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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应桂 1933年9月生于济南,祖籍山东高密。196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受业于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李苦禅诸先生。现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中国女画家协会顾问、山东省美协顾问、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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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蒋兆和 单应桂 |
□ 单应桂
在单应桂8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有风雨有磨难,有逃离有抗争,更有及时伸出的温柔的手、应运打开的光明的门,引领她走向艺术的密室、灵魂的深处。多年来,单应桂断断续续写下了她与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李苦禅、周思聪等几位艺术大家的师友情谊,字里行间真情毕现,让我们看到,每一个根深叶茂的艺术生命背后,都有长期而全面的帮扶和滋养。今日起,本报书画专刊将陆续推出单老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_ ——编者
1956年的高考时节,我被叫进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画系(现中国画系)口试的考场,我心情忐忑地站在三位考官面前,中间坐着一位清瘦的长者,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刚刚进门显得慌乱的我。为了解脱不安的情绪,我真希望这位考官赶快发问。但长者并不急于开口,微笑着用手示意我坐下来。看着那和蔼安详的神态,我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了。
“当代画家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长者问道。
“蒋兆和、叶浅予、李斛……”我一连串说出了好几位我最喜欢的画家。
“齐白石的作品呢?”
“也喜欢,但我更喜欢人物画。”
考官又问了几个问题后说:“如果中央美院不能录取你,你同意不同意到戏剧学院舞美系或工艺美院学习?”因为那时这几家艺术院校是统一招生的。
“我很想学中国画,如果美院不录取我,我就回山东,明年再来考。”
“你可以走了。”主考官笑着说。
我的手开始发抖,心想这次完了,准落榜了,失望地走了出来。考生们围了上来,打听考了些什么问题,我无精打采地介绍给他们。一个考生忽然说:“你准能考取,那个口试的老师就是蒋兆和。”我呆住了,心想:“天哪,太糟糕了,他会不会误会我,以为我故意说喜欢蒋兆和的画呀!”
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我崇拜的画家,但心中却留下了一个急于向他表白的心病,直到我入学后,蒋先生给我上课时才有机会向老师解释。但先生却笑笑说:“努力学习,有志者事竟成。”这是一句鼓励的话,也许我的拘谨使先生没明白我的意思,也许他早已忘记了考场上的事情……但先生的这句话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见到先生的作品是在50年代初,内容都是歌颂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人新事,《领到土地证》《卖了千斤粮》《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走向和平》《给爷爷读报》等作品深深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当时,蒋兆和的名字无人不晓,我是画家千万个崇拜者中的一个。所以,当先生问我在当代画家中最喜欢谁的作品时,我脱口而出蒋兆和的名字是很自然的。
我第一次较全面地见到蒋兆和先生的作品,并真正对他的作品有所理解,还是在我入学后不久,新同学去蒋兆和先生家中拜访,第一次看到《流民图》巨幅长卷时所受的震撼。
当蒋先生展开两米多高的长卷——著名的《流民图》时,我像被摄去了魂一样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画面展现了日寇侵华时中华民族的灾难、人民大众的灾难:敌人的烧杀奸淫、敌机的狂轰滥炸,横尸荒原饿殍遍野；为了保护孩子,母亲们在敌机下以自己的身躯挡住枪弹。那一组组活生生的形象震撼着我的心。因为,日寇的入侵,使我的家庭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失去了和平的生活。我曾和《流民图》中的孩子一样被鬼子的枪弹追赶着,和众乡亲一起流浪在鲁西的平原上,我和我的母亲姐弟一起加入到流民的行列之中,那藏在母亲怀中的孩子不就是我吗?那用渴求的目光望着饭碗的孩子不就是我吗……光辉的艺术形象,放射出巨大的冲击波和辐射力,直冲我的心田,使我透不过气来。此时此地,我才真正认识到艺术品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画家的亲身经历和创作冲动,来自画家的艺术良心。如他自己所说:“人之不幸者,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加,嗷嗷待哺的大众,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岂知人间之有天堂与幸福之可求哉!但不知我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同志们,又将作何以感?作何以求?!……我不知道艺术之为事,是否可以当一杯人生的美酒?或是一碗苦茶?如果其然,我当竭诚来烹一碗苦茶,敬献于大众之前……”在深重的民族苦难面前,艺术家是选择为艺术而艺术,还是把艺术作为一杯美酒去玩味?画家却竭诚烹一碗苦茶献给人民,他要“为民写真”,为大众去呐喊,去表现那些在日寇铁蹄下的老弱无依、贫病交加的劳苦人民和在敌人炮火下的同胞们。先生说到做到,他的作品可以证明这一切!他的《流民图》可以证明这一切!
《流民图》是在日本占领的北平(北京)创作完成的,由于他揭露了日寇侵华的暴行而引起侵略者的惊慌,他们害怕它与观众见面。蒋先生一边卷起画卷一边用低沉的声音说:“1943年画展在太庙(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原计划展览两个礼拜,但是开幕几个小时后就遭到了日本宪兵的干涉被迫停展了。1944年在上海展出时作品又遭到没收。建国后发现它时,后半卷毁坏了,只剩下现在的一半。”
蒋先生上课时对学生十分严格。记得大学二年级时,同学们终于盼到蒋先生为我们上课了,课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木炭作为写生工具,画半身男模特。画前先生反复强调要注意模特的表象与人体的骨骼肌肉等解剖之间的关系,注意透视关系。当有的同学只注意对表面现象的摹写而忽略了结构关系时,先生总是在关键部分给以改动,指出:“要通过对形象结构细微的观察,找到它们的区别,这样才能深入进去。”果然,经过老师的指点、改动,浮躁的部位立刻变得深入而又具体。先生不善言辞,但每堂课都反复强调结构,结构,这点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一再强调要从物象本身的结构出发,只有彻底理解了形体各部位的组织结构,才能做到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不只是从表面的光影的变化出发,这才是中国画造型的特点和手法。
第二阶段课程是用毛笔写生,要求使用整张高丽纸作画,先生在这一阶段的要求特别强调“骨法用笔”和“以形写神”。先生手握毛笔看看模特,看看纸,再看看模特,再看看纸,慢慢地用中锋勾出了人物的左眼。同学们骚动了,“啊!从一只眼睛画起!”先生的笔不停地走动,画完了眼睛便用侧锋淡墨皴擦将眼窝画好,然后画眉弓眉毛。先生边画边说:“眉毛是长在眉弓上的,画完眉弓接着画眉毛,位置就会很准确。”接着画出鼻子、人中、颧骨……就这样,不用起稿只凭对人体结构的高度理解和毛笔的精确描绘,从一只眼睛画起,推及头部、身体和双手,一幅生动的半身肖像跃然纸上。这需要多么准确的造型能力和高度熟练的笔墨技巧才能达到啊!同学们全被惊呆了,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先生的言传身教、亲自动手作画示范,使课程变得生动具体,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先生的教学意图,为我们的人物画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学生们将永远感谢先生。
三十八年过去了,蒋先生离开我们也有八年了,但他为中华民族留下的艺术财富永放光华；他严格的治学精神在中国的艺术教育界将为后代所遵循。 1994年5月
(本文收于单应桂《容园绘事》。有删减)
在单应桂8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有风雨有磨难,有逃离有抗争,更有及时伸出的温柔的手、应运打开的光明的门,引领她走向艺术的密室、灵魂的深处。多年来,单应桂断断续续写下了她与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李苦禅、周思聪等几位艺术大家的师友情谊,字里行间真情毕现,让我们看到,每一个根深叶茂的艺术生命背后,都有长期而全面的帮扶和滋养。今日起,本报书画专刊将陆续推出单老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_ ——编者
1956年的高考时节,我被叫进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画系(现中国画系)口试的考场,我心情忐忑地站在三位考官面前,中间坐着一位清瘦的长者,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刚刚进门显得慌乱的我。为了解脱不安的情绪,我真希望这位考官赶快发问。但长者并不急于开口,微笑着用手示意我坐下来。看着那和蔼安详的神态,我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了。
“当代画家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长者问道。
“蒋兆和、叶浅予、李斛……”我一连串说出了好几位我最喜欢的画家。
“齐白石的作品呢?”
“也喜欢,但我更喜欢人物画。”
考官又问了几个问题后说:“如果中央美院不能录取你,你同意不同意到戏剧学院舞美系或工艺美院学习?”因为那时这几家艺术院校是统一招生的。
“我很想学中国画,如果美院不录取我,我就回山东,明年再来考。”
“你可以走了。”主考官笑着说。
我的手开始发抖,心想这次完了,准落榜了,失望地走了出来。考生们围了上来,打听考了些什么问题,我无精打采地介绍给他们。一个考生忽然说:“你准能考取,那个口试的老师就是蒋兆和。”我呆住了,心想:“天哪,太糟糕了,他会不会误会我,以为我故意说喜欢蒋兆和的画呀!”
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我崇拜的画家,但心中却留下了一个急于向他表白的心病,直到我入学后,蒋先生给我上课时才有机会向老师解释。但先生却笑笑说:“努力学习,有志者事竟成。”这是一句鼓励的话,也许我的拘谨使先生没明白我的意思,也许他早已忘记了考场上的事情……但先生的这句话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见到先生的作品是在50年代初,内容都是歌颂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人新事,《领到土地证》《卖了千斤粮》《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走向和平》《给爷爷读报》等作品深深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当时,蒋兆和的名字无人不晓,我是画家千万个崇拜者中的一个。所以,当先生问我在当代画家中最喜欢谁的作品时,我脱口而出蒋兆和的名字是很自然的。
我第一次较全面地见到蒋兆和先生的作品,并真正对他的作品有所理解,还是在我入学后不久,新同学去蒋兆和先生家中拜访,第一次看到《流民图》巨幅长卷时所受的震撼。
当蒋先生展开两米多高的长卷——著名的《流民图》时,我像被摄去了魂一样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画面展现了日寇侵华时中华民族的灾难、人民大众的灾难:敌人的烧杀奸淫、敌机的狂轰滥炸,横尸荒原饿殍遍野；为了保护孩子,母亲们在敌机下以自己的身躯挡住枪弹。那一组组活生生的形象震撼着我的心。因为,日寇的入侵,使我的家庭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失去了和平的生活。我曾和《流民图》中的孩子一样被鬼子的枪弹追赶着,和众乡亲一起流浪在鲁西的平原上,我和我的母亲姐弟一起加入到流民的行列之中,那藏在母亲怀中的孩子不就是我吗?那用渴求的目光望着饭碗的孩子不就是我吗……光辉的艺术形象,放射出巨大的冲击波和辐射力,直冲我的心田,使我透不过气来。此时此地,我才真正认识到艺术品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画家的亲身经历和创作冲动,来自画家的艺术良心。如他自己所说:“人之不幸者,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加,嗷嗷待哺的大众,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岂知人间之有天堂与幸福之可求哉!但不知我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同志们,又将作何以感?作何以求?!……我不知道艺术之为事,是否可以当一杯人生的美酒?或是一碗苦茶?如果其然,我当竭诚来烹一碗苦茶,敬献于大众之前……”在深重的民族苦难面前,艺术家是选择为艺术而艺术,还是把艺术作为一杯美酒去玩味?画家却竭诚烹一碗苦茶献给人民,他要“为民写真”,为大众去呐喊,去表现那些在日寇铁蹄下的老弱无依、贫病交加的劳苦人民和在敌人炮火下的同胞们。先生说到做到,他的作品可以证明这一切!他的《流民图》可以证明这一切!
《流民图》是在日本占领的北平(北京)创作完成的,由于他揭露了日寇侵华的暴行而引起侵略者的惊慌,他们害怕它与观众见面。蒋先生一边卷起画卷一边用低沉的声音说:“1943年画展在太庙(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原计划展览两个礼拜,但是开幕几个小时后就遭到了日本宪兵的干涉被迫停展了。1944年在上海展出时作品又遭到没收。建国后发现它时,后半卷毁坏了,只剩下现在的一半。”
蒋先生上课时对学生十分严格。记得大学二年级时,同学们终于盼到蒋先生为我们上课了,课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木炭作为写生工具,画半身男模特。画前先生反复强调要注意模特的表象与人体的骨骼肌肉等解剖之间的关系,注意透视关系。当有的同学只注意对表面现象的摹写而忽略了结构关系时,先生总是在关键部分给以改动,指出:“要通过对形象结构细微的观察,找到它们的区别,这样才能深入进去。”果然,经过老师的指点、改动,浮躁的部位立刻变得深入而又具体。先生不善言辞,但每堂课都反复强调结构,结构,这点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一再强调要从物象本身的结构出发,只有彻底理解了形体各部位的组织结构,才能做到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不只是从表面的光影的变化出发,这才是中国画造型的特点和手法。
第二阶段课程是用毛笔写生,要求使用整张高丽纸作画,先生在这一阶段的要求特别强调“骨法用笔”和“以形写神”。先生手握毛笔看看模特,看看纸,再看看模特,再看看纸,慢慢地用中锋勾出了人物的左眼。同学们骚动了,“啊!从一只眼睛画起!”先生的笔不停地走动,画完了眼睛便用侧锋淡墨皴擦将眼窝画好,然后画眉弓眉毛。先生边画边说:“眉毛是长在眉弓上的,画完眉弓接着画眉毛,位置就会很准确。”接着画出鼻子、人中、颧骨……就这样,不用起稿只凭对人体结构的高度理解和毛笔的精确描绘,从一只眼睛画起,推及头部、身体和双手,一幅生动的半身肖像跃然纸上。这需要多么准确的造型能力和高度熟练的笔墨技巧才能达到啊!同学们全被惊呆了,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先生的言传身教、亲自动手作画示范,使课程变得生动具体,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先生的教学意图,为我们的人物画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学生们将永远感谢先生。
三十八年过去了,蒋先生离开我们也有八年了,但他为中华民族留下的艺术财富永放光华；他严格的治学精神在中国的艺术教育界将为后代所遵循。 1994年5月
(本文收于单应桂《容园绘事》。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