哪个皇帝不懂得克制欲望、实行仁政。但根本问题就在于,皇帝一旦在绝对权力的催眠下陷入“认知困境”,就很难区分欲望与理性的边界,更无法辨别是非曲直、对错真假。最后,皇帝根本不需要真理的准绳,因为他会把自己等同于真理。到那时,就是皇帝的欲望开始为所欲为的时候了。
李隆基之所以会出现180度的转变,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为了分析皇帝的“认知困境”,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例子中窥其端倪。再以车驾巡幸的事情为例,李隆基就遭遇到这样的“认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