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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离任衍生出“离任文化”。清官卸任,百姓难舍,产生“遗爱靴”“万民伞”“德政碑”等千古佳话。久之,贪官也竞相效仿,以“不交接”相要挟,强迫百姓配合表演:官员主动伸出双脚,百姓脱掉官靴,用“匣子”装好,钉在城门上供奉……

官员离任是一道考题

2016-07-20 作者: 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鲍 青

  在古代官场,大小官员们犹如棋盘上的一颗颗棋子,如果一直不动位置,总是不大合适的。政声佳的要提拔,官声差的要处罚,总之都要靠动一动来彰显朝廷的意志、选才的取舍。
  所以官员们的离任交接,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衍生出涵括广袤的“离任文化”。翻开浩瀚典籍,数千年里的各色官员离任,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啼笑皆非的悲喜剧。
  清官离任,百姓依依不舍、哭声震天;贪官走人,百姓欢呼雀跃、诅咒谩骂。孰清孰贪,恋谁厌谁,一目了然。
  例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刘宠离任东平陵县,“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
  刘宠后任会稽太守,离任时几位头发斑白的古稀老人从山中走出来,手捧百钱执意赠送。刘宠盛情难却之下取其一枚,后抛至水中,留下“一钱太守”的美名。
  百姓对循吏的不舍和留恋,从送别中可见一斑。
  如果说刘宠离任,老人赠金,尚属有意为之。那有时清官离任,无意之间也会留下名垂青史的典故佳话。据《新唐书·崔戎传》,崔戎任华州刺史时,与民休息,秋毫无犯,百姓因而乐足,咸称戎德。这在藩镇割据、动乱频仍的中晚唐,显得尤为难得。崔戎爱护百姓,百姓也真诚拥戴崔戎,把他当作民之父母,顶礼膜拜。
  后来朝廷调崔戎任兖海沂密都团练、观察使职。华州百姓闻听崔大人要走,成群结队跑到府衙,竞相痛哭,苦苦挽留。为了不让崔戎离开,有的百姓顺手就把他的靴子脱掉,有的则把他的马鞍扯下,大家挡着道舍不得让他离去。
  有些经过兵燹之灾的年长百姓,甚至对前来宣布诏令的使臣下跪请愿,要求代为转达百姓心愿,恳请将崔大人留在华州。使者见此感人情景,满口答应。但崔戎却极力阻止,认为为官者应以朝廷诏命为重,不能轻言抗命。没想到这几个百姓竟大无畏地说:“留公而天子怒,不过斩我二三老人,则公不去矣。” 百姓不惜身死而留崔戎,可见对崔戎恩德感怀之深。崔戎无奈,只得星夜骑快马出城,百姓发觉后追赶不上方才罢休。
  崔戎人虽走了,但被扯掉的官靴却留了下来,成为百姓的念想。他们将“神物”供奉起来,建堂立庙,定期祭拜,以表怀念。后世称此靴为“遗爱靴”,把它作为勤政爱民的一种象征。
  随着沽名钓誉的官员越来越多,“脱靴”慢慢变成了例行程序,“遗爱靴”也越来越泛滥。
  如果是清官廉吏要走,百姓自然要拦轿脱靴。但一些贪官,也竞相效仿起来,以“不交接”相要挟,强迫几个百姓配合表演。官员主动伸出双脚,百姓脱掉官靴,拿到靴子的民众再用个装裱华丽的“匣子”装好,钉在城门上供奉,让进出的市民观瞻。
   “脱靴”从无心之举变成有意为之,原有的韵味褪去,变得真假难辨了。
  但百姓发自肺腑的告别,总能在俗套的“脱靴”上焕发不一样的风采,演绎一抹与众不同的感动。
  如清康熙年间,松江人民送别某知县离任。因其政德卓著,爱民如子,百姓簇拥脱靴,把酒恸哭,不忍离别,县官亦为之大哭。蜂拥而上的百姓,先后脱去知县的四十余只官靴。待知县走后,松江人如丧考妣。可见为官者若真的为百姓谋福,老百姓还是很记情的。
  再如清乾隆年间的张京,丁酉年(公元1777年)中举后任诸城县令。史载,他“甫莅任,遇蝗灾,旱甚,京设局收蝗”。后来诸城遭遇干旱,张京闻听城南有龙潭山,在山上祷告求雨每每灵验。为了百姓苍生,张京步行前往百余里外的龙潭山。也许是诚心感天动地,张京还未返城,瓢泼大雨便降临诸城。第二年春天,临近的州县受旱绝产,唯有诸城大丰收。
  张京在诸城力行宽简之政,以教化为重。琅琊书院坍塌许久,他倡导乡民募捐重新修葺,还延请名师前来讲学,诸城的科举考试成绩蒸蒸日上。
  张京“为政尚宽,讼狱不留,刑不滥用,竹笞不过二十”。但他的宽仁并非泛爱,“不宥奸究,故盗贼敛迹”。前任县令刘建为官严厉,张京为政慈爱,百姓称他们二人为“刘父张母”。
  后张京为解救无辜者忤逆了上司,被撤去官职。
  张京一心护百姓,百姓世世念张京。他离任时,“饯送数十里不绝,并有送至省垣者”。诸城百姓在苏轼喜雨亭旁立了一座生祠纪念他。张京离任的“脱靴”处,也被百姓安置在了东门外。自五莲山及收蝗虫的地方,皆有生祠。琅琊书院前有五公祠,祀苏公轼、杨公继盛、刘公建及张公京、周公某。咸丰五年,司寇王琦庆,为张京请祀名宦祠。
  此情此景,至今忆来犹让人动容。
  对清官,百姓念念不忘;对贪官,他们则以独有的智慧予以辛辣讽刺。
  明嘉靖年间,昆山县令杨廷桢千里为官只为钱。他把昆山一地搅得鸡犬不宁,百姓难有一日安宁。听到杨廷桢即将离任,当地绅民送匾一块,上书“天高三尺”。杨廷桢百思不得其解,还以为是乡绅对自己政绩的颂扬,便满心欢喜接受下来。后来还是一位同僚点破其中玄机,“杨大人,天高了三尺,是因为地低的缘故啊。百姓这是在说你把昆山地皮刮低了三尺。”杨廷桢闻之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
  又如署名“乐天大笑生”的明朝谐谑书《解愠编》中载:“一仕官贪墨甚,及去任,仓库为之一空。可他还不满足,寻来一把折扇,将当地山水画于其上。其民作德政谣讽刺:‘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币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
  此等充满了劳动人民智慧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
  相较于“一钱之赠”“遗爱靴”等特色送行,当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官员立碑,记载他们的政德官声。
  清官离任时,乡绅们向百姓摊派若干的钱粮,请人写一篇花团锦簇的文字,刻在石头上,立在显要的地方。例如西晋大臣羊祜离世后,襄阳百姓便在他生前爱游览的岘山立起德政碑。
  可后来形势变化超出了百姓预料。即使是“刮地三尺”的贪官,离任时也要看到德政碑树起才肯罢休,否则便借故拖延不走。到了唐朝,为了杜绝此类陋习,政府下令不许再立德政碑,私自立的碑不仅要拆毁,相关责任人还要受一百大板的刑罚。
  规定在严格杜绝的同时,也开了一个可商量的小口子。如果该官员爱民如子,老百姓坚决要求立碑,可以逐级上报,由礼部允准。可多层审批、拖延,往往旷日持久,无法配合官员离任时的气氛,德政碑再也无法兴盛。
  德政碑衰落了,“万民伞”便代之而起。相较德政碑,万民伞成本更低、意味更浓。百姓送“万民伞”,象征着官员一地为官,如巨伞一样佑护着老百姓,为草民遮风挡雨。官员收到的万民伞越多,便表示百姓越是感激。“万民伞”既能表达对清官的敬意,又可以速成,无需经过繁琐的审批手续,于是很快流行开来。
  但凡事总是物极必反,清官离任百姓自发送伞。可贪官离任,如果无人送伞,岂不是大大伤了脸面?所以他们也会想法设法弄点万民伞装点门面。
  其实古往今来的著名廉吏,往往离任时“一身轻松”,不拘于那些可有可无的装点之物,他们的清廉和爱民,就萌发并植根于百姓的心间。
  如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曾主政涟水(今江苏涟水县)。临行前,米芾特将笔墨置于水池洗清,以示“来去清白”。他除了随身携带几件衣物和文房四宝外,未带走涟水一草一木。但他走后,当地人将他洗笔墨的水池整修一新,命名为“廉池”,至今仍引来无数游客景仰。有人触景生情赋诗一首,表达对米芾“轻松离任”的景仰:“米公洗墨净心灵,清气盈身任远行。多少华园无觅处,廉池日日溢丹青。”
  明代大清官海瑞,执法如山、刚正不阿,百姓誉为“海青天”。海瑞离任淳安县县令时,家家户户在门前供桌上摆一碗清水和一面明镜,颂扬他“清如水,明如镜”的官德。没有了笨重的“德政碑”、作秀的“遗爱靴”和虚华的“万民伞”,一碗清水一面明镜更让人动容。
  官员离任是一道考题、一面明镜,而群众送行的反应,就如同“晴雨表”,度量着为官者的政绩名声,折射着他们在百姓心目中的分量。抛离天花乱坠的送别程序后,浮现出来的“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方为官德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