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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伟
◆ 《桥隆飙》中不时出现的诙谐俚语,被作者不时用于人物的日常对话,续接了《林海雪原》的“黑话”传统,使小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间智慧。“人多乱,龙多旱,母鸡多了不下蛋,媳妇多了婆婆做饭”；“渔家媳妇会做鱼,气死哈尔滨的‘鲜鱼居’”；“老婆老婆,眼泪一窝,养孩子一拖,累得丈夫腰弯背驼”……这些话糙理不糙的大白话,既符合人物粗浅的学识背景,也适合广大农民的阅读习惯,以当今的审美观之,它所显示的民间化倾向别具借鉴价值。在抗战的大文化背景下,草莽英雄抗战题材小说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要立足于战争的需要,也需要发挥传统的、旧有的、易于被老百姓接受的形式。
民间化、通俗化的审美旨归
老作家曲波一直以“红色经典”《林海雪原》为读者称道,殊不知他的另一部战争小说《桥隆飙》同样呕心沥血,但未能获得应有的影响力。《桥隆飙》是曲波继《林海雪原》后精心打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们都是曲波亲历战斗生活的再现,同为倾情之作,196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10万册,但尚未发行就被江青获知,调去几本审阅后,将其定性为:一株大“毒草”,不准出厂,就地销毁!随后,遭到“四人帮”的迫害、封闭、禁读、毁灭,作家的一片心血付之一炬。幸而“文革”结束后,《桥隆飙》得以重见天日,成为民间抗战题材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远离那段战火纷飞的激情岁月后,重拾《桥隆飙》我们不难发现隐藏于它宏大战争题材下,民间化、通俗化的审美旨归。
《桥隆飙》以作者曲波亲历的改造农民起义部队经历为素材,以“英雄成长模式”描写了一支自称“飙字军”的农民起义武装,如何在共产党的指引和帮助下,从一群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草莽英雄转变为“为阶级解放”而自觉奋战的革命战士。“飙字军”发迹于山东沿海地区,主要由下层农民、渔夫组成,他们不满于官、匪的重重压迫揭竿起义,以“替天行道”为理想,专替穷苦百姓打抱不平。在三古镇据点,他们“打鬼子、也打汉奸；打蒋介石的‘正牌军’,也打国民党的‘土司令’；打土豪劣绅,也打地主恶霸；对伪乡长、保长手下无情,对豪商巨贾更是绝不放过。”通过桥隆飙及其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自发抗暴到自觉革命的成长转变过程,曲波发掘出了深藏于人民群众中“打碎旧世界”的内在要求和力量。
这支由乡村野夫集合起来的非正规军,在发展之初,只是群毫无方向的“乌合之众”。“飙字军”九兄弟的誓言,直观地显示了这支农民起义部队简单粗暴的斗争宗旨:谁损坏咱们一枪一马,叫他们的财产成渣；谁杀害我们的弟兄,叫他老少子孙一起偿命。这个充满了痞气和野性的誓言,是“飙字军”成立之初,队伍孔武有力却指导无方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他们极富正义感和侠义精神,神出鬼没令对手闻风丧胆。另一方面,他们又未能逃脱农民阶级的先天不足,杀富济贫而没有正确的方向,往往连累了穷苦百姓；讲江湖义气却又缺乏是非曲直的辨别；同情百姓,可对群众力量毫无认识……
小说从多方面描绘了桥隆飙善良质朴、嫉恶如仇、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又粗暴鲁莽、头脑简单、目光短浅的复杂性格,并通过刻画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揭示出他复杂性格的成因。桥隆飙2岁时便父母双亡,靠着嫂子的喂养才存活下来,8岁就学着用各种奇思妙想,向仇家仇国基复仇,知书达理的表哥和表嫂收留了他,教他识字念书,可他却在14岁时不辞而别独立谋生,16岁上台比武闯下大祸,逃亡之路上结交一位侠义师父,随师父潜心学武多年,为的是报父母之仇……不厌其烦的背景铺垫,使这个农民起义军领导者的形象血肉丰满,生动真实地展现了一个抗暴英雄成长为自觉革命的阶级战士的过程。透过对桥隆飙传奇经历的描写,一个古典小说中的“李逵”式形象跃然纸上:没受过正统教育,从家穷徒四壁的困境中愤然出走,企图以一己之力对抗世间一切不平等,找到一伙志同道合的异姓兄弟后,大家结为草莽英雄除暴安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除去主人公的成长经历,由“我”亲眼目睹桥隆飙的一个个战斗故事更是精彩绝伦,夺人心魄:他十字双佩两把匣子,腰间横插一柄短剑；将近两百米的距离开枪,十打九中；在平州城巧夺敌人洋马,佯扮鬼子从敌人眼皮底下绝尘而去。
接地气的圆形人物塑造
流寇主义、经验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侠义思想、绿林作风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但同时他又认直理,识好汉,错得干脆,改得也果断。这些富有张力和矛盾的人物性格刻画,使桥隆飙成为“革命通俗小说”中较少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圆形人物。相对于杨子荣式的“高大全”形象,他显得十分“接地气”。这个生长于草莽的野地英雄,即使在被共产党“招安”后,仍操持着流寇气息的话语:“政治工作,就是尊老百姓是爹娘,视敌人是豺狼；无条件地敬爹娘,毫不留情地杀豺狼。政治是跟兄弟叫同志,对待同志要和亲兄弟一样,不能动军阀。政治就是打仗要安家,村长、乡长、区长、县长都是咱们的,这叫根据地；政治就是敌人跪下缴枪后不杀。政治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杀了敌人,别杀他全家。”从桥隆飙的口中,“政治工作”的实质完成了民间化翻译,宏大的主题被戏谑化的大白话所解构、重建。
肖元山是《桥隆飙》中另一个被全力刻画的人物。每每神机妙算的他,类似于古典小说中“军师”的位置。但与《三国演义》中“状诸葛而近妖”不同,曲波为了使肖元山的神通广大、多才多艺不成为无根之水,下了一番苦功,将他描绘为苦大仇深的“复仇者”形象,用“复仇”的经典情节作为肖元山勇猛精进的注脚,使人物形象得以站立。肖元山的初次亮相,就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伪装为一个瞎眼的江湖说书人,三言两语吸引来大批围观者,放松了敌人的警惕,才能使其后的战斗顺利进行。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他都发挥了多才多艺、社会关系广泛的神通,佯扮成表演魔术的杂耍艺人、青岛大名鼎鼎的戏界名流,让读者在惊叹于他的百变身份后,大呼过瘾。桥隆飙和肖元山一智一勇、一动一静,使小说的人物配置趋于稳定,而又适于变幻,这也是曲波有意从传统小说中吸取的民间元素。
坚守民间趣味
《桥隆飙》中不时出现的诙谐俚语,被作者不时用于人物的日常对话,续接了《林海雪原》的“黑话”传统,使小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间智慧。“人多乱,龙多旱,母鸡多了不下蛋,媳妇多了婆婆做饭”；“渔家媳妇会做鱼,气死哈尔滨的‘鲜鱼居’”；“老婆老婆,眼泪一窝,养孩子一拖,累得丈夫腰弯背驼”……这些话糙理不糙的大白话,既符合人物粗浅的学识背景,也适合广大农民的阅读习惯,以当今的审美观之,它所显示的民间化倾向别具借鉴价值。在抗战的大文化背景下,草莽英雄抗战题材小说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要立足于战争的需要,也需要发挥传统的、旧有的、易于被老百姓接受的形式。
但拨开《桥隆飙》表面浅显的语言和绿林好汉式的复仇故事,它“又红又专”的深层立意昭然可视,小说演绎了当时流行的革命理念,探讨了农民革命必须行走的道路。从表层结构看,《桥隆飙》描写的是一支叫做“飙字军”的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斗争活动,然而作者的深层动机是通过描写中国共产党对“飙字军”的改造,显示“颠扑不破的真理”——“农民的革命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走向彻底的胜利。”所幸的是,《桥隆飙》并没有成为单纯的政治传声筒,它民间化的叙事尝试稀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这支来自齐鲁大地,充满了民间野性活力的农民革命军,使《桥隆飙》获得了迥异于其他革命题材小说的独特美学品格,但也正因如此,它被当时审美高度政治化的审查机制所不容,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上世纪60年代,作家们在迎合单调的主流文学和另辟蹊径的自觉文学追求中艰难前行,《桥隆飙》则是曲波坚守民间趣味、借鉴古典小说的民间化叙事、迎合老百姓阅读期待的卓越尝试。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山东省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
◆ 《桥隆飙》中不时出现的诙谐俚语,被作者不时用于人物的日常对话,续接了《林海雪原》的“黑话”传统,使小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间智慧。“人多乱,龙多旱,母鸡多了不下蛋,媳妇多了婆婆做饭”；“渔家媳妇会做鱼,气死哈尔滨的‘鲜鱼居’”；“老婆老婆,眼泪一窝,养孩子一拖,累得丈夫腰弯背驼”……这些话糙理不糙的大白话,既符合人物粗浅的学识背景,也适合广大农民的阅读习惯,以当今的审美观之,它所显示的民间化倾向别具借鉴价值。在抗战的大文化背景下,草莽英雄抗战题材小说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要立足于战争的需要,也需要发挥传统的、旧有的、易于被老百姓接受的形式。
民间化、通俗化的审美旨归
老作家曲波一直以“红色经典”《林海雪原》为读者称道,殊不知他的另一部战争小说《桥隆飙》同样呕心沥血,但未能获得应有的影响力。《桥隆飙》是曲波继《林海雪原》后精心打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们都是曲波亲历战斗生活的再现,同为倾情之作,196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10万册,但尚未发行就被江青获知,调去几本审阅后,将其定性为:一株大“毒草”,不准出厂,就地销毁!随后,遭到“四人帮”的迫害、封闭、禁读、毁灭,作家的一片心血付之一炬。幸而“文革”结束后,《桥隆飙》得以重见天日,成为民间抗战题材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远离那段战火纷飞的激情岁月后,重拾《桥隆飙》我们不难发现隐藏于它宏大战争题材下,民间化、通俗化的审美旨归。
《桥隆飙》以作者曲波亲历的改造农民起义部队经历为素材,以“英雄成长模式”描写了一支自称“飙字军”的农民起义武装,如何在共产党的指引和帮助下,从一群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草莽英雄转变为“为阶级解放”而自觉奋战的革命战士。“飙字军”发迹于山东沿海地区,主要由下层农民、渔夫组成,他们不满于官、匪的重重压迫揭竿起义,以“替天行道”为理想,专替穷苦百姓打抱不平。在三古镇据点,他们“打鬼子、也打汉奸；打蒋介石的‘正牌军’,也打国民党的‘土司令’；打土豪劣绅,也打地主恶霸；对伪乡长、保长手下无情,对豪商巨贾更是绝不放过。”通过桥隆飙及其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自发抗暴到自觉革命的成长转变过程,曲波发掘出了深藏于人民群众中“打碎旧世界”的内在要求和力量。
这支由乡村野夫集合起来的非正规军,在发展之初,只是群毫无方向的“乌合之众”。“飙字军”九兄弟的誓言,直观地显示了这支农民起义部队简单粗暴的斗争宗旨:谁损坏咱们一枪一马,叫他们的财产成渣；谁杀害我们的弟兄,叫他老少子孙一起偿命。这个充满了痞气和野性的誓言,是“飙字军”成立之初,队伍孔武有力却指导无方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他们极富正义感和侠义精神,神出鬼没令对手闻风丧胆。另一方面,他们又未能逃脱农民阶级的先天不足,杀富济贫而没有正确的方向,往往连累了穷苦百姓；讲江湖义气却又缺乏是非曲直的辨别；同情百姓,可对群众力量毫无认识……
小说从多方面描绘了桥隆飙善良质朴、嫉恶如仇、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又粗暴鲁莽、头脑简单、目光短浅的复杂性格,并通过刻画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揭示出他复杂性格的成因。桥隆飙2岁时便父母双亡,靠着嫂子的喂养才存活下来,8岁就学着用各种奇思妙想,向仇家仇国基复仇,知书达理的表哥和表嫂收留了他,教他识字念书,可他却在14岁时不辞而别独立谋生,16岁上台比武闯下大祸,逃亡之路上结交一位侠义师父,随师父潜心学武多年,为的是报父母之仇……不厌其烦的背景铺垫,使这个农民起义军领导者的形象血肉丰满,生动真实地展现了一个抗暴英雄成长为自觉革命的阶级战士的过程。透过对桥隆飙传奇经历的描写,一个古典小说中的“李逵”式形象跃然纸上:没受过正统教育,从家穷徒四壁的困境中愤然出走,企图以一己之力对抗世间一切不平等,找到一伙志同道合的异姓兄弟后,大家结为草莽英雄除暴安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除去主人公的成长经历,由“我”亲眼目睹桥隆飙的一个个战斗故事更是精彩绝伦,夺人心魄:他十字双佩两把匣子,腰间横插一柄短剑；将近两百米的距离开枪,十打九中；在平州城巧夺敌人洋马,佯扮鬼子从敌人眼皮底下绝尘而去。
接地气的圆形人物塑造
流寇主义、经验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侠义思想、绿林作风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但同时他又认直理,识好汉,错得干脆,改得也果断。这些富有张力和矛盾的人物性格刻画,使桥隆飙成为“革命通俗小说”中较少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圆形人物。相对于杨子荣式的“高大全”形象,他显得十分“接地气”。这个生长于草莽的野地英雄,即使在被共产党“招安”后,仍操持着流寇气息的话语:“政治工作,就是尊老百姓是爹娘,视敌人是豺狼；无条件地敬爹娘,毫不留情地杀豺狼。政治是跟兄弟叫同志,对待同志要和亲兄弟一样,不能动军阀。政治就是打仗要安家,村长、乡长、区长、县长都是咱们的,这叫根据地；政治就是敌人跪下缴枪后不杀。政治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杀了敌人,别杀他全家。”从桥隆飙的口中,“政治工作”的实质完成了民间化翻译,宏大的主题被戏谑化的大白话所解构、重建。
肖元山是《桥隆飙》中另一个被全力刻画的人物。每每神机妙算的他,类似于古典小说中“军师”的位置。但与《三国演义》中“状诸葛而近妖”不同,曲波为了使肖元山的神通广大、多才多艺不成为无根之水,下了一番苦功,将他描绘为苦大仇深的“复仇者”形象,用“复仇”的经典情节作为肖元山勇猛精进的注脚,使人物形象得以站立。肖元山的初次亮相,就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伪装为一个瞎眼的江湖说书人,三言两语吸引来大批围观者,放松了敌人的警惕,才能使其后的战斗顺利进行。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他都发挥了多才多艺、社会关系广泛的神通,佯扮成表演魔术的杂耍艺人、青岛大名鼎鼎的戏界名流,让读者在惊叹于他的百变身份后,大呼过瘾。桥隆飙和肖元山一智一勇、一动一静,使小说的人物配置趋于稳定,而又适于变幻,这也是曲波有意从传统小说中吸取的民间元素。
坚守民间趣味
《桥隆飙》中不时出现的诙谐俚语,被作者不时用于人物的日常对话,续接了《林海雪原》的“黑话”传统,使小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间智慧。“人多乱,龙多旱,母鸡多了不下蛋,媳妇多了婆婆做饭”；“渔家媳妇会做鱼,气死哈尔滨的‘鲜鱼居’”；“老婆老婆,眼泪一窝,养孩子一拖,累得丈夫腰弯背驼”……这些话糙理不糙的大白话,既符合人物粗浅的学识背景,也适合广大农民的阅读习惯,以当今的审美观之,它所显示的民间化倾向别具借鉴价值。在抗战的大文化背景下,草莽英雄抗战题材小说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要立足于战争的需要,也需要发挥传统的、旧有的、易于被老百姓接受的形式。
但拨开《桥隆飙》表面浅显的语言和绿林好汉式的复仇故事,它“又红又专”的深层立意昭然可视,小说演绎了当时流行的革命理念,探讨了农民革命必须行走的道路。从表层结构看,《桥隆飙》描写的是一支叫做“飙字军”的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斗争活动,然而作者的深层动机是通过描写中国共产党对“飙字军”的改造,显示“颠扑不破的真理”——“农民的革命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走向彻底的胜利。”所幸的是,《桥隆飙》并没有成为单纯的政治传声筒,它民间化的叙事尝试稀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这支来自齐鲁大地,充满了民间野性活力的农民革命军,使《桥隆飙》获得了迥异于其他革命题材小说的独特美学品格,但也正因如此,它被当时审美高度政治化的审查机制所不容,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上世纪60年代,作家们在迎合单调的主流文学和另辟蹊径的自觉文学追求中艰难前行,《桥隆飙》则是曲波坚守民间趣味、借鉴古典小说的民间化叙事、迎合老百姓阅读期待的卓越尝试。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山东省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