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卢 昱
2008年5月,富弼墓在洛阳被发现。该墓葬为大型石椁穹隆顶砖室壁画墓,并出土青石墓志一方。该墓志是洛阳地区迄今出土的一方尺寸最大、志文最多的墓志,在全国的考古发掘中也不多见。
富弼墓志1.41米见方,厚30厘米,志文纵85行,满行84字,计6595字。墓志志文鸿篇巨制,居洛阳地区出土碑志之冠,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都十分罕见。
墓志盖由《资治通鉴》作者、时称“真宰相”的司马光题写,结体苍劲,尽显大家风范,是难得的司马光书法真迹。志文由当时的资政殿学士、通仪大夫韩维撰写。韩维用生动凝炼的语言对富弼的传奇一生进行了高度概括,全文条理清晰,叙事生动。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孙永书丹,行笔力道游刃。
志文内容丰富,书法精致,历史、文学、艺术价值兼备,涉及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婚姻关系、宗教信仰、历史地理、家族迁徙等多个方面。
史料记载,富弼勤奋好学,才学出众,被誉为“洛阳才子”。范仲淹认识富弼后,评价这个年轻才俊“真王佐才也”,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
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千古名句的晏殊,可谓奇才,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当时已是宰相。他看富弼才华横溢,有发展前途,就托范仲淹等说媒,将女儿许配给富弼。
这一史料记载,在富弼墓志中得到印证:公少有大志,自刻苦为学,寓于僧坊,夜不设寝榻,困则以冰雪沃面,复起读书。应举京师,范文正公一见奇之,与语终日,曰:“真王佐才也!”
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转眼成了宰相的女婿,富弼可谓一步登天。此时他最应该感激的就是范仲淹了,可他在当官之后,首先和自己的恩人叫上了劲。
有一天,山东爆发了匪乱,强盗张海率领大批人马攻到了江苏高邮,负责统领府州军事的知军晁仲约掂量着自身的实力,估计打不过人家,但昭示当地富户、百姓捐款,然后带着金钱、牛羊、酒菜去欢迎慰劳贼兵,避免了这些匪兵的袭扰。这件事传到了京城,在朝廷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范仲淹建议说:“郡县的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反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是当时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者防守；而且百姓的常情,只要捐出金钱食物,可以避免杀戮抢劫,一定很高兴。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
不料富弼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
范仲淹转身对他解释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
富弼不以为然,生气地说:“我们正要弘扬法令,你如此做法,将来还怎么治理百姓?”
仁宗皇帝还是同意了范仲淹的意见,放过了知军晁仲约。事后有人对富弼说:“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
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因为这呀。”
富弼一生辅佐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才学出众,经历北宋中期许多历史事件,如庆历新政,出使辽国,策定西夏,安抚流亡,首定储位,王安石变法等事件,涉及北宋中期的内政外交政策。
公元1057年的一天,宋仁宗上朝时突然昏厥,被扶入宫中诊治。其后很久没有上朝理政,朝中大臣十分惊慌,议论纷纷。富弼很冷静,他与文彦博率领辅臣欲进入宫中服侍皇上,宦官以没有圣旨召见为由禁止其入内。富弼斥责宦官:“岂有宰相一日不见天子乎?”然后径直入宫,并留宿宫中,以防不测,随时询问仁宗病情,使宫中秩序很快恢复。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以安定人心,并确定了皇储,即后来的英宗。
《宋稗类钞品行》记载,富弼出任枢密使时,宋英宗赵曙刚登上天子的宝座。赵曙上台后,将其父仁宗皇帝的遗留器物,都拿来赏赐给朝廷重臣。众臣叩头感谢领赏之后,一起告退。赵曙却单独请富弼留下,又在惯例之外,特别赏赐他几件器物。
富弼先叩头谢恩,然后坚决推辞,不接受这份额外的赏赐。赵曙有些不高兴,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你没有必要推辞呀!”富弼恳切地说,“东西虽然很微薄,但关键是额外所赐。大臣接受额外的赏赐而不谢绝,万一将来皇上做出什么例外的事来,凭什么劝谏呢?”最终富弼还是推辞掉了这份赏赐。
墓志关于富弼出使辽国,舌战契丹王臣的外交才能的记述,不惜重墨,共2600字,将富弼不辱使命、临危不惧、老成谋国、虑事周悉、敢于斗争、有理有节、一丝不苟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展示了富弼不畏强权、长于斡旋、处事干练的外交风范。
志文记载:时西陲困于用兵,庆历二年正月,北虏乘我间,聚其众境上,遣使萧英、刘六符来有求。朝廷以为忧,历选近臣任使事者,往往怯懦不敢行。执政以公名闻仁宗,召对面谕。公曰:“主忧臣辱,今北虏狂慢如此,臣何敢自爱,以忧吾君。”
在这次代表北宋议和的外交使命中,富弼舌战契丹王臣,事关国家名望时一字不让,展示了大国使者的风范和卓越的外交才能。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了他,说:“求婚的事可以免谈,我只想得到岁币,但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
富弼平静地回答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
辽兴宗说:“那就改为‘纳’字如何?”富弼还是拒绝了。辽兴宗不满地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
富弼反驳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时,才向它称臣。当时的馈送,或许称作‘献’、‘纳’,其后颉利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
辽兴宗哑口无言,不再说话。富弼走出帐外,指着远处的高山,对随行的使臣说:“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献’‘纳’,就像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
有人说富弼爱较真,是性格使然,其实并非如此,他实则气度恢弘。他年轻时,有一次在大街上走,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头都不回地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想了想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骂他的人“闻之大惭”,后来登门向富弼道歉。
富弼当了宰相后,对为官的尊严也毫不在意。沿袭唐朝的规矩,百官谒见宰相,都要行叩拜之礼,宰相只需要站着受礼,稍稍用手扶一下叩拜的人；接见时如坐得稍久了些,那么宰相手下的人就会在旁边提醒说“宰相尊重”,客人赶快不安地站起来退席；而送客时,从来不用走下过台阶。可到了富弼这里,即使是小官甚至百姓前来谒见,他都用平等的礼节,带引客人坐下与他们从容谈话,走时送客人到门口,要看着客人上马走了才还转。
王安石变法,富弼与其政见相左。王安石当时是朝廷红人,富弼思度斗不过他,称疾告退,回到老家洛阳赋闲养病。在洛阳养老时,富弼常深居不出门。请求拜见他的宾客也多起来,他都以病为理由,辞谢不见。
亲近的人问他什么缘故,富弼说:“大凡对待他人,无论富贵贫贱贤达愚钝,都应一样的以礼相待。我家许多代人居住在洛阳,亲戚故旧大概成百上千,如果有的见有的不见,这不是同等对待的做法。如果每个人来了都接见,我年老体衰又有病不能承受。”士大夫们也都知道他的用意,没有怨言。
富弼曾想到老子祠去拜祭,待乘坐小轿路过天津桥时,适逢府中把集市迁到桥边。唐宋时期,洛河穿洛阳城而过,河上天津桥横卧,有天汉之象,北对皇城端门,南通龙门,为东都南北往来通衢。唐诗人刘希夷有诗:“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花子。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动摇绿波中。”整个集市的人知道富弼出行后,十分高兴,伴随着观看,里三层外三层,市面为之冷清。富弼深得民心,可见一斑。
2008年5月,富弼墓在洛阳被发现。该墓葬为大型石椁穹隆顶砖室壁画墓,并出土青石墓志一方。该墓志是洛阳地区迄今出土的一方尺寸最大、志文最多的墓志,在全国的考古发掘中也不多见。
富弼墓志1.41米见方,厚30厘米,志文纵85行,满行84字,计6595字。墓志志文鸿篇巨制,居洛阳地区出土碑志之冠,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都十分罕见。
墓志盖由《资治通鉴》作者、时称“真宰相”的司马光题写,结体苍劲,尽显大家风范,是难得的司马光书法真迹。志文由当时的资政殿学士、通仪大夫韩维撰写。韩维用生动凝炼的语言对富弼的传奇一生进行了高度概括,全文条理清晰,叙事生动。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孙永书丹,行笔力道游刃。
志文内容丰富,书法精致,历史、文学、艺术价值兼备,涉及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婚姻关系、宗教信仰、历史地理、家族迁徙等多个方面。
史料记载,富弼勤奋好学,才学出众,被誉为“洛阳才子”。范仲淹认识富弼后,评价这个年轻才俊“真王佐才也”,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
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千古名句的晏殊,可谓奇才,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当时已是宰相。他看富弼才华横溢,有发展前途,就托范仲淹等说媒,将女儿许配给富弼。
这一史料记载,在富弼墓志中得到印证:公少有大志,自刻苦为学,寓于僧坊,夜不设寝榻,困则以冰雪沃面,复起读书。应举京师,范文正公一见奇之,与语终日,曰:“真王佐才也!”
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转眼成了宰相的女婿,富弼可谓一步登天。此时他最应该感激的就是范仲淹了,可他在当官之后,首先和自己的恩人叫上了劲。
有一天,山东爆发了匪乱,强盗张海率领大批人马攻到了江苏高邮,负责统领府州军事的知军晁仲约掂量着自身的实力,估计打不过人家,但昭示当地富户、百姓捐款,然后带着金钱、牛羊、酒菜去欢迎慰劳贼兵,避免了这些匪兵的袭扰。这件事传到了京城,在朝廷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范仲淹建议说:“郡县的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反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是当时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者防守；而且百姓的常情,只要捐出金钱食物,可以避免杀戮抢劫,一定很高兴。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
不料富弼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
范仲淹转身对他解释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
富弼不以为然,生气地说:“我们正要弘扬法令,你如此做法,将来还怎么治理百姓?”
仁宗皇帝还是同意了范仲淹的意见,放过了知军晁仲约。事后有人对富弼说:“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
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因为这呀。”
富弼一生辅佐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才学出众,经历北宋中期许多历史事件,如庆历新政,出使辽国,策定西夏,安抚流亡,首定储位,王安石变法等事件,涉及北宋中期的内政外交政策。
公元1057年的一天,宋仁宗上朝时突然昏厥,被扶入宫中诊治。其后很久没有上朝理政,朝中大臣十分惊慌,议论纷纷。富弼很冷静,他与文彦博率领辅臣欲进入宫中服侍皇上,宦官以没有圣旨召见为由禁止其入内。富弼斥责宦官:“岂有宰相一日不见天子乎?”然后径直入宫,并留宿宫中,以防不测,随时询问仁宗病情,使宫中秩序很快恢复。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以安定人心,并确定了皇储,即后来的英宗。
《宋稗类钞品行》记载,富弼出任枢密使时,宋英宗赵曙刚登上天子的宝座。赵曙上台后,将其父仁宗皇帝的遗留器物,都拿来赏赐给朝廷重臣。众臣叩头感谢领赏之后,一起告退。赵曙却单独请富弼留下,又在惯例之外,特别赏赐他几件器物。
富弼先叩头谢恩,然后坚决推辞,不接受这份额外的赏赐。赵曙有些不高兴,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你没有必要推辞呀!”富弼恳切地说,“东西虽然很微薄,但关键是额外所赐。大臣接受额外的赏赐而不谢绝,万一将来皇上做出什么例外的事来,凭什么劝谏呢?”最终富弼还是推辞掉了这份赏赐。
墓志关于富弼出使辽国,舌战契丹王臣的外交才能的记述,不惜重墨,共2600字,将富弼不辱使命、临危不惧、老成谋国、虑事周悉、敢于斗争、有理有节、一丝不苟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展示了富弼不畏强权、长于斡旋、处事干练的外交风范。
志文记载:时西陲困于用兵,庆历二年正月,北虏乘我间,聚其众境上,遣使萧英、刘六符来有求。朝廷以为忧,历选近臣任使事者,往往怯懦不敢行。执政以公名闻仁宗,召对面谕。公曰:“主忧臣辱,今北虏狂慢如此,臣何敢自爱,以忧吾君。”
在这次代表北宋议和的外交使命中,富弼舌战契丹王臣,事关国家名望时一字不让,展示了大国使者的风范和卓越的外交才能。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了他,说:“求婚的事可以免谈,我只想得到岁币,但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
富弼平静地回答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
辽兴宗说:“那就改为‘纳’字如何?”富弼还是拒绝了。辽兴宗不满地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
富弼反驳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时,才向它称臣。当时的馈送,或许称作‘献’、‘纳’,其后颉利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
辽兴宗哑口无言,不再说话。富弼走出帐外,指着远处的高山,对随行的使臣说:“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献’‘纳’,就像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
有人说富弼爱较真,是性格使然,其实并非如此,他实则气度恢弘。他年轻时,有一次在大街上走,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头都不回地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想了想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骂他的人“闻之大惭”,后来登门向富弼道歉。
富弼当了宰相后,对为官的尊严也毫不在意。沿袭唐朝的规矩,百官谒见宰相,都要行叩拜之礼,宰相只需要站着受礼,稍稍用手扶一下叩拜的人；接见时如坐得稍久了些,那么宰相手下的人就会在旁边提醒说“宰相尊重”,客人赶快不安地站起来退席；而送客时,从来不用走下过台阶。可到了富弼这里,即使是小官甚至百姓前来谒见,他都用平等的礼节,带引客人坐下与他们从容谈话,走时送客人到门口,要看着客人上马走了才还转。
王安石变法,富弼与其政见相左。王安石当时是朝廷红人,富弼思度斗不过他,称疾告退,回到老家洛阳赋闲养病。在洛阳养老时,富弼常深居不出门。请求拜见他的宾客也多起来,他都以病为理由,辞谢不见。
亲近的人问他什么缘故,富弼说:“大凡对待他人,无论富贵贫贱贤达愚钝,都应一样的以礼相待。我家许多代人居住在洛阳,亲戚故旧大概成百上千,如果有的见有的不见,这不是同等对待的做法。如果每个人来了都接见,我年老体衰又有病不能承受。”士大夫们也都知道他的用意,没有怨言。
富弼曾想到老子祠去拜祭,待乘坐小轿路过天津桥时,适逢府中把集市迁到桥边。唐宋时期,洛河穿洛阳城而过,河上天津桥横卧,有天汉之象,北对皇城端门,南通龙门,为东都南北往来通衢。唐诗人刘希夷有诗:“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花子。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动摇绿波中。”整个集市的人知道富弼出行后,十分高兴,伴随着观看,里三层外三层,市面为之冷清。富弼深得民心,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