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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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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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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撒把之二 |
□ 本报记者 李可可
杨大鲁 1960年生于山东,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专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山东美术馆。长期从事西画、国画的创作与研究。近十几年来创作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重要画展以及学术性展览并获奖,应邀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作品被国内外艺术博物馆以及画廊收藏,并在国内许多重要刊物上发表。
杨大鲁很操心梵高的生活,他把自己所能给梵高的,都在画布上作了安排——女人、朋友以及一个中国式的婚礼……他想让孤苦的凡高一生无憾。这一切自说自话的后面,是两双眼跨越百年的真诚对视,是两颗心不期而遇后彼此取暖。
我在采访时数次忍泪,事实上,杨大鲁先生并未提及任何与悲伤有关的事。他只是指着那幅《欢乐挽歌》轻轻地说:“我送给他一堆女人,我在后面给他提着鞋,提着衣服。”全世界都在讨论梵高的价值,赞叹他的色彩、感慨他的遭际,却少有人懂他、爱他本人。狂人离世100多年后,杨大鲁来到他身边,坐在他脚前、伏在他膝头,乐意和他一起骑车、住院、狂欢,一起画画、播种甚至自杀。《吃土豆的人》,杨大鲁把主人翁换成了梵高、死神和自己,正如画中所示,生活本身——尤其艺术之路很可能要面对饥饿、孤独与死亡,这些,许多年前父亲就告诉过杨大鲁了。
1986年,杨大鲁被艺术学院破格录取。有趣的是,老师后来拿杨大鲁中专时的速写让他临摹。直到现在,杨大鲁扎实的速写功底依然为人称道,只是当初父亲带他去火车站,不画完50张不让回家时,他也曾非常抵触。父亲说,画画要付上代价,更要耐得住贫困和寂寞。
父辈的话,少年人当时未必领悟和认同,然而这么多年过去,杨大鲁所付的代价已不仅是那每天的50张速写,不仅是虽然专业拔尖却连年“攻坚”央美和浙美(现在的中国美院)而不得的遗憾以及大学时期翻窗夜画的辛劳,与他相伴的,还有后来23年远居鼓浪屿的隔离感,连语言功能都退化、每每一个人带酒雇船出行、大醉方归的孤独,这孤独囚禁了他,也养育了他；压榨着他,也炼净了他。采访当日,55岁的杨大鲁坐在山东美术馆的咖啡厅里,不喝咖啡,偶饮白茶,一双单纯的大眼几乎眨也不眨地看着面前的人,不躲闪也不逼视,表明他和岁月之间属经过,并未沾染。配上天生的卷发,杨大鲁像极了他的另一位“老友”埃贡·席勒。
熟识杨大鲁的人,常常津津乐道于他放弃山艺本科,连续五年考央美和浙美,虽然总是专业第一而未被录取这件事,因为他英语不行。最后一次本来已十拿九稳——因为央美表示,只要
不出乱子就破格收他。
杨大鲁永远忘不了考前那一夜的狂欢以及第二天命运的痛击——在中央美院地下室的草窝里
,他睡过头了,错过了入场时间!虽然学院依然想留他,但是一张同学联名的大字报贴到了院
长门口,违反考场纪律的事实无可否认,杨大鲁失魂落魄,把一块儿带去的学妹也遗忘在了北
京,独自回山东了。
细细梳理,每一个始料未及其实都顺理成章,杨大鲁就在各样的意外转折中被打磨成了精金美玉。
1980年,他的国画《新犊》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这件喜事后来被杨大鲁论断为“侥幸”。在展览中,观众都驻足于罗中立的《父亲》前面,而杨大鲁上下跑了好几遍,才在一根柱子后面找到自己的画,“太平淡了,缺乏内涵,缺乏冲击力。”大受刺激的杨大鲁从此立下心志:“要么不画,要么就付上代价好好画,画外的东西更重要。”杨大鲁坦承自己在艺术上是走极端的,追求用线表达强烈的情绪。“要么哭,要么笑。”这个人沉静的面孔下有颗狂野的心。有的人之所以沉静,是因为能量都找到了适合的出口,杨大鲁的油画里,有他岩浆般炽热的灵魂,奔跑、呼喊、十字架……每一个符号都是我们身上的一枚碎片,某日碎片合一,人就立在了那里。
杨大鲁自幼深受西方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影响,希望穿过外形直透灵魂,而扎实的写实功底让他在驾驭画面时更加游刃有余。在最初苦攻速写时,曾经有人管他叫杨采尔,因为他模仿门采尔达到十分相似的地步。后来他转换绘画语言,又完成了与席勒的不谋而和。广州美院的范博先生曾把杨大鲁和席勒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然而“太像了”这件事让杨大鲁有些不舒服,他在福州大学工艺美术学院教学时,也更多地鼓励学生追求个性:艺术不是克隆,你和我不一样。“如果一个学生很像我,那我就太失败了。”杨大鲁说。
杨大鲁上学时没有学过油画,所以更能天马行空、不受约束,他的第一幅油画画在了包装布上。第二块画布是拼起来的旧窗帘,绷在一个大窗框上,没想到作品入选了中国首届油画学会展,这事儿连他自己都震惊。和《新犊》的待遇不同,该幅《大辫子》摆在展厅第二的位置上。 从1994年到2014年,杨大鲁的油画和漆画作品先后入选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美展,有时甚至三幅作品同时入选,其他国家级重大展事也从未间断参加。然而杨大鲁并没有四处宣扬,他不想、也不会利用这些来为自己谋取什么。熟悉他的人——如山东艺术学院副书记王力克、著名画家梁文博、岳海波等给他的定义基本一致:含蓄内敛、低调老实、不善言辞、不逐名利、不入俗流,“他是个真正的画家——就是个画画的”,多么朴实、纯粹又高规格的评价啊!岳海波更是赞道:“从人到画颜值都很高。”
像每一位经历过“生产之痛”的艺术家一样,杨大鲁把自己的作品看作孩子。每次参展完毕都把画要回来,并不想着再去参加什么宣传和推介,也不为失去了好多机会而遗憾,“我想通过作品释放和表达,想要追求更纯粹的艺术和人生,我已经努力了,也已经得到了。”他决定继续老老实实地创作,不用相机辅助,只用眼睛和心灵。
2007年春节刚过,一次煤气闪爆点燃了杨大鲁的居所,门窗震碎、物品熔化,他的头发瞬间烧光,但他没有立即逃走,只顾用手扑打油画上的火焰,试图挽救“孩子们”的性命。如今,头发已恢复茂盛,手上的伤痕依然清晰,有些幸存的作品被美术馆收藏,上面还带着烧灼的痕迹。也就在那时,他开始在画中与梵高同行,创作了《病友》等一系列作品——爱梵高,也出于抚慰同病的自己。割耳后的梵高和烧伤的杨大鲁同处一病室,疗伤的药液是调色油,手枪和子弹散落,梵高怀抱象征死亡的骷髅笔筒。一切仿佛都很阴郁,但是二人啊,何不看看两床之间,向日葵正盛开呢?
如今的杨大鲁,已经从福州大学回到山东美术馆,他很感恩能有这样适宜的工作环境。由于曾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他了解年轻人的缺乏和需要,也痛心许多学子盲目散漫、不懂珍惜的现状,所以很愿意承担培养年轻人的责任,并相信未来更美好。看他的国画,人们很容易怀疑:这和那个画油画的是一个人吗?这么轻松、诙谐、幽默、充满童趣呢!就像画家梁文博所说,他把小时候干的坏事儿都坦白了。往事不可追,但初心莫相忘。用油画哭,用国画笑,一生哪怕再困窘,至少还有许多欢乐可翻阅。梵高、席勒、门采尔、德加在这里和中国民俗相见欢,油画、国画合为一体,就是一个完整的杨大鲁。
杨大鲁 1960年生于山东,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专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山东美术馆。长期从事西画、国画的创作与研究。近十几年来创作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重要画展以及学术性展览并获奖,应邀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作品被国内外艺术博物馆以及画廊收藏,并在国内许多重要刊物上发表。
杨大鲁很操心梵高的生活,他把自己所能给梵高的,都在画布上作了安排——女人、朋友以及一个中国式的婚礼……他想让孤苦的凡高一生无憾。这一切自说自话的后面,是两双眼跨越百年的真诚对视,是两颗心不期而遇后彼此取暖。
我在采访时数次忍泪,事实上,杨大鲁先生并未提及任何与悲伤有关的事。他只是指着那幅《欢乐挽歌》轻轻地说:“我送给他一堆女人,我在后面给他提着鞋,提着衣服。”全世界都在讨论梵高的价值,赞叹他的色彩、感慨他的遭际,却少有人懂他、爱他本人。狂人离世100多年后,杨大鲁来到他身边,坐在他脚前、伏在他膝头,乐意和他一起骑车、住院、狂欢,一起画画、播种甚至自杀。《吃土豆的人》,杨大鲁把主人翁换成了梵高、死神和自己,正如画中所示,生活本身——尤其艺术之路很可能要面对饥饿、孤独与死亡,这些,许多年前父亲就告诉过杨大鲁了。
1986年,杨大鲁被艺术学院破格录取。有趣的是,老师后来拿杨大鲁中专时的速写让他临摹。直到现在,杨大鲁扎实的速写功底依然为人称道,只是当初父亲带他去火车站,不画完50张不让回家时,他也曾非常抵触。父亲说,画画要付上代价,更要耐得住贫困和寂寞。
父辈的话,少年人当时未必领悟和认同,然而这么多年过去,杨大鲁所付的代价已不仅是那每天的50张速写,不仅是虽然专业拔尖却连年“攻坚”央美和浙美(现在的中国美院)而不得的遗憾以及大学时期翻窗夜画的辛劳,与他相伴的,还有后来23年远居鼓浪屿的隔离感,连语言功能都退化、每每一个人带酒雇船出行、大醉方归的孤独,这孤独囚禁了他,也养育了他；压榨着他,也炼净了他。采访当日,55岁的杨大鲁坐在山东美术馆的咖啡厅里,不喝咖啡,偶饮白茶,一双单纯的大眼几乎眨也不眨地看着面前的人,不躲闪也不逼视,表明他和岁月之间属经过,并未沾染。配上天生的卷发,杨大鲁像极了他的另一位“老友”埃贡·席勒。
熟识杨大鲁的人,常常津津乐道于他放弃山艺本科,连续五年考央美和浙美,虽然总是专业第一而未被录取这件事,因为他英语不行。最后一次本来已十拿九稳——因为央美表示,只要
不出乱子就破格收他。
杨大鲁永远忘不了考前那一夜的狂欢以及第二天命运的痛击——在中央美院地下室的草窝里
,他睡过头了,错过了入场时间!虽然学院依然想留他,但是一张同学联名的大字报贴到了院
长门口,违反考场纪律的事实无可否认,杨大鲁失魂落魄,把一块儿带去的学妹也遗忘在了北
京,独自回山东了。
细细梳理,每一个始料未及其实都顺理成章,杨大鲁就在各样的意外转折中被打磨成了精金美玉。
1980年,他的国画《新犊》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这件喜事后来被杨大鲁论断为“侥幸”。在展览中,观众都驻足于罗中立的《父亲》前面,而杨大鲁上下跑了好几遍,才在一根柱子后面找到自己的画,“太平淡了,缺乏内涵,缺乏冲击力。”大受刺激的杨大鲁从此立下心志:“要么不画,要么就付上代价好好画,画外的东西更重要。”杨大鲁坦承自己在艺术上是走极端的,追求用线表达强烈的情绪。“要么哭,要么笑。”这个人沉静的面孔下有颗狂野的心。有的人之所以沉静,是因为能量都找到了适合的出口,杨大鲁的油画里,有他岩浆般炽热的灵魂,奔跑、呼喊、十字架……每一个符号都是我们身上的一枚碎片,某日碎片合一,人就立在了那里。
杨大鲁自幼深受西方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影响,希望穿过外形直透灵魂,而扎实的写实功底让他在驾驭画面时更加游刃有余。在最初苦攻速写时,曾经有人管他叫杨采尔,因为他模仿门采尔达到十分相似的地步。后来他转换绘画语言,又完成了与席勒的不谋而和。广州美院的范博先生曾把杨大鲁和席勒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然而“太像了”这件事让杨大鲁有些不舒服,他在福州大学工艺美术学院教学时,也更多地鼓励学生追求个性:艺术不是克隆,你和我不一样。“如果一个学生很像我,那我就太失败了。”杨大鲁说。
杨大鲁上学时没有学过油画,所以更能天马行空、不受约束,他的第一幅油画画在了包装布上。第二块画布是拼起来的旧窗帘,绷在一个大窗框上,没想到作品入选了中国首届油画学会展,这事儿连他自己都震惊。和《新犊》的待遇不同,该幅《大辫子》摆在展厅第二的位置上。 从1994年到2014年,杨大鲁的油画和漆画作品先后入选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美展,有时甚至三幅作品同时入选,其他国家级重大展事也从未间断参加。然而杨大鲁并没有四处宣扬,他不想、也不会利用这些来为自己谋取什么。熟悉他的人——如山东艺术学院副书记王力克、著名画家梁文博、岳海波等给他的定义基本一致:含蓄内敛、低调老实、不善言辞、不逐名利、不入俗流,“他是个真正的画家——就是个画画的”,多么朴实、纯粹又高规格的评价啊!岳海波更是赞道:“从人到画颜值都很高。”
像每一位经历过“生产之痛”的艺术家一样,杨大鲁把自己的作品看作孩子。每次参展完毕都把画要回来,并不想着再去参加什么宣传和推介,也不为失去了好多机会而遗憾,“我想通过作品释放和表达,想要追求更纯粹的艺术和人生,我已经努力了,也已经得到了。”他决定继续老老实实地创作,不用相机辅助,只用眼睛和心灵。
2007年春节刚过,一次煤气闪爆点燃了杨大鲁的居所,门窗震碎、物品熔化,他的头发瞬间烧光,但他没有立即逃走,只顾用手扑打油画上的火焰,试图挽救“孩子们”的性命。如今,头发已恢复茂盛,手上的伤痕依然清晰,有些幸存的作品被美术馆收藏,上面还带着烧灼的痕迹。也就在那时,他开始在画中与梵高同行,创作了《病友》等一系列作品——爱梵高,也出于抚慰同病的自己。割耳后的梵高和烧伤的杨大鲁同处一病室,疗伤的药液是调色油,手枪和子弹散落,梵高怀抱象征死亡的骷髅笔筒。一切仿佛都很阴郁,但是二人啊,何不看看两床之间,向日葵正盛开呢?
如今的杨大鲁,已经从福州大学回到山东美术馆,他很感恩能有这样适宜的工作环境。由于曾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他了解年轻人的缺乏和需要,也痛心许多学子盲目散漫、不懂珍惜的现状,所以很愿意承担培养年轻人的责任,并相信未来更美好。看他的国画,人们很容易怀疑:这和那个画油画的是一个人吗?这么轻松、诙谐、幽默、充满童趣呢!就像画家梁文博所说,他把小时候干的坏事儿都坦白了。往事不可追,但初心莫相忘。用油画哭,用国画笑,一生哪怕再困窘,至少还有许多欢乐可翻阅。梵高、席勒、门采尔、德加在这里和中国民俗相见欢,油画、国画合为一体,就是一个完整的杨大鲁。